第五章 独自在家
每年3—10月的每个周六，波特兰市西部都会举行农贸市场活动。在这里，访客们可以暂时远离短视、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的社会，品尝到生活的真正味道。在这样的农贸市场活动中，每一处摊位上都摆满了精心制作的各式手工美食，这也使得波特兰以“慢食品之都”而闻名。波特兰的农贸市场上还有很多本地著名的非商业化音乐表演：从绿色合唱团到迪吉里杜管，有人穿着苏格兰短裙骑独轮车，有人戴着达斯·维德头盔用风笛演奏《星球大战》的主题曲。就连来参加活动的人群也展示出该市极富参与精神的城市文化：头发花白的嬉皮士，充满自信的自行车骑手，浑身纹身、表情真挚的非主流人士，当然还有向路人宣传各种内容的积极人士，只要你愿意听，他们就愿意向你介绍和宣讲各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比如无家可归人士的收留问题，自行车道问题，同性恋婚姻问题，公司是否应该被当作公民来对待，是否应该强制提供含氟的饮用水等。在波特兰的城市文化中，对自我认知的高度重视是最鲜明的主题，这个城市中的现实生活就像电视剧《波特兰迪亚》中的情景一样。（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中，你恐怕都不可能见到自行车骑行地图不仅有英文版的，还有西班牙语版的、索马里语版的、尼泊尔语版的、俄语版的、缅甸语版的以及阿拉伯语版的。）波特兰整座城市的氛围是真诚、稳健、富有目标的，这里的人们惹了麻烦不会说走就走，而是会负责任地留下来，认真地处理善后工作。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波特兰文化的核心正是一种“说走就走”的精神。虽然这座城市的非主流文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然而这座城市最热忱的非主流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别的城市搬来的移民，他们为了逃离美国不平衡的主流文化而抛弃从前的生活搬来波特兰居住。在上文提到的农贸市场上，我认识了艾丽。艾丽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她告诉我说，之所以选择从洛杉矶搬来波特兰，是因为波特兰是第一座让她感到可以完全“融入”的城市。艾丽说：“我住在洛杉矶时，从不知道隔壁邻居的政治态度是怎样的，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购买有机食品，是否支持同性恋婚姻。”在这里我还遇到了另一位移民斯蒂芬，斯蒂芬是一位学校老师，他说他之所以选择逃离中西部，是因为无法忍受那里保守、不环保的思维方式。斯蒂芬说：“在这里我可以非常轻松自然地拉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的后院不使用杀虫剂’，我可以轻松自然地在食品店谈论垃圾的回收利用。”在这座充满新移民的城市，很多人都能讲出他们如何精心计划，从别的城市逃离至此。30多岁的马林对我说：“搬来波特兰是我们的一项战略决策。”马林和他的男友亚当在搬来波特兰之前曾经对6处备选地的情况进行过调查访问，他们表示：“我们想确保我们将搬去的地方是一个我们每天都想待在那里的地方。”
波特兰并不是这些文化难民的唯一避难地点。在比尔·毕肖普具有先见性的著作《大归类》中，作者提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等城市也逐渐成为左翼人士的聚居地。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则集中在另一些城市和社区中，比如加州的橙县、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以及伯明翰和休斯顿的城郊区域。人口的地理分布曾经主要由就业机会、家庭联系以及其他物质性的因素所决定。然而毕肖普说，如今人们却常常因为“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原因”而选择移民。这些原因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便利程度，与商业中心和体育馆的距离等。毕肖普告诉我：“人们在这方面变得精打细算。如今人们会像在餐馆里拿着一份菜单点菜一样，逐一比较各个城市的优缺点，经过严密的分析以后才最终选定自己的居住地点。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父辈从未想到过的。”用冲动的社会的术语来说，现在的人们会选择能最高效地提供最大精神回报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常住地。
我们可以选择的对象远不止城市和社区。如今，个人消费的目标日益变成寻找和创造一种可供我们自我表达的领地——包括能够强化我们的自我形象和向我们提供精神满足的地点、商品、经验、社交网络和人。我们日益强调什么是我们喜欢的，而对不喜欢的东西则立刻予以抛弃。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这种个人化的过程可能意味着找到一处完美的社区，那里有战前手工式的简易房屋和垃圾回收桶，恰好完美地符合我们的偏好。对另一些人来说，个人化的过程可能意味着在网络上找到一群二次元的朋友，他们的喜好和厌恶与我们完全一致。个人化的过程可以是一种完全满足我们内心对人性深层次渴望的政治活动，也可以是一种帮助我们保持完美身体状态的自我监控技术。个人化的过程可以是对苹果或哈利–戴维森等品牌的迷恋，因为这些品牌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群体认同的方法。个人化的过程可以是一个24小时播放美食节目的频道，也可以是政治不正确的新闻节目，甚至可以是某种3D的游戏环境，在这种游戏中我们可以把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人砍成碎片。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点”，这些地点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基本欲望，即对能满足我们个人偏好的空间和体验的欲望。同样重要的是，上述所有例子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能够非常稳健和高效地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个人化的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当然是我们的胜利。今天的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根据个人的需要来选择与世界接触的渠道。这种伟大的自由正是消费者经济的基础。也正是这种伟大的自由让美国的消费者经济显得尤其迷人和可爱。然而，这种个性化的权力却成为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的市场越是能高效地满足我们的个人偏好，同时帮助我们规避一切我们不想面对的东西，我们就越像是使自己投身于沸水之中。在房地产泡沫的例子中，显然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超级高效的金融系统让我们能充分享受“成功”的生活方式，同时帮助我们规避一切令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比如我们根本无法负担这种生活方式的事实。确实，我们追求个人化的大部分努力并不会导致经济的崩溃，然而这些行为却可能产生一些我们不想面对的成本和后果。
比如，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理想城市的寻找问题。一方面，希望生活在与自己拥有类似看法、类似价值观或者类似时尚品味的人周围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需求，谁又会因此责怪那些寻找理想居住地的人们呢？寻找一个完美的社区曾经那么困难，波特兰、奥斯丁、橙县那样的城市也许找到了某种创造共同价值观的完美渠道。另一个方面，随着人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找到完全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区，整个国家逐渐失去了某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大归类”的风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地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有1/4的美国人生活在深红或深蓝地区，所谓深红或深蓝地区是指某一党派在总统选举中能以超过20%的优势胜出的地区。然而，经过40多年的大归类，如今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与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聚居在同一社区，因此今天已经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住在这种所谓的“压倒多数地区”。（在波特兰及其周围的茅特罗曼县，政治的平衡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一区域的支持率不分伯仲，而如今民主党在这一区域能以45点的巨大优势赢得选举的胜利。）显然，这种民众政见方面的隔离趋势是导致美国政治中两党对立僵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中还会再次讨论）。然而在社区的层面，这种隔离的趋势也降低了社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我们不必再掌握妥协和自我控制的艺术。在休斯顿、堪萨斯城或者伯明翰的城郊地区，自由主义者已经变成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同样，在左翼人群聚居的城市——如麦迪逊、奥斯丁和波特兰，保守派的声音也逐渐销声匿迹。虽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轻松、舒适的生存环境，却也让我们的民间社会失去了某种活力。波特兰地区一位专门研究移民问题的经济学家乔·科特赖特说道：“由于我们能够轻松地选择自己的邻居，我们失去了与不同背景的人们接触的机会，因此也就无法接触到那些与我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人。”
