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当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房地产市场就像一台巨大的印钞机一样不断创造着财富。星期日午后的最佳的去处是拉斯韦加斯硬石咖啡馆的舞池。硬石咖啡馆每周都会举行所谓“康复派对”，派对现场充满了DJ（唱片骑师）的音乐、酒精以及大量小麦色的皮肤。从中午开始，硬石咖啡馆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派对的大部分是来赌场消遣的游客，但也有一些本地人。本地人中有不少来自拉斯韦加斯的房地产业，他们在音乐声中一边用酒精制造宿醉，一边兴奋地唠叨关于房地产市场疯狂升温的暴富故事。当时，拉斯韦加斯的房地产价格每年上涨50%，凡是有能力参加这场财富狂欢的人都挤进房地产市场来分一杯羹。有些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镇以外的沙漠地带建起大片大片的住宅区。来自香港和首尔的精明投资者眼疾手快地购入各种价格飞涨的奢华高层住宅，来自加州橙县的医生和牙医们像短线交易者一样频繁买卖着拉斯韦加斯的房产。
除了这些专业的投资人以外，还有另一种业余的投资人。马古先生就是这样的业余投资者，他进入房地产市场完全是偶然。马古先生是拉斯韦加斯本地人，最初他发现自己家的房子价格翻了一番，于是他利用这笔飞来的横财加入了炒房的热潮。像马古先生这样的业余投资者通常先通过对自己的房屋进行再次融资获得一笔现金，然后用这笔现金购买第二套房产，几个月后再将房产卖出，获利三四万美元。那时，赚钱是如此容易，一位当时在拉斯韦加斯工作的房贷放款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啊，我这么轻松就让自己手里的钱翻了一番，我肯定是个天才！于是他们又去买第二套、第三套，甚至更多的房子，然后再转手卖掉。接下来这些人就会想：我的银行账户里现在有10万美元了，那我干吗不继续‘炒房’呢？”到了2005年，一些像马古先生这样的投资者已经拥有了五处、六处，甚至20处房产。他们的做法导致拉斯韦加斯大约有一半的房屋销售来自以‘炒房’为目的业余投资者，这意味着拉斯韦加斯地区的很大一部分新房产掌握在一些根本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手中。一位资深房地产从业者托德·米勒告诉我：“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投资者，真正的投资者通常会买入一处房产，然后在持有该房产期间通过出租获得现金流。另外一些真正的投资者会在市场上寻找价格被低估的房产，并精确计算修理和翻新这些房产所需的费用。而这些业余投资者根本不会这么做。他们‘炒房’的行为和在赌场上掷骰子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马古先生这样的业余投资者。在美国，房地产业的监管十分宽松，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房产经纪人。更重要的是，业余投资者的狂热导致整个信贷系统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做出了种种改变。在21世纪初，几乎每个人每天只要打开邮箱或电视机就会收到一些金融公司发来的再融资邀请。银行不仅扩大了抵押贷款业务的规模，而且整个贷款过程已完全自动化。高效的自动化贷款流程使消费者取得抵押贷款就像申请信用卡一样容易。一位曾在拉斯韦加斯工作的信贷业务员这样告诉我：“想借钱的人只需要告诉我们其年收入和资产情况就行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他提供任何证明，也不看他的银行流水单。你甚至还可以申请一种名为“NINA”（无收入无资产）的贷款，这种贷款不要求借款人有任何收入和资产，只要填写你的姓名、地址以及社会保障号码，就能获得贷款。我们甚至从不打电话给借款人的雇主核实情况，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借款人的雇主是谁。在我们的申请表上没有雇主电话这一栏。你可以申请高达抵押物价格100%的贷款。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情况，确实太疯狂了。”
确实，如果想看看冲动的社会的最高峰到底能达到何种疯狂的高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正是我们的最佳研究对象。只要我们去过房地产高峰时期的拉斯韦加斯、橙县、迈阿密、菲尼克斯（或者马德里和都柏林），或者当时全球上百个房地产热点城市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很难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的胜利抱有任何怀疑态度了。在这些地方，在房价飞涨的热潮中，过去50年来的所有冲动与混乱变成了一种社会经济、技术以及神经化学的有毒混合物。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对自我表达的疯狂推崇和对人类思维弱点的疯狂利用；看到人们为恢复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生活水平而狂热挣扎；看到人们盲目地拥抱效率市场理论，非理性地接受任何效率市场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个人权力，不管这样的权力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如何不负责任、如何缺乏说服力。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在金融泡沫的最前线，我们看到自我与市场、心理学与经济学是如何以最自然的姿态、最高的效率互相成全着对方。因为从很多角度看，金融板块是整个市场中最受心理因素影响的部分，金融板块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自我。金融板块就仿佛整个经济体的蜥蜴脑部分，它扮演的是短视的冲动者这一角色：一方面，金融市场表现出高度创新、资源丰富、不知疲倦和高效率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的、完全不知羞耻的。这样一位短视的冲动者会毫不犹豫地将理性计划者和社会的其他部分推下财政的悬崖。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曾封锁、压抑我们的金融板块，用各种法规和监管标准抑制其活力（事实上人类也曾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自我克制）。从现在的角度看，我们以前的这种做法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充分释放金融自我很容易导致灾难，过去我们曾经明白这个道理，曾经对开放金融板块的危险心存恐惧。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像我们冲破了很多其他限制一样，我们征服了对金融灾难的恐惧。我们掌握了新的技术和理论，并相信这些工具能帮助我们驯服金融板块的能量，让金融板块在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不会伤害我们的经济。基于同样的乐观心态，我们也曾相信我们用消费者经济的工具完全驯服了自我。于是，我们开始尝试放松对金融板块的控制，并将财富增加的希望寄托于金融板块——事实证明，金融板块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通过信贷发放，金融板块使消费者可以借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于是经济扩张的速度超越了物质和时间的限制。然而，在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的过程中，金融板块也逐渐淹没和控制了我们。被释放的自我重塑了我们的消费者文化，让整个消费者文化不断适应我们永远无法满足的标准；同样，金融板块重塑了我们的整体经济（同时也重塑了大部分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我们的文化），以不断满足其蜥蜴脑式的冲动欲望。到了21世纪初，随着马古先生这样的投资者在房地产市场上大展身手，我们的金融系统将整个经济改造成了最符合其自我需要的样子：极端冲动，完全投身于对短期满足的追求，完全不考虑后果。
应该指出，我们的金融板块并不总是这样冲动和鲁莽。在1929年的股灾发生以后，金融板块被勒令闭门思过，在收紧管制以后，整个金融产业重新调整了自身的定位，开始发挥辅助实体经济的作用。当时的银行业人士和其他金融活动参与者采取保守的低风险投资策略，“资本应保持充分的耐心”成为一句著名的格言。在这种保守的策略之下，金融业取得了中速、稳健的回报：在整个战后时期，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公司以及房地产业）的利润只占所有公司利润的不到10%。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在各个方面，混乱全面淹没了秩序，金融业的耐心和稳健姿态也被一扫而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来自外国银行的竞争很快吞噬了传统投资项目的利润，于是银行家、投资者以及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开始寻找新的投资策略，以追求更高、更快的回报。几乎在一夜之间，“资本应保持充分的耐心”的投资哲学迅速被追求高收益率的疯狂所取代。电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投资者的急功近利心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任何能提供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负债收购、贵金属、食品类大宗商品、原油期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债券。
