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末，“占领华尔街”从美国扩展到了英格兰。英国一位刚刚获得律师资格的年轻律师（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在推特上用的假名是“占领旅馆”）发起了一场史上最不可能发生的政治活动：抗议新律师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这位抗议者在他的博客上写道：“虽然我们自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这一代法学院毕业生却发现社会上缺少适合我们的工作——至少缺少作为律师的工作。我们中一些幸运的人成了律师助手，而不够幸运的人只能在酒吧工作。”这场抗议活动并没有成功，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英国也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好，律师仍然是受人尊敬的好工作。然而这位抗议者的诉求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在后工业化国家，律师的就业市场呈现出饱和的迹象。在美国，虽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目前法学院毕业生与工作机会的比例大约为2：1。在英国，律师的工作机会更加稀缺：2011年，伦敦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律师招聘数目严重小于申请这类工作的申请人数，申请人数和工作岗位数目的比例达到了65：1。同时，目前我们看不到情况将会显著改善的希望。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在尽最大努力大幅削减开支：很多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将各种低价值工作（比如索赔处理等工作）离岸外包至斯里兰卡和菲律宾。此外，即使最传统的律师事务所也在进行一项之前很少有律师曾经想到的改革：事务的自动化处理。通过一系列语义敏感性的搜索算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已经由机械自动化完成。比如，一个复杂的案件可能会产生数千页法律文件，以前律所需要组织一群工资很高的律师花几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这些文件；而现在，有了上述自动算法，机器只需要花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律师界的这种变化只是高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就业状况的一个缩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能很快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法律算法——数量化法律预测算法。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可以用统计分析的方法预测法律案件的审判结果，就像《点球成金》中通过统计分析预测棒球比赛的结果一样。数量化法律预测算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在我们付给律师的律师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律师对未来的预测。根据现存的法律规定，这个案子最可能的判罚结果是什么？这个合同遭违约的概率有多大？某位特定的法官负责审理该案的可能性有多大？律师通常会根据他们的从业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预测。这些从业经验包括他们曾经处理过的案子、曾经谈判协商获得的结果、曾经代理过的诉讼等，然而，即使对经验丰富的律师而言，上述资源（经验）通常也是有限的。律商联讯伦敦办公室的律师兼法律自动化专家马克·史密斯告诉我们：“即使是经验极为丰富的律所合伙人，在面对特定案件时，可能也只有几十个相关的数据点。然而，有了自动化的数据系统，我们就可以把律所经办过的每一个相关案例都当作一个数据点，用更大规模的数据来分析手头的案件。”此外，自动化的电脑分析方法还可以避免人类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神经学偏差。专家声称，即使在目前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电脑已经能够以75%的准确率预测法庭的判决结果，而人工预测的准确性仅有59%。随着这种大大降低劳动力需求的新技术的推出，所有律师事务所将别无选择地采用这些新技术——高科技的永动机从不会放过任何职业。律师曾经是聪明、有野心的年轻人的首选工作之一，然而目前大家都相信，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出，法律行业的现状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显然，法学院的师生目前还没能很好地理解这一信息。史密斯告诉我说：“我曾在大学里给法学院的学生们授课，我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对这项科技创新知之甚少。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会建议我的孩子在未来从事法律工作。”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令人沮丧的建议恐怕会更频繁地传入我们的耳朵。虽然目前律师的失业问题似乎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悲剧。然而即使是最痛恨律师的人也不难看出，预测性算法这样的高科技绝不会仅仅出现在律师行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他行业的各种工作同样会受到这些科技的威胁。为了确保自己不从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上跌落下去，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寻求各种削减开支的方法和渠道，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能帮助公司削减开支的自动化过程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方便。如今，电脑技术已经可以自动驾驶车辆，并为大型飞机的起降自动导航。电脑算法可以分析X光片；批改大学论文；编写体育报道；在新闻和社交媒体的海洋中自动捕获各种对市场行情有影响的数据，然后据此精密地设置股票交易的时间点，从这些数据中获利。电脑科技已经创造出了一批“无灯化”的工厂——这些工厂不需要照明，因为没有任何人类在里面工作。随着电脑计算能力的指数级上升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随着大数据技术将整个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推入全新的领域，自动化会越来越多地代替人们的劳动，上面的例子只是未来各种自动化革命的冰山一角。
然而，我们似乎并不应该为此感到担忧。作为一个教育程度高、技术能力强的后物质主义社会的成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理解：从理论上看，即使那些最耸人听闻的创新发明及其带来的效率提升都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点在过去是完全成立的。技术创新一直是一个利好因素，对就业市场而言更是一个利好因素。新技术可以增加产出、降低成本，因此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一点效率提高（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更注重细节的管理策略等）虽然一开始可能导致暂时性的资源错配问题，但最终必然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为我们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自工业革命以来，创新、效率和就业机会一直呈现一种铁三角关系。
然而，随着我们的整个经济被金融化、追求高速回报的商业模式所主宰，如今我们的上述信念已经发生了动摇。进一步的创新和效率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做出乐观的回答。资本回报率是冲动的社会最大的经济目标。然而，随着商业公司以越来越高的效率用资本创造出更多的资本，大多数员工获得的回报却无法继续高速增长。在本书中，我已经多次提到关于美国劳动者收入的统计数据，现在我们不妨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数据的现实意义。虽然在经济增长率、公司利润和股价增值（特别是技术股票的股价增值）方面，美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然而我们这个巨大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效率超高的经济体却未能产生足够多的新就业机会，来填补经济危机中损失的就业岗位。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对美国未来就业岗位的预测，由于美国的就业岗位增长非常缓慢，经济学家预测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总就业人数都无法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大型经济危机之后，就业岗位数目的恢复至少需要花12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远不如10年前的就业机会那么亲民。在后工业化世界中，大部分新就业机会要么是要求特殊知识技能的高端就业机会，要么就是大量低技术、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作（比如咖啡师和酒吧招待）。中等技术、中等工资收入的工作岗位曾经是美国中产阶级存在的基石，而目前这类工作机会却已经严重减少。部分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和15年前相比下降了7%。如今报章杂志只要提到中产阶级，通常都会伴有“走下坡路的”、“被掏空的”等修饰语。
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正在走向衰亡？虽然这一现象背后有很多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冲动的社会中的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变化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公司可以通过自动化大幅削减开支，同时缩小公司规模或者将多家公司合并经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等收入工作市场的萎缩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这样的现象背后还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现象：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技术革新和社会财富的广泛提高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已经瓦解甚至断裂。简言之，虽然技术创新仍然能为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然而这些财富的更大部分流向了极少数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某些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被完全排除在财富的分配之外。在如今赢家通吃的商业社会中，我们可以从少数赢家身上清楚地看到上述状况，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型公司通过数据技术和规模效应的优势大幅提高经营效率，在这些公司进入的几乎所有市场中，本地的小型经销商都受到了碾压式冲击。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小群银行家通过金融工程的工具从房地产泡沫中获取了巨额“经济租金”，却把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纳税人。当然，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就业市场上看到同样的情况：随着各种商业公司大规模采用自动化过程来削减开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这些创新实质上把公司利润的更大部分从员工手中转移到了管理层手中。
