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夏娃在拂晓》第十二章自私的模因（龌龊？）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创造了模因（meme）一词，特指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在社区内传播的信息单元，就像通过繁衍而复制的有利基因。平等主义和福祸同当的模因在史前环境下是有利模因，自私模因在后农业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则野火般地蔓延。即使如此，经济学头号权威亚当·斯密仍然坚称，对人类的同情和爱心与自私自利一样也是人的天性。[1]

我们一直认为以稀缺为基础的经济学能够解释人类财富供求和分配问题，这个错误的假说在过去几个世纪内误导了大部分人类学、哲学和经济学思考。经济学家约翰·高迪（John Gowdy）说：“‘理性经济行为’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支柱，并成为一套信念，已经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虚构的经济人神话不过是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原则，仅此而已。”[2]

理性经济人

我们都同意，我们有贪欲……

——艾迪·韦德尔（Eddie Vedder）作词作曲，《社会》（Society）

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理性经济人，是一个建立在人性假设上的迷思，而不是以实实在在的真理为基石，在上面构筑牢靠的经济哲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表示，他承认，“这是对人的一种武断定义，即将人视为这样一种存在，他的行为必定是以他自己尽可能少的劳动和尽可能小的自我牺牲，来取得尽可能多的必需品、便利和享受。”[3]当穆勒写下此话的时候，他恐怕绝对想不到，他的武断定义成为此后几百年内经济思想的指路灯。卢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必须选择出生地的话，我会选一个国家，那里每个人都相互认识，无论是任何险恶的阴谋还是谦逊的美德，都要接受公众的审视和判断。”当我们说贪欲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往往不会提及此话的前因后果。不错，贪欲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可耻的。当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模型建立在一个臆想的、受自我利益驱动的经济人身上时，他们忘记了社区——我们人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最最重要意义之网，真正属于人类的那些习性发生和发展的环境。

博弈论和经济学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思想实验被称为“囚犯博弈”。它给出了一个优雅而简洁的互惠模型，有些科学家说它是“社会心理学的大肠杆菌”。这个模型是说：想象一对嫌疑犯被抓起来了，但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两人判罪。两个囚犯被分开关押，两人分别拿到了同样的提议：如果你作证指控你的同伙，而你的同伙保持沉默，你将获释，同伙将被判10年监禁；如果他揭发你，而你不吭气，你将获刑10年；如果你们两人都不吭气，两人均被关押6个月；如果你们两人都作证揭发对方，两人各判5年。每个囚犯都必须做出选择，说，或者不说。狱方保证两人彼此不会知道对方的决定。囚犯会怎样做呢？

在典型的博弈中，参与者很快看到了迅速背叛的好处，于是学会了永远选择背叛对方：率先告密，立马自由。但是，带着这样的理论性结论去真正的监狱，不论哪个国家的监狱，去问问那些告密者是什么下场？当科学家们决定让博弈者在博弈中积累经验，然后观察他们的行为是否会逐渐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理论与现实发生了冲撞。罗伯特·阿克塞罗尔德（Robert Axelrod）在《合作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一书中对此解释说，博弈者很快就发现，如果他们合作，并假定同伙也合作，他们会给自己赢得更好的机会。如果他们的同伙不合作，他们将名誉扫地，并受到以牙还牙式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弈者中具有利他心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只顾及个人短期利益的人则有了大麻烦——也许，会在澡堂子里挨上一刀。

心理学家格里高利·S.伯恩斯（Gregory S. Berns）和他的同事将女性引入博弈，并在她们的头上接上核磁共振仪，结果让囚犯博弈的经典解释又遭到当头一棒。伯恩斯等人本来预计，他们的研究对象在遭到背叛时——一人准备合作，而另一个人却“告密”——会做出强烈反应。但是事与愿违。“结果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伯恩斯告诉《纽约时报》的娜塔丽·安吉尔（Natalie Angier），“她们的大脑对合作行为的反应最活跃：对合作联盟，大脑发出最明亮的信号，闪亮区紧邻我们已知大脑对快乐做出响应的部位，这些快乐的来源可能正当也可能不正当，包括甜品、漂亮面孔、钱、可卡因，等等。”[4]

伯恩斯和他的团队对脑扫描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女人进行合作，她们大脑中的两个部分被激活，而这两个部分正是对多巴胺产生反应的部位——前腹侧纹状体和眶额叶皮层。这是参与冲动控制、强迫行为和奖赏机制的两个大脑部位。虽然伯恩斯对团队的发现感到意外，但同时他也感到宽慰。“结果令人鼓舞，”他说，“可以说，这意味着我们天生能够互相合作。”