然而，最容易获得收益的“猎场”还要数北美和西欧的消费者经济。在这些地方，金融板块逐渐进入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金融板块达到了空前的规模：21世纪初，美国金融板块的利润已经占到所有公司利润的近25%。随着规模和所涉及范围的扩大，金融板块的影响力也大幅上升。我们越是依赖金融板块，就越容易受到其冲动个性的影响，去追求更快、更高的回报率。在消费者信贷领域，显然就发生了上述情况：信贷市场所倡导的即时满足和延迟成本的哲学很快也变成了消费者自身的哲学。但是，这还远远不是问题最严重的方面。经济的其他领域也普遍感受到了这种“金融化”所产生的深层次效应。比如，政府开始不断提高国家的负债水平——正是自由市场保守经济学的支持者罗纳德·里根总统最先发现，靠借款来融资政府预算，比保持预算平衡容易许多。决策者们越来越屈服于民众的欲望，也越来越依赖债务市场。当克林顿总统试图开展一场改善基础设施和学校建设的政治运动时，很多债券交易者开始担心大幅增加的政府开支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于是他们大量购入债券，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此举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威胁到了克林顿总统连任的机会。（据报道，克林顿曾抱怨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连任的机会取决于一帮混蛋债券交易员？”）不难看出，美国政府也同样受到了金融市场短视性格的影响。
然而，受金融板块的短视性格影响最大的要数美国的公司经营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的股东革命以来，不仅美国的公司经理人越来越急于取悦金融市场（因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平均有2/3是以公司股票和期权的形式发放的），而且金融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取悦。今天的股票市场是由所谓的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其中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尤其巨大，他们常常大量购入某些公司的股票，然后试图影响公司的股价。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总共控制了大型公开交易公司约3/4的股票份额，对这些大型机构投资者而言，对高收益的追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为了生存和繁荣，大型机构投资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取悦自己的顾客，它们的顾客范围很广，从退休老人到亿万富翁都在此列。为了取悦客户，大型机构投资者会为其投资组合设定相当激进的季度投资回报率目标。经济学家埃里克·蒂莫格尼和兰德尔·雷曾经指出，机构投资者设定的这些回报率目标通常都远远高于美国经济的预期增长率。为了达到这样的高收益率，基金经理必须不断地“变换”它们的投资组合，买入表现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公司股票，同时卖出表现不佳的股票。因为机构投资者占金融市场的很大份额，它们这种不断买进和卖出的行为会打破股价的平衡，产生对市场的扰动。换句话说，基金经理的买卖行为很大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交易行为做出反应，这种反馈机制的循环会不断提高基金买卖股票的频率。事实上，对投资组合的“变换”成了金融市场的新常态。在20世纪70年代，机构投资者买入股票之后平均会持有这些股票7年时间，然后再卖出，而今天基金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长只有不到一年。今天金融市场上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具备了恋爱指南中警告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情人的所有特点：冲动、短视，不愿意做出长期承诺。
对上市公司而言，金融市场上股票周转率提高的现象让它们很难适应。因为如今股票市场的大部分重要投资人对公司股价的细微波动都很敏感，并且这些大型机构投资人可以随时大量抛售手中的股票以表达对公司业绩的不满，从而大幅压低公司的股价，于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管理影响股价的因素上。然而，实际上，很多影响股价的因素并不能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一定受公司管理层的控制。由于公司的季度利润报表可以严重影响公司的股价，管理层不得不尽一切可能保证下季度公司的利润达到预期标准，有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损害公司未来的利润。在一份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这份调查问卷的对象是400多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当被问及是否会为实现本季度的利润目标而推迟对一些能产生丰厚利润的长期项目的投资时，有1/2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此外，大约80%的受访者表示，为了保证本季度利润达到预期目标，他们愿意削减研发、维修、广告以及人才招聘方面的投资，而上述方面的投资显然是公司长期利润的重要保证。同样，为了保护当季度的利润数据，很多公司都倾向于尽快兑现任何形式的收益，虽然这很可能导致公司错过未来很多可以获利的机会。在另一份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向一些英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项目一可以在明天为公司创造250000英镑的利润，而项目二能在三年之后为公司创造450000英镑的利润，那么究竟哪一个项目更值得投资？大多数受访者都选择了项目一。不难看出，大部分公司管理人员都犯了跨期选择方面的错误。在上文中我们曾提到过，在行为经济学家对消费者的研究中，这样的错误也曾经一再出现。然而，在公司层面，这种错误的跨期选择却变成了标准化的经营模式。经济学家希瓦·罗基戈帕写道：“在如今的公司文化中，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已经变成了一种‘愚蠢的行为’。”罗基戈帕是公司财会方面的专家，也是上文提到的2005年调查问卷的作者之一。罗基戈帕说：“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些家伙没有任何的长远眼光。他们最多着眼于未来的2—3个季度的情况。”由于事实上商业公司之间需要为争夺投资者的注意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因此任何能够快速提高公司利润和股价的经营策略都会很快被其他公司效仿。布鲁金斯学会的公司战略专家格雷格·波利斯基和安德鲁·伦德这样描述：“一旦一家公司为了提高当前的利润而牺牲公司的未来，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就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来保证自己公司的股价不会被比下去。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大家的事业前景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显然，所谓的效率市场并不应该以这样的形式发挥作用。从理论上说，效率市场应该鼓励公司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公司的股价反映的应该是公司的长期经营状况和利润水平。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公司股价应该等于公司所有未来利润的净贴现值总和——把未来公司挣到的每一分钱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换算为今天的贴现值，然后进行加总求和。因此，任何威胁公司未来利润的因素（比如管理层没有在长期研发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都应该引起投资者的担忧和不满。这样的担忧和不满本该导致很多投资者抛售该公司的股票，从而压低公司的股价，对管理者的短视进行惩罚。用罗基戈帕的话说，在真正理想化的效率市场中，如果公司的管理人员“采取伤害公司价值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市场发现，管理者未来的薪酬也会因此而降低”。然而，在现代的公司财务中，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斯彭研究所专门研究公司短视问题的专家朱迪·萨缪尔森对我说：“如今的股票市场完全着眼于公司的短期表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很多成功的大公司（这些公司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支柱，而且历来是各种前沿科技的创造者）在进行长期投资时都只能采取特别小心翼翼的态度。”在研究中，萨缪尔森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2011年谷歌公司宣布增雇1900名员工时，谷歌的股价立刻大幅下跌，最终跌幅超过了20%。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投资者不喜欢公司做出任何增加支出的决策，即使这些支出有时是为公司的长期表现进行有价值的投资。