对个性化生活和自我形象的强烈追求导致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本，政治两极化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对个性化的强烈追求会产生巨大的风险，然而这种风险表面看来却是非常微妙的：我们越是将自己闭锁于完全个人化的经验和生活方式中，就越难以接触和接受任何我们不熟悉的、不符合我们偏好的东西。然而有一个冰冷的事实一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社会面临的某些最大的挑战既不是个人化的，也无法被个人化定制。相反，这些东西是固有的、集体的，并且常常是令人不快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耐心，必须包容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必须愿意妥协和牺牲。简言之，社会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不美好、不高效的东西，然而以欲望驱动、一味追求高效率的冲动的社会却不断地劝说我们回避这些东西。
本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本次金融灾难结束之后，我们本应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通力合作，努力改变我们的金融体系，以及对金融体系的问题持放任态度的腐败的政治体系。事实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进一步抛弃了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度，将自己更深地封闭于个人的生活之中，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个性化的自我成为躲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我们的社会不断赋予每个公民更多塑造自己生活的权力，却几乎从不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运用这些权力，这无异于为社会成员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市场不断向我们提供更大的个人权力，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广泛的社会中抽离，不用去面对那些令人讨厌的问题。这样的趋势明明是危险的，我们却无忧无虑地相信所谓“市场的智慧”，认为市场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好东西，因为效率市场的经济理论正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这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标志性理念：每个人都只应该为自己而活。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大隔离”的趋势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大约200年前，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已经指出，自从美国人逃离了欧洲文化的严密控制，他们就不断受到个人主义的诱惑，希望可以“离开广泛的社会而只关心自己”，只关注个人的追求和目标。而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是因为大家都理解社会是取得的个人利益的必要途径。务实的美国人认识到离开社区的帮助，个人的利益很难实现，因此他们选择继续保持与社会的接触，“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盟似乎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托克维尔写道：“因此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何时应该牺牲部分个人权力来拯救其他人”，正是这样的品质保证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始终充满活力，富有生产力。
然而，托克维尔这种“理智自我利益”的乐观想法是以一个大前提为基础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认同，个人的利益与整个社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过，随着消费者经济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大的个人权力（或者说至少让人们产生了个人权力不断提高的感觉），与“他人结成联盟”如今看起来似乎已经不那么有用了。同时，显然存在一种相反的作用力——对自由的追求，这种作用力诱惑着我们切断与他人的联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主要是由一些见证过战争和经济萧条的人创造的。这些人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深刻理解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明白适当的自我牺牲是保持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条件。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社会凝聚力的精神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成为那个年代左派和右派的共同信念。罗斯福新政中提倡的社群主义精神隐含了对自我牺牲的要求，然而随着自由主义的抬头，人们开始反对这种自我牺牲的要求。（在肯尼迪总统发表“不要问”的演讲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嘲讽的口吻批评了总统的演讲：“质问公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实际上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政府是人民的主人和上帝，而公民只能是政府的仆人和信徒。然而对自由的人们来说，国家只是构成国家的所有公民的集合，并不是某种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神圣的东西。”）
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消费者经济向公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追求自我利益的机会，而且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再也不需要他人的协助和批准了。事实上，不管别人如何反对和批评，我们一样可以继续追求个人的目标。我们的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的城堡。我们的房屋放弃了前庭、草坪等对外的结构，主要强调更大的内部空间、后院以及封闭的车库。虽然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我们的经济已经无法向民众提供更多的个人实际财富，然而数字革命的兴起使追求个人自由的运动变成了社会文化的永久组成部分。追求个人自由本身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虽然经济危机多少打击了我们追求个人化生活的努力（现在，我们寻找理想生活城市的热情已不如2008年以前那样高涨），然而各种个人技术的发展却使我们可以继续以低廉的价格定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和无所不知的互联网，即使像我这样不太懂科技的消费者也仿佛置身于一个宏大的数据宇宙的最中心，我们能获得的资讯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是高度个性化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同事、家人、朋友联系。我们可以用从前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方式快速定位各种娱乐项目和购物场所。（我们可以随时追踪我们的朋友正在哪间酒吧喝酒，并且能在导航软件的指引下迅速抵达狂欢的现场。）我们可以享受电脑算法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歌曲清单，也可以在不断翻新的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Vine（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络服务系统）、Chatroulette（一个视频聊天网站）等网站上随时收看各种精彩的视频。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把自己的休闲时光（以及工作日中某个令我们不快的时段）定制为一种完全个人化、个性化的娱乐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各种高智慧的技术缓解我们的压力，填补我们的空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投身于我们真正的工作——自我表达——之中。
这种巨大的个人权力在一代人之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与个人技术的光辉前景相比，我们目前的这点享受几乎算不了什么。将来，智能手机将成为可穿戴、甚至可植入的设备，互联网不仅会把我们连向数字化的目标，还能把我们连接到物理环境中的任何东西上。我们的汽车、房屋、家用电器、宠物、食品店货架上的各种商品、我们路过的各种商店都会不断地向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告诉我们它们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高科技算法将通过统计方法分析出我们可能喜爱的商品，并尽最大努力劝说我们购买这些商品。在商场和机场，高科技的电子岗亭能自动察觉我们的存在，并立刻分析我们的购物历史，据此向我们提供量身定做的优惠信息。在派对上，电子化的标签可以显示每一位来宾的恋爱状态和职业地位，于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可以与哪些人调情，应该拍哪些人的马屁。在一场谈话和另一场谈话的间隙（如果谈话比较无聊的话，甚至可以是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可以回复短信，查阅个人化的新闻推送，或者从街角的餐厅订购烤肉外卖（我们订的烤肉外卖很可能是由无人驾驶的小型飞机送上门的）。对于未来生活的形态，我们充满了各种乐观的想象和预测，似乎那将是一种充满活力、以理性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生活：在任何的时刻，不管我身在何处，不管我和什么人在一起，我都可以精确地了解我的个人利益所在；我可以据此准确地判断我应在多大程度上与周围的人或者整个社会进行交流。有了这样的信息，人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将各方面的个人回报最大化。
