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论主义者说，回到一头野兽的初生时刻，名称和性情不详，播下了凶杀的种子，从此，这头野兽的后代的血液里永远激荡着源自那颗种子的冲动。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
就像霍布斯原教旨主义者们坚守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生存的必然组成部分，他们也坚持认为，战争及贫困，都是人类天性的基本前提。比如，尼古拉斯·韦德（Nicolas Wade）声称：“前国家社会之间的战争是连续不断的、无情的，以灭绝对手为总目标，而且也经常取得这样的战果。”[2]据此观点，我们对有组织冲突的嗜好，溯本求源，一直可以追回到人类生物属性的形成，也就是通过我们靠采集维生的先人追溯到灵长类远祖。而这一切似乎永远是关于打仗，而不是做爱。
但是，对我们人类的觅食祖先来说，比起血腥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合作是重要得多得多的行动原则。说真的，他们死掐，所为何来？尽管在认定觅食人的生活是一场“持久战”之外，韦德也承认：“古人生活在成员平等的小社团里，没有财产，没有领袖和差序等级……”所以，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平等的、非等级化的、没有财产的游动社群……始终处于战争状态？狩猎－采集社会因为没有什么占有，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除了他们的生命之外），他们生活在人迹罕见的辽阔土地上，而等级化的定居社会，人烟稠密，居民们一天到晚为栖身之地和积累财富而争斗，两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3]为什么觅食人要没完没了地打仗？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对标准霍布斯叙事中的这一点进行全面回应，但为了更认真地审视他们的观点和使用的数据，我们选择了三位最著名的代表：演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受人尊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达尔，还有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4]
平克博士要打仗
想象一下，一位受人瞩目的专家，站在听众面前指责亚洲人是糟糕的司机。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用了七个国家的统计数据：阿根廷、波兰、爱尔兰、尼日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还有俄国。你也许会说：“不对吧？这些国家都不是亚洲国家——除了，一部分的俄国。”站在台上的他会遭到哄笑。
2007年，世界著名的哈佛教授、畅销书作家史蒂文·平克在加州长滩（Long Beach）声名卓著的TED（“技术，娱乐，设计”）讲坛上给了如此这般的一个演讲。[5]平克的演讲，既给出了新霍布斯主义战争起源观的提要，也展示了这些宣扬血腥史前史的人惯用的伎俩。TED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25分钟长的演讲。[6]我们鼓励你先去看看这个录像，至少看看开头五分钟涉及史前史的部分，再来读下面的讨论。去吧，我们等着你。
虽然平克只用了不到10%的时间谈论狩猎－采集人（我们人类的90%的历史处于这种社会制度之下），但他竟然能将这段历史熬成一锅粥。
平克开口三分半钟后，他展示了一张根据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的《文明之前的战争：和平野蛮人的迷思》（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所绘制的图表。图表给出了“若干觅食人或者采集和狩猎社会中男性战争死亡的百分比”。他宣称，这幅图表显示，狩猎－采集人中的男人远比今天的男人更多地死于战争。
平克的图表：“男性的战争死亡百分比”
不要着急做结论，请再仔细琢磨一下图表。上面列出七个“狩猎－采集”文化，代表史前战争相关的男性死亡。这七个文化是黑瓦洛人（Jivaro），雅诺马米人（Yanomani）的两个分支，马伊恩加人（Mae Enga）、杜古姆丹尼人（Dugum Dani）、门金人（Murngin）、胡利人（Huli）和杰布西人（Gebusi）。
