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是，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了，是件好东西。贪婪是正确的，贪婪是有效的。贪婪澄清、揭示、抓住了演化的精髓。贪婪，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贪婪……一直是人类向上爬的足迹。
——“戈登·盖克”，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什么造成了对宇宙的滥用？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贪婪……贪婪造成了最严重的错误。
——劳伦蒂·玛戈萨，《非洲宗教：丰盛生活的道德传统》（African Religion: The Moral Traditions of Abundant Life）
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沉闷。
1838年秋末，一道晴天霹雳击中了查尔斯·达尔文头部的右上侧，这道世界上所见到过的最明亮的闪电，在他的脑袋里留下了让他自己也震惊念头，理查德·道金斯称之为“人所能想到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就在达尔文得到自然选择理论的伟大灵感的那一刻，他正读着一本名为《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书，作者是托马斯·马尔萨斯。[1]
如果用一种思想的时间耐久性来衡量它的影响力，托马斯·马尔萨斯当之无愧地高居维基百科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排行榜第80位。他的理论发表在两个世纪之前，而到了今天，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经济系的学生，竟会不知道马尔萨斯——世界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所提出的简单人口理论，你会感到震惊。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每一代人的人口数量比上一代增长一倍（2，4，8，16，32……），但农民新垦土地和生产能力的增长方式则呈线性，所以食物的供给只能按自然数递增（2，3，4，5，6……）。由此推理，马尔萨斯得出了残忍的结论：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绝望和大规模的饥荒与人类相生相伴，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命运。帮助穷人，就像是给伦敦的鸽子喂食：他们会迅速繁殖，直至回到饥荒状态为止，所以，干吗要去帮助他们呢？马尔萨斯告诉我们：“下层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悲惨，绝对是不治之症。”
马尔萨斯估算人口繁殖率的根据是150年前（1650-1800年）北美（欧洲裔）人口增长的记录。他总结说，移民定居人口大约每25年翻一番，他据此推测史前时期的人口增长应该也是这个速度。
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说，当他将马尔萨斯的这些悲惨的计算用于自然界时，“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在这些情况下，具有有利性状的生命可能生存，不利的则消亡。结果将是新物种的形成。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工作的理论……”[2]科普作家马特·利德莱相信：“马尔萨斯给达尔文上了悲凉的一课，过度繁殖只能以瘟疫、饥荒或暴力为终结。由此，也给了他灵感——物竞天择，可能只有适者能够生存。”
所以说，最阴暗凄凉的马尔萨斯理论点燃了达尔文最明亮的思想火花。[3]鲁塞尔·华莱士（Russell Wallace）在达尔文之外独立提出了自然选择说。他也读过同一本《人口原理》。当时，他身处地球的另一边，在马来西亚的一条蚊虫滋生、疟疾猖獗的河岸边发烧打摆子。他躺在茅屋里，在两次打摆子之间，开始翻阅马尔萨斯的著作，竟然得到了和达尔文同样的灵感。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从自然选择说中嗅到了马尔萨斯的腐臭，他感叹说：“当你豁然看到其中的全部意义时，你的心像是沉入了沙堆。”萧伯纳悲叹自然选择是“可怕的宿命论”，抱怨它“令人憎恶地蔑视美和智慧、勇气和意志、荣誉和抱负。”[4]
但是就算达尔文和华莱士巧妙地运用了马尔萨斯的阴森数字，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计算的结果有问题。
狩猎部落的生存方式和掠食动物相像，与那些野兽一样……这些人只能非常零散地生活在地球上。与那些野兽一样，如果不能赶走敌人，就只能自己逃离，他们始终生活在相互争斗之中……相邻族群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任何发展自己部落的行动只能是侵犯邻居部落，因为他们为了维持新增人口，需要更大面积的疆土……胜利者的成就取决于他的敌人的消亡。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如果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的估计接近事实的话，他（也包括达尔文）或许可以假设人类社会长久以来一直“被自然关在房间里”，结果就是，他们相互之间没完没了地打来打去——“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回顾了马尔萨斯的结论，他写道：“我们已经知道，文明社会的人在有利条件下，比如美国，在25年内将人口翻一番……按照这个增长率，以美国的现有人口（3000万人），美国人将在657年内厚厚地覆盖整个地球——包括陆地和水面，厚实到每平方码的面积上要人落人地站上四个人。”[5]