也许，我们一直真诚地相信上述美好的生活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身边。然而读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对冲动的社会的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不能盲目相信市场对我们的承诺，因为在上一段旅途中，我们显然被冲动的社会严重误导，走上过一条非常危险和错误的道路。虽然不断放大的个人权力每一周都在奇迹般地持续增长，然而大量证据已经向我们证明：更高程度的个性化并不一定能让我们更理性地对待我们的个人利益以及社会的总体利益。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经看到软件设计师是如何诱使在线游戏玩家整日坐在电脑屏幕前，导致这些玩家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实际情况是，这种恶意诱导我们走上歧途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游戏领域。记者尼古拉斯·卡尔曾出版过一本观点尖锐而悲观的著作《浅薄》。这本书中提到，所有身处数字化社会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卡尔认为，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数字化环境太急于取悦消费者，因此对消费者的个人偏好过度迎合。整个互联网环境的组织形式就像一部巨大的网络游戏，在互联网的海洋中，每个网民都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正反馈机会。不论我们的鼠标点在哪里，我们随时都可以获得新事物的奖励——这种新事物可以是文字、图片，也可以是其他的数字化对象。这种奖励的新鲜感（以及随之产生的神经递质释放）很快变得与信息内容本身同样重要。卡尔写道：“数字化的环境把我们都变成了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我们和小白鼠一样不停地按着面前的拉杆，希望获得社会或智力上的微小奖励。”
更严重的是，对新事物的渴求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理解和处理已经获得的数据的能力。卡尔认为，由于获取新信息的行为本身已经变得和信息内容一样重要，我们的头脑因此产生了混乱，在我们已经获得的信息（比如一本我们已经下载却还没开始阅读的书）和想要获得新目标的欲望之间出现了冲突。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对新事物的期待和深层次地理解一个事物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心理过程，这两种心理过程之间的冲突使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这导致我们不能专心处理和吸收已有的信息。在这样的机制下，虽然我们消费了更多的信息，对信息的处理却变得更加粗糙和浅薄了。此外，有研究显示，任何常规性的行为最终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因此，一旦这种大量搜集、低效处理信息的模式成为习惯，就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永久性的结构改变。因此，即使我们离开数字王国走进现实世界，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深入、高效地处理信息了。不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越来越执迷于对新信息的挖掘，而不再有动力和能力对手头已有的信息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我们越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越来越无法区分哪些事物真正有意义，哪些东西只提供一种肤浅的刺激。面对复杂深刻的想法和问题，我们越来越力不从心。神经科学家乔丹·格拉夫曼这样告诉卡尔：“同时处理的任务越多，你就越轻率，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差。”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数字化革命事实上反而降低了我们理解自我利益的能力，人们不再知道何时应该适当牺牲个人利益以追求更长远的收益。
数字化的新工具不仅没有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变得更容易，反而成为我们追求个人利益的障碍。要理解这一现象并不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革命带来的问题只是商品经济产生的问题的最新版本。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商品经济就开始向我们提供各种方便有效的工具：智能手机、巨型SUV、加双倍熏肉的芝士汉堡王，所有这些迷人工具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好，而是让出售这些商品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当我们狂妄地滥用商业市场赋予我们的个人权力时，我们也许没有想到，那些居心叵测的公司向我们提供这些产品并不是真的想向我们提供什么权力，它们唯一的目标是提高公司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的权力。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向消费者出售他们不想要的个人权力。然而在后物质主义的超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已经不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取决于商家认为卖什么最赚钱，我们想要某种商品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狂热地渴望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更多自由以及更多个人偏好。虽然我们不断强调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然而在每个产品周期中，促成更多、更强的消费者工具不断涌现的动力并不只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我们看到广告之前，在我们看到朋友手中的新产品之前，我们常常完全不了解这些新产品的性能和特点，试问我们怎么可能需要和想要一种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呢？因此，事实上每年大量流入市场的个人化权力主要反映的并不是消费者自身的需求，而是商业公司的需求：它们希望保持利润的机器不断运转，希望生产力不断提高，希望自己公司的股价永远不停地上涨。
显然，自从近100年前阿尔弗雷德·斯隆开始大规模生产“淘汰旧商品的需求”时起，上述现象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然而，随着数字化效率的提高，商家对利润的渴望不断升级，我们越来越多地以消费行为定义我们的生活和自我，市场和消费者自我之间的这种畸形关系已不再是“一种现象”，而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现象”。我们的商业机器不断生产过量的个人权力，就像农民过量生产谷物一样。因此，消费者市场上每时每刻都泛滥着各种过剩的东西：过量的马力，过量的像素，用不完的面积和数据内存空间，我们的身体无法消耗的快餐卡路里，过多的咖啡因，以及其他任何能被大规模生产的过量个人权力。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并不需要、甚至并不想要这些过量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些权力，消费者的生活反而可能更美好——然而已经没有人再关心这样的事实。只要过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它们就必须从供应链流入人们的生活，为了确保这一点，商家采用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颖而激进的市场营销策略，其中当然包括各种强制消费者更新换代的措施，除此之外，商家还越来越多地运用一些侵入性的手段：比如追踪我们访问过的网站，分析我们的购物历史，监控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商家通过这些数据预测我们的喜好和欲望，然后通过迎合这些喜好和欲望来追求它们的季度盈利目标。如今，有线电视公司已经可以向家庭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广告。一位电视公司的管理人员向我夸耀道：“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向养狗的人推送狗粮广告，向养猫的人推送猫粮广告，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家庭有三个孩子，我们就推送小型货车的广告。”最近因为大规模泄露用户数据而臭名昭著的塔吉特公司还曾因为另一项不光彩的举措受到过关注：塔吉特公司的市场推广系统能够根据少女的购物历史准确预测少女何时及是否怀孕，他们甚至能够比少女的父母更早知道少女怀孕的消息。商家对消费者偏好的精心计算已经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在这样的消费环境中，我们的选择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决策，而是市场与我们合作的结果，在很多时候，市场甚至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我们的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市场就会与消费者的自我完全融为一体，我们内在的渴求、我们对高效满足的不断追求会与商业公司对资本回报率的渴求完全同步。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市场与自我的完全同步会导致我们越来越习惯将自己视为我们私人宇宙的中心。随着每一个产品周期的出现，随着每一次产品的更新换代，自我表达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第二本能。自我表达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改变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我们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负责任的公民，而变成了一群贪得无厌的自私鬼。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经济的健康程度，新的科技是否有用，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否可以接受，我们判断这些问题的标准变成了它们能否向我们提共更大的个人权力，能否让我们从一瞬间的自我满足和肯定直接跳转到另一瞬间的自我满足和肯定。