但他们能代表我们狩猎-采集人的先祖吗？根本不能。[7]
平克引用的这七个社会中只有门金勉强和即时回报的狩猎－采集社会有点关系（就像俄国也可以说位于亚洲，如果我们不理会这个国家的那些大城市和相关的定义）。平克使用的门金人统计数据采样于1975年，到那时为止，门金人已经与传教士、枪支和动力快艇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与史前状态大不相同。
平克引用的其他几个社会事实上都不属于狩猎－采集人。他们在村庄的园地里种植白薯、香蕉、甘蔗，饲养猪、驼羊、鸡。[8]即使不考虑这几个社会远远不能作为居无定所、即捕即食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代表，平克所举的例子在其他问题上也不能代表我们的祖先。雅诺马米人之间的冲突是否达到了真正的战争级别，仍然是人类学家激烈争议的问题，我们等会儿再做讨论。门金人不是澳洲土著文化的典型，而是一个血腥的例外，澳洲原住民文化模式的特点是群体间的冲突几乎为零。[9]平克例举的杰布西人也不能支持他的论点。平克图表上的资料引自人类学家布鲁斯·克瑙福特（Bruce Knauft）的研究，克瑙福特本人表示，杰布西人的高死亡率和战争无关。事实上，克瑙福特说，杰布西人中很少发生战争，他写道：“为疆土或资源进行战争的情况极为罕见，此类纠纷一般很容易得到解决。”[10]
即便如此，平克还是站在听众面前坦然地说，他的图表是对典型狩猎－采集人中史前战争死亡率的合理估测，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11]
不是只有平克一个人使用此类手段为霍布斯黑暗史前史观进行辩护。有关人类嗜血天性的文献中，这类选择性使用数据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理查德·朗汉姆和戴尔·彼得森合著的《恶魔的雄性》一书中，他们承认，可能一般人想不到，但战争是特殊状态，“是动物的正常规则的例外”。但是因为人类和黑猩猩都有群组间暴力的记录，他们认为，嗜好战争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品质，可以一直回溯到我们共同的先祖。他们说，我们乃“连绵500万年的血腥攻击习性的懵懂的幸存者”。哎呦！倭黑猩猩哪去了？在这本250多页的书中，“倭黑猩猩”只出现了11次，这个与我们有着最近共祖的物种似乎与我们没有多大的相关性，还不如人类和倭黑猩猩的共祖黑猩猩更重要——虽然，有很多灵长类动物学家持相反意见。[12]但至少朗汉姆他们还是提到了倭黑猩猩。
2007年，戴维·列温斯顿·斯密，《最危险的动物：人性和战争的起源》（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 Human Nature and the Origins of War）的作者，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探究有关战争根源回溯到灵长类祖先的演化论论点。他描绘了黑猩猩如何互相厮杀，倒霉鬼被打得血肉横飞，再被生吞活剥，读之令人毛骨悚然，而叙述当中，他不断说它们是“我们最近的非人类亲戚”。读他的论文，读者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还有另一个同样距离的非人类亲戚。他完全没有提及倭黑猩猩和这个物种提供给我们的知识。[13]
既然我们能够英勇地面对黑猩猩暴力对人类的阴暗意义，那么，人类另一个亲近，厌恶战争的倭黑猩猩是不是也值得提一提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对着张三大喊大叫，却对李四一声不吭？看不见光明的黑暗画面也许能让听众兴奋，但却不能给他们任何启发。在有关战争的古老起源的研究文献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哎呀，忘记说一下倭黑猩猩了”的手法。
但是，不仅在战争讨论中有意回避倭黑猩猩，但凡谈论人类雄性暴力的渊源，不论何种暴力，都会看见倭黑猩猩缺席。比如在《人的阴暗面》关于寻找强奸的起源这段话里，看看你是不是能找到倭黑猩猩的踪影：“男人没有发明强奸。他们很可能是从我们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了强奸的习性。强奸是标准的雄性繁殖战略，而这个战略很可能已经被实践了数百万年。男人、雄性黑猩猩和红毛猩猩惯常地强奸异性。野生大猩猩使用暴力劫持雌性大猩猩，与它们交配。人类圈养的大猩猩也对异性进行强奸。”[14]