公地悲剧

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论文，发表在声名卓著的《科学》杂志上，成为科学刊物上被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最近，一份世界银行讨论报告的几位作者称，《公地悲剧》是“社会科学家用以评估自然资源的主要范式”，此外，人类学家G. N.阿佩尔（G. N. Appell）说，这篇论文“已经被学者和教授们奉为圣典”。[5]

进入19世纪后，英格兰农村的大部分土地还被视为公地——土地归国王，但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就像铁丝网出现之前美国西部的开放式牧场。哈丁用英国的公地做模型，意在展示当一份资源为公社拥有时会发生什么。他表示，“在一片向所有人开放的草场上……每个牧人都尽可能多地放养牛羊”，虽然这样的做法破坏草场，但从牧人个人角度看，其自私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哈丁又说，“理性的牧人（得出结论）他能够采取的唯一合理的行动就是给牛群里再增加一头牲口”，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因为草场被过度放牧的成本是由大家分摊，而增加牲口的收益则归他一个人所有。如果每一个牧人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公地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过度放养的破坏。“公地上的自由，”哈丁总结说，“让全体走向毁灭。”

和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能力的相对关系思考一样，哈丁的结论令人瞩目有两个原因：（1）这些结论具有A+B＝C一样的简单性，看起来无可争议地正确；（2）这些结论可以用来为既得权势的冷酷表现寻找正当性。举例说，马尔萨斯的论文经常被英国政商两界的领袖引用，拿来解释他们对英国的普遍贫困，包括对19世纪40年代饿死几百万爱尔兰人（另有几百万逃到美国）的大饥荒不作为的道理。哈丁对公社产权失效的简单阐述，被不断地用于支持将政府服务私有化和占据原住民土地的主张。

哈丁优美的论述与马尔萨斯有一个共同点：经不起现实的验证。

一位加拿大作家伊安·安古斯（Ian Angus）说：“哈丁完全忽视了现实中公地的情况：社区内进行的自我规范。”在小规模的农村社区，人口数量有限，牧人彼此相互认识（这是历史上英国公地的现实），任何人想钻现有制度的空子，都会被发现并且受处罚。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研究了小型社区的公产管理。她发现：“所有社区都有某种针对欺骗或超定额多占资源的监督制度。”[6]

真正的公地悲剧威胁不到小群体控制下的资源，受威胁更大的是国家或公司控制的资源。公地不需要我们操心，我们面前有的是“公海悲剧”“天空悲剧”“江河悲剧”和“森林悲剧”。全世界各地的渔业正在走向灭亡，因为没有一个人有权威、有力量和有动机去阻止国际捕鱼舰队掠夺海洋，因为海洋是属于所有人的（所以也就是没有主人）。俄罗斯非法开采的原煤在中国的烟囱里放出滚滚毒烟，然后被韩国人吸进肺里，美国的汽车焚烧委内瑞拉的石油，融化了格陵兰的冰川。

链式悲剧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了羞耻心。马尔萨斯经济学、囚犯博弈和公地悲剧之所以产生了虚幻的确定感，是因为我们不去关注小型社区生活的现实，用卢梭的话说，在那里任何人“都要接受公众的审视和判断”。这些悲剧变得不可避免，皆因群体的规模超出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内部监督能力，也就是说，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数值——即“邓巴数”（Dunbar’s number）。在灵长类的社区内，规模非常关键。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观察到社会性灵长类动物中梳理行为的重要性之后，他提出，群组的规模大体上由大脑新皮质的发育所决定。根据这一关联，邓巴预测当群体人数超过150名时，其中的人便开始忘记谁对谁做了什么。用邓巴自己的话说：“大脑新皮质的处理能力给人际交往中能维持稳定私人关系的人数设置了限制。”[7]其他人类学家通过观察群组成长到什么规模后会分裂，得出了差不多相同的数字。邓巴的论文发表在1992年，数年前，马文·哈里斯就提出：“在50人的团体或150人的村庄中，每个人都相互熟识，因此互利交往型的人际关系可以将大家凝聚在一起。人们在给予时渴望得到，在得到时期待付出。”[8]最近有些论述150人规则的文章，包括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畅销书《临界点》（The Tipping Point），让很多人都在谈论有效组织的规模上限。

人一直在亲密的小团体中演化，小团体中每个人都叫得出所有人的名字，在对付匿名才能提供的暧昧不明的自由上，人类干得并不漂亮。当社区发展超过一定规模，成员不再认识所有的人，甚至没有见过所有的人，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选择开始变化，我们对可能性和可接受性的判断越来越抽象。