在冲动的社会中，创新的意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冷酷。这些科技创新虽然催生了更高的效率，却也使一小部分公司精英获得了利润蛋糕的更大份额——精英阶层获取的份额过于巨大，在大部分人看来早已超出了合理的水平，也无法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提供正面的影响。甚至效率本身似乎也受到了污染：我们提高产出和降低成本的目标曾经是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总体进步程度，如今，提高效率似乎主要是为了给工厂、机器以及其他资产所有者创造更多的财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似乎抛弃了我们在20世纪取得的很多社会进步成果，而退回了镀金时代的浮华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我认为，这种社会发展趋势应该引起全社会更广泛的重视。这不仅关乎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且关乎很多社会上层人士（比如律师、股票交易员，甚至某些政客）的利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正视这样的问题，不仅需要问自己高效率创新究竟带领这个社会走向何方，还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创新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为了谁。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正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科技创新为社会带来普遍财富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世纪之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数千万欧洲和美国农民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当时这些受伤害的农民显然不会把工业革命当作正面的进步。然而，当时这些农民无法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令人讨厌的技术革新会为他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新技术虽然使农业部门的就业规模大幅缩减，却同时创造了很多全新的就业板块，比如铁路、大规模生产、公路建造以及公共事业等。这些新的板块不仅能为就业者提供更高的工资，还能为劳动者提供全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制造汽车不仅需要钢铁工人和轮胎工人，还需要工程师、设计师、市场营销专家，甚至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师，而这些新工作的收入又可以进一步创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现象称为“创造性的破坏风暴”，熊彼特认为，这种破坏的力量正是塑造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力量，它“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秩序，同时不断创造新的经济秩序”。总体而言，新的经济秩序总是优于旧的经济秩序。在大部分工业化社会中，创新所产生的生产力提高带来了财富的广泛增加。我们的工资提高了，物价却降低了，同时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比如飞机引擎、X光照相技术、彩色电视机等）不仅创造了更多经济增长渠道和就业机会，还显著提高了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水平。当我们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你的祖父母谈论美国战后繁荣时期的光辉过往时，他们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才对那个时代分外怀念：美国的战后几十年确实是一个全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美国社会就像一台创造财富的机器一般不停地运转着。
那么，这台财富机器现在怎么了？为什么这种旧式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如前所述，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有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创新活动不再具有足够的破坏性，至少缺乏熊彼特所描述的那种破坏性。亨利·福特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因为那场工业革命包括多个方面的突破：不仅是汽车生产技术及生产线的发明，还伴随着物流、商业管理、会计、石油化学、制药、通信等其他方方面面的革命。这些变革和创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共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秩序，这些创新的总和远远大于每一部分的简单加总。然而，我们今天的技术变革却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电脑技术的提高虽然在个人权力领域带来了各种变革性的提高，然而作为一种工业的催化剂，电脑技术的影响通常只是让现存的工业过程变得效率更高——比如让生产线运转得更快，让同一家商店可以售卖更多种类的商品，或者让消费者能更轻松地与商家进行交流并消费。这些提高虽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却不足以点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火花。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创新水平不足。我们之所以难以取得划时代意义的突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间点：今天，要做出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创新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困难，因为那些比较容易的革新早就进行过了。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大幅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当时存在着许多巨大而明显的低效率元素，通过消除这些元素，就可以相对轻松地大幅提高生产率。比如，用机器取代动物完成农耕活动，用合成肥料代替粪便肥料。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那些挂在较低树枝上的水果”早已被我们摘下吃掉了，因此，今天要取得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创新成果，确实比过去更难，成本也更高。
一方面，创新确实变得比过去更困难了。另一方面，在冲动的社会所催生的金融化的商业模式之下，我们追求创新的动力也变得更弱了。如前所述，由于公司狂热地缩减开支，并尽一切努力保护季度盈利水平达到目标，研发开支被显著压缩了。而随着每家公司或多或少地削减研发开支，整个经济的科研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业界用于研发的投资每年增长7%，如今，研发投入的年增长率只有1.1%。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公司愿意投资于科技研发，研发的目标也越来越多地与短期回报挂钩，愿意投资长期科研项目的公司越来越少。美国的制造业者曾经愿意大量投资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因此而闻名于世。当时的美国公司愿意首先取得创新性的科学发现，然后再慢慢研究如何将其转化为可以商业利用的新技术。然而，如今美国的研发投资大部分不是用于“研究”，而是用于“发展”——将已经存在的技术转化为一系列新的产品和应用。这样的发展过程虽然也很有用，却无法真正产生突破性的科技成果。
在消费者产品的世界中，商家对微创新的追求已经被我们所熟知，微软公司通过将已有的技术转化为一系列改进不大的升级版而赚取了大量利润。这些升级发布的时间点经过精心的设计，因此能为微软公司提供稳健的季度利润并促进股价的提升。但是，在经济的结构层面上，微创新现象甚至更普遍和更明显。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大部分创新的目标是把基础的商业流程（比如生产制造和物流）变得更加高效。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将生产线全面自动化，将发放银行贷款的过程流程化，将联系美国零售商和亚洲生产商的供应链数字化。这些效率方面的创新使消费者能享受到更低的商品价格。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创新也同时影响了这些消费者曾经拥有的工作机会。比如，沃尔玛在存货数据利用方面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沃尔玛甚至为此发射了自己的通信卫星），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不仅让沃尔玛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也使沃尔玛在与供应商的协商中获得了更多的谈判权。因此，很多沃尔玛的供应商不得不加速它们自身的成本压缩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意味着自动化和离岸化。在整个工业化经济中，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过程方面的创新导致整条供应链上的所有公司都必须努力压低成本，而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制造业的规模一直在缓慢地萎缩，如今几乎进入了自由落体模式。1998—2004年，英国国内制造业的工作消失了1/4；在日本，这一时期有1/5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在美国，2000—2007年，全国总计减少了6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占制造业工作岗位的1/3。
当然，我们不该把制造业的工作过于浪漫化和理想化。必须承认，这些生产制造工作常常是单调、危险的，而且令人不快。很多工厂的工人非常愿意从这种简单的劳动中解脱，升级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去。制造业的自动化和离岸化趋势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它们只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风暴的表现形式而已：在理想的情况下，通过破坏工业化经济中旧的工作机会，自动化和离岸化的过程应该为下一代更好的工作机会创造空间，让这些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发挥更大的生产率，获得更高的工资，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在我们冲动的社会中，这些美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大部分失业工人无法在职业阶梯上更进一步，正因如此，战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广泛提高的时代已无法继续保持。事实上，很多工人失业后再次找到的工作仍然是同样简单、重复、危险的工作，甚至有些人的新工作还不如旧工作。
在此，我必须再次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很多方面看，西方世界的工人未能快速获得新的生产技能和知识，因此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而上述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没有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保持一致——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电脑化，现在的劳动者必须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认为，目前技术革新的方向是“技能偏好”的，即不断要求劳动者掌握更多新技能，由于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不匹配，每年能够从这种技术革新中获得好处（甚至仅仅是能够跟上技术革新的脚步而不被抛弃）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小。虽然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显然非常必要（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股东革命以后被金融化动机主导的商业界，公司本身也显著降低了对员工的培训和教育力度。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汽车等公司都曾向员工提供长期、集中的训练课程，然而随着公司不断压缩人力成本，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显著减少了。很多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已被关闭。人力资源部门被外包，因此员工及其上级只能自行安排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事宜。事实上，现在的公司不仅希望员工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职业发展，还希望员工能够不断对自己进行再投资，从而使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最大化。在现在的公司文化中，公司已经不再认为雇主有义务帮助员工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再投资。IBM的资深员工考特·马丁在离开该公司后曾这样告诉《华盛顿时报》的记者：“IBM的员工不断轮岗。你必须不断掌握新的技能，并用这些技能包装营销自己，才能避免被裁员。当音乐停止时，你不希望自己是那个没有抢到板凳的人。”
