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都会举行12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在每次调查中，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联系500名消费者，并询问他们对美国经济状况的看法。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50个问题，涵盖了消费者经验的方方面面。有些问题是关于消费者对总体经济情况的预期的（比如，“你认为现在是购房的好时机吗？”）。也有一些问题更加私人化（比如，“在未来12个月内，你认为你的收入会比去年高还是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反映的是各种意见、经验、启发、焦虑的综合体（这些都是受访者“自我”的体现），最终所有这一切都会被经济学家总结为一个数字，那就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指数在每月中旬公布，是美国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虽然这些受访的民众并不是经济专家，但将他们的答案汇总起来，能可靠地预测未来3—12个月美国的经济表现。对未来经济表现的预测包括很多方面，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到房屋购买情况、零售业销量以及美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率。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或超过85，就意味着美国将迎来良好的经济前景。而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15点或更多，则说明未来几乎必然要迎来经济萧条。最近几年，上述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保持在70—80，这个水平比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低了许多，但也合理地反映了消费者对经济缓慢恢复的焦虑。
为什么消费者信心指数有如此强大的预测能力？其实这个现象并不奇怪。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70%来自消费者的支出，而在这些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消费者信心影响的非必须支出。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消费者的信心和情绪当然对经济前景有很强的预测性。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纽约消费者信心指数）都被市场当作神谕一般的指标。当零售商和制造商制定其节假日消费预期和生产计划的时候，一定会参考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决定利率水平和制定其他经济政策的时候，也一定会参考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然，华尔街更是把消费者信心指数当作能影响市场走向的数据。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发布后的几毫秒内，成千上万只面向消费者公司的股票就会被买进和卖出，因为交易员（更准确地说是负责交易的超级电脑）争先恐后地想把人们的乐观和焦虑情绪直接转化为资本得利。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能够真实地反映消费者的精神状态，那么现在自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已经是在毫秒水平上被度量了。
消费者信心指数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工具，使我们能够追踪自我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演进。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建于“二战”刚刚结束时，在指数创立的最初25年中，这一指数长期保持在90—100之间，这反映了战后的经济繁荣情况和乐观情绪的盛行。然而到了1970年，该指数突然出现了大幅波动。指数一度跌至50出头，虽然之后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之后又进一步下跌。消费者摇摆不定的情绪反映的是一系列的经济冲击，首先是欧洲和亚洲竞争力量的崛起，接着是原油价格的暴涨，以及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两次经济危机（分别发生于1974年和1980年）。仿佛在一夜之间，战后的繁荣化为乌有。收入停滞不前，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美国经济主导世界时，美国人民曾拥有过强烈的信心，此时这种信心被全球化经济带来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取代了。
然而，消费者不稳定的情绪不仅反映了经济方面的变化，还反映出一种更深层次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等保守主义政治家采取了一系列崭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罗斯福新政中，政府曾对经济进行过大规模的干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转向了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经济方针。所谓自由主义经济方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放任经济自由运行，任由它发展。政府政策的核心是给予公司和个人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标志着持续了几十年的政府战略突然改变，然而这种趋势也许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动摇了美国人民对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信心。保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罗斯福新政中的经济管理政策（包括大量政府监管、高税收、对工会的强力支持等措施）使得美国公司无法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对里根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公司和消费者）最大化地追求其个人利益，才可能促进整个社会重新回归经济高速增长的正途。然而，事实发展的方向和政治家的理想并不一样。虽然被解放的美国公司很快就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优胜者，但对于很多普通消费者而言，经济自由的意义却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随着经济革命的结束，普通美国人的财富显著增加，消费者的自我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自由主义推行的那一天开始，“冲动的社会”的趋势再次抬头。
如果我们想把这些崭新的理论和自由市场的新时代浓缩成一种人物形象的话，那就是狙击手型的企业家。在战后的商业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是商业帝国的建造者（这些公司的CEO通过科学方法将大量工人有序地组织起来，大规模地生产各种产品）。而在自由市场的新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却变成了职业杀手型的企业家，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带有破坏性。“狙击手”的作案手法非常简单：他们在市场上寻找经营不善、股价低迷的公司，然后悄无声息地买进这些公司的股票，变成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他们的融资手段通常是发行高收益债券，又称垃圾债券）。在成为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以后，狙击手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公司重组”。很多时候，所谓的“公司重组”其实意味着对原有组织的大量破坏性行为，这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债券交易者卡尔·伊坎和房地产大鳄维克托·波斯纳。狙击手们会关闭收购公司中业绩较差的部门，解雇成百上千的员工，然后将重组后的公司以几千万美元的高价卖出。