市场对长期投资的反感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根据航空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时任CEO诺曼·奥古斯丁的回忆，20世纪90年代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层人员曾经与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们会晤，向他们展示公司即将投资的尖端科技项目。然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演示会还没有结束，这些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居然“迫不及待地跑出会场，去抛售我们公司的股票”。在接下来的4天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1%。这让奥古斯丁极度震惊，因此他致电其中一位与他关系不错的股票分析师。奥古斯丁问他，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投资新的科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市场要对这种完全正常的经营行为进行惩罚？根据奥古斯丁的回忆，当时他的分析师朋友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第一，你们的这些研究项目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更何况没人能保证一定会收回成本。第二，你们的股东平均持有公司股票的时间只有18个月。15年以后，你们的股东很可能已经转而持有波音公司的股票了，因此股东并不希望你们想出好点子。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股东并不想要为你们的好点子付钱。’然而，这是还不是最令我痛苦的评论。接下来，我的这位分析师朋友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他说：‘你们的管理层太短视了，我们才不愿意投资这样的公司呢。’是的，你没有听错，这就是那位分析师的原话！”
当然，大型上市公司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止支出。然而，这些钱越来越多地花在追求能在短期内提高股价的方面。以股票回购策略为例，20世纪80年代，很多公司发现，提升公司股价最快速的方法（除了宣布大规模裁员以外），就是用公司的利润从公开市场上大量回购本公司的股票。此举将这些股票从公开市场上移除，于是这些股票便停止了流通，公司普通股票的供给量受到了限制，股价也就因此上升了。公司管理人员很快发现，通过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不仅可以迅速抬升公司股价，而且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薪酬。最棒的是，这样做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而投资新的经营活动（比如建立新的工厂、开发新的产品或雇更多的员工）却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商业风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回购本公司股票被视作操纵市场的非法行为。然而到了1982年，里根政府却批准了股票回购策略的合法性，并将其视作自由市场革命的重要部分。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回购本公司股票确实具有合理性（比如公司想要击退恶意收购者的进攻），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公司采用股票回购策略并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其目的仅仅是人为抬高股价。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每年花费200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占公司总利润的1/4。显然股票回购策略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合理的理由，抬升股价早已成为唯一的理由。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实际产出（比如汽车、棉花、煤炭）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股价。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的产出不再是汽车、棉花、煤矿，而是股价。至此，我们完成了工业效率革命的最后一步：资本效率的革命。整个商业世界的目标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资本直接转化成股东的价值和管理者的薪酬。
这种全新商业模式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财富的甜蜜，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苦果。在过去的20年中，股价飞涨为大大小小的美国投资者带来了巨额财富，尤其是少数公司高管因此成了亿万富翁。然而这种财富的繁荣却掩饰甚至催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深层次问题。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很多公司为了追求高股价开始故意夸大季度利润数字。1992—2005年，对过去的报表进行利润“重报”（这种做法实质上等于承认过去财报上的利润数字被夸大了）的公司从每年6家上升到了每月近100家。各种各样的利润诈骗丑闻层出不穷：世通公司通过采用“创新性”的财会手段，将公司利润夸大了90亿美元；而安然公司则通过特殊目的机构隐藏了公司230亿美元的债务。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丑闻仅仅是问题的开始而已。真正的灾难是华尔街对资本效率（即不择手段追求资本的高回报率）的狂热追求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消费者心理的领域。
到了2002年春天，拉斯韦加斯的一些房地产经纪人开始觉得房地产市场有些不对劲了。在售房现场的展示会上，很多买家拿出的是一种很不寻常的银行贷款手续：这些银行贷款的利率很高，而首付却低得惊人，甚至出现了零首付的贷款形式。在正常情况下，只有收入和资产非常丰厚的借款人才可能获得零首付的贷款。然而当时的银行业却开始向首次购房的消费者提供这种贷款，其中有些人根本不具备购买房产的经济能力。当时在拉斯韦加斯从事房地产经纪工作的亚当·芬恩告诉我：“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零首付贷款了。于是我们这些业内人士不禁开始纳闷：这些金融机构究竟在干什么？”
我们的金融机构究竟在干什么呢？原来，高盛、美林证券以及其他大型投行发现了一个追求高收益率的新领域：那就是被蜥蜴脑的狂热冲动所控制的房地产市场。21世纪初，投行开始收购金额巨大的住房抵押贷款，然后将这些贷款组合起来变成一种证券，名为CDO（担保债务凭证）。投行将这种CDO转而出售给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十分强劲：因为根据投行的宣传，CDO的投资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抵押贷款借款人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款项），但只需承担很低的风险（因为这些贷款有房产作为抵押）。从资本效率的角度来说，CDO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投资方式，因为它可以把长期的实物资产转化为短期的快速回报。
这种新型的高效投资工具一面世就获得了巨大的需求。事实上，由于对CDO的需求过于强烈，投行已经没有足够的抵押贷款来支持它们产出新的证券了。因此，投行开始鼓励和刺激消费者申请更多的抵押贷款。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并不是说突然之间有更多的人买得起房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收入增长的停滞，也许事实上能买得起房的人变得更少了），于是对投行来说，要想发放更多的抵押贷款，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贷款的标准。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华尔街开始对放贷机构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鼓励它们降低信贷标准。当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显然不合理的要求。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从事信贷发放工作的比尔·达拉斯曾就美林证券的情况接受《名利场》杂志的采访，美林证券是当时最大的抵押贷款证券发行人。在这篇访谈中，比尔·达拉斯说：“他们从未明确要求我们发放低质量的贷款。但他们会对我们说：‘你得增加优惠券呀。’”所谓“优惠券”指的正是高收益率的CDO。然而根据达拉斯的说法：“事实上，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唯一途径就是发放低质量的贷款。”
虽然一些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资深人士对信贷标准的无限放宽表示了担忧，然而他们的忧虑根本无法战胜宽松信贷标准带来的淘金狂潮。与房地产有一点关系的人都开始赚钱，有人甚至在短期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仅佣金一项就为华尔街的银行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房地产开发商开始采取能降低成本（然而常常牺牲建筑质量）的高速建筑方法，瞬间建起数万间房屋，收获巨额利润。奋战在房地产热潮前线的人们简直就像泡在现金中一样。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拉斯韦加斯，忙碌的房产经纪人一年可以收入50万美元。而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的年收入甚至达到了100万美元。一位当时的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告诉我：“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过去我每年收入5万美元，而那时我一个月就可以赚5万美元。我们每晚都出去狂欢。我们去脱衣舞俱乐部，去参加各种狂欢派对。有时候你早上醒来，会看到一位色情片明星正在你的厨房里走来走去。然后你起床再次赶到办公室，继续度过疯狂的一天。”那些疯狂的日子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里的钱来得太容易，这里的姑娘都是免费的。”