更糟糕的是，在这种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以优化程序为导向的创新潮流中，很多时候不断对自己进行再投资的员工也无法在职业阶梯上更进一步，因为那些曾经被他们当作职业目标的高级工作本身也在创新的过程中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速数据网络的出现，公司不仅能够将生产制造性工作离岸外包，甚至可以将许多知识技术性的工作离岸外包。不管是会计记账、客户服务，还是工程设计、金融分析，甚至是建筑设计，这些工作都可以被外包至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俄罗斯、波兰或中国，而外包后的人力成本仅为原来的1/10。即使在西方公司占绝对优势的领域，如软件研发、芯片设计、航空工程等，工作岗位也被大量离岸外包，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行业的竞争优势而享受稳定、有保障的就业环境。这些领域的创新使公司能够快速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和股价，如果仅靠传统的方法，这一成本压缩和利润提高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CEO们热情地拥抱了这些创新成果，就像他们的前任拥抱大型生产线、电话和其他传统科技创新成果一样。
在冲动的社会中，创新带来的真正危机是深层次的：创新曾经是一种提高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工具，创新的受益对象包括公司和员工；也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而今，创新的受益范围变窄了。创新越来越多地提高了资本的生产效率，为资本提供高速的回报，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工厂生产的自动化，工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也就是说，每位产业工人每小时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因而能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对很多工作进行离岸外包的创新却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厂工人的生产效率显著低于美国工厂的工人，而美国公司却将各种工作外包到中国，中国企业则通过雇用更多工人来解决生产效率不足的问题。将知识技术性的工作离岸外包同样会产生很多隐性的低效率问题。最近，我采访了一位曾负责管理亚洲离岸IT（信息技术）团队的管理人员，他这样告诉我：“离岸外包策略被当成一种非常新颖迷人的产品推销给美国的公司管理人员。这种策略被宣传得天花乱坠，大家相信离岸外包就是把美国的IT工作扔到墙的另一边。在那里，中国和印度的优秀工程师同样能帮我们高效地完成任务，而且每小时只收5美元，而美国的工程师则需要我们支付每小时50美元的工资。于是每位管理人员都会觉得：哇，这真是太棒了！然而，离岸外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只是轻松地把工作扔到墙的另一边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在工程领域，负责研发产品的团队以及产品的服务对象——公司管理人员——之间永远需要密切的互动和合作。如果这两组人员在同一栋大楼中工作，并且每天都能见面，能在门厅里进行非正式的交谈，那么这种互动会容易得多。然而，当你与你的服务对象之间存在12小时的时差时，这种互动是很难高效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为降低成本而分割了整个工作环境，这种分割必然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然而，由于整体成本大幅下降，离岸外包策略仍然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至少对公司管理人员和投资者而言，这种策略确实提高了效率，为他们创造了财富。
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吗？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普遍持有这样的传统观点：全球化进程完全改变了商业世界的规则，当国外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1/10时，美国的公司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外界压力。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同样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对比欧洲和美国的反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确实存在更好的方法，来管理科技创新和全球化对劳动者的冲击。在欧洲，由于工会的影响更大，劳工管理方面的要求更严格，而且由于公司文化的不同，大部分欧洲公司继续在员工培训和再培训方面大量投资。在很多欧盟国家，由于工作机会被永久性离岸外包而失业的员工可以获得适当的培训，从而掌握新工作所需的技能。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认为：“并不是说德国人或者瑞典人从不将工作外包，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司拥有更好的管理结构，因此它们可以把离岸外包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的母国，因此它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然而，要获得更好的结果，首先要进行更多的投资。在自动化和离岸化的创新浪潮中，要保护公司的员工不受这些冲击的伤害，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然而在冲动的社会中，公司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成本和支出。与此相反，我们的商业策略只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把全球化的成本（或者其他创新带来的成本）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手段完全转嫁给劳动者。然而，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并不是美国的传统。在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收缩，但工资的降低只占整体财富损失的1/3左右；其余的损失则被公司内部吸收——公司吸受损失的途径包括削减产量和降低对投资者的回报率。换句话说，在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公司为了降低劳动者所受的损失确实做出了严肃的努力，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方与劳动者共同分担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然而，随着股东革命的成功，新的技术使公司管理者能够更精确地设定成本缩减目标，同时工会也逐渐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上述损失分担的策略发生了改变。根据德勤咨询公司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在1981年的经济危机中，在整体经济产出的缩减中，劳动者承担了1/2的损失；而在1990年的经济危机中，劳动者则吸收了3/4的总体损失。在每次经济危机中，成本压缩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投资者所攫取，而劳动者被迫吸收了大部分损失。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危机中（分别发生于2001年和2007年），劳动者吸收了98%的总体损失。德勤公司的上述研究报告这样写道：“在经济危机中，公司曾经是员工的保护伞，公司率先吸收损失来保护员工的利益。然而，在如今全球化、高度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公司却越来越多地通过牺牲员工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润。”
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离岸外包策略大幅削减了生产成本，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危机中，公司利润和股价都在危机结束后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但是，过去20年来的离岸外包趋势导致这两次危机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就业机会不增加”的反常现象。冲动的社会的创新模式中存在一种本质性的不合理之处：在这种模式下，公司可以通过创新来增加利润，同时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曾声称，高工资是充满活力的消费者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提高工人工资，这些劳动者才可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商品。亨利·福特说：“我们所生产商品的最主要消费者正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这是我们创造财富的秘密。”然而，到了20世纪末，亨利·福特的观点已经被商业界彻底抛弃。公司希望拥有钱包丰满的消费者（即使消费者本人无力支付这些消费支出，只要其他人愿意埋单就可以了）。然而，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消费者拥有了更强的个人能力，可以脱离整个社会的控制而独立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此同时，公司也同样利用这些科技创新成果，将公司的财富和员工的财富相分离。在战后的美国，商业界曾有相当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价值观，而如今这些东西已基本灰飞烟灭。从某个时刻开始，美国的商业界已经完全把效率创新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当作追求狭隘个人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家赫布·斯坦这样说道：“如果某件事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那么它必然会停止。”虽然赫布·斯坦这句话是针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说的，但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美国今天的创新模式。或迟或早，市场总有一天会对自身的行为进行修正。比如，不愿意在真正的科研创新方面进行投资的公司迟早有一天会没有新产品可供出售，苛待员工的公司迟早有一天会看到员工的绩效下滑，过度依赖廉价国外劳动力的公司最终会面临产品质量下降的问题。事实上，在本次经济危机的余波中，有些公司已经表现出了对其之前所选道路的不满。离岸外包策略的奇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耀眼的光环。在产品质量和沟通交流方面，已经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很多国外的劳动者开始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有些西方公司已经逐渐将某些外包到国外的工作岗位重新移回国内——这种趋势被称为“回港”。随着回港趋势的兴起，公众对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展开了各种热烈的讨论。