在另一种情况下，狙击手则会将收购公司拆分成许多部分，将其分别出售获取利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数百家公司被收购，这些公司有的被重组，有的则完全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这种收购重组行为无异于一种经济上的暴力，不仅伤害了脆弱的公司，更伤害了公司的员工和依赖公司而生存的社区。上文提到的维克托·波斯纳在收购一些公司后，完全掏空了公司员工的退休基金，用这些钱购买游艇和赛马，支持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位狙击手卡尔·伊坎在收购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以后，指挥这家经营不善的航空公司借款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他自己的腰包），然后再出售环球航空公司利润最高的航线（这种行为被称为“资产剥离”）来支付这笔巨额债务。这些狙击手甚至还成立了自己的沙龙。组织公司收购业务的德崇证券公司每年组织会议，让这些公司重组界大鳄齐聚一堂。这个会议被称作“捕杀者的舞会”。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文化的时代精神为“贪婪是一种美德”。对很多批评家以及在公司并购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这些公司狙击手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恶魔。然而对很多保守派经济学家而言，这些公司狙击手却是美国经济的救世主。狙击手之所以选择对某些公司下手，是因为这些公司股价低迷，而股价下降是因为这些公司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随着战后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美国公司变得过于自满、效率低下。他们雇用了太多的员工，把公司的规模铺得太大，根本无法完成精打细算的成本控制工作。正因如此，很多美国公司被外国竞争者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因对经济危机毫无准备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情况导致股价大幅下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指下降了50%，而这些公司的股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股票贬值一半，却无力扭转这一趋势。因为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中，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几乎没有任何决策权：当时公司的主要决策是由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而当时他们并不重视公司的股价以及股东的利益，他们更看重的因素是劳动力或供应商。从华尔街的角度看，公司狙击手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市场化的方法纠正美国公司管理不善的问题。
这种纠正进行得极为迅速。随着一家又一家公司被收购拆分，美国的商业社会陷入了恐慌之中。即使是没有被狙击手盯上的公司也想尽一切办法抬高公司股价。很多公司大幅削减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公司开始以公司股票代替现金作为付给公司高管的报酬，这种激励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公司高管的战略和行为。以前，公司高管通常把股东当作一群指手画脚、好管闲事的家伙；如今，公司高管自己也成了公司的股东，因此他们有极大的动机尽可能抬高公司股价。这种把抬高公司股价作为终极目标的行为让很多传统的公司管理专家深感不安，然而支持新股东制度的自由市场派学者却为这种行为拍手叫好。这些学者认为，高股价说明公司的经营行为让股票市场觉得满意，并且他们认为，股票市场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正确的。根据所谓的“效率市场假说”，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认真研究上市公司信息的投资者——代表着一种无所不知的最高智慧。这种最高智慧每时每刻都在评估所有公司的优点和弱点，然后通过买卖公司股票告诉大家哪些公司经营得好，哪些公司经营得不好。买入某公司的股票导致该公司股价上升，卖出某公司的股票导致该公司股价下降：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效率市场都通过公司股价的变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只有那些能充分领会效率市场的智慧，并根据市场指示来调整自己的公司，才能保持较高的股价，从而获得经营上的成功，而不能适应这种市场智慧的公司将被淘汰。这就是华尔街所说的“股东革命”。
这种达尔文式的经济理念与美国战后盛行的经济哲学完全不同。在战后时代，人们认为公司不仅应该对股东负责任，还应该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公司的员工以及公司所在的社区。然而，如今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种要求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公司并不是一种需要供养各种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机构，而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用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的话来说，公司只是“一系列合同关系的集合”，公司唯一的目的是“最大化股东的价值”。这种合同关系的集合对任何人（如公司的员工）都不负有义务，就像我们没有义务在某一家特定的副食店买东西一样。股东价值学说的支持者认为，正是所谓的社会责任（即公司对员工——或者对社会其他各方——所负的除高效经营之外的任何责任）让很多公司无法实现他们真正的社会责任——实现财富最大化，这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础。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后来被大量引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对公司来说，他们的社会责任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充分参与所有能够提高利润的经济活动。”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推广到了公司界。这派经济学家认为，让公司最大化自己的财富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用，而靠政府干预来促进社会责任的履行只会导致低效率现象的产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效率市场和股东价值的逻辑已经拓展为一种政治哲学。市场不仅是公司战略的最佳设计者，甚至成为组织自由社会的最有效方法。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全面结束以及罗纳德·里根的上台，美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与经济文化完全平行的变化，我们远离了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管理理念，投向了自由市场的怀抱。对罗纳德·里根、撒切尔夫人以及其他保守派政治家而言，他们不仅成功废除了许多商业管制条例（如阻止公司收购的条款），而且成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再也不相信政府能对经济活动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罗纳德·里根曾经开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玩笑，他说：“在英语中，最可怕的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这种对自由市场的崭新信念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法学院和商学院中，股东价值论成了未来商业领导者们的必修课，也成了唯一被认可的正统理论。华盛顿一位劳工方面的说客戴蒙·西尔弗斯曾在哈佛商学院和法学院受过教育，而他在校时正值股东革命发生后不久。戴蒙·西尔弗斯回忆道，他上学的时候，股东价值理论经常与传统的管理理念发生激烈的冲突。他说：“你经常会听到一位教授声称，公司只是一系列合同关系的集合，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激励机制。