房地产热潮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你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就可以通过“炒房”赚钱。只要拥有一套房屋，你就可以加入“炒房”的队伍，什么也不付出就能赚到大把的钞票。在拉斯韦加斯这样的房地产热点城市，房屋的价格几乎可以翻上一番，贷款机构开始遇到一些“连环再融资”的投资者，这些人每过6个月就会对手头的房屋进行贷款再融资，每再融资一次可以获得4万—5万美元现金。这些现金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被用来度假、购买食品，或者支付房贷。实际上，这些连环再融资的投资者利用了金融技术上的漏洞，把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卖给自己。这种行为就像是埃舍尔的绘画作品，就像一台违反了物理定律的永动机。这种行为违反了供给与需求的基本经济原理，也违反了劳动和所得的基本规律，然而这些奇怪的现象却在大环境的纵容下一再发生。一位银行业者告诉我：“这种情况意味着，你可以从事公司前台之类的低收入工作，却拥有令人惊叹的豪华生活方式。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再工作谋生，不断对自己的房屋进行再融资就是你的工作。”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拉斯韦加斯。连环再融资成了一种新的就业形式，同时也成了消费者经济和自我身份维持的新引擎。2003—2005年，美国人从自己的房屋上获得了近1.3万亿美元的资金，这笔巨款的1/3被用于购买车辆、游艇、等离子电视机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消费品。
甚至政府的决策者也被这种病毒所感染。在美联储，另一位自由效率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快速攀升的房地产价格以及公众从房地产中获得的资金可以帮助政府解决消费者收入增长迟缓的问题。在这种过分乐观的形势下，美联储决定长期保持很低的利率水平。通过这样的政策，政府希望金融市场能够完成传统经济活动不再胜任的任务：保持美国公众的生活水平继续稳步上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同样犯了短视的毛病。在一次2004年的演讲中，格林斯潘曾说：“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比率的上升不仅没有损害房屋拥有者的利益，反而改善了普通房屋拥有者的金融状况……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对总体经济情况起正面支持作用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在距离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办公室不足45分钟车程的城郊地区，新的房屋建设项目还没有开工就已经全部售完；在房屋完工之前，很多公寓就已经被转卖了两次甚至三次。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在金融板块提供的强大动力下，又一次焕发了新的活力。免费的午餐在当时竟成了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
如今，回顾当时的情况，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随着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结束和股东革命的兴起，美国的个人收入停止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事实上，上述金融业的不正常情况试图以不合理的方式来填补消费者收入方面的缺口。因此，这样的繁荣注定是虚假和暂时的。然而，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说“不”。整个金融板块都忙着大桶大桶地掘金。决策者们忙于庆祝他们“拯救”美国经济的英勇成就。显然，消费者完全无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我管理。不仅消费者的蜥蜴脑被完全调到了狂欢模式，而且传统的社会制度（比如不愿借贷的传统价值观以及紧密的社区联系）也早已被以自我为中心的效率经济严重削弱了。这种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缺乏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地方（比如拉斯韦加斯）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不断用手中的房地产套取现金的投资者处于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那些我们熟悉的、能够限制个人狂热情绪的社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煽动狂热情绪的各种刺激和诱惑因素。拉斯韦加斯的一位资深信贷咨询员米凯莱·约翰逊这样对我说：“很多新到拉斯韦加斯的‘炒房’者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支持性的社会关系，他们并没有和（大家庭的）家人一起前来，也不认识周围的邻居。因此他们没有很强的社区意识，也缺乏周围人的监督和规劝。没有人会对他们说：‘嗨，别傻了，这样不行。’”
早在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在描述人类感情发展过程的时候，就发明了一个术语——“现实原则”。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健康的个人由于受到现实原则的限制，必须学会如何延迟满足。如果不能学会向现实妥协，继续坚持快感原则，那么这个人就会永远停留在感情功能不完善的幼儿期，既不能完成自我实现，也无法进行社会交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实原则主要通过社会结构的渠道对个人产生影响和限制，这些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家庭和制度的权威。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完全可以推广到市场和消费者的关系上。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如果个人或机构无法学会延迟经济满足，他们很快就会被效率市场排斥。
然而，到了20世纪末，随着现代金融的兴起，人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现实原则不再起作用。与此同时，相信只有耐心、努力和真正的生产率提高才能带来回报的传统价值观也被抛弃。因为在金融世界里，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在如今的现实世界中，个人和公司只要掌握合适的关系和技术，或者抓住最佳的时机，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惊人的回报，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只是传统经济中的一个零头。在现代经济的各个方面，我每天都见证着各种各样的奇迹。在华尔街，公司“狙击手”通过快速买卖整个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在消费者文化中，连环再融资者和兼职“炒房”人似乎躺着就能赚到大笔钞票。在政治的世界中，美联储长期保持极低的利率水平，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重塑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梦想寄托在房地产泡沫上。到了21世纪初，整个美国社会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新观念：即时回报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远远优于那些需要努力和耐心才能获得回报的途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的金融化正是冲动的社会的本质。金融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高的回报，同时极力避免任何低效率的因素（比如努力、社会责任、社会规范等），因为这些因素都会降低我们获得回报的速度。
当然，从长期来看，金融化拒绝承认现实原则的存在，因此是不可持续的。纵观人类历史，任何试图通过金融板块将快感原则制度化的社会（这种潮流曾经一起又一次地出现过）最终都走向了灭亡。当世界经济被金融板块所主宰时，我们不仅会看到泡沫产生和破灭（或者其他形式的修正过程）的循环周期，还应该注意到这种现象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更微妙、更深层次的伤害。当金融板块占据整体经济活动的很大份额时，它就会不可避免地把资源从其他板块抢走，这些板块包括一些对人类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核心板块，比如制造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美国作为世界上金融板块规模最大的国家，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是流向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板块（比如道路、能源研究、教育），而是流向一些完全投机性的资产（比如CDO和信贷掉期）。虽然这种资本流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模更大、复杂度更高的经济体的融资需求，然而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更真实、更不健康的驱动力：现代金融为个人和公司提供了实体经济无法提供的高回报率。