与此同时，由于劳动者的技能和工作岗位要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持续，美国的教育部门面临很大的压力，对教育部门的改革和再投资势在必行。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最近几年，哈佛大学和MIT（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纷纷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全新教育项目，其核心是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集合了视频授课、在线互动、自动化等一系列先进的元素。从理论上说，这些知名大学应该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手段大规模生产高等教育资源，从而让普通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方便的渠道接受高等教育的熏陶。MOOC的模式目前已经走出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扩展。很多支持这项改革的人认为，这种网上课程模式仅仅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教育革命的开端。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整个高等教育过程（从招生入学到课程选择，再到学习和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都可以数量化，因此高等教育过程应该能够获得根本性的提高。借助大数据，教授、学生、辅导员和家长都能以过硬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哪种教学模式（或者哪种教材、哪种住宿模式、哪些课外活动）能让学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所学内容。2013年，哈佛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主任加里·金在接受《纽约客》记者内森·赫勒采访时曾这样说道：“我们可以把一切进行量化：每一个学生，每一间教室，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房屋，每一项课外活动，每一位保安，所有东西。我们可以搜集一切信息，并将其汇总于此，然后让这些信息为学生所用。”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改革激起了人们多大的热情。支持这些改革的人认为，如果这样的教育革命真的发生，必然会对就业情况和社会总体财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项改革的影响可能超过过去200年的所有革新措施，因为这样的教育革命能让美国回归一种进步的、以未来为目标的创新模式。也许在创新之树上，那些挂在较低树枝上的水果确实已经被采摘完毕。但如果教育系统的升级能够培养出更多掌握最新技术的毕业生，如果公司和政府愿意提高它们在战略部门的投资（如能源和生物技术领域），我们就完全有希望看到更多突破性的科研创新成果。这种突破性的成果完全可能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产业和全新的工作类别。
比如，如果我们能够研发出一种全新的能源技术（不产生碳排放，经济上可行，并且具有去中心化特点的能源技术），就完全可能为我们的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同样，在生物技术领域，虽然最近几十年来该领域一直未能兑现对公众的承诺，但这一领域同样具有产生突破性成果的潜质。生物技术领域的突破同样可以创造出一些全新的经济部门。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指出，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可能很快就能“种植”出替代器官，并且可以对这些器官进行商业化生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买到工厂生产的皮肤，实验室已经可以种植出能用于移植的简单器官，比如气管。曼德尔认为，一旦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覆盖更多、更复杂的器官，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巨大产业。这个产业会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分销系统、自己的出口市场，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其中不少工作机会可以提供很高的工资——比如我们需要进行器官质量控制的技术人员。曼德尔告诉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创新的曙光，我们知道这些创新的成果马上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它们可以轻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如果你让我猜的话，我认为10年后我们将会面临劳动力短缺而非工作机会短缺的问题。”对曼德尔及其他持有类似观点的人而言，我们的创新机器和工作创造机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突破性成果，是因为今天复杂的技术挑战、不必要的政府监管等负面因素推迟了成果的出现，而现在，我们很快将迎来划时代的突破性创新成果。
然而，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的创新机器和工作制造机器显然出了不小的毛病，如果不对我们的冲动型创新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变，即使回港策略和生物技术革命等正面因素也难以帮我们力挽狂潮。凯恩斯曾这样说过：“市场可以长期保持非理性的状态，在市场对这种非理性进行修正之前，也许我们早已破产了。”我们冲动的经济已经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这些发展随时可能先发制人，在我们做出调整之前就对我们短视的创新策略进行冷酷无情的修正。
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发展，就是今天有许多大型技术公司利用金融工程来有效回避市场的修正性约束。以微软为例，与很多成熟的技术公司一样，微软通过早期的技术突破（尤其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发明）获得了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并以此不断赚取大量现金。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理性的商业策略应该是将这些现金的一大部分再投资于下一代科技研发工作。然而，拉佐尼克指出，虽然微软每年确实在研发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但由于公司未能成功地投资于公司运营效率的提高，因此公司员工根本无法高效利用这笔研发投资。事实上，那些本该用于升级经营功能的投资却被用来回购本公司股票：2003—2012年，微软总共花费了1140亿美元来回购本公司股票，这笔支出大约是微软科研支出的1.5倍。这些举措导致了典型的冲动的社会。过去这些年来，微软通过不断推出各种效果平庸、充满漏洞的系统升级版本，来吃Windows操作系统的老本，而研发全新技术和全新产品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获得任何成果。即便如此，微软仍然成功地通过大规模的股票回购策略达到了保持高股价和安抚投资者的效果——通过这样的金融手段，微软成功规避了效率市场本应给予它的惩罚。拉佐尼克认为，微软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让员工充分参与经营活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公司的高股价”。
微软这种短视的、高度金融化的创新策略已经成了美国商业文化的流行病。许多大型美国技术公司都发现，在科技研发的投资和回报方面，与其投资新的科研项目，不如吃过去研究成果的老本，因为后者能够提供更高效的资本回报。因此，这些公司大量削减为未来创新做准备的组织能力方面的投资（比如对员工的技能培训），而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回购本公司的股票。在这方面，IT行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IBM、惠普、施乐等公司几十年来对科研的大量投资（以及大量公共科研投资），互联网技术不可能那么早就以如此惊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正是这个曾经创造过奇迹和辉煌的行业，如今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很多公司却宁愿用科技研发的资金回购本公司股票。拉佐尼克告诉我，2003—2012年，微处理器的发明者英特尔公司在回购本公司股票上花费了597亿美元，这项支出仅比科技研发支出低几十亿美元。网间结构技术重要的早期奠基者思科公司则在回购本公司股票上花费了750亿美元，超过了其科研预算的1.5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商业界的创新机器确实已经出了大问题：创新的目的不再是创造新的产品和技术，也不再是为经济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是用各种方法来补偿新发明和新价值的匮乏。
拉佐尼克认为，问题的关键正是股东革命的核心理念，即股东必须对公司的所有表现（包括公司的创新）负责，因此，股东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然而，实际上，除了筹集初始资本和发售新股为新项目融资外，股东根本不会真正参与公司的创新过程。拉佐尼克认为：“事实上，公司的利润是由公司的劳动者创造的，跟股东根本没什么关系。”
从现实的角度看，工业界不愿意在员工身上投资的现象反映的是对劳动力普遍的冷漠态度。如果这种冷漠出现在30年前，很可能早已导致了一次市场修正。确实，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公司敢像今天这样冷酷无情地、像对待消耗品一样对待自己的员工，恐怕早已遭到劳动者的强烈反抗。然而，正像今天的管理者可以使用金融工程的工具来逃避市场的修正以免于惩罚一样，今天的管理者也学会了逃避劳动力市场的反抗。经历了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无情裁员、离岸外包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结构重组”，美国的劳动者似乎已经放弃了反抗。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罢工及其他形式的劳工活动频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会参与人数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会为了保住工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愿意向公司妥协。几年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汽车制造商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汽车制造商支付给新工人的薪酬仅相当于老工人薪酬的一半。2013年，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威胁公司的机械师们，如果他们不接受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的削减，波音就将整个公司搬去没有工会组织的南卡罗莱纳州。这次劳资斗争以资方的胜利告终，波音公司的股价随之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显然，随着每一轮的工资和福利削减，随着每一次经济危机后不增加就业岗位的复苏过程，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变得越来越弱。经济学家赫希·卡斯珀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失业的时间越长，就越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他们只求能回归工作岗位就行——公司的管理人员当然很乐意利用这种自我反馈的心理模式。一些后续的研究显示，失业时间每增加一年，所谓的“保留工资”就会下降3%—7%。这一心理现象和其他原因共同作用，导致失业工人重新找到新工作时，平均收入比原工作的工资低20%。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就不难理解长期失业的新现实，以及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恐惧心态。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相信，公司管理人员可以随意对待公司员工，把员工当作吸收成本的工具，以追求越来越高的效率——虽然这样的商业策略会造成高昂的社会成本。200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显然有很多西方公司以经济危机为借口，抓住机会压低员工工资，大幅裁员，并加速离岸外包进程。更重要的是，虽然美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工作岗位和薪酬的削减仍在继续，公司管理人员对待员工的态度展现了空前的恶毒和傲慢，似乎公司管理人员对自己的地位拥有绝对的自信，完全不担心员工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到了21世纪初，许多离岸外包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冷酷和算计：比如，曾有公司以取消离职补偿金为威胁，胁迫因离岸外包而即将失去工作的员工在工作的最后几周内培训抢走他们工作的外国员工。