然而10分钟以后，同一位教授又会大谈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于是你就会说：‘喂，等一等，这位教授，你不可能同时相信这两种理论吧，它们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啊。’”然而，随着这批学生逐渐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公司律师，股东价值的理论终于控制了美国的整个商业界，再也没有人对上述矛盾提出质疑了。美国的公司不仅很快习惯了更宽松的监管和失去力量的工会（工会不仅丧失了政府的支持，加入公会的劳动者人数也不断下降），也越来越无视曾经主宰公司管理的很多传统价值。战后的美国公司重视长期稳健的增长，而如今的高管们却片面追求高利润和高股价。因为公司高管的报酬越来越多地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发放，所以如果高管能通过某些战略措施成功抬高公司的利润和股价，就能获得金钱上的丰厚回报。于是，公司的战略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采用能够提高公司利润、抬升公司股价的技术。提升利润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降低成本，于是降低成本成了美国公司的首要经营战略。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商业界一致认为取悦华尔街、迅速抬升股价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宣布公司将大规模裁员。公司与员工终生合作的情谊已经成为过去的传说。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这些革命者试图用效率市场学说重塑整个商业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又找到了一种更新的工具。这次的工具不是由华尔街发明的，而是由硅谷发明的。随着这种新工具的引入，股东革命被推上了光速发展的轨道，市场与消费者的自我被空前地拉近，两者似乎已经永恒地融为一体了。冲动的社会即将诞生。
虽然商业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电脑了，但当时电脑技术的成本极为高昂，只有一些规模极大的公司才用得起。然而，随着1972年微处理器的推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很快，一块小小的芯片上就可以有几千个用于存储数据的半导体，能够完成以前只有巨型电脑才能完成的任务。计算速度变得更快了，而成本却只是原来的零头。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英特尔4004——的计算能力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台式计算器。然而随着英特尔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成本则变成原来的一半。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摩尔定律的两条指数曲线（一条是指数上升的计算能力，另一条是指数下降的成本，摩尔定律是因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的名字而得名的）使得价格低廉的电脑遍布整个市场。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数字革命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是个人电脑的出现。现在早已过时的软盘和黑屏绿字的显示器在当时却带着无比新奇的荣光。实际上，数字革命对冲动的社会的演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计算成本的大幅下降加速了商业世界与股东利益的融合。现在，在确保公司的经营效率方面，华尔街成为更残酷的执行者。有了电脑和以电脑为基础的数据，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几乎可以实时监控公司的各项表现，快速分析公司的数据，然后通过电脑立刻做出买卖股票的决策。到了20世纪80年代，只要公司的季度利润数据令人失望，该公司的股价就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下跌；不久以后，从季报出炉到股价发生波动甚至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电脑也使得公司可以更快地迎合华尔街的需求，从而获得利润。比如，随着以电脑为基础的设计和生产工序的发明，公司能比以前更快地研发新产品，并迅速将其投放市场，为投资者赢得利润。（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一种新车型从开始设计到投放市场的时间从4年下降到18个月）。但是，电脑对商业界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成本控制。有了电脑的帮助，生产商可以将很多高度复杂的经营步骤自动化，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大幅提高商品的产量。离岸外包也变得比以前容易多了。旧金山或纽约（或柏林和东京）的工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电脑上进行新产品的设计，然后将设计方案发送给远在墨西哥或中国的工厂，从而享受那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了电脑，现代公司真的成了一种抽象的集合体，能够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快速地集合起来，获得最迅速的高额回报，而这些生产要素的形式和所在地已经不能成为公司获利的障碍。
通过迅速高效地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公司获得了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到了20世纪90年代，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500家公司的股东回报率（股东回报率包括股价的上升和发给股东的红利）达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以上，几乎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股东回报率的最高值。各大股指一路高涨。每到季度业绩汇报的时候，都会不断传来各种捷报，股东价值的革命和效率市场的逻辑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很多公司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越来越多的公司股票作为报酬，以“激励”高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当时，电脑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使与互联网有关的技术股票的股价飙升。对很多专家来说，互联网热潮的兴起标志着新经济秩序的最终确定，他们认为数字技术和市场效率的结合能够在理论上创造比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更多的财富。美国又成了世界顶尖的经济强国。
然而，我们渐渐发现，互联网热潮所带来的财富增加远不像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富增长那样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摆脱了政府干预和社会责任期望的束缚，美国的企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导致企业开始追求一种更高效、却更狭隘的繁荣：只考虑股东和公司管理者的利益，把其他相关方完全抛入自生自灭的境地。这是我们选择的全新效率市场模式所带来的必然逻辑结果。因为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企业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近乎抽象的存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资本主义的目标。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企业的经营流程试图将投资直接转化为收益，而在这两者之间，几乎所有的低效率元素都已消失殆尽。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冲动的社会的标志是自我与市场的融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融合的又一种表现（这一层面上的融合不太直接，因此也较难预见）：由于如今的企业可以自由地致力于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企业的行为模式使它不再像是一种社会化、集体化的机构，而更像是个人的“自我”——这种自私的“自我”完全沉迷于自身的需求与目标之中，而对他人的利益毫不关心。