从文化的角度说，冲动的社会已经到达了终点：自我已经成了所有事物的中心，所有事物都必须围绕自我来运转。不择手段地谄媚讨好消费者的消费市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这样的现实，而其他板块也正越来越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现代政治中，一项政策和一位决策者的成功与否已不再取决于政策是否有用和高效，而取决于政策是否能够迎合选民的自我意识（你会想要和泰德·克鲁兹一起喝啤酒吗？你是否觉得希拉里·克林顿为人过于强势？）新闻不再报道对集体、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事件，而变成了一种完全迎合个人喜好的定制信息流。这种定制过程可能是通过某种个性化算法完成的，也可能是在我们随机点击各种能吸引我们眼球的头条的过程中自动完成的。技术专家尼古拉斯·内葛洛庞帝把这种新闻形式称为“每日自我播报”。甚至连我们的艺术也越来越少地去讨论深刻、富有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少地去表现那些重要、永恒的主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以个人认同为核心。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经发现，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当一个人看到一幅画、一首诗，或者一本书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这个东西美不美、深刻不深刻”，而是“这个东西能为我做什么”。在丹尼尔·贝尔的时代，数字剪辑技术尚未出现。如今，数字剪辑技术已经把文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电视剧、歌曲、电影或图书——都转化成可以随意拼贴的美学碎片，人们可以随意心所欲地把这些碎片撕裂和重组，通过各种形式的混搭达到自我表达的目的。在冲动的社会中，所有文化都只是自我的工具和傀儡。随着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和自我创造，我们的自我在一刻不停地膨胀。
我们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生活，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个人化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只有我们熟悉的东西，只有与我们的自我相关的事物。当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情况后，任何我们不熟悉的、与我们无关的事情都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和恐慌。陌生和差异让我们焦虑。他人的不同意见使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即使对最文明理性的公民来说，要保持社会的多样性都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和妥协，同时也必然会引入一定程度的风险，而这些所谓的低效率元素却正是如今我们的消费者文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极力排斥的东西。然而，这些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低效率元素对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必不可少。这些元素是民主和社区的基础，而民主与社区这两种制度从定义上来说注定不是效率最高的。卡斯·桑斯坦（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曾提到过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者）认为，有效的民主文化必须包含某种混乱而尴尬的“不期而遇”，人们必须能够“接触到一些他们并不想接触到的东西，必须能够听到一些他们并不想听到的话题和观点，虽然这些东西常常令人不快”。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随着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日益适应我们的偏好，人们越来越相信我们有权力躲避我们不想听到的意见，远离我们讨厌的人，避免其他各种形式的“不期而遇”。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民主共和国的黄金时代中，每个人都完全接受和认同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在那个时代，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求同存异的方法，比如，与别人礼貌地谈话时，我们可能会故意回避某些敏感的话题（如政治和宗教）。通过这类行为，我们成功保持了各类人群的共同价值基础，从而保证我们的社区和社会能够良好地运行。然而，如今任何稍微委屈自己的行为都被视作对自我表达权力的严重侵犯。我们发现，与其委屈自己适应他人，不如只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这样我们就可以只接触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观点了。
然而，这是一种危险的习惯。一旦我们不再能包容任何形式的差异，一旦我们开始在自己和与自己不同的人群之间制造实际和虚拟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桑斯坦和毕肖普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受群体心理学的影响，如果一个社区中的成员拥有非常相似的价值观，那么他们的观点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容忍不同意见的能力也会越来越低。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和我们的价值观非常类似的群体中时，群体的肯定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更加自信。很多研究显示，对于大部分政治和社会问题，一个普通的个体通常并不会拥有非常强烈的观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比较和分析各种不同论点，因此也就无法得出非常明确和强烈的结论。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并不具有强烈的自信。于是，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常常倾向于把周围人的普遍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桑斯坦认为，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的多样化社区中，这样的心理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持有比较中立的观点”。换句话说，中庸的态度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本能。然而，在一个经过分类、人与人之间高度相似的社区中，通过不断赞同和肯定他人的意见，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并不需要认真地分析和思考，群体的认同已经足够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桑斯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信心越高涨，我们的信念就会变得越强烈。用桑斯坦的话说：“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因为团体的支持和肯定，人们的看法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因为当人们知道其他人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时，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自信。”而毕肖普认为，上述动态机制几乎在每一种高度趋同的群体中都会出现。不管是选民、同一间教室里的学生、陪审团中的陪审员，还是联邦法院的法官，在任何群体中，只要群体的多样性降低，人们的意见就会变得更加极端。毕肖普说：“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这方面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多样化的人群聚居在一起能让大家变得更加平和与中庸，如果持相同意见的人聚集在一起，则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和极端主义。多样化的社区能够限制群体的极端思想，而过于趋同的社区则导致不同人群间的分歧日益加剧。”