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种冷酷无情的策略严重打击了公司员工的士气，也因此伤害了公司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公司的管理者却选择继续采取这些措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公司还广泛强调团队意识，并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更人性化的公司文化。回想当初，再对比今天的情况，我们不禁感到一种苦涩的讽刺意味。突然之间，美国的商业界再也没有团队，也没有人情。一位IT公司的前高管告诉我：“公司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要向员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必须保持机构精简，我们必须保持对员工的吝啬，这意味着我们会把所有可能外包的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即使这样做会严重伤害公司，会彻底摧毁员工的士气，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做。然而，他们似乎忘了过去10年间他们一直在说：‘哦，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好的资源！’——在知识型产业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现在我们却要为了缩减开支和保护季度奖金而破坏这种良好的传统？”
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市场对过度的劳工运动的一种修正罢了，在劳工运动最为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公司管理层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而那时的工会也不曾对管理层抱什么同情。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修正的程度也未免太过分了。人们曾经普遍相信员工的利益和管理层的利益是紧密关联的，我们相信工作是一种靠集体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相信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和管理层应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然而，这些理念如今都已走向终结。工会组织曾在美国普遍存在，工人可以在这些组织的帮助下联合起来，与雇主协商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环境。然而，如今美国的工会组织已经严重衰退，这是上述信念的衰亡带给劳动者的巨大损失。然而更大的损失是职场已不再具有社区的性质。在美国，职场曾经是一种社区化的空间，职场上的劳动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半永久性的。在这个社区中，有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有同事间的友谊和上级对下级的关怀和指导。职场社区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与私人生活相关的社区。然而，在冲动的社会的效率市场中，职场社区已被慢慢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孤立的、非人性化的、高效率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安全和永久的，也没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所有温情都被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所取代。
当冲动的社会进化到这一步，传统的生产者经济终于彻底死亡。在传统的生产者经济中，劳动者为他们的生产者身份而骄傲，劳动为每一位工作者带来快乐，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劳动者也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认知。然而从这一时刻开始，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所说的，一个典型的劳动者需要不断与工作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变化做斗争，因此劳动者已变得越来越像消费者，他们“不断渴望着新的东西，将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的旧物无情地丢弃，他们完全不像这些东西的所有者，因为所有者总是会极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劳动者曾将自己视为稳定社区的一部分，并把自己的所有同事都视为这个社区中的邻居。然而，如今的劳动者更多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人，他们学会了如何轻松地建立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学会了如何快速地抛弃过去，他们将所有事情都视为暂时的，把个人的生存当作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最高目标。不难看出，在这种新的职场环境中，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恋主义倾向，而这些情绪早已感染了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样的环境和文化中，我们很难相信美国的工业复兴能够顺利地发生。
我认为在目前冲动的社会中，存在更多根本性的原因，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事实上，公司在创新方面的很多投资恰恰是为了阻止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使回港运动真的能够继续下去，回港的工作数量也远远低于被外包的工作数量。这是因为，在离岸外包潮流兴起之后的2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自动化技术始终在不断地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消费者产品的生产公司已经在实验封闭型的、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需要任何工人操作，只有监管和修理的功能还需要人类来完成。能够完成工业生产任务的机器人不仅功能变得更加先进和复杂，成本也在不断降低。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人类劳动成本相比，工厂机器人的价格下降幅度达到了50%。即使在中国，也有一些工厂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劳动者。而在发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如日本）中，无人工厂早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景。早在十几年前，日本的机器人生产厂家FANUC就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制造机器人了。这些机器人的生产效率很高，每24小时能生产50个机器人。FANUC的工厂可以在完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连续运行几天，如果不是因为必须停工以使物流方运走已经造好的机器人，FANUC的工厂甚至可以全自动运行更长时间。
与此同时，美国的机器人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每当新的机器人技术被投放市场时，公司总能迅速将这些新技术运用到自己的生产活动中。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机器人模型，名为巴克斯特。巴克斯特是被专门设计来完成流水线工作的。每一台巴克斯特售价约22000美元，这个价格低于美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使用者可以轻松地对巴克斯特进行编程，然后生产线工人就能“教”这些机器人如何完成生产工作。布鲁克斯设计巴克斯特的本意是希望这种机器人能协助人类完成生产线工作，然而布鲁克斯告诉我，有些公司认为巴克斯特不仅能成为人类的助手，甚至可能全面取代人类的劳动。最近，在波士顿举行过一次关于机器人技术的专题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布鲁克斯提到，某些公司将巴克斯特视为一种既能帮助工厂增加产量，又不会产生额外管理成本的优秀工具；有了巴克斯特的帮助，工厂就不需要为了增加产量而雇用更多低工资的工人了。“很多向我们咨询的小公司都表示，它们可以通过竞价获得更多的工作合同，但它们不愿意雇用夜班工人来完成这些工作，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些夜班工人晚间长期待在工厂里。因此，这些公司希望能够使用巴克斯特来完成夜班的流水线作业。有了巴克斯特，这些小公司就不用再雇用更多的工人，于是它们会有更强的竞争力，也能赢得更多的合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工厂不愿意雇用更多的工人，因为他们认为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工人。”在冲动的社会中，制造业未来的工作岗位将不再是所谓的蓝领岗位，而会变成无领岗位。
被机器人逐渐取代的工作远不止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岗位。如前所述，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脑可以完成各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创造性的工作，甚至连律师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今天，我们读到的很多体育简报完全是由电脑算法编写的。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电脑将很快胜任更多与概率相关的分析工作，而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却需要苦读数年才能掌握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当然，仍然有很多专业技术岗位只有人类才能胜任，但是这些岗位的工作要求将会与现在非常不同。上文提到过的在伦敦担任律师的高级自动化专家马克·史密斯告诉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法律行业将被分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第一个部门由少数能力很强、工资很高的超级律师组成，他们拥有过人的才智、出众的管理技能以及高超的社交能力，雇主仍然需要依靠他们来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至少在目前看来，电脑在短期内不可能具备上述高级能力与技巧。第二个部门则包含大量能够以沃尔玛模式大规模处理的简单工作，我们可以运用数字技术自动处理成千上万的简单案件，如无争议的离婚案件或者住房抵押贷款合同纠纷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整个劳动力市场都会和律师行业一样被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平均已死》中更具体地描绘了这种情形。在考恩对未来的预测中，所有劳动者中能力最强的前15%将会成为生产力超高的“超级劳动者”，他们不仅非常聪明，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或者知道如何管理其他的超级生产力要素。因此，对这些超级劳动者而言，每一代新技术的推出都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技术的发展能帮助这些超级劳动者获得利润的更大份额。超级劳动者之下的第二阶层是少数“服务提供者”，包括按摩师、健身教练、室内装修师、个人助手、课程辅导员、艺术家以及娱乐业人士，这些人通过向超级劳动者提供服务，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报酬。在服务提供者这个阶层之下，情况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系统地消除了所有能够自动化或者可以被离岸外包的工作岗位，因此对其余的劳动者而言，可供选择的工作非常有限。他们只能从事低技术的服务类工作，比如食品服务人员、保安、清洁工、负责维护草坪和花园的园丁、美容美发师以及家庭健康服务者等。从乐观的一面看，这类工作由于很难完全自动化或外包，因此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考恩的《平均已死》一书引用了MIT的劳动力市场专家戴维·奥特尔的研究成果。戴维·奥特尔认为，这类低技术的服务工作“通常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并提供手工服务，因此相对难以取代”。然而从悲观的一面看，奥特尔认为，这类工作永远只能是一些低工资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术非常简单，任何人只要学上几天都可以从事这些工作”。