虽然股东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其他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劳动者）却受到了传统经济周期中从未有过的伤害。在之前的经济萧条中，确实也发生过大规模的裁员现象，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就业岗位的数量也会高速增长。现在，这一规律被打破了。有些工作岗位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中，这在制造业板块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最多稳定的、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制造业是中产阶级存在的基础。然而1979—1983年，至少有200万个工厂工作岗位从美国消失。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在这轮经济繁荣周期中，这200万个工作岗位非但没有重新出现，反而又有另外46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永远地消失了。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新兴的信息技术部门的职位，但是技术部门工作机会的增加不能完全补偿制造业萎缩带来的工资损失。美国的中位数收入曾在战后快速并稳定地连续增长了几十年，然而制造业的萎缩导致美国的中位数收入出现了下跌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经历了第一次不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复苏。人们渐渐看清了这样的事实：战后的经济繁荣再也不会回来了。至少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那样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了。美国人曾经拥有非常稳定的工作保障，如今裁员成了家常便饭。即使是还没有被解雇的员工，很多也变成了合同工。合同工享受的福利待遇更低，工作稳定性更差，升职的机会也更少。工资的增长进入了完全停滞的阶段。1973—1993年，美国家庭的中位数收入在根据通胀因素调整后仅仅增长了7%，而在之前的25年中，美国家庭的中位数收入曾经翻了一番。对中产阶级的工人而言，这种财富增长趋势的变化是残酷的。1973年，一个工资收入中等的30岁美国男性的收入是20年前他父亲收入的160%。而到了1993年，该工人儿子的收入反而比父亲1973年的收入少了25%。美国自“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现了工资增长停滞，而工资增长是战后经济繁荣的核心，也是我们后物质主义信念背后最重要的基石。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美国收入的下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激烈进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资降低的部分原因是劳工运动的衰落。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不仅工会的规模比以前小了，而且工会的权力和效率也明显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每年发生约300次大型罢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罢工风潮，工会把工人的工资不断推高。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每年仅发生8次大型罢工，而20世纪90年代总共才发生了34次罢工。此外，电脑技术在大幅提高制造业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力的重要性：有了电脑的帮助，大型制造商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商品。事实上，由于电脑的成本不断降低，而计算能力却每年都在大幅上升，很多公司发现，通过投资电脑和与电脑相关的机械设备，并降低对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大幅提高公司的利润。简言之，技术提供的回报要大于劳动力提供的回报。
工人收入的下降也反映出股东革命后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目标的公司管理文化。当然，成本控制是必要的：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的商业界逐渐变得过于臃肿和懒散。劳动者和管理者都渐渐习惯了一种效率较低的商业模式：很多公司变成了一种私营的福利国家。尤其是工会没能快速适应新的经济现实（比如国外竞争的加剧），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内部的腐败和低效率问题：即使在劳动生产效率开始下降的情况下，有些工会仍然要求雇主定期大幅提高工人工资，显然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从工人工资下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并不是股东革命的唯一目标。自从有了以公司股票激励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公司管理者通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取个人财富的欲望已经高涨到了扭曲的状态。因为劳动力成本往往是公司生产成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员工在成本控制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最大，很多生产过程被外包或自动化，大量劳动者被裁员。除此之外，员工的福利大幅降低，尤其严重的是，对员工的培训投资大幅减少了，这意味着对公司来说员工价值会进一步下降。
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认为，上述现象导致美国商业的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拉佐尼克认为，战后美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奉行一种“留存与再投资”的战略，公司每年会自动留存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对公司的投资，投资形式包括建立新的工厂和提高工人工资。然而在股东革命以后，美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变成了“缩小规模与分红”，管理人员尽一切可能缩减各种开支，把省下来的钱发放给股东（包括他们自己），发放形式包括高额分红以及股价的快速增长。缩减开支曾被视作应对经济危机和其他特殊经济事件的一种暂时性手段，如今压缩成本成了常态。所有公司都不断地拼命压缩成本，不论经济情况怎样，也不论有没有必要。现在，不论是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公司的经营者都持续不断地努力缩减开支。拉佐尼克告诉我，股东革命最初可能是一种减少公司浪费、提高公司效率的有益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很快就变了味儿。如今社会普遍认同应该给予公司高管最大限度的自由，于是公司高管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员，或者进行其他以前因为政治因素而难以实施的改变，并可以迅速从中获得高额的个人收益”。20世纪70年代，很少有CEO的年薪可以达到100万美元。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很多公司将公司股票的期权作为高管薪酬的一部分，很多CEO一年可以收入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
由于美国政界普遍接受了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尽管公司高管的薪酬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大部分决策者却认为这样的薪酬是合理的。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主流社会认为自由市场愿意支付的任何水平的薪酬都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市场对这样的薪酬水平也很宽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被公司股票所激励的高管愿意为保持公司的高股价做任何事情。在美国现代历史上，受赞美最多的公司高管恐怕要数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1981—1985年，杰克·韦尔奇总计裁减了通用电气的10万多个工作岗位，因此获得了“中子弹杰克”的“美称”。