且不说为不能与之交流体验和动机的非人类物种定义强奸的复杂性，在对野外倭黑猩猩和圈养倭黑猩猩的几十年观测中，从来没有发现过它们有强奸行为，以及杀婴、战争和谋杀行为。从来没有。
这是不是值得放进一条注释里呢？
玛格丽特·鲍沃神秘地消失了
除了倭黑猩猩的疑问，猩猩“战争”还有其他值得探究一番的问题。1970年，理查德·朗汉姆是简·古达尔在坦桑尼亚贡贝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生，专攻食物供给和猩猩行为之间的关系。1991年，在朗汉姆和彼得森出版《恶魔的雄性》的五年前，玛格丽特·鲍沃（Margaret Power）发表了她精心研究的成果《平等主义者：人类和黑猩猩》（The Egalitarians: Human and Chimpanzee），书中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牵涉到古达尔的黑猩猩研究（必须说明，鲍沃在书中对古达尔的科学方法及其意图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没有一丝不敬之处）。但《恶魔的雄性》一书完全没有提到鲍沃的名字和她的疑问。
鲍沃注意到，古达尔在贡贝采集的第一批数据（从1961年至1965年）所描绘的黑猩猩乐于社交，非常不同于她和同事数年后发表的著名研究结果——黑猩猩战争。贡贝研究最初四年的观测，黑猩猩给古达尔留下的印象是“远比人类更和平”。她没有见到过不同群体之间的战争，仅仅偶尔能见到个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四十年后的2002年，两位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苏斯曼（Robert Sussman）和保罗·加尔波（Paul Garber）对有关灵长类社会行为的科研文献做了综合回顾，并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黑猩猩最初给古达尔的和平印象与他们两人的成果相吻合。在80多项涉及各类灵长类醒时生活行为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灵长类动物，从最原始的灵长类动物狐猴到各类猩猩……通常每天有近5%的活动时间用于社交行为。”苏斯曼和加尔波说：“通常每天不到1%的时间用来打斗或竞争，一般比1%还要低很多。”他们说，在所有灵长类中，诸如游戏和梳毛一类的合作型、交往型的行为，比冲突型行为要多十到二十倍。[15]
但是黑猩猩给古达尔留下的和谐印象改变了——鲍沃认为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恰恰是发生在她的学生们开始每天向黑猩猩提供几百个香蕉之后。学生们的目的是要黑猩猩们待在营地附近，方便他们进行观察。
在野外，黑猩猩或者单个，或者结成小团体四散觅食。因为它们的食物散布在丛林中，鲜少发生竞争。弗朗斯·德·瓦尔解释说：“一旦有人开始提供食品，甚至在丛林里，和平立刻遭到破坏。”[16]
喂养黑猩猩的水果锁在牢固的水泥箱里，只有在一定的喂食时间才会打开。这样的定时喂养让黑猩猩的行为发生了巨变。因为成堆水果的浓郁香味飘出箱子，荡漾在空气中，黑猩猩为了打开箱子自然地进行了无数粗暴的尝试，古达尔的助手们被逼得不断重新打造箱子。竟然有熟透的水果不能立刻到手，这是黑猩猩们从未有过的经历——这让它们困惑，因而也让它们愤怒。设想一下，在圣诞节的早上，告诉一屋子三岁顽童（每一位都有着成人的力气）要等一阵子——等多久，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才能打开他们眼前圣诞树下花花绿绿的礼物。数年之后，古达尔回想这个时期的研究时说：“不断的喂养对黑猩猩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它们过去的活动方式相比，它们开始更经常地以大团队的形式活动。它们在营地附近睡觉，每天一早成群结伙呼啸而来。最糟糕的是，成年雄性变得越来越凶暴……不仅仅黑猩猩之间的打斗比原来多得多，而且很多黑猩猩每天在营地周围盘桓几个小时。”[17]