事实上，这些低技术工作的缺点远比优点要多。比如，大数据技术使雇主可以随时方便准确地监控工人的生产率，因此工人必然时刻承受必须达到某种业绩指标的压力。管理者也会不断对工人进行评分和考核，就像今天网友会对餐馆和各种线上商品进行评价一样。公司会试图监控所有可能影响业绩表现的因素。因此，员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工作的申请过程到实际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会受到雇主越来越严密的监控和评估。考恩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时说：“如果你是一位工人，你身上将时时刻刻贴着一个信用分数一般的评分。事实上，目前这种评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了。这个评分反映出你的很多信息：你有多可靠？你从事过多少种不同的工作？你是否曾经被他人起诉？你收到过多少张交通罚单？”考恩认为，未来会出现一种精确度量所有事物的趋势，而对劳动者的上述评估只是该趋势的一种体现。考恩说：“然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来说，长期受到监视和测评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不快。”这是市场与自我的融合所带来的阴暗面：劳动者像一件物品一样被研究、测评、分析，在这种压力下，他们必然会被磨去个性的棱角，成为商业机器中更高效的螺丝钉。（事实上，美国银行等公司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美国银行要求员工佩戴数字徽章，这种徽章可以随时自动监控员工的动作和互动情况，监控的对象甚至包括员工说话的语调，而这一切信息的搜集都是为了更好地测评员工的工作效率。）随着这种趋势的盛行，中下层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会变得更差。考恩认为，如果最上层的超级劳动者变得比今天更富裕，那么其余的大部分人必然会变得更贫穷。随着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中位数收入将显著下降，很多贫穷的人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为富裕阶层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抗拒增加税收的政策。考恩说：“政府不会通过高税收、低福利的方法来达到财政预算的平衡，而会让大部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这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低产阶级’。”
很多批评家认为考恩的上述观点过于悲观。然而，目前我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这种未来的影子。很多公司已经开始使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绩效考评算法来决定哪些员工将被裁员——如果所有公司都采用这套系统，那么被裁员的人或许就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这种现象是科技创新的终极腐败：本应被用来帮助劳动者升级职业技能、提高工作稳定性的技术反而被雇主用来伤害劳动者。当然，大数据也可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有益的影响。比如，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重塑我们的教育体系。然而，在冲动的社会中，技术对社会结构的伤害日益严重，我们现在不仅需要全新的教育系统，甚至需要某种全新的经济部门来扭转这种负面趋势。本次经济危机之后，大量工作岗位的消失和失业者失业时间的延长造成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大量劳动者已经走上了一条缺乏希望的下坡路。美国的制造业工人虽然能够获得中等水平的工资，职业技能却相对低下，因此制造业的崩溃产生了大量工作技能不足的失业工人。这些人以男性为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这些人很可能长期处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状态。而这些失业人群会进一步导致不稳定的家庭状况，引发更多社会问题，比如下一代人的吸毒问题、青少年怀孕问题、辍学问题等。于是，这些人的下一代将更难逃离低收入阶层，更难获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数字技术将大幅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但中下阶层的孩子根本无法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这些好处。在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的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和地位却在不断提升。由于我们的经济对高级工作技能的需求越来越强，稳定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所带来的优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上层阶级的孩子不仅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更容易进入成功的社交圈，找到优秀的配偶，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当前这些令人担心的情况，即使想象力不怎么丰富的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考恩所描述的那个糟糕的世界确实正在降临。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因为某些大规模的灾难（比如另一场经济危机或者贸易战争）而变得更糟，而是因为数不清的科技升级，以及商业界为了进一步缩减开支、提高效率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考恩说：“我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个趋势停止。当有一天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国家分裂为两个部分：能够获得科技进步的好处的人将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成功国度中，而其他所有人则会在一个苦难的国度里挣扎。”
让我们感到分外矛盾的是，如果仅看很多传统的指标，上述一切根本不应该发生。美国经济正向着更高效、生产率更高的方向增长，每年我们都在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多的GDP。华尔街和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欣欣向荣，这部分得益于各种科技公司的不断创立和发展。2013年，IPO（首次公开募股）的私有公司数量上升了40%，达到了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当然，其中很多最大规模的IPO都出自技术公司，这一点恐怕我们都不难猜到。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创新中的绝大部分似乎不太可能带来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复兴。其中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年末上市的推特公司。作为一家社交媒体网站，推特给自己贴的标签是“公众表达自我的领先平台”。由于在推特上发送消息是如此简单和高效，我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已经患上了刷推特的强迫症。当中东的独裁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我们在推特上发文庆祝；当我们见证某些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行为时，我们在推特上发文表达崇敬。甚至当我们堵在车流中，外出活动，或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也要发送相关的推特信息。推特平台创造了一条近乎永不停息的自我表达的河流（目前全世界每分钟总计发送347000条推特信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推特信息，尤其是广告商通过实时搜集和分析我们的推特信息，可以将我们自我表达的行为转化为消费的动机。推特的CEO迪克·卡斯特罗在向投资者宣讲时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很多失眠者会在深夜发送关于失眠的推特信息。卡斯特罗解释道：当NyQuil（一家医药公司）的广告商侦测到这样的信息时，就可以向这些用户推送该公司安眠药产品（这种药的名字叫作ZzzQuil）的优惠促销信息。卡斯特罗向投资者这样保证：这类推特信息每天都会不停地在推特平台上出现，这些信息为广告商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与目标客户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接触”。推特的IPO获得了巨大成功。投资者们争先恐后地抢购该公司的股票，在新股发售当天收盘时，推特的市值已经达到了310亿美元。然而，虽然推特成功策划了近年来最成功的IPO，该公司当时却尚未产生过任何利润。
我们不会因为它们在IPO中获得了巨大的金钱利益而仇视卡斯特罗或者推特。然而，推特的成功以及公众对推特上市事件表现出的极端兴奋情绪却凸显了冲动的社会中科技创新与劳动力市场互动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20世纪那种能够稳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科技创新已经不能获得效率市场的表彰。如今我们追求的是像推特这样的快速成功。（推特的成功掀起了一波投机的浪潮，投资者可以迅速在这样的浪潮中收获利润，然而这场热闹的盛宴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就业机会。）这种创新反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并且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