从共产主义悲剧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规模社会中，人们基本上互不相识，社区所有制完全无效。在《规模的力量》（The Power of Scale）一书中，约翰·鲍德雷（John Bodley）写道：“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规模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社会规模越大，越需要集中社会权力。大社会不像小社会那样民主，它将对风险和收益做不平等的分配。”[9]因为社会越大，耻辱感的约束力越小。当柏林墙倒下的时候，资本主义兴高采烈地宣布，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源就是它无视人性。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马克思的致命伤是他没有看到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人性在亲密、相互依赖的社区中以一种方式行动，但在彼此互不相识的环境中开始放纵，在不同环境下，我们是不同的造物——从绝对意义上说，这两种动物都是人，谁也不比谁更像人，或者更不像人。

永远进步的梦想

他是个蛮子，把他家里孤岛部落的风俗当成自然规律了。

——萧伯纳，《凯撒和克娄巴特拉》，第二幕

我们真的全都降生在盛世福地吗？还是说，我们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只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个随机瞬间——无数瞬间中的一个，每一个瞬间有自己相应的快乐和失望？也许，你觉得问这样的问题——以为还存在任何选择本身就很荒唐。但是，选择真的存在。我们都有将自己的经历视为标准的心理倾向性，我们认为我们的社区就是“我们人民”（The People），相信——也许是下意识地相信——我们是神的选民，神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团队应该获胜。我们用最迎合的眼光看今天的现实，对过去则戴上血红的滤镜，看到一片愁云惨雾。霍布斯已经为人类顽固的心理瘙痒抓挠好几个世纪了。

人们常犯一个错误，即设定演化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演化中的有机体逐步进入某种最终的完美状态。但是，它们——这些有机体，包括我们在内并不是永远在演化中进步。一个不断演化的社会或机体不过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存中适应不断变迁的生存条件。这些适应性的调整也许有即时收益，但在任何绝对意义上都不是改进，因为外部条件永远在变化。

从对演化的错误理解出发，人们臆断他们的现在——此时此地，肯定好于人类的过去——彼时彼地。三个半世纪之后，科学家们仍然在引述霍布斯，说我们是多么的走运，生活在国家出现之后，逃脱了我们野蛮祖先经受的无所不在的苦难。认为自己是走运的人，给人带来深深的宽慰，但我们要问一个一直被封口的问题：我们到底有多走运啊？

古老的贫困，还是假想的丰裕

史前人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惯，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对史前人类骨骸和牙齿的科学研究显示，古人的生活有禁食也有欢宴，但长期饥饿则非常罕见。我们是怎样知道祖先们不是在饥饿的生死线上挣扎呢？

如果儿童和青少年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持续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他们四肢上的大骨头会减缓生长。一旦他们摄入的营养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些骨骼开始恢复生长，新长骨骼的骨密度和被打断增长之前的骨密度有所不同。X光显示古人骨骼上有这些生长线，说明史前生活的特点是“几餐饥几餐饱，饱餐期间骨骼生长陡增”。[10]

更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会在牙齿上留下痕迹——即人们所说的发育不全——在牙齿釉质表面形成不同的色带和小坑，数十万年后，变为化石的牙齿上仍会带有这些痕迹。考古学家发现，与依赖种植业的定居村民相比，史前狩猎－采集人遗骨中哈里斯生长线和牙齿发育不良的数量更少。因为狩猎－采集人的高度流动性，他们一般不会忍受长期的饥饿，“树挪死人挪活”，他们只消抬抬腿，即可离开受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

很多实例——比如在伊利诺伊河谷内的迪克森山岗（Dickson Mounds）的发现说明，觅食人的营养状况好过农民。研究人员对迪克森山岗出土的大约800副骨骸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元1200年左右从觅食向玉米种植转变中人们的健康变化。考古学家乔治·阿米拉戈斯（George Armelagos）等人在报告中说，与之前的觅食人相比，农民的慢性营养不良增加了50%，（由骨病变指示的）感染性疾病是原来的三倍。而且，他们发现，婴儿死亡率上升，成人的骨骼发育减缓，而多孔性骨肥厚是觅食人的四倍，说明超过半数的人有缺铁性贫血。[11]