玛格丽特·鲍沃对古达尔喂食黑猩猩的影响有所疑虑，而她的工作一直被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学家——不只是朗汉姆——所忽略。[18]比如，迈克尔·吉格里瑞在乌干达一带的基巴莱森林（Kibale Forest）研究黑猩猩，目的就是要验证古达尔团队见证的群体间冲突是否是香蕉箱子的扭曲效应。吉格里瑞写道：“我的使命……（是）查证这些战争般的杀戮是黑猩猩的常态，还是研究人员为观察而进行喂食的人造产品。”[19]但是，吉格里瑞的索引里一次也没有提到玛格丽特·鲍沃的名字，尽管吉格里瑞的研究发表在鲍沃的著作出版八年之后。
我们受篇幅限制，无法充分探讨鲍沃提出的疑问，也不可能罗列在其他地区对某些无喂食（和喂食）黑猩猩群体性冲突所做的后续研究。[20]尽管我们对平克和沙尼翁的动机有疑问，我们对简·古达尔的意图和科学精神却没有任何疑问——玛格丽特·鲍沃也表示没有任何疑问。虽然鲍沃那些招人厌烦的问题遭到了普遍的漠视（如果说没有被完全忽略的话），但任何对灵长类中战争起源的争论真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关注一下鲍沃的工作。
战利品
玛格丽特·鲍沃的疑问直戳此议题的心脏：如果没有东西作为争斗的目标，为什么还要争斗？在科学家们喂食灵长类动物之前，食物散落在丛林各处，黑猩猩们每天四散寻觅，找自己的口粮。每当发现一棵果树，它们经常呼唤其他黑猩猩；互相关照对大家都有好处，森林里觅食不是一个零和努力。但是，一旦它们知道，每一天在同一个地点有一些唾手可得的食品，而这些白食儿又是有限量的，越来越多的黑猩猩便开始“盘桓”在这个地点，成群结队地冲向这个地点，“呼啸而至”。很快，古达尔和她的学生们开始目睹到后来著名的黑猩猩“战争”。
黑猩猩们有了值得它们争夺的东西了：一种集中的、可靠的，但有限的食物来源。突然，它们进入了零和博弈世界。
将同样的原理用于人类社会，我们不由得会问，为什么能够得到即刻回报的狩猎－采集人会拿生命冒险进行战争？真的，为啥呢？食物？食物散布在四野八荒。有些地区，自然环境决定食物供给相对集中，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西北太平洋沿海三文鱼回游地带，那里土生土长的社区一般不是即时回报的狩猎－采集人社会。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比较复杂的等级社会，比如夸扣特尔人（Kwakiutl）——我们后面会谈到他们。物件？觅食人拥有的物品极其有限，除了自己，不会有人稀罕。土地？对我们祖先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生长繁衍的地球，是个人迹罕见的世界。女人？有可能，但是这个观点假定人口增长对觅食人很重要，而且女人是一种能够争夺到手，并用来和农民的牲口做交换的商品。对觅食人而言，似乎维持人口稳定比人口增长更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群体的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往往会分裂成较小的群体，团体规模上的社区没有添丁进口、加重喂养负担的内在动机。我们也已经看见，在狩猎－采集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聚变－裂变共生的社会制度下，任何成员（部分男女）都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团体之间进出。
对于社会结构（觅食，栽种，农业，工业）、人口密度和战争可能性三者之间的因果联系，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诺兰（Patrick Nolan）做过一项专门研究，他发现：“发达栽种社会和农业社会要比初级栽种社会和觅食人社会更容易发生战争。”当诺兰将研究对象仅限于狩猎－采集社会和农业社会时，他发现，人口密度一旦超过平均水平，是最灵验的战争预警指标。[21]
这一发现让人类战争是“500万年的古老习俗”之说有了麻烦，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地广人稀的年代，直到几千年之前的后农业社会才发生了人口爆炸。最近对人类DNA线粒体的研究证实，本来就相当低的史前世界人口数量，有好几次下降到濒临灭绝的水平（原因可能是火山爆发，小行星碰撞，或者大洋环流的突然变化引起的气象灾难）。最近的一次，大约74000年前，当时多巴（Toba）火山大爆发，地球气候剧变，世界上的总人数可能曾经下降到只有几千人。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言，即使北半球完全被冰雪覆盖，我们的高祖们也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拥挤。[22]