帮助我们减少劳动需要的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于是现在的商业界更愿意投资于技术，而不愿意投资于劳动力。简言之，投资于机器人、服务器组群或者某种对语义敏感的算法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投资于员工筛选和培训的回报率。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指出，这种现象会迅速产生滚雪球效应。随着公司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减少劳动需要的科技研发，不仅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资本变得更少了，而且这些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会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业或就业不足，从而导致整个劳动力群体争取工资的谈判力下降。由于科技提供的高回报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劳动力能吸引到的资本就相应变少了。于是，在整个经济中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利润和财富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小。在不久前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产出大约有41%流进了劳动者的口袋（劳动者获得回报的形式包括工资、养老金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其余的部分则由投资者获得，或者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获得。然而到了2007年，在美国的总体经济产出中，劳动者获得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31%。虽然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工会组织权力的下降，但另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对自动化和外包化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使公司可以在完全不提高劳动者工资（事实上，劳动者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压低生产成本、降低售价、提高销售量，从而将更多的利润输送给投资者。正如劳伦斯·萨默斯和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借助新技术，公司在提高工业产出的同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危机结束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公司利润和股东回报率都出现了大幅提升，然而美国的中位数工资和中位数家庭收入却没有出现上升趋势。显然，生产率和效率提高带来的财富越来越多地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却越来越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方向却十分明显。
在冲动的社会的影响下，美国越来越不像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像是贫富差距巨大的二流经济体。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仿佛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星球上。政治科学家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曾这样写道：“在一代人之前，美国虽然贫富差距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却也是富裕民主国家（又称混合经济体）中的重要一员。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被整个社会共同分享。然而，到了1980年左右，这种美好的情况却一去不回。美国偏离了混合经济体的方向，而向资本主义寡头垄断政府的方向高速前进。资本主义寡头垄断政府的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呈现出很高的集中度。”这种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与冲动的社会的追求高度吻合，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趋势不会继续下去。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工会组织的衰落以及公众文化对效率市场理论的接受，美国的公司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公司管理层在处理与员工的关系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操作余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我们知道任何群体一旦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就一定会积极使用这种权力。事实上，美国的公司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这种风气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权力的变化，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公司的管理者们自愿放弃利润蛋糕的一部分，将这部分利益发放给员工。公司管理者这样做是为了与劳动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同时，管理者这样做还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当劳动者的工资不断上升时，中产阶级才有能力购买更多消费者产品。然而，在今天冲动的社会中，我们的企业文化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长远眼光和宏观视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达尔文式的论调。如今的商业文化不断强调，为了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与挑战（全球化、数字化、经济危机、沃尔玛的兴起）中生存下去，公司必须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然而，目前美国的公司利润已经占到了国家经济总产出的11%，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这个比例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水平，因此上述达尔文式的理由并不能为公司压榨劳动者的行为提供合理的依据。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曾说：“公司利润占整体经济产出的比率几乎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因此所谓‘公司无力负担更高的劳动者工资’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虽然这种说法缺乏理论依据，冲动的社会文化却坚持继续宣扬这一论点。很多时候，这种论调会公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中，很多制造业公司宣称，只有降低员工工资才能保证公司在危机中继续生存下去。正是以这样的理由为基础，不少公司在危机中确实成功压低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虽然公司目前的利润水平已经大幅回升，然而绝大部分企业都拒绝将员工的工资回调至危机前的水平。比如，在经济危机结束之后，虽然卡特彼勒公司的利润已经创下了新纪录，公司却拒绝解除在经济危机中设置的工资增长冻结计划。愤怒的公司员工要求卡特彼勒公司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而公司时任CEO道格拉斯·欧博赫曼却声称，只有继续实施工资增长冻结计划，才可能保持卡特彼勒公司的竞争力。然而，自2010年至今，欧博赫曼自己的薪酬几乎翻了一番。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时，欧博赫曼告诉记者：“我总是向公司的员工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赚的钱永远都不够多，我们的利润永远都不够高。”
在成本压缩方面，美国公司也表现得同样厚颜无耻。《华盛顿邮报》2013年年末的一则报道显示，虽然美国公司的利润和股东回报率几乎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商会却向其成员公司提供建议，教它们如何“利用社会福利措施（比如住房补贴和粮食补贴）来解决低收入员工的生活问题，因为通过这样的途径，公司能够以零成本解决员工周转率过高的商业问题。”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应该无视这些经济腐败问题，应该任由道德的漏洞变得越来越大。反正拥有权力的人总能以更多的创新方式合法地占有利润蛋糕的更大份额。只要利润蛋糕可以越做越大，也许社会上的其他公众应该停止对道德问题和不平等现象的担忧。然而，问题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不仅是冲动的社会的标志，也是冲动的社会的引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人能够保证利润蛋糕真的会不断变大。即使我们能够通过某些巧妙的方法避免贫富差距增大对社会稳定性造成大规模的影响（也许穷人每天都忙于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的早餐图片，因此没有时间去抗议和革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因为自身的内在特征也绝不可能拥有长久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冲动的社会中，人们对更快、更狭隘的自我利益的不懈追求必然导致社会的巨大创新能力被用来实现一些错误的目标。因此，技术公司会继续用大量现金回购本公司的股票，或者会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技术专利权，然后对使用类似技术的竞争对手提起法律诉讼。与此同时，潜在的投资者（刚从学校毕业的聪明而富有野心的年轻人）会继续追捧能帮他们快速赚到现金的创新公司，虽然这些创新并不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员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曾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如果只需要设计出一个时髦的App，就能让谷歌公司通过人才收购的方式付给你2000万美元，那又何必费力去发明下一台T型车呢？”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之所以迟迟未能产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性产品和理念，正是因为它们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浪费在了这种没有意义的工作上。因此科技产业只能不断吃现成技术的老本，而它们推出的新产品一代比一代弱。要想把整个经济的利润蛋糕真正做大，就必须在科技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性成果，然而科技产业的上述倾向导致这种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巨大的个人权力，我们可以轻松安全地获得很多短期的奖励，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早已失去了追求长远目标的动力。在真正的效率市场上，市场应该察觉到人们的这种短视行为，并对其进行惩罚。然而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中，市场也早已成了这个骗局的帮凶。因此，当微软、苹果、英特尔等公司花费数百亿美元回购本公司股票时，股东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担忧，反而为公司的举措而欢呼雀跃。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例子：2013年8月，由公司“狙击手”转行为积极投资者的卡尔·伊坎宣布（当然是在推特上宣布）他已经收购了1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并要求苹果公司花1500亿美元回购本公司股票。卡尔·伊坎认为，这样的回购行为可以将苹果公司的股价从每股487美元抬升到每股625美元（也就是说，卡尔·伊坎可以从中获得280000000美元的净资本回报）。卡尔·伊坎的行为简直是冲动的社会的经典桥段：他既不懂电脑技术，也不精通经营结构，因此绝不可能为真正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形式的贡献。卡尔·伊坎只懂得如何利用金融技术把他手中巨大的资本蛋糕变得更大。很多更现实的观察者认为，苹果公司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回购本公司的股票，而应该用这笔钱重振公司的创新流程，或者至少应该用这笔钱去研发某种比iPhone 5C（一款苹果手机）更有技术含量的新产品。然而，市场却对卡尔·伊坎的行为十分满意。对市场而言，与投资技术创新相比，用大笔现金回购本公司股票才是高效使用资本的正确途径。事实上，当天股市收盘时，苹果公司的股价上升了3.8%。卡尔·伊坎的一条推特就让苹果公司的市值增加了200亿美元。
[1]Alex Aldridge, “Law Graduates Face a Bleak Future at the Bar,”The Guardian, Nov. 25, 2011, https://www.guardian.co.uk/law/2011/nov/25/law-graduates-bleak-future-bar.