资本并不是唯一被金融板块抢走的资源。由于金融板块能提供高额的回报，各行各业很多最聪明的优秀人才离开了自己原有的职业，转而投身金融领域。事实上，这些人的才华和智慧是极为宝贵的资源，这种资源本应获得更好的配置。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板块的工资与其他职业相比上升幅度更大（现在金融板块的工资比其板块高出50%）。与此相呼应的是，大学毕业生中去华尔街就业的人数比例上升幅度同样巨大。这种现象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专业的毕业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上，这些充满智慧的年轻人应该进入一些对实体经济起突出作用的核心领域，比如工程、医药、研究等；如今，为了追求个人的即时回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金融板块就业。国际清算银行两位研究金融板块扩张效应的专家斯蒂芬·切凯蒂和埃尼斯·哈鲁比这样写道：“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大量被金融板块抢走。那些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那些在另一个时代中会以征服癌症或者飞向火星为职业目标的人才，如今却以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为人生理想。”面对这样的现象，甚至很多保守派的经济学家也开始担忧。虽然这些保守派的经济学家总体上支持通过市场来分配人才资源，但他们也同意金融板块确实已经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扭曲。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曾这样写道：“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才放弃硅谷的创业机会，而成为华尔街的高频交易员。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反对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通过自身的才华致富，但是我们应该设法保证他致富的途径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益。”
在这里，我认为曼昆提出的“以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益的”途径致富的理念非常重要。在真正的效率市场上，个人和公司通过提供某种特定的商品和服务获得回报，而回报的水平应该恰好可以鼓励他们继续产出这种服务或商品。因此，脑外科医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是因为成为优秀的脑外科医生需要很多的技巧、勇气，还需要事先在大学教育阶段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我们降低脑外科医生的工资，就没有人愿意承担上述风险并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如果脑外科医生的薪酬过高，则会有过多的医学院毕业生想成为脑外科医生，于是脑外科领域就会出现人才过剩的现象，在竞争的压力下，工资会随之下降，而脑外科医生的职业也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和其他所有市场一样，拥有自我修正的功能。通过这种功能，市场可以自动以最高的效率分配人才（或者其他资源）。正因如此，我们通常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较好的设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看到，金融板块不仅对劳动力市场施加了扭曲性的影响，也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因如此，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相信市场是全知全能的。简言之，金融板块回避了市场的正常修正机制，获得了过高的利润，不管是金融板块提供的服务，还是它们承担的风险，都不能证明这种过高的利润是合理的。
当然，金融板块并不是唯一获得暴利的行业。在任何经济中，都难免会有一些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通过某些不正当的优势（比如垄断和内部信息）来获得高额的工资或利润。他们所获得的薪酬或利润远远大于自由市场应该提供的水平，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暴利。经济学家将这种被某些板块攫取的剩余价值称为“租金”。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中，任何板块的寻租行为都比不上金融板块的来得严重。几个世纪以来，金融板块的从业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暴利，也就是说金融板块所获得的回报远超自由市场应该提供的水平，它们获得的利润与它们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不匹配的。金融板块获得暴利的途径包括：通过政治上的游说行为制造监管方面的漏洞，并创造各种极度复杂神秘的技术和手段，确保外人无法理解和监督他们的经营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投行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还和其他行业相当，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金融监管的放松和各种金融技术的飞速发展，投行经理的中位数收入迅速超过了其他行业，达到了其他行业的7—10倍。我相信这样的变化绝不是巧合。）随着金融板块剩余价值的飞速增长，金融板块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对实体经济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扭曲效应。大量资源被这个黑洞夺走，流出了其他板块。然而，如果将这些资源保留在原先的板块中，原本能产生更高的社会生产率，可惜的是，这些板块却不能在金钱上提供足够的回报，因此无法与金融板块进行资源上的竞争。
寻租行为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行为。因为大量人才和其他资源流入了金融板块，因此金融板块拥有了其他板块无法匹敌的优势。金融板块拥有大量的创新者、企业家以及善于游说的政客，这些资源保证了金融板块总是能找到新的不正当优势，从而继续获得暴利租金。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金融板块在规模、就业人数以及利润方面持续增长，而非金融板块却出现了日益凋敝的趋势。在美国，目前制造业板块仅占整体经济规模的12%左右，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比例几乎达到了25%。目前金融板块占美国整体经济规模的8.4%，几乎是其历史规模的3倍。（在英国，金融板块同样展现了空前的繁荣。目前制造业板块仅占英国国民经济的12%，是30年前制造业板块相对规模的一半。金融板块增长的速度几乎是其他经济部门的3倍。）
由于下面将会谈到的原因，这种金融板块和其他板块相对规模的变化对我们的社会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从历史上来看，制造业所提供的中等收入岗位远远多于金融板块。健康的制造业板块可以不断发展出新的科技，并通过外溢效应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促成全方位的经济增长。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金融板块却会产生一种逆向外溢效应，即将人才和其他资源从其他板块抢走。此外，制造业板块的波动率也远远小于金融板块。虽然制造业板块的失灵也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然而金融板块的失灵却可能将整个经济完全摧毁。由于金融板块能提供惊人的高额回报，它很容易催生各种风险巨大的投机行为，导致泡沫出现和破灭的循环周期。在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以下情况：切凯蒂和哈鲁比研究发现，一旦经济中金融板块所占份额超出了某一水平，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扩大制造业板块的规模，同时缩小金融板块的规模。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却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我们任由制造业走向凋敝，却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手段鼓励金融板块的增长。（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谈到，金融板块是目前美国经济中与政治联系最紧密、最受政治保护的板块。）同时，我们还应该谨记这样的事实：很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保持着比美国大得多的制造业规模。在德国，有21%的经济产出来自制造业，而金融仅贡献了经济总产出的4%。在韩国，制造业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高达31%，而金融业仅贡献了7%。甚至在意大利，制造业的相对规模也超过了美国：意大利的制造业贡献了经济总产出的17%，而金融业仅贡献了5%。