在政治领域，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在第八章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在社会化的世界中，个人越想保持自我，就越会对保持自我的能力造成根本性的危害。康涅狄格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林奇是一位人类知识理论的专家。林奇认为，一旦人类失去了忍受不同意见的意愿，就失去了获得真正的自我知识的能力。当我们拒绝接受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时，我们不仅拒绝了这些具体的人，还拒绝了“他人”这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拒绝承认在自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受我们控制，也不依赖于我们的自我而存在。然而，林奇认为，他人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人不仅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帮助我们保证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还是我们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只有认识到自我之外还存在某种更广阔的东西，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是谁（更重要的是，理解自己不是谁）。在我们的消费者文化中，由于外界越来越努力迎合我们的偏好和需求，自我与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林奇说：“我们需要‘他人’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确定自我的界限，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自我的界限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不断扩大。我们的自我不断膨胀，自我的领地也变得越来越广阔，于是对世界的兴趣渐渐等同于对自我的兴趣。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观念。因为世界总是比我们的自我更加宏大，世界比任何一个人的自我都更加广阔。我们越相信自己能够控制整个世界，就越会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洞穴中，被洞穴墙上的影子所愚弄。”过度的自我膨胀非但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反而削弱了我们的能力。林奇说：“我们变得巨大而脆弱，你懂吗？就像一个充满了空气的热气球一样。”这是冲动的社会所导致的另一个根本性的悖论。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社区的支持，然而，当我们不断地努力创造一个能完全反映我们自我身份的社区环境时，我们是否反而抹杀了那些定义我们个人存在的最重要的东西呢？
用热气球比喻不断膨胀却日益脆弱的现代自我是非常恰当的。事实上，个人化的过程其实意味着我们拒绝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而坚持让世界围绕我们个人的偏好运转，似乎控制和主宰才是我们人生的唯一模式。然而，人类并非生来就是外部世界的主人。相反，我们是为了适应广阔的外部环境而生的。人类进化出体积更大的大脑是为了与其他人合作、协商和妥协；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外部环境从不主动适应我们的偏好和愿望。虽然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各种改善周围环境的技巧，然而能否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能否让自己和自己的预期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正是在不断忍受各种困难和失望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获得了力量、知识和洞察力，这些宝贵的东西不会因外部世界的艰险而磨灭，正是这些根本性的东西让人类逐渐成为世界的主人。
几乎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都理解和认同这一点：不接受逆境的考验，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坚强的、自给自足的个人——逆境是人格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然而，我们的现代文化却过分强调“个性”，鼓励我们回避一切形式的不快和困难。在我们冲动的社会中，消费者文化的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截然相反：消费者文化尽一切努力说服大家，艰险、困难，甚至尴尬都完全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只有在一些特殊的自我提高的时刻，比如绳索训练和魔鬼腹肌训练时才可以出现）。不适、困难、焦虑、忍耐、压抑、拒绝、不确定性、模糊性，在冲动的社会中，这些不再是帮助人们成长、让人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的机会。相反，它们只是错误和低效率的代表，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修正这些错误，而修正的方式通常是更多的消费和更强烈的自我表达。
于是，我们再也不想为了一个包裹等上几天，我们希望任何商品都能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家门口。我们甚至愿意付费享受当天送达的服务。我们渴望亚马逊能够早日推出无人机送货服务，让我们订购的商品可以在30分钟内来到我们身边。随着我们的社会系统能够越来越快地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完全忘记了还存在这样的可能：也许等待和忍耐才会让我们更加满足。等待和困难是高效率消费者市场的最大敌人，就像真空是自然的敌人一样。因此，虽然等待、困难、低效也许能塑造更坚强的人格，我们却没有耐心去等待这一过程的发生。对效率市场而言，人格和美德本身就是一种低效率的元素；经济的终极目标是产量的提高和股价的抬升，而人格和美德却是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只要我们的社会能够产出更多自我表达、自我满足、自我提升的权力，我们就必须立刻使用这些权力，这是整个现代消费者文化最重要的隐含假设。因此，如今我们自我表达的程度以及我们的自我不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由效率市场决定，由商业机器决定，由永远不知疲倦的资本和创新的循环决定。虽然这会让我们的自我变得越来越虚弱，我们却早已丧失了拒绝的能力。
当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更新的高效率来源时，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都知道，对个人的发展而言，社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有在社区中，我们才能学习和吸收社会的规则和常识，为人际交往和取得成功做好准备。正是在社区中，我们理解了限制和自我克制的必要性，理解了耐心、坚持以及长期承诺的重要性，并将这些概念内化为我们价值观的重要部分。社区压力是社会限制个人短视和自私行为的重要的渠道。（用经济学家萨姆·保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的话说，社区是“将社会义务转化为个人愿望的渠道”。）然而，社区不仅仅通过对个人的不当行为说“不”来完成上述任务。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我们逐渐发现自己的能力和长处。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建立起作为公民和社会生产者的价值感。通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我们不仅消费社会商品，还能通过生产社区所需要的东西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社区不仅能教育我们成为具有生产力的公民。在社区中，有较强社会关系的个人通常生活得更好。这些人不仅在生理和心理上更加健康，也能够更快地从伤病中恢复过来，此外，他们患进食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概率也低于普通人群。研究显示，与社区联系紧密的人更快乐，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评价更高，即使这些人所处的社区并不富裕，或者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这一规律也仍然成立。事实上，在影响人们幸福指数的因素中，社会联系甚至比金钱更重要。研究显示，定期参加社会活动（如志愿者活动、教堂活动、招待朋友、参加俱乐部等）能显著提高我们的快乐程度，其效果相当于把我们的个人收入增加一倍。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曾这样说道：“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很多学者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在所有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变量中，对我们的快乐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社会关系的深度和广度。这一规律不仅在美国成立，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广泛适用。”
可惜的是，虽然社会关系如此重要，在冲动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却未能很好地保护这种重要的财富。随着商业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很多过去曾十分紧密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或者被某种崭新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新的社会结构也许确实比传统的社会结构更好——即使在一些表面看来十分自由的社会中，传统社区也通常会压抑个人成长、个人实验以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然而，虽然新的社会关系希望赋予每个个体更多的主动权，让个体能够选择和控制自己与社会联系的方式，但它同时也导致了高昂的成本。社会关系越来越成为消费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希望社会关系能够迎合个人的偏好和计划，我们不再把社区当作一种必需和义务，而认为社区应该适应个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当社区与我们的心情和偏好相适应时，我们才愿意参与社区的活动。这种空前的自由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我们能够全面控制自己发展社会关系的过程，我们有时会选择回避某些需要妥协的传统互动方式，而这些互动方式可能是将我们塑造为有用的、完满的个人的关键因素。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越来越方便地通过电子渠道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一项我们引以为豪的崭新个人权力。从理论上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本应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然而，由于电子化交流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的限制——我们可以不断展示任何形态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表达任何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不成熟、不合适，多么平庸——这种个人权力可能稀释了社会交往的价值。