[2]Daniel Katz,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Or—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62, no. 909 (2013): 965.
[3]Laura Manning, “65 Students Chasing Each Training Contract Vacancy,” Lawyer 2B, June 28, 2011, https://l2b.thelawyer.com/65-students-chasing- each-training-contract-vacancy/1008370.article.
[4]John 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4,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3/05/science/05legal.html?pagewanted=1&_r=1&hp.
[5]Thor Olavsrud, “Big Data Analytics Lets Businesses Play Moneyball,” ComputerworldUK, Aug. 24, 2012, https://www.computerworlduk.com /in-depth/it-business/3377796/big-data-analytics-lets-businesses-play-money ball/.
[6]Daniel Martin, Katz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Or—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62, no. 909 (2013): 938.
[7]Gary Burtless, “How Far Are We From Full Employment?” Brookings, Aug. 27, 2013.
[8]Paul Krugman, “Defining Prosperity Down,”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7/08/opinion/krugman-defining-prosperity-down.html?src=recg;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by Year,” table, DaveManuel.com, https://www.davemanuel.com/median-household- income.php; Robert Pear, “Median Income Rises, but Is Still 6% below Level at Start of Recession in ’07,”The New York Times, Aug. 21,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8/22/us/politics/us-median-income-rises-but-is- still-6-below-its-2007-peak.html; past years’ data was adjusted using the CPI Infiation Calculator at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https://www.bls.gov/data/infiation_calculator.htm.
[9]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Winner Takes All . . . Sometimes,” review of 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1995),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 1995), https://hbr.org/1995/11/the-winner-takes-allsometimes/ar/1.
[10]“The New Normal? Slower R&D Spend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Macroblog, Sept. 26, 2013, https://macroblog.typepad.com/macroblog/2013/09/the-new-normal-slower-r-and-d-spending.html.
[11]Adam Davidson, “Making It in America,”The Atlantic, Dec. 20, 2011, http: //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1/making-it-in-america/ 308844/.
[12]Patrice Hill, “The Mean Economy: IBM workers suffer culture change as jobs go global Technological advances demand new skill sets, lower labor costs,”Th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26, 2012,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aug/26/innovators-working-their-way-out-of-a-job/?page=all.
[13]Vinay Couto, Mahadeva Mani, Arie Y. Lewin, and Dr. Carine Peeters, “The Globaliz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 The Facts and Fallout ofNext-Generation Offshoring,” Booz Allen Hamilton, https://offshoring.fuqua.duke.edu/pdfs/gowc_v4.pdf.
[14]Fareed Zakaria, “How Long Will America Lead the World?”Newsweek, June 11, 2006,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06/06/11/how-long-will-america-lead-the-world.html; and “Graphic: Going Abroad,”BloombergBusinessWeek, Feb. 2, 2003, https://www.businessweek.com/stories/2003-02-02/graphic-going-abroad.
[15]Sam Ro, “The Case for the Robot Workforce,”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4, 201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obot-density-for-select-countries- 2012-11. Accessed February 1, 2014.
[16]Interview with author.
[17]Bruce Stokes, “Europe Faces Globalization – Part II: Denmark Invests in an Adaptable Workforce, Thus Reducing Fear of Change.” YaleGlobal, May 18, 2006,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europe-faces-globalization-%E2% 80%93-part-ii.
[18]Personal communication.
[19]John Hagel et al., “The 2011 Shift Index: Measuring the Forces of Long-Term Change,”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pp. 10-11.
[20]Diana Farrell et al., “Offshoring: Is It a Win-Win Game?” McKinsey and Company: Insights and Publications, Aug. 2003, https://www.mckinsey.com/ insights/employment_and_growth/offshoring_is_it_a_win-win_game.
[21]Hedrick Smith, “When Capitalists Cared,”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9/03/opinion/henry-ford-when-capitalists-cared.html?_r=0.
[22]William McGaughey Jr., “Henry Ford’s Productivity Less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2, 1982, https://www.csmonitor.com/1982/1222/122232.html.
[23]Nathan Heller, “Laptop U,” May 20, 2013.
[24]Interview with author.
[25]Interview with author.
[26]Lazonick and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p. 31.
[27]Personal communication, January 10, 2014.
[28]“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The Economist, Jan. 19,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69570-growing- number-american-companies-are-moving-their-manufacturing-back-united.
[29]此外，南卡罗莱纳州政府还向波音公司提供了约80亿美元的免税优惠。
[30]当然，由于当时的美国经济非常繁荣，而且公司尚无法使用国外的劳动力，因此，工会仍然能通过各种努力和斗争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
[31]Alan B. Krueger,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lecture delivered at “Learning and Labor Economics” Conference at Oberlin College, April 26,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oberlin_final revised.pdf.
[32]Richard Sennett,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pp. 4–5.
[33]Christopher Null and Brian Caulfield, “Fade to Black: The 1980s Vision of ‘Lights-Out’ Manufacturing, Where Robots Do All the Work, Is a Dream No More,” CNNMoney, https://money.cnn.com/magazines/business2/business2_archive/2003/06/01/343371/index.htm.
[34]“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
[35]“Robots Are Coming, Part 2,” SoundCloud discussion on InnovationHub, https://soundcloud.com/innovationhub/robots-are-coming-part-2.
[36]Interview with author.
[37]NPR Staff, “Tired of Inequality? One Economist Said It’ll Only Get Worse,” NPR.org, Sept. 12, 2013, https://www.npr.org/2013/09/12/221425582/tired-of-inequality-one-economist-says-itll-only-get-worse.
[38]Ibid.
[39]Hannah Kuchler, “Data Pioneers Watching Us Work,”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 2014.
[40]NPR, “Tired of Inequality.”
[41]Paul Sullivan, “Twitter Tantalizes, but Beware the I.P.O.”The New York Times, Oct. 25,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10/26/your-money/asset-allocation/twitter-tantalizes-but-beware-the-ipo.html?hpw.
[42]“IPO Performance,” graph, Renaissance Capital IPO Center, https://www.renaissancecapital.com/ipohome/press/mediaroom.aspx?market=us.
[43]Susan Fleck, John Glasser, and Shawn Sprague, “The Compensation-Productivity Gap: A Visual Essay,”Monthly Labor Review (Jan. 2011).
[44]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pp. 3-4.
[45]“Graph: 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without IVA and CCAdj) (CP)/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Economic Research,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graph/?g=cSh.
[46]Krueger,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47]Mina Kimes, “Caterpillar’s Doug Oberhelman: Manufacturing’s Mouthpiece,” BloombergBusinessWeek, May 16, 2013, https://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3-05-16/caterpillars-doug-oberhelman-manufacturings-mouthpiece#p4.
[48]Lydia Depillis, “Britain’s Chamber of Commerce Says Corporations Should Share Their New Prosperity with Line Workers. Wait, What?”Washington Post, Dec. 30,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 2013/12/30/britains-chamber-of-commerce-says-corporations-should-share- their-new-prosperity-with-line-workers-wait-what/.
[49]Eliezer Yudkowsky, “The Robots, AI, Unemployment Anti-FAQ,”LessWrong (blog), July 25, 2013, https://lesswrong.com/lw/hh4/the_robots_ai_and_unem ployment_antifaq/.
[50]King, Ian and Beth Jinks, “Icahn seeks $150 million Apple stock buyback,”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ober 1, 2013. https://www.sfgate.com/business/article/Icahn-seeks-150-million-Apple-stock-buyback-4860812.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