这标志着美国的公司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一家典型的美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像国家一样运行的，公司拥有自己的“国家主义”传统和价值观，员工为公司的价值观感到骄傲，同时也对雇主怀有强烈的归属感，这些都是当时公司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劳动者和管理层经常发生冲突和斗争的行业中，大家也普遍认同管理层与劳动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离不开另外一方。然而，根据新的企业文化，公司再也不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大家庭了。员工越来越认为管理者是一群冷酷自私的家伙，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个人收入最大化可以随时抛弃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劳动者的这种敌视态度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美国公司把不断快速压低成本和抬高公司股价作为商业战略的核心时，管理者不可避免地会像热气球驾驶员对待压舱物那样对待他们的员工：把对方摔得越低，他们自己就会飞得越高。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经济安全感迅速、持续地下跌，然而奇怪的是，针对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持续的政治反抗。长期主管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工作的理查德·柯廷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出现了下行的趋势，这立刻激起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抗议。经历了几十年的战后经济繁荣，美国人“非常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共同价值，并且总是将一切问题怪罪在政府身上”。显然，里根对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压倒性胜利无疑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抗议。当时，美国民众强烈反对延续战后的罗斯福新政，而是支持一种理想化的自由资本主义方针，并支持个人经济自由的最大化（尽管这样的政策存在一些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虽然自由资本主义和效率市场政策并未再创战后的经济繁荣，甚至还使美国的经济情况出现了进一步恶化，但美国选民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
选民的平静部分是由劳工运动的衰落造成的。由于劳动者的政治权力下降，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支持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了。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了选民的平静。其中之一显然是因为很多美国人确实享受到了里根经济政策的好处。20世纪80年代，对收入较高的美国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和财富都出现了稳定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税率的降低和股票市场的繁荣。美国的上层阶级与其他民众的差距开始拉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
然而，即使在美国的中下阶层中，仍有很多人强烈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方针。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一下马斯洛和英格莱哈特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战后的经济繁荣让美国人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以及更好的社会。随着经济繁荣时期的结束，美国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仍比他们的祖辈富裕许多；另一方面，财富增长的趋势已经停止，人们不能期望美国经济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高速增长了。很多美国人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特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谢伦伯格把这种状态称为“不安全的富裕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大部分物质需求已经被满足，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却无法继续被满足，这些需求包括对更高社会地位的追求、对更多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其他后物质主义的抱负。这让公众普遍感到愤怒、焦虑，同时很想找出应该为这种失败负责的人。20年前，公众也曾感受过同样的愤怒和焦虑，但当时这种愤怒和焦虑促使民众采取了政治上的行动，而目前的文化却把民众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对很多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失败与过剩导致集体主义价值观受损。甚至连很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都认为，罗斯福新政之下的大量社会福利和社会的大幅扩张事实上削弱了国家实力。于是，很多人倒向经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镀金时代的纸醉金迷再次成为人们迷恋的目标，民众日益认为个人的财富与国家和集体无关，主要来自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在全球化、数字化、股东价值主宰一切的经济条件下，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多时候并不能带来成功。然而，这一悖论无法抹去自由资本主义传递给公众的强烈信念：或迟或早，美国的黎明终会来临。
与此同时，另一个因素也稀释了美国民众的愤怒和焦虑。虽然在自由市场的政策下，很多美国人的个人财富缩水了，但自由市场却向他们提供了获得自我满足的其他方式。随着电脑技术的高度发展，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售价都大幅降低。1970—1989年，美国耐用商品的实际价格下降了26%。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大幅下跌。每磅鸡肉的价格变成了过去了1/2。一个麦当劳芝士汉堡的价格比过去低了40%。消费成本变得如此低廉，限制人们消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在“二战”之前，节俭曾被美国人视作重要的美德，这种价值观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期间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但是随着消费品价格的降低和极度丰富的商品产量，美国人终于完全抛弃了节俭的观念。用科技作家克里斯·安德森的话说：“低廉的物价和丰富的商品教会我们如何浪费资源，也教会我们如何抛弃关于成本和物质稀缺的本能。”