研究显示，如果人们可以长期在网上高效地交流，就会对线下的人际关系造成伤害。约瑟夫·格雷尼是VitalSmarts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人们的网络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约瑟夫·格雷尼告诉我们：“人们似乎完全清楚，许多重要对话不应该发生在虚拟的社交媒介上。然而人们似乎无法抵挡网络的诱惑，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便的渠道立刻释放自己的情绪。”
我们希望通过网络交流建立某种我们需要的联系，然而由于网上交流过于容易，这种过度的方便反而会伤害我们试图建立的关系。即使网络交流是完全友善的，这种伤害也无法避免。社会学家和诊疗心理学家雪莉·特克花费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人们在数字网络上的交流情况。雪莉·特克认为，由于技术的发展，现在人们完全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保持联系，我们与他人的交流如此频繁，任何短暂的失联都会让我们感到被孤立和被抛弃。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没有人会因为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与他人联系而感到不安，然而在数字化的今天，如果不能随时随地获得反馈，人们就会感到焦虑和不适。在雪莉·特克的著作《共同孤独》中，特克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时间轴完全坍塌的社交世界。大学生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给父母发短信，汇报各种微小的事项，一旦他们不能迅速获得回复，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如果情侣中有一方不能快速回复短信，很可能会导致分手的结局。如果在朋友圈给朋友的点赞不够及时，友谊常常因此走向尽头。今天，如果一位青少年不能立刻回复父母的电话和短信，很多父母就会拨打911报警——在数字时代之前，这种恐慌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数字化技术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权力，也提高了我们交流的效率，然而我们的世界却因此变得更缺乏安全感了。
如今，几乎所有的社交互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渠道来完成，然而在这个完全数字化的表面之下却潜藏着高效率所导致的不安全感。不论对何种类型的关系（爱情关系、家庭关系甚至职业关系）而言，数字技术的性质导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情绪悬念之中。数字化交流具有简短、非正式的特点，我们交流的内容常常是思想和情绪的碎片，只有更多的交流才可能消除其不完整感。因此我们总是在等待，希望知道故事的下一步进展。特克认为，数字交流的这种特点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交流模式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的情绪尚未完全形成就已经被表达了。同时，交流和表达成了情绪的一部分，未被交流和表达的情绪被当作不完整的情绪。”换句话说，思想和情绪曾经主要是一种内在的过程——我们首先在内心完整地构筑起思想和情绪，然后才会去表达这些思想和情绪；然而，如今思想和情绪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循环的、公共的过程。自我认知的过程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循环的互动过程——这就产生了特克所说的“合作性自我”。与此同时，我们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完全私人的、自我满足的个体的能力。特克写道：“现代文化不再要求我们学习如何独处，也不再培养在私人状态下反思自己情绪的能力。”因此，虽然冲动的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我们却正在失去真正的独处能力。
在一种如此执迷于个人利益的文化中，我们却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这实在是冲动的社会最具讽刺意味的特点之一。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表面上过于热心、实质上却对我们进行冷酷操纵的消费者文化中，消费者无异于一群无助的羔羊，消费者文化一方面赋予我们绝对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导致我们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市场和商业机器。这极易导致一种矛盾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识，我们一方面高度自我膨胀，另一方面又被一种深层次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所吞噬。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主带来的满足感，我们不得不追求更多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作为补偿。然而，这只会让我们更加远离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使我们无法在人际关系的帮助下获得稳定、完满的自我体验。
在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托弗·拉希把这种空虚的个人主义诊断为文化所催生的自恋主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身份从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我们丧失了很多技能，也丧失了对自我能力的认同，以及依靠自己改变世界的信心，而这两个元素是促成自信、安全、内在化的自我认知的重要元素。由于缺乏自我满足的内在生活，我们转而追求一些外在的替代品。我们越来越渴望其他人的认同。我们迷信专家的意见，沉醉于各种名人和成功的故事。我们极力追求社会地位和新鲜事物带来的即时快感。面对这样的需求，对机会和匮乏高度敏感的消费者文化迅速反应，向我们提供各种途径暂时性地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这些替代品如此精美迷人，我们渐渐对这种外部刺激上了瘾。于是我们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发生了融合，最终导致了拉希所说的自恋文化的形成。
拉希的这种诊断是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恋症状。不仅就诊患者中这种症状变得更加普遍，在社会上的普通人群中，自恋同样变成了一种流行病。随着自恋症的流行，很多病态的心理症状越来越普遍，比如过度的自我膨胀，过于激进地追求自我提升的倾向，过度依赖外界认同的矛盾心理，以及认为自己的固有权力未被满足而产生的愤怒。虽然患有严重自恋人格障碍症的人是极少数，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一种或多种自恋倾向，自恋症发病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心理障碍（比如强迫症）。《自恋流行病》一书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琼·特文格和基思·坎贝尔的研究显示，自恋症在普通人群中增长的速度与其他公共健康问题——如肥胖——的增长速度一样惊人。
为什么自恋症变得越来越普遍？标准的解释主要着眼于文化和家庭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庭和文化都开始强调建立儿童自尊心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在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被灌输这样的信念：自己是特别的、与众不同。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在长大以后，仍然抱有一种不现实的、幻想性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在外部世界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我认为经济因素也是造成自恋文化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自恋主义的核心是从本质上拒绝接受外界的限制，不久前，只有十分富有的精英阶层才有权力和机会拒绝外界的限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艰难很快就会让我们习得一种更加现实的自我认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然而特文格和坎贝尔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是在过去的40年中，个人权力水平的飞速提升（包括技术、金融以及社会方面的权力），使得逃避现实约束的自恋主义在更广泛的人群中生根发芽。特文格和坎贝尔认为，造成自恋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宽松的消费者信贷的盛行。消费者信贷从两个方面促成了自恋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它使人们可以暂时逃避经济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度消费可以进一步加强人们的自我认同，使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大幅膨胀。特文格和坎贝尔指出，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革命和自恋主义文化已经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宽松的消费者信贷（换句话说，是某些消费者背负巨额债务的意愿和能力）使人们可以向自己和社会展示出成功的假象。”
