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名字，广泛地为世人所知，除了文学自身的因素之外，跟苏联官方的宣传大有关系。
从1928年联共（布）中央掀起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时起，斯大林就力图利用高尔基为自己的政治路线服务。而高尔基，也乐于充当“歌德派”，在作品中盛赞斯大林，包括其“肃反”政策，片面夸大苏联的成就。为配合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删改自己的著作，如《回忆列宁》。这样，当我阅读高尔基的另外一部被禁长达70年的著作的译稿《不合时宜的思想》时，心灵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这部著作是高尔基于十月革命后，也即出国前夕所写的政论性随笔，最先发表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这些文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苏联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事件，表明了与政府并非一致的立场。
高尔基说：一定要说出“真理和实情”！这是需要斗争的勇气的。
从书中看到，他单枪匹马地向整个社会挑战，所批判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阶级、集团或个人。他批判农民、工人、士兵们的“动物性无政府主义”；也批判知识分子中那些“最优秀的头脑”，甚至布尔什维克。他谴责那些“试验家和幻想家”，那些“像狐狸一样拚命地争夺政权，像狼一样使用政权”的人。表面看起来，他似乎四处出击，毫无定见；其实他一意攻击的，唯是贱视生命，泯灭良知，扼杀个性，破坏和窒息社会生机的势力，是与文化的本质意义相悖的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庸俗的东西。
作为一个知识者，一个文化人，高尔基特别重视文化，对他来说，社会关怀实质上是文化关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负有使命的，这就是以一种“社会理想主义”进行文化启蒙和文化建设工作。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简直是不相容的，“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文化的价值”。
在高尔基看来，文化不等于文化知识，它不是自在的、消极的、散漫无章的一堆材料，而是有机的整体。文化之于作家，恰如大地之于安泰，须臾不可以离开。因此，与其说高尔基赋予了文化以灵魂，毋宁说他发现了文化，在文化面前表现出了一个文化人应有的谦卑，从而铸就了自己的独立的文化品格。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品格的作家，才敢于宣告：“不管政权落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有我那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
博大，深沉，正直，真诚，热情，傲岸，勇敢——另一个高尔基！
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文思想，是对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份独特的贡献。作为这一思想的继承者，高尔基是伟大的；然而，竟一度沦为斯大林的工具，可见改造力量的巨大。不过，他终究回到了自己——一如他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人类中的人”——的立场。拒绝为斯大林作传，便是一个明证。在返回的道路上，可以想见，他经受了怎样的内心分裂、斗争和痛苦！
最强大的人不是世界的征服者，而是战胜自己的人。高尔基战胜了自己。为了返回，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据传，他并非死于心脏病，而是死于谋杀。
当高尔基陆续发表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里的文章的时候，列宁确信：这是“病态”的，“完全不健康”的。他写信告诉高尔基：彼得堡是一个最不健康的地方，那儿聚集了太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做着职业编辑，故不能不陷入那些充满怨恨的知识分子的“包围”之中。他告诫说，“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人，住地，甚至连工作都得改换。一句话，就是：
——走出彼得堡！
果然，高尔基不久便离开彼得堡，跑到意大利去了。他的朋友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称，“曾宠爱过高尔基的列宁从两军厮杀的战场与战后的废墟上亲自给他以打击。”不知道说的是否与高尔基此次出国有关？从通信看，列宁毕竟是温和的。
然而，侨居的国土无论如何美丽，都不是高尔基所需要的；那只是一时的麻醉品，醉心的曼陀罗而已。所以，当列宁去世以后，他终于无法抵御幕后的策动与幕前的劝谏，重新回到俄罗斯。
苏联官方精心安排了高尔基的生活。在莫斯科市内，拨给他一幢花园洋房，还为他建造了两处豪华别墅。他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像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悉由内务部供应。此外，还拨给他一节具有特殊设备的车厢，供他旅游之用。每年，他都可以获准到意大利消度一段时光。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内务部头子雅戈达务必迅速了解他的愿望，并予以满足。在他的别墅周围，种上他喜爱的外国花卉；从埃及定购他吸的香烟；只要需要阅读，任何国家的出版物都会为他弄到。然而他就是无法同居民自由接触。凡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包括园丁和厨师，都负有任务向他提供虚假的信息。他常常被带领着视察一些工厂、农场和监狱，所到之处，则完全为欢呼和赞美的波涛所淹没……
作家的生活，原本是同社会大众连在一起的生活，自然真实的生活，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而现在，它已然失去独立的意义，变做给定的，有限的，悬空的，可制造的了。要是庸俗的作家，完全可以适应这种特殊化的生活；为了满足固有的虚荣心，他们甘愿像家畜一般被人豢养。可是，天才的作家，都是孤狼一样地憎恶栅栏。高尔基逝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几本珍藏的杂记。雅戈达读了，随即骂道：“狼总归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其实，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高尔基已经深深不满于这种配给的生活了。他试图反抗过，结果自然无效。他过去的一位合作者什卡帕，在《同高尔基一起的七年》一书中这样记述说：“我突然听到：‘被包围了，被封锁了，进退不得！这真是异乎寻常的！’我以为我听错了，高尔基的声音及其说话的意思与往常不一样，眼睛的表情也变了。不是我熟悉的那双眼睛。现在他的眼睛流露出沮丧的神情……”
此刻的高尔基使用了“包围”一词。饶有意味的是，这个词，恰好列宁在那封著名的信中使用过。
“娜拉走后怎样？”思想家顾准一再用来借喻革命成功以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里，同样的问题是：“走出彼得堡”以后怎样？关于作家的生活，政治家和文艺家的态度是可以很两样的。鲁迅在演讲《文艺与政治歧途》中说：政治要维持现状，文艺不安于现状，所以两者时时处在冲突之中。我想，大约是可以拿来做注脚的吧？
199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