许多人都提到过觅食人对食物有一种奇特的骑士派头。他们从来不用冰箱保存食品。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勒·热恩在今日魁北克的蒙塔格尼人中生活了6个月，土著人的慷慨让他恼火不堪。他写道：“如果我的房东抓到两只、三只或者四只河狸，不论是白天抓到的还是黑夜抓到的，他们一定立刻宴请所有四邻的土著。如果这些蛮子中的某人也抓住点什么，他们会在同时大宴宾客。所以，你一家吃完，再到另一家吃，有时候会连吃三家甚至四家。”当勒·热恩劝告他们保留一点食物，说有这样那样的好处时，“他们笑话我。‘明天，’他们说，‘我们会搞些东西再来大吃一顿。’”[12]

以色列人类学家努瑞特·博德－戴维（Nurit Bird-David）解释说：“西方人的行为被认为与他们的短缺假设有关，狩猎－采集人的行为则与他们的丰裕假设有关。而且，就像我们设定西方人的行动是对生活中不足的反应，并据此分析，甚至预测西方人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设定狩猎－采集人的行动是对他们心满意足的生活的反应，在此前提下分析和预测他们的行为方式。”[13]

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植稻米、土豆、小麦和玉米，觅食人的食物构成中则是各种各样营养丰富的植物和小动物。觅食要花费多少劳动？他们有没有办法很利索地弄顿饭吃？

考古学家戴维·马德森（David Madsen）调查了采集摩门螽斯（Anabrus simplex）的能量转换效率。这种昆虫一直是生活在今天犹他州境内土著人的食物。马德森的小组平均一小时能采集18磅这样的绿蝈蝈。按照这个比率计算，一个觅食人只需要一个小时的工作，他能得到的卡路里就相当于87个辣热狗、49片比萨饼，或者43个巨无霸汉堡——还没有堵塞血管的脂肪和添加剂。[14]在你嘲笑绿蝈蝈的美食吸引力之前，请想想一根泥肠里面可能混杂的可怕物质。还有一项研究发现，（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昆桑人（在好月份里）平均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2140卡路里和92克脂肪。马文·哈里斯这样说：“石器时代的人与后来接替他们的那些人相比，过着更健康的生活。”[15]

甚至，他们可能比他们身后很多代人都更健康。欧洲的城堡和博物馆里摆满了武士的甲胄，对现代人来说，它们都是超小号，完全没法穿上身。按照现代标准，我们中世纪的祖先都是些小不点儿，考古学家提摩西·泰勒相信，我们最初学会控制火的祖先——大约在140万年以前——身材比今天的普通人更高大。在希腊和土耳其挖掘出的骨骸证明，在那个地区，农业社会之前的男子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合175厘米），女子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5英寸（合165厘米）。但随着进入农耕生活，居民的平均身高急剧下降。直到今天，希腊和土耳其人的平均身高还没有赶上他们的祖先。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进入农业社会均伴随有大部分人的饮食质量和总体健康状况的大幅下滑。贾雷德·戴蒙德将此斥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他写道：“狩猎－采集人拥有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最悠久的生活方式。相反，我们现在仍在和农业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做斗争，而且，不清楚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麻烦。”

论旧石器时代的政治

史前的生活里，人经常在打瞌睡。萨林斯在他著名的、极具挑战性的论文《原始丰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提到，在觅食人中，“获取食物的工作过于成功，以至于他们有一半的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16]甚至澳大利亚的土著们，他们生活在看起来荒秃秃的旷野里，在混饱肚子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整夜酣眠之外，每天下午还要小睡三个小时）。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对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内居住的昆桑人的研究称，他们每周只需要用15小时寻找食物。据李的研究，“一位妇女一天之内可以采集到足够一家人吃三天的食物，其他的时间里，她在营地休息，做针线，到其他营地串门，接待来自其他营地的客人。在家里的每一天中，厨房里的工作，比如烧煮、敲干果、捡柴、取水，大约需要一至三个小时。一年到头她都能维持这样稳定的工作节奏和休闲节奏。”[17]

工作一两天，休息一两天。你觉得怎么样？

在狩猎－采集人的社会，人们在周围世界寻找食物，没有人能控制其他人得到生活必需品的途径。哈里斯解释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平等……深深根植在资源的开放性、生产工具的简单性、不可移动财产的稀少性和团体内部的灵活结构之中。”[18]

当你不能阻断某人取得食物和住所的途径，不能阻拦他们离开，你也就不能控制他们。觅食人社会中彻底的政治平等正是扎根于这一简单的生活现实。领袖不拥有强制性的权力，他们不过是有人追随——得到了同伙尊重的个体。这样的“领袖”不要求——也没有办法要求其他人的服从。这些观点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亚当·斯密在1896年发表的《法理学讲义》（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中写道：“在狩猎人的国度，完全没有政府……（他们）为了彼此的安全同意聚伙，但彼此之间对他人没有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