从根本上说，过度膨胀的金融板块带来的最大风险不是对资源和人才的错误配置，也不是过高的波动率，而是对整体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随着金融板块的扩张，金融板块的思维模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思维模式。即使在非金融板块的公司中，管理人员也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金融方面。如今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一名首席金融官，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种头衔。首席金融官的工作职责包括投资者关系，即在金融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市场使者中管理和保持公司的良好形象。通过向管理者提供以股票为基础的薪酬，几乎所有公司都将管理人员与金融市场直接绑定在一起。（截至2000年，由于公司普遍向管理人员发放股票期权作为薪酬的一部分，美国CEO的平均薪酬已经达到了员工中位数收入的400倍；而在20世纪70年代，CEO的薪酬仅为员工中位数收入的20倍。）
同样，金融工程也成为公司战略的标准化组成部分。所谓金融工程，是指利用股票回购等金融技术提升公司的股价。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繁荣期，很多美国公司的股价迅速上升，而这些公司又以自己的股份作为筹码收购其他的公司。美国在线公司是一家互联网新贵，当时公司的营业收入只有50亿美元，而公司的股价高达1750亿美元，美国在线公司以本公司的股票作为筹码收购了时代华纳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当时的利润是270亿美元，然而股票市值却只有美国在线公司的1/2。到了世纪之交，一半以上的大公司并购项目都是完全以股票作为交易筹码的，然而仅仅在10年以前，以股票收购其他公司的行为还是闻所未闻的。当然，很多股票市值惊人的公司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空中楼阁：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中，很多既没有产品也不产生利润的新兴公司在华尔街银行的帮助下被成功出售。狂热的消费者愿意花数亿美元来购买这样的公司。在被华尔街精心设计的公开上市过程中，这样的公司甚至可以卖出数十亿美元的高价。每一年，经济的更大份额（更多的工资、更多的销售额、更多的总价值）被互联网板块所占据。在互联网板块中，经济价值的基础不再是生产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金融市场上所谓金融工程的抽象活动。
到了21世纪初，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膨胀，美国经济的很多部门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的模式。消费者用不存在的财富继续他们追求自我的消费行为（在心理学上，我们知道房价的上升会带来财富效应。所谓财富效应是指，即使实际收入并不增加，只要消费者知道他们的房屋在升值，就会扩大消费支出。在财富效应的影响下，美国的消费支出达到了每年4000亿美元。）。公司通过大规模的股票回购手段人为操纵股价。（2003—200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500家公司的股票回购规模增加到了原来的4倍。）而在华尔街，那些本可以成为科学家的投资银行家正充分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进一步放大这些并不存在的财富。比如，华尔街发明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称为“CDO平方”。CDO平方由两个或多个其他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抵押的CDO构建而成，通过购买这种产品，投资者承担更多的借贷风险，同时也会获得更高的回报。比CDO平方更具创造性的是所谓合成CDO产品。通过购买合成CDO产品，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CDO产品的价格变化获利，但并不需要真正持有那些CDO产品。有了合成CDO产品，任意数量的投资者就可以同时对同一种证券的价格进行投机，也就是说，大量投资者可以同时对抵押物（同一处房产）的价值波动进行投机。通过这些金融创新，华尔街创造了比实际房地产市场规模大许多倍的房地产财富。此举使金融板块本身也被金融化了。已故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曾经指出，在19世纪末的工业化进程中，老一代金融家是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比如铁路、石油管道、工厂以及工业系统的其他部分）来致富的。然而，明斯克认为，如今金融业的重点已不再是“实体经济的资本发展，而是投机行为所产生的快速回报和交易利润”。金融业不断地投资于金融业本身。不可持续的快感原则如今变成了一门科学。冲动的社会走上了不断加速的新轨道。
然而，幻觉并没有因此完全消退。冲动的社会及其最主要的引擎——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最可怕的地方便在于，它们看起来越是欣欣向荣，实际上就越是不可持续。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这场游戏的大玩家们就已经看到了大厦将倾的前景。在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投行中，交易员们常常将这些新证券称为“垃圾玩意儿”、“怪物”、“核武器浩劫”、“迈克·泰森的重击”，他们也早已预见到“次贷要垮”的前景。然而，这些投行不仅继续向客户出售这些有毒的证券，甚至还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准备从垃圾证券的垮台中获利。这种现象虽然极不道德，却并不令人吃惊，毕竟金融市场始终以追求高回报为最大目标。这些新金融产品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在某个时间或地点崩溃，并对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然而短视的华尔街只重视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严重的社会效应。当有人对这些不合理的交易进行质疑时，华尔街的交易员和管理人员常常以一句首字母缩写的暗语作为回答，他们会说“IBG YBG”，意思是“我会离开，你也会离开”。至于他们离开之后会发生什么，想必这些人并不关心。待我赚够钱后，哪怕洪水滔天。
当赌博者的运气不好、不断输钱时，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行为，这种行为被称为“损失厌恶”。损失厌恶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长期进化出的一种心理特点，因为我们习惯了物资匮乏的环境，因此任何形式的财产损失都会让我们产生本能的厌恶。在一些针对赌博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被试对损失和盈利的认知是非常不对称的，即使损失和盈利的金钱数目完全一样，被试的行为却相当于将损失视为盈利的两倍。正是因为损失厌恶这种心理因素的存在，21点玩家常常会在一手牌输掉之后把赌注翻倍继续玩下去，股票交易员也常常迟迟不愿抛掉手中亏损的股票，直到股价完全触底。而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时，房产所有人宁可继续赔钱也不肯以低于买入价的价格卖掉手中的房产——2006年这样的情况开始出现。一位在拉斯韦加斯从事了40年房地产业务的资深人士弗洛伦斯·夏皮罗最近这样告诉我：“突然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也没法把房子卖出去了。”最奇怪是，很多“炒房”人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现实，房地产经纪人居然需要对客户进行劝说和解释，告诉他们几个月前的巨额财富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弗洛伦斯·夏皮罗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当时我们需要反复劝说我们的客户。我的一位客户跑来找我。他手上有12套房屋。他一直通过买入并转卖房屋赚钱，而现在这12套房子全砸在他手上了。我对这位客户说：‘没办法，市场已经停滞了’。”
当房地产市场率先垮塌时，整个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极强的损失厌恶心态，正是这些非理性的反应把危机对经济的伤害继续大幅放大。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公司利润的疲软，陷入恐慌的CEO启动了大规模的股票回购项目来挽救本公司股价。200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公司将净利润的62%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2008年，这一比例升至89%。虽然股票回购计划有助于公司稳定股价，并保持高管的薪酬不受太大的影响，但这种做法却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导致这些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本与恶劣的经济环境做斗争。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曾提到过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拉佐尼克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很多最后需要联邦救助或外国投资者救援的公司，在危机开始之前进行了大量股票回购，从而耗尽了手中的现金储备。2007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导致整个美国市场陷入了自由落体状态，然而就在破产当年和破产前一年，雷曼兄弟公司刚刚花费了50多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同样，在危机中全面崩溃的两家拥有政府支持的房贷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自2003年以来总共花费了10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