电脑技术不仅让消费变得更便宜，也让消费的过程变得更有趣。电脑化的集中生产线使商家可以快速完成产品的转化：一家工厂就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的产品，也可以更频繁地更新产品的型号。电脑化的供应链和物资仓储系统使得像沃尔玛和塔吉特这样的零售商可以轻松地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商品种类。因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商家在利润驱使下又会制造出更多种类的商品，如此不断循环。在20世纪50年代，一家典型的美国超市通常会出售3000种不同的商品，即3000种不同的库存量单位（SKU），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以前的10倍（沃尔玛的某些大型超市甚至可以同时出售10万种不同的商品）。从汽车到服装，再到室内装饰和音乐，摩尔定律不仅促进了电脑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也促进了商品种类的指数级增长。消费者面对着几乎无限的商品选择，于是消费变成了一件完全个人化的事：每个人都可以从无数种商品和服务中选择，从而获得完全符合个人品位的消费体验。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随着录像机的发明，我们再也没有必要观看其他人观看的东西了。不管我们想看什么，一定可以从音像店租到完全符合我们需求的录像带：艺术电影、浪漫喜剧、日本动漫、恐怖片、血腥片、色情片（随着录像技术的发展，制作色情片变得更加简单和廉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色情业每周能新产出150部新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成千上万的影片以录像带的形式发行，录像带的销售和租赁收入超过了电影的票房收入。在其他消费品领域，同样发生着这样的故事。据社会研究新学院施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的杰夫·马德里克估计，1970—1995年，美国每年的总消费商品种类增加了10倍。用马德里克的话说，大部分西方后工业化国家都进入了“消费者选择的时代”。
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经济与自我之间，形成了正反馈的循环，把消费主义的热潮进一步推向高峰。虽然我们无法继续改善个人的经济状况，却可以继续保持战后自我提高和自我发现的潮流。这个潮流的开端是对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个人探索，现在这种探索已经完全被工业化和专业化了，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大型文化运动。我们重新装修房屋，让室内设计完全符合我们的内在情感。我们通过山达基教、超在禅定法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来追求内心的完善。健身和形体塑造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是运动员和军事教练员的专利，如今却变成世俗宗教的核心。1970—1990年，美国参加慢跑活动的公众数量从大约10万人增加到3000万人。成千上万的健身房、体育用品店和产品目录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从跑鞋到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从固定不动的自行车到跑步机，从一般健身中心到有氧健身法，从蛋白粉到碳水化合物负荷法，从心率监测仪到训练专用食品），这些商品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系列提高生产率的工具，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继续追求自我完善的目标。
电脑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自我发现过程更加便捷高效，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让我们能够更轻松地支付自我发现的开销。有了以电脑为基础的信用分数，银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贷款决策，向消费者发放信用卡。以前这个过程通常至少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金融方面的创新远不止如此，因为电脑使银行能够轻松地按照信用分数、收入及其他个人数据对消费者进行分类，不断增加的个人债务被银行打包成各种证券，卖给华尔街的投资人，立刻获得巨额的利润。现在，银行不仅有更强的动机向个人消费者发放贷款，也有了更多额外资本作为贷款的资金来源，因为通过销售债券化的贷款获得的现金又可以被再次用于贷款发放，而新的贷款又可以被再次证券化，如此不断循环。随着信贷供给的增加，利率变得很低，因此银行业传统盈利业务的利润收窄。为了抵消这方面的负面影响，满足华尔街所追求的高额回报率，银行采取了薄利多销的业务模型。消费者信贷和其他消费者产品一样，被以各种创新性的、充满野心的市场宣传计划进行推广。银行所提供的贷款种类几乎已经涵盖了任何你能想象到的领域：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房屋装修贷款、大学教育贷款、度假贷款、游艇贷款，你甚至可以通过贷款来还债，或者贷款进行整容手术。银行提供的信贷越多，消费者花的钱也就越多。随着全球化进程、技术革新以及新的商业战略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收入也许已经无法快速增长，然而我们的购买力仍然能够继续高速攀升。当然这样的特权同样是拜股东价值革命和数字革命所赐。一时间，美国公众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战后的经济繁荣时代真的又回来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业的双重创新把美国经济推向了又一个繁荣的周期，美国人不仅重新开始了自我发现和自我身份创造的征途，并且把上述追求的强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杨百翰大学的社会学家拉尔夫·布朗专门从事商业社会学研究，他认为，除了社会底层最穷的美国人以外，其他所有的美国人都已经习惯了通过消费来获得个人的身份，这种追求自我的途径如此高效，几乎变成了美国人的第二本能。拉尔夫·布朗说：“只要我们渴望在生命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去得到它。我们也许只要花费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通过消费获得一种自我身份。这样做变得越来越简单，购买自我身份的效率也越来越高，这种高效本身已经变成美国人自我的一部分。”
显然，我们不得不开始担忧这种高效率是否能维持下去。1987年，由于电脑化的信贷条件过于宽松而产生的信贷泡沫终于破灭，泡沫的破灭导致了股市崩盘，而电脑化的股票交易系统又进一步造成美国股市的完全失控。显然，高科技市场存在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的风险。一位经验丰富的股票经纪人这样对我说：“我们进行了这么多创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创新加总起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技术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同时，对消费者来说，虽然最新的经济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诱惑，却并没有真正重塑我们的经济安全。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但美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率（每年2.3%）只相当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2/3。
然而，不管经济情况如何，美国人已经无法停止追求自我满足的步伐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不仅是金融方面的债务，还包括社会、心理，甚至生理方面的债务。虽然我们更加迷恋健身和运动，美国人却不断变得更加肥胖。我们每年消费大量的镇静剂和抗抑郁药物。自我提高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大部分美国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很多批评家认为，追求自我曾经意味着自我价值的提升，意味着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意味着在人格上更成熟、更具有马斯洛所说的“民主化特征”，而如今对自我的追求已经变成了自我沉迷和自我孤立，反而导致人们远离社会化的生活。作家皮特·马林曾经写道，现在所谓的“自我提高”已经完全变味，成为“脱离人类历史与道德，否认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互惠互利原则”的代名词。