在最近的历史时期，人口确实触发过多次战争。生态学家彼得·图尔青（Peter Turchin）和安德烈·克罗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研究了英国、中国和罗马的历史数据，发现人口密度增加和战争之间存在密切的统计相关性。他们的研究说，历史上90%的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转折可以用人口增长来解释。[23]
早期农业储藏收获的谷物和饲养驯化的牲畜，正像丛林里的装满香蕉的箱子。至此，值得争夺的东西便出现了：越多越好。更多的土地，用来开垦耕种。更多的女人，生养更多的人口，需要他们在土地上劳动，组成军队保卫土地，帮助收割。更多的奴隶，负担那些艰苦的工作——耕种、收获和打仗。一个地区的歉收，会导致该地的农民抢劫邻人，邻人会奋起报复，接着是一轮接一轮没完没了的打斗。[24]
自由（免除战争的自由），换句话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失去，包括粮食。
但是，新霍布斯主义者不理会这个直率的分析和支持这一分析的数据，坚称战争是人类的本性，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平克那样的误导图表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
比如，在《病态的社会：挑战原始和谐的迷思》（Sick Societies: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Primitive Harmony）一书的第四章中，作者罗伯特·艾奇顿写道：“有些小型社会既没有官僚和祭司，也没有农耕，但社会也开始发生分化。”好吧，但是为支持这个有关“小型社会”的论断，他写了15页纸，活灵活现地、逐一地（全面地）描述了：
● 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上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一个畜奴、定居、聚敛财富、庆祝炫财节、复杂和等级化的社会）；
● 阿兹特克（Aztec）帝国（人口达数百万，具有精致的宗教组织、祭司，在首都周围有奴隶开垦的数不清的土地，首都的面积超过当时的任何欧洲城市，城市有下水系统，夜晚街道还有灯火照明）；
● 祖鲁（Zulu）帝国（同样，人口高达数百万，有奴隶、精耕细作的农业、家禽家畜、跨越整个大陆的贸易网络）；
● 最后，是今日加纳境内的阿善提（Asante）帝国，对它，艾奇顿告诉我们，“是西非无以伦比的最大军事力量”。[25]
艾奇顿没有说，这一切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与“小型社会既没有官僚和祭司，也没有农耕”有共同之处。在这一章中，他没有提到一个觅食人社会。这就像宣布猫是很难训练的，然后给出一系列样板：德国牧羊犬、小猎犬和金毛犬。
在《超越战争》（Beyond War）一书中，人类学家道格·富莱（Doug Fry）反驳了新霍布斯主义者的普世战争观点。“认为‘战争始终存在’的信念，”富莱写道，“与相关的考古发现不一致。”人类学家莱斯里·斯庞塞尔（Leslie Sponsel）同意富莱，他说：“缺乏战争的考古证据表明，大部分人类史前史没有战争，或者很少有战争。”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对史前人类骨骸证据进行了一次全面审查，他发现，除了在今日苏丹的一个遗址之外，“在数百具有一万年或超过一万年历史的人类骨骸中，只有十几具上明确有他人施加暴力的痕迹。”弗格森继续说：“如果在早期史前时代战事频繁，考古记录上应该有大量材料证明战争的存在。但是，没有这样的证据。”[26]
有些学者们会指出黑猩猩的有组织暴力，还会挑选几个人类栽种社会栽到觅食人身上，然后说这些就是战争古老根源的证据。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废话探测装置就会发出“嘟嘟”声。更有甚者，这些学者明明知道，黑猩猩在人类喂食、士兵和捕猎者的围困，以及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日益萎缩的影响下，行为发生了扭曲，但是他们却经常装聋作哑。同样麻烦的是，他们也缄口不言人口和农业文明对人类冲突行为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