金融板块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从自己制造的危机中脱身，股票回购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了抵消它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损失，很多投行对石油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行了大量的投机行为。虽然这种“对冲风险”的行为帮助投行吸收了部分损失，但这些行为同时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成千上万的人不仅在经济危机中失去了工作，还需要支付更加昂贵的食品和汽油开支。尽管这些金融机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挣扎，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在危机中垮台的命运。这时，它们又打出了一张制胜的金牌：它们声称由于自身规模过大，对经济的重要程度过高，政府不可以让它们垮台，必须向它们提供援助。于是，政府不得不对华尔街的大鳄们进行救助。这在事实上导致这些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高管们）逃避了很多以净化市场为目的的监管，而这些监管手段本应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对上述高风险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整个经济陷入了一种极为荒谬的状态，这仿佛是一场权力与人性的对决实验——而这场实验的结果正如我们预测的一样悲观。在经济的方方面面，蜥蜴脑都取得了绝对的掌控地位。
就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也经历过类似的危机，经济金融化所伴随的巨大风险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不仅公共债务和个人债务水平同时飙升，而且大量资本从生产制造业和其他“硬产业”流向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尤其是离岸投资活动）。这为英国的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却对英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整个英国经济出现了资源紧缺的状态，不仅包括金融资源的紧缺，还包括人才和智力资源的不足，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受到了美国的挑战。1904年，在一次针对英国银行家的演说中，曾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以严厉的措辞总结了英国面临的困境：“银行业并不是我们经济繁荣的制造者，相反，是经济的繁荣成全了银行业的发展。因此，银行业不是我们财富的来源，而是我们财富的结果。”如果我们的资本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如果英格兰仅仅扮演“投资证券囤积者”的角色，我们是不可能继续生存和繁荣的。
然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世界主要的后工业化经济体似乎仍然铁了心拒不接受上述教训。不仅金融板块仍然是美国经济中的主导性板块，而且主要金融机构的地位甚至比从前更加稳固。美国金融业的集中程度不断上升，12家超大型银行（包括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掌握了美国银行总资产的2/3以上。与此同时，金融板块的蜥蜴脑思维继续对美国的大众文化起着塑造作用。追求高回报率已经成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从体育教练到大学校长，都选择在各种工作岗位之间频繁跳槽，以追求最高的职业回报率。美国的结婚率持续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继续保留追求更好伴侣的可能性。商界更是完全被金融的思维模式锁定。公司CEO的平均就职年限已经下降到了5年；而在20年前，CEO的平均就职时间是9年。以股票为基础的薪酬模式仍然是商业界的常态，股票回购策略和其他金融工程手段也继续大行其道。根据拉佐尼克的计算，2001—201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500家公司总共在股票回购上耗费了35000亿美元的巨资——大约相当于美国政府为赢得“二战”所花费金额的3/4。上述现象都是冲动的社会的典型症状——由于我们的经济完全围绕追求高速回报的欲望运转，从而越来越无法产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不仅完全拥抱了金融板块的这些特征，甚至将这些特征完全吸收，化作了自我的一部分。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仅继续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极力追求最快的回报，而且我们对这种追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无动于衷。消费者的品性和华尔街的性格日益趋同，我们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越来越冲动短视。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对我们起到警示作用，反而让我们看到投资银行家和公司“狙击手”式的行为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因此华尔街反而成为消费者学习的榜样。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上文提到过的那位曾在拉斯韦加斯担任房地产经纪人的托德·米勒开始从事一项全新职业：银行和被银行没收房产的房主之间的联络人。这项新工作经常要求米勒把来自银行的坏消息传达给即将被赶出自家房屋的房主们。米勒告诉我说，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米勒接触到的许多房主都表现出对违约的愧疚和痛苦。米勒说：“这些房主常常会邀我进屋，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很多人因为违约不能支付房贷而痛哭流涕。他们觉得非常羞愧。”然而，米勒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当他拜访那些即将被赶出自家房屋的房主时，经常看到他们家里布满了各种昂贵的装饰和改建项目，而这些东西都是用股权提取获得的现金来支付的。这些房屋的车道上常常停着一辆、甚至两辆崭新的汽车，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用品。而且这些违约的房主中也很少有人再表现得痛苦不安了。米勒说：“现在大家反而开始吹嘘自己违约的情况。我曾经在一家健身房中听到一个人和朋友的谈话，那个人说：‘我已经快三年没有付过一毛钱的房贷了，银行马上就要没收我的房子，不过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我通过向银行再融资已经获得了5万美元的现金。’”当米勒谈到这样的情况时，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现在，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违约不付房贷而感到羞耻了。‘那不是你的错。’‘那是银行的错。’诸如此类。欠债不还曾经为社会习俗所不容，还不起钱曾经是一个人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而现在呢？大家再也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还不起钱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了。”
[1]Interview with author.
[2]Interview with author.
[3]Interview with author.
[4]Leith van Onselen, “Ireland, the Greatest Property Bust of All,”Macro Business, April 8, 2013, https://www.macrobusiness.com.au/2013/04/ireland-the-greatest-property-bust-of-all/.
[5]Matthew Benjamin, “Bond Traders Who Gave Bush a Pass May Ambush Obama or McCain,” Bloomberg, Aug. 10, 2008, https://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yrMJ4R.bmLY&refer=home.
[6]Bob Woodward,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7]Brian J. Hall, “Six Challenges in Designing Equity-Based Pay,” NBER Working Paper 9887, July 2003, https://www.nber.org/papers/w9887.pdf?new_window=1.
[8]Ben Heineman, Jr. and Stephan Davis. “A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2011. https://www.ced.org/pdf/Are-Institutional-Investors-Part-of-the-Problem-or- Part-of-the-Solution.pdf.
[9]Ibid., but see also Sennett,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p. 40, who argues that it is from four years in 1960s to four months today.