倒退成为一种常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逃离城市风潮，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从社会撤退的运动。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其他“创造阶级”成员——几十年前这些人曾是进步运动的核心，曾为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出现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们抛弃了理想主义的追求，隐居于物质世界的海洋中。这群人如今追求的是新潮的社区、私立学校，甚至策略婚姻：和比自己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结婚或社交的情况越来越少见了。克里斯托弗·拉舍抱怨说：“实际上，他们已经把自己从公众生活中移除了。”即使是对那些继续过公众生活的人来说，对自我的更多关注也导致团结和社区等传统价值观面临压力，对个人自由的更高期待导致集体性、相互性的行为越来越稀少。很多社会批评家都认为这样的趋势令人担忧。作为城市社会演进过程的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艾伦·埃伦霍尔特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警告：“隐私、个人主义以及越来越多的选择并不是免费的，如果社会不对这些行为加以限制，就一定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到了20世纪90年代，冷漠成为美国社会的通病。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经写过一部广为流传的著作，书名为《独自打保龄球》。在该书中，普特南认为美国民众正日益远离公共活动，他为这种“社会资本”的流失而哀叹。美国人不仅投票率下降了，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也越来越低。做志愿者的人减少了，给请愿书签名的人减少了，写给国会的抗议信少了，看政治新闻的人少了，去教堂的人少了，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和会议的人也减少了。甚至人们去邻居家串门的次数也减少了，每个人拥有的亲密朋友也减少了。唯一保持增长的是物质主义的倾向：1965—1995年，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把致富作为人生首要目标的人数比例从50%上升到了75%以上。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毫不掩饰的物质主义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今体育明星变成了拥有自由经纪人的百万富翁。摇滚音乐人和作家一夜之间告别低调，尽情享受财富和名誉的光环。在商业世界中，人们甚至不屑再用高尚的商业道德标准作掩护，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商业狙击手和套利交易专家每年的收入可以高达上亿美元。而今美国CEO的平均收入是劳动者中位数收入的100倍以上（20年前只有20倍）。镀金时代再次回归，而那个时代的改革者们的努力似乎完全白费了。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根本无暇质疑这种新战略的可持续性，也无暇关心现在的消费者文化究竟能否长期发展下去。我们的注意力被另一轮个人权力的飙升夺走了，而这一轮新的革命把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推向气吞山河的新高峰。
在这轮新的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偶像人物是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史蒂夫·乔布斯。1984年1月，乔布斯留着披头士乐队式的发型，穿着整洁漂亮的黑色西服，向一群鸦雀无声的苹果股东推出了苹果的麦金塔电脑。早在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就已经面世了，但是麦金塔是第一款针对个人用户多方面欲望的电脑，这一机型的成功将完全改变我们的世界。即使今天再回头去看这场1984年的麦金塔发布会（这个视频在网上随处可以找到），我们仍然会被这款机型的新颖所震惊：麦金塔电脑体积非常小，配有一款不断闪烁的黑白显示器，看到这款机型的时候，台下的人群仿佛触了电一样。当时，电脑行业以外的人几乎从没见过电脑屏幕上出现图形，靠鼠标点击、拖拽运行的“用户界面”更是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当时的人们还在DOS系统下靠手工打字输入命令。也没有任何人见过能让用户在电脑上画画或者改变字体的软件。麦金塔电脑甚至还通过一段事先录好的独白对乔布斯和观众讲话，虽然这番演说带有一种奇怪的电子口音（说不定这种口音正是引起公众注意的关键因素），但麦金塔仍然立刻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人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技术，虽然这种技术当时只具雏形，却有着魔术一般的魅力，因为它可以向我们提供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个人权力，即使是在战后经济繁荣的顶峰，也从未有人拥有过这样的个人权力。随着这种技术的出现，欲望和拥有之间的距离，即“我是谁”和“我想要什么”之间的距离迅速向零靠近。
在互联网世界中，上述距离真的完全为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乔布斯这种点击操作的创举已成长为完整的用户平台。搜索引擎、电子公告牌、聊天室几乎瞬时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拥有无限丰富的信息、互动和体验，从最小众的爱好到各种人类可能想象出的色情图片，再到政治不正确的讨论组，以及对新闻、体育、天气的数不清的分析与评论——只要是人类能想到的东西，网络世界里几乎都有。
至此，我们终于建成了新的经济范式，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回答了我们所有深层次的焦虑，这种新的经济范式似乎穿越了旧经济秩序的一切限制和不平等。随着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消费过程变得极度压缩与高效。也许我们的经济仍然充满了波动与不确定性——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美国战后的信心与稳定感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繁华旧梦。但是，个人消费者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去追求一切他想要的东西。现在，人们可以购买任何地方的东西，在任何地方工作，与任何地方的人交流，我们越来越少地依赖传统的生产系统，也越来越无须遵从专家与权威的意见。在数字革命的浪潮下，从前对社会起关键作用的各种中介服务（包括旅游经纪人、电话接线员、编辑和出版商）迅速变得多余了。甚至连金融市场也更大规模地开放了。到了世纪之交，已经有700万人参与网络交易，通过数字的力量（如玛丽亚·巴蒂罗莫和吉姆·克莱默等金融大师的神圣建议）打破更多个人权力的界限。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金钱甜心”巴蒂罗莫曾在2000年对她的观众说：“这已经不再是一场职业的游戏了。个人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普通人可以接触到更多信息了。”
虽然上面的说法可能有一点夸张，但这些文字很好地描述了那个时刻美国奇怪的乐观主义：虽然经济上的安全感在不断降低，但民众却相信我们可以继续追求并获得更多的个人权力，这种信念变成了我们的信仰，缓解了一切经济上的焦虑。确实，随着网速的提高和信息效率的进步，我们迎来了一轮又一轮更快的满足机制，我们的预期和态度也随着这些技术的变化不断加速。我们很快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竟然曾经容忍过实体市场所带来的延迟和不便，我们甚至忘记了实体市场曾被我们视作先进的、充满优越性的；我们不仅越来越多地期望更快速的自我满足，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网络世界中，而且发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对可能性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只要我们对目前的任何东西有任何不满，我们就会坚信某种新的产品、体验或者互动（一种能够进一步缩小欲望和拥有、欲望和存在之间距离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人们对于史蒂夫·乔布斯及其玩具般的产品的欢呼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麦金塔的发布会上，我们都瞥见了一种权力和自由，这种权力和自由很快就会被每一个个体所拥有。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身于这个新的时代。
[1]“Survey of Consu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sca.isr.umich.edu/fetchdoc.php?docid=24776.