当然，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信贷的标准。但是，随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技术的推出，自恋型人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廉价而高效的途径，使我们可以向世界和自己展示一幅虚幻的伟大自我形象。随着自我追踪运动的兴起，每个人都可以监控、分析甚至在虚拟世界中与他人分享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卡路里的摄取到当下的心情，再到家庭和办公室的工作效率。这种自我追踪运动让我们能以一种所谓的客观视角来审视自己，然而这种行为本质上必然会鼓励进一步的自我迷恋和自我中心（技术怀疑论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将这些自我追踪者称为“数据恋者”）。我们越来越喜欢拍摄和展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明星般的自恋之爱。40年前，拉希就曾经对现代化的生活做出了这样的描述：“电子图像成为生活方方面面的中介，在我们对他人和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时，我们情不自禁地开始表演，好像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被一台看不见的摄影机所摄录一样。我们似乎随时都在想象着有一群看不见的观众正在欣赏我们的表演，同时我们想象自己的表演影像会被存储起来，在未来的某一刻受到认真的检视。”然而，如今拉希这种带有含糊的妄想性质的比喻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标准运作模式。现在担任佐治亚大学心理系主任的坎贝尔说：“我们拍摄所有的事情。人们会拍下正在听音乐会的自己，而且自拍仿佛成了听音乐会的真正目的。从前人们的生活态度是享受当下，如今人们的生活态度变成了向人们展示我正在享受当下。很多时候人们的想法是：‘天哪，我必须赶快拍张照片，贴到社交网络上以获得回应。’”
的确，让别人看到自己日益成为人们取得个人成功和社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自我表达能够被他人所消费——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人在YouTube和脸谱网上传各种DIY（自己动手制作）的宣传片，而更厉害的人则选择参加商业化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这种节目的核心就是让普通人去做不普通的事情。在这类节目中，我们又一次成了生产者，然而我们的产出已不再是谷物、煤炭和钢铁，而变成了各种尴尬、凶暴、利己主义的表演，只要能抓住电视机前观众的眼球，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敢做的。真人秀节目源自上镜文化，又反过来为上镜文化添柴加火。真人秀节目是追求个性化之路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冲动的社会的实时编年史。在真人秀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冲动的社会的一切特点：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自恋冲动、观众追求快速直接的兴奋感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技术效率和金融效率的不懈追求。各种电视媒体之所以喜好真人秀节目，是因为制作这种节目的成本极为低廉：参与者常常不需要任何报酬（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真人秀节目获得暂时的知名度，并发展演艺事业），先进的录影技术使媒体可以轻松将数百小时的录影带剪辑成各种充满戏剧冲突的剧集。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追求高效率的商业模式如何将市场进一步推向自我，又如何将自我进一步推向市场。
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真人秀节目的流行实际上将冲动的社会最核心的幻想合理化了。这个核心幻想就是：自我是度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任何能扩大自我和吸引更多人关注自我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多么冲动、多么反社会，或者多么愚蠢）都是个人成功的标志。正在研究真人秀节目现象的坎贝尔说：“真人秀传递给我们的理念就是：只要我们表现得足够反常，足够令人讨厌，别人就会注意到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明星。这种知名度不是基于个人的能力，甚至也不是基于个人的出身：这简直是最容易的出名方法。我想说的是，金·卡戴珊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她出名的方式实在是太聪明了，她简直是帕丽斯·希尔顿的平方。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出这种名？”
与此同时，真人秀节目还使我们看到冲动的社会最核心的失败之处：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应该如何塑造独立可靠的自我。回顾美国历史，美国人民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DIY项目来定义和展示他们的自我：从共和国最初的日子开始，我们就是自己成就自己的个体，我们可以利用任何形式的文化元素（不论是最虔诚的宗教元素，还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元素）来塑造和修饰自我，我们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我们最想要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我创造过程有时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中撤离：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惠特曼等19世纪的美国作家都认为，自我实现有时需要个人脱离“广阔的社会和僵死的制度”，如爱默生所说，以更好地“接受个人目标的指引”。有时候，这种自由主义理念甚至认为，当国家侵犯了个人的原则和信念时，人们应该收回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支持——用梭罗的话说，这是一种“公民的反叛”。
然而，在这种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中，在讨论自我认识时，人们从来不会把自我实现和自我沉迷混为一谈，人们也从来不认为自我创造的过程应该允许个人从社会中完全抽离。事实上，对大部分19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而言，社会是美国人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梅尔维尔和惠特曼都非常重视并强调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即使是梭罗抵制美国政治体制的行为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这个体制的热爱，以及把这个体制变得更好的愿望和决心。旧世界的等级制度将公民锁定在不同的阶层和位置上，并以此确立了每个人的身份。虽然美国人宣称我们已经从旧世界中独立出来，但事实上，作为来自旧世界的移民，我们从未正式拒绝过旧世界的社会人格概念和自我定义。比如，我们可以在美国流行的教育小说和成长小说中清楚地找到欧洲文化的基因。在这些小说中，自我创造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化过程：主人公会经历一个拒绝社会、试图独立行动的阶段，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变成更有智慧、更坚强的个体，从而能够以生产者的身份重归社会。社会化始终是这些个体的目标。并不存在仅仅以自我为目标的自我实现过程。用黑格尔的话说，自我创造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发现一个“宇宙”，这个所谓的宇宙是指个人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共同价值基础。耶鲁大学的艾伦·伍德曾经写道：在这样的冒险过程中，个人的成功并不是通过“某种任性的行为或沉醉于某种任性的行为来完成，也不是通过培养某种个人特殊的个性和癖好来完成，而是通过发展一种完善的人格来完成，这种社会化的人格以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价值来衡量自我的价值。”