[10]“The Short Long,” speech delivered by Andrew G. Haldane and Richard Davies.
[11]“Shooting the Messenger: Quarterly Earnings and Short-Term Pressure to Perform,” Whar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uly 21, 2010,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fm?articleid=2550.
[12]G. Polsky and A. Lund, “Ca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form Cure Short-Termism?”Issues in Governance Studies 58, Brookings, March 2013.
[13]“Shooting the Messenger.”
[14]Google Inc. (Nasdaq-Goog), graph, Google Finance, https://www.google.com/finance?cid=694653.
[15]Interview with author.
[16]“A National Conversation o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panel discussion, Wilson Center, March 28, 201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event/regaining-americas-competitive-edge.
[17]Gustavo Grullon and David Eikenberry, “What Do We Know about Stock Repurchases?” Bank of America and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5., no. 1 (Spring 2000), https://www.uic.edu/classes/idsc/ids472/research/PORTFOLI/JACFSU~1.PDF.
[18]Patrick Bolton, Wei Xiong, and Jose A. Schienkman, “Pay for Short-Term Performanc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Speculative Markets,” ECGI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79/2005, April 200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91142.
[19]Al Lewis,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Restate Earnings in 2005,”Denver Post, Jan. 2, 2006, https://blogs.denverpost.com/lewis/2006/01/02/record- number-of-companies-restate-earnings-in-2005/75/.
[20]Interview with author.
[21]Bethany McLean and Andrew Serwer, “Goldman Sachs: After the Fall,”Fortune Nov. 9, 1998, https://features.blogs.fortune.cnn.com/2011/10/23/goldman-sachs-after-the-fall-fortune-1998/.
[22]Bethany McLean and Joe Nocera, “The Blundering Herd,”Vanity Fair, Nov. 2010.
[23]“Home Equity Extraction: The Real Cost of ‘Free Cash,’ ” Seeking Alpha, April 25, 2007,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33336-home-equity- extraction-the- real-cost-of-free-cash.
[24]Interview with author.
[25]Sameer Khatiwada, “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Prof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Digital [email protected], Jan. 1, 2010, https://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01&context=intl;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9, 2012), https://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2/11/22/qje.qjs030.full; and Thomas Philippon, “Are Bankers Over-Paid?” EconoMonitor, Jan. 21, 2009, https://www.economonitor.com/blog/2009/01/are-bankers-over-paid/.
[26]“A Paradigm Shif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Speech by Lorenzo Bini Smaghi.
[27]Stephen G. Cecchetti and Enisse Kharroubi,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rowth.”
[28]Gregory N. Mankiw,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7, no. 3 (Summer 2013).
[29]Kevin J. Murphy, “Pay, Politic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edited by Alan S. Blinder, Andrew W. Lo, and Robert M. Solo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2).
[30]U.S. Chamber of Commerce Foundation, “Manufacturing’s Declining Share of GDP Is a Global Phenomenon, and It’s Something to Celebrate” March 22, 2012, https://emerging.uschamber.com/blog/2012/03/manufacturing%E2%80%99s- declining-share-gdp; “U.S Manufacturing In Contex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ortal, U.S. government website, https://manufacturing.gov/mfg_in_context.html.
[31]Justin Latiart, “Number of the Week,”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0, 2011.
[32]Adam Mellows-Facer, “Manufacturing a Recovery,”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Parliament.uk, https://www.parliament.uk/business/publications/research/key-issues-for-the-new-parliament/economic-recovery/modern- manufacturing-and-an-export-led-recovery/.
[33]Stephen Burgess, “Measuring Financial Sector Outpu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UK GDP,”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2011(Sept. 19, 2011),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quarterlybulletin/qb110304.pdf.
[34]Cecchetti et al.
[35]All finance shares at L. Maer, et al., “Financial Services: Contribution to the UK Economy” House of Commons, England, August 2012, p4 https://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sn06193.pdf; all manufacturing shares at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 of GDP),” The World Bank at data.world 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
[36]Lydia Depillis, “Congrats, CEOs! You’re Making 273 Times the Pay of the Average Worker,”Wonkblog,Washington Post, June 26,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6/26/congrats-ceos-youre- making-273-times-the-pay-of-the-average-worker/.
[37]Ahmed Abuiliazeed and Al-Motaz Bellah Al-Agamawi, “AOL Time Warner Merger: Case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SlideShare, https://www.slideshare.net/magamawi/aol-time-warnercase-analysis.
[38]A. Rappaport, et al., “Stock or Cash: The Trade-offs for Buyers and Seller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Dec. 1999, p. 147. https://www2.warwick.ac.uk/fac/soc/law/pg/offer/llm/iel/mas_sample__lecture.pdf.
[39]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Dean Baker at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40]William Lazonick,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 Innovation & Growth 2011.
[41]H. Minsky, in E. Tymoigne and R. Wray,The Rise and Fall of Money Manager Capitalism(Oxford: Routledge, 2013).
[42]“IBG YBG,” review of Jonathan Knee,The Accidental Investment Ban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nWords, Words, Words, https://wordsthrice.blogspot.com/2006/12/ibg-ybg.html.
[43]Yexin Jessica Li, Douglas Kenrick, Vladas Griskevicius, and Stephen L. Neuberg, “Economic Decision Biases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How Mating and Self-Protection Motives Alter Loss Aver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no. 3 (2012), https://www.csom.umn.edu/marketinginstitute/research/documents/HowMatingandSelf- ProtectionMotivesAlterLossAversion.pdf.
[44]Interview with author.
[45]William Lazonick,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 Innovation & Growth 2011.
[46]William Lazonick, “Everyone Is Paying Price for Share Buybacks,” FT.com, Sept. 25, 2008, https://www.ft.com/intl/cms/s/0/e75440f6-8b0e-11dd-b634- 0000779fd18c.html#axzz2r21JdHWo.
[47]In Kevin Phillips,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Penguin, 2006), p. 312.
[48]Richard Fisher, “Ending ‘Too Big to Fail’: A Proposal for Reform Before It’s Too Late (With Reference to Patrick Henry, Complexity and Reality)
[49]“Get Shorty,” lecture given by Andrew Haldane for the Sir John Gresham annual lecture, 2011. Cited at Financial Services Club Blog https://thefinanser.co.uk/fsclub/2011/11/get-shorty-andrew-haldane-speech.html.
[50]Eric Reguly, “Buyback Boondoggle: Are Share Buybacks Killing Companies?” The Globe and Mail, Oct. 24, 2013,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rob-magazine/the-buyback-boondoggle/article15004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