[2]2012年，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新闻媒体透露，自2009年以来，该指数在向市场发布之前，每次都被提前两秒透露给某些组织的高频交易员，此举让这些金融机构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
[3]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research paper, https://www.sfu.ca/~wainwrig/Econ400/jensen-meckling.pdf.
[4]经济学家阿门·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曾这样说：“我并没有在某家副食店买东西的合同义务，雇主和雇员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合同义务要求他们永远保持雇佣关系。”
[5]Interview with author.
[6]Gary Hector and Carrie Gottlieb, “The U.S. Chipmakers’ Shaky Comeback,” CNNMoney, https://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1988/06/20/70690/index.htm.
[7]“GM Speeds Time to Market through Blistering Fast Processors,” FreeLibrary, https://www.thefreelibrary.com/GM+speeds+ time+to+ma rket+throu gh+blistering+fast+processors%3a+General..-a0122319616.
[8]红利是指公司定期从利润中拿出来支付给股东的部分。
[9]“S&P 500: Total and Infiation-Adjusted Historical Returns,” Simple Stock Investing, https://www.simplestockinvesting.com/SP500-historical-real-total-returns.htm.
[10]William Lazonick and Mary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Economy and Society 29, no. 1 (Feb. 2000): 19.
[11]Ibid.
[12]Ted Nordhaus and Michael Shellenberger,Break Through: 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p. 156.
[13]“Work Stoppages Falling,” graph,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old.post-gazette.com/pg/images/201302/20130212work_stoppage600.png.
[14]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Declining Labor Shares and the Global Rise of Corporate Savings,” research paper, October 2012, https://econ.sciences-po.fr/sites/default/files/file/cbenard/brent_neiman_LabShare.pdf.
[15]William Lazonick, “Reforming the Financialized Corporation,” https://www.employmentpolicy.org/sites/www.employmentpolicy.org/files/Lazonick%20 Reforming%20the%20Financialized%20Corporation%2020110130%20(2).pdf.
[16]Author interview with William Lazonick, April 15, 2013.
[17]Gerald Davis,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0 – 91.
[18]Interview with author.
[19]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民众的乐观情绪，甚至连美国的左翼人士也不再相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行的意识形态。
[20]“The Rise of Freakonomics,”Wired, Nov. 26, 2006, https://www.longtail.com/the_long_tail/2006/11/the_rise_of_fre.html.
[21]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od and Drink, edited by Andrew F.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6.
[22]“Supply Chain News: Will Large Retailers Help Manufacturers Drive Out Supply Chain Complexity?”Supply Chain Digest, June 30, 2009, https://www.scdigest.com/assets/On_Target/09-06-30-2.php.
[23]Robert Peters, “Chronology of Video Pornography: Near Demise and Subsequent Growth,” Morality in Media, https://66.210.33.157/mim/full_article.php?article_no=175; and Tony Schwartz, “The TV Pornography Boom,” Sept. 13, 1981, https://www.nytimes.com/1981/09/13/magazine/the-tv-pornography-boom.html?pagewanted=all.
[24]Press release, “Industry History: A History of Home Video and Video Game Retailing,”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2013, https://www.entmerch.org/press-room/industry-history.html. Accessed February 3, 2014.
[25]“‘Father of Aerobics,’ Kenneth Cooper, MD, MPH to Receive Healthy Cup Award from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ess release, April 16, 2008, https://www.hsph.harvard.edu/news/press-releases/2008-releases/aerobics- kenneth-cooper-to-receive-harvard-healthy-cup-award.html.
[26]J. D. Reed, “America Wakes Up,”Time, Nov. 16, 1981, https://www.time.com/time/subscriber/printout/0,8816,950613,00.html.
[27]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5, 2012.
[28]Kurt Eichenwald with John Markoff, “Wall Street’s Souped-up Computers,” New York Times,Oct. 16, 1988, https://www.nytimes.com/1988/10/16/business/wall-street-s-souped-up-computers.html.
[29]Dean Baker, “The Run-up in Home Prices: Is It Real or Is It Another Bubble?” briefing paper,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ugust 2002, https://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housing_2002_08.pdf; and Dean Baker, “The Productivity to Paycheck Gap: What the Data Show,” briefing paper, April 2007, https://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growth_failure_2007_04.pdf.
[30]Peter Marin, “The New Narcissism,” Harper’s, October 1975.
[31]Quoted in book review by Scott London, https://www.scottlondon.com/reviews/lasch.html.
[32]Glendon, “Lost in the Fifties.”
[33]All in Putnam, R.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except visiting and close confidants, which is from McKibben, Bill. “Money ≠ Happiness. QED.”Mother Jones, March/April 2007,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07/03/reversal-fortune?page=3Issue.
[34]Ibid.
[35]Charles Fishman,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elevised (on CNBC),” FastCompany, https://www.fastcompany.com/39859/revolution-will-be-televised-cn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