然而，今天我们对自我实现的定义与上述定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自我实现意味着培养任性、个性以及个人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把上述特质视作个人成长的唯一途径。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是通过扮演社会化的生产者角色而出名的，也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默默努力。甚至连“努力”这一概念本身也不再受到尊重。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向我们的孩子传授这样的旧式价值观：个人的成功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延迟满足的毅力，需要控制自己冲动的能力。然而，如今当我们的孩子环视周围的社会，他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价值观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父母或祖父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保持着耐心，理性地控制自己的热情，然而这些普通劳动者仍然像破旧的沙发一样被时代所抛弃，而投资银行家和真人秀节目明星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赚取了大笔现金。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难怪作弊会在高中和大学中日益盛行。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长期坚持录制各种自拍视频，他们虽然身处极为简陋的环境，却时刻幻想着能把数百万的观众点击量换成现金。布赖恩·罗宾斯拥有一家名为“超棒电视”的公司，这家公司在YouTube网站上开设了很多面向青少年及8—12岁儿童的频道。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罗宾斯曾这样说道：“如果你有机会和今天的孩子们谈话，你会发现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样出名。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名。”确实，我们今天的文化就是这样，只要能获得免费的午餐，任何手段都可以。坎贝尔说，如果你问一位20岁的青年如何才能致富，你通常最可能听到以下三个答案：“一是我可以通过参加真人秀变成明星；二是我可以创立一家网络公司，并在一周内将公司销售给谷歌；三是我可以去高盛投行工作，这样老年人就会乖乖地把钱送给我。”坎贝尔说：“你看，这就是现在年轻人赚钱的三种途径。在这些人眼中，努力工作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如今，我们的社会已不再对长期承诺提供任何奖励，也不再鼓励人们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这种冲动的社会培养出大批自恋型人格的个体并不奇怪。坎贝尔认为，自恋型人格的商业高管尤其适合现代社会这种对快速结果提供高额奖励的商业文化。他说：“在这些CEO的努力下，我们拥有了很多高风险项目，而这些项目并不总是能带来高回报。更糟糕的是，这种高风险型人格通常还伴随着低道德标准的特质，这两种特点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坎贝尔认为，自恋型人格的人在流动性高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优势：在不断更换工作伙伴或者去新的社区生活的过程中，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的群体以及新的社会关系。因为自恋型人格的人拥有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这能“帮他们营造出充满自信的形象，这对面试很有好处。在很多与销售相关的领域，这种自信的形象也很重要。这和恋爱约会是一个道理。自恋型人格能够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但是却不利于长期保持恋情。”不用说，自恋型人格对于消费者经济而言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格类型，因为消费者经济的目标就是利用人们永恒的不安全感、不满足感，以及对占有的渴望来牟利。用坎贝尔的话说：“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最完美的消费者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最需要的是焦虑、傲慢，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应得的消费者。你最希望看到这种同时拥有焦虑和傲慢的双重人格的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者经济也确实培养出了大批这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利用人的谦卑赚到钱。”
[1]“Bike + Walk Maps,” Portland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City of Portland, OR,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39402.
[2]Interview with author.
[3]Bill Bishop,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Boston: Houghton Miff in, 2008), p. 5–6;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thor.
[4]“2012 Gener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table, Dave Leip’s Atlas of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s://uselectionatlas.org/RESULTS/.
[5]Cited in Tom Murphy, “An Angel and a Brute: Self-Interest and Inpidualism in Tocqueville’s America,” essay for preceptorial onDemocracy in America, St. John’s College, Santa Fe, NM, https://www.brtom.org/sjc/sjc4.html.
[6]Michio Kaku, “The Next 20 Years: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Telecom, and AI in the Future,” keynote address, RSA Conferenc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kmb16zSOY.
[7]《浅薄》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8]Nicholas Carr,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p. 117.
[9]Kent Gibbons, “Advanced Advertising: Obama Campaign Showed Value of Targeting Viewers,” MultichannelNews, Nov. 13, 2012, https://www.multichannel.com/mcnbc-events/advanced-advertising-obama-campaign- showed-value-targeting-viewers/140262.
[10]C. Duhigg, “How Companies Learn Your Secrets,”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 16, 2012.
[11]Cass R. Sunstein,Republic.com 2.0: Revenge of the Blog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12]Cass R. Sunstein,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5.
[13]Cass R. Sunstein,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Oliver Wendell Holmes Lect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ited in Bishop p. 67.
[14]Interview with author.
[15]这还远远不是技术革新的终点：沃尔沃最新的数字钥匙技术可以让网购者以它们的汽车作为送货和取货的地址。
[16]Putnam,Bowling Alone, p. 332.
[17]“Community connectedness linked to happiness and vibrant communities”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www.hks.harvard.edu/saguaro/communitysurvey/results4.html; This Emotional Lif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January 2010. https://www.pbs.org/thisemotionallife/topic/connecting/connection-happiness.
[18]In Putnam,Bowling Alone,p. 333.
[19]Ibid.
[20]Belinda Goldsmith, “Friendships Cut Short on Social Media as People Get Ruder: Survey,” Reuters, Apr 10, 20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2013/ 04/10/us-socialmedia-behaviour-survey-idUSBRE9390TO20130410.
[21]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p. 47.
[22]Personal communication.
[23]James A. Good and Jim Garrison, “Traces of HegelianBildung in Dewey’s Philosophy,” in Paul Fairfield, ed.,John Dewey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arbondale, IL: Board of Truste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0).
[24]A llen W. Wood, “Hegel on Education,” in AmélieO. Rorty, ed.,Philosophy as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www.stanford.edu/~allenw/webpapers/HegelEd.doc.
[25]Quoted by Ken Auletta in “Outside the Box,”The New Yorker, Feb. 3,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