如果马尔萨斯对史前人类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的计算是正确的，他们的假说肯定有其合理性。但是，他错了，所以，他们两人都错了。我们现在知道，在农耕文明到来之前，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每过25年就让自己的人口翻一番，而是每隔25万年，人口才翻一番。也就是说，马尔萨斯（还有达尔文）实在错得离谱，假说和事实相差10000倍。[6]
马尔萨斯认定，他在身边看到的种种苦难，就是人类和动物永恒的、不可逃避的生活状态。他不明白，1800年前后伦敦拥挤、绝望的街道完全不能反映史前人类的生活状态。在马尔萨斯之前一个半世纪，托马斯·霍布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也是用自己的个人体验推断史前人的生活。
世界人口估算[7]
托马斯·霍布斯一出生就被吓得要死。他的母亲听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将要进攻英格兰的消息，在惊恐中早产。多年后，霍布斯写道：“我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和恐惧。”他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书中，他将“孤独、贫困、肮脏、残忍和短命”这句名言套在史前人类生活的头上）创作于巴黎，当时，他在英国内战中支持王室，为了逃避政敌的迫害而流亡法国。写书期间，他身染重病，辗转病榻6个月之久，写作计划几乎流产。《利维坦》在法国一出版，立即在霍布斯的流亡伙伴中引起强烈不满，他的生命受到威胁。霍布斯只好渡海逃回到英格兰，向11年前吓得他出逃的政敌请求善意。虽然他获准留在英国，但国王禁止英国出版他的著作。教会也将《利维坦》列为禁书，而牛津大学不仅禁书，还要焚书。文化历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这样描写霍布斯的世界，他说：“基督徒们被末日噩梦般的世界吓懵了，现在基督徒们互相追逐杀戮，手段残忍，这些狂热的仇恨本来只留给穆斯林、犹太人和异教徒。世界真是疯掉了。”[8]
霍布斯接受了这个疯狂的世界，认为它“正常”，并将它投射回他不甚了解的史前时代。霍布斯所说的“人性”是17世纪欧洲的映像，那里的生活——让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绝大多数人都是相当艰苦的。虽然霍布斯的史前人类生活观流行了几个世纪，但它还是没有多少正确性，就像我们仅仅根据对巴尔的摩市流浪狗的观察，就对西伯利亚的狼进行总结一样。“是啊，”人们会说，“（巴尔的摩街上）肮脏的狗杂种看起来真不怎么健康，既然狼（和巴尔的摩的流浪狗一样）也没有主人喂养和关照，那么狼的生活一定是孤独、贫困、肮脏、残忍和短命的，或者，这些野杂种的日子可能更糟糕。”
平心而论，马尔萨斯、霍布斯和达尔文确实受到资料匮乏的限制。必须承认，达尔文认识到了这一缺陷，而且试图进行补救——他穷其一生都在收集物种的样本，不厌其烦地做笔记，与任何能够给他一点点新信息的人通信。但是，这些还是不够。他需要的事实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被揭示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事实。科学家已经知道如何解读古人的骨骼和牙齿，可以用放射性碳素测定更新世（Pleistocene）篝火的灰烬，还能够追溯我们祖先DNA线粒体的漂移。他们发现的信息令人信服地推翻了霍布斯的推断——达尔文囫囵吞枣接受的史前人类生活观。
我好可怜啊
我们得到的满足，不在于我们的占有，而在于我们能有所克制。
——伊曼努尔·康德
“谁控制了过去谁也就控制了未来”，如果乔治·奥威尔此言不虚，那么，那些塑造了大错特错的史前人类生活流行观点的人们，他们又控制了什么？
无疑，在与农耕相关的人口增长发生之前，大部分世界是天高地阔，人迹罕见。但霍布斯、马尔萨斯和达尔文脑子里人类拥挤不堪的印象之深刻，深深嵌入了演化理论，并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咒语般地重复，事实反而不见了踪影。比如，在哲学家戴维·列温斯顿·斯密（David Livingstone Smith）最近的文章《为什么打仗？》中，他再次重申了马尔萨斯的毫无根据的绝望观点：“竞争有限的资源是演化变迁的驱动力。”他说：“人口无节制的增长迟早会压倒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个人将别无选择，只能越来越绝望地竞争生活资源。那些能够拿到资源的人将会繁荣，那些得不到资源的人将死亡。”[9]
听到了吧，“别无选择，只能越来越绝望地竞争……”但是，斯密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是最早的漫游男（和漫游女）——游牧民永远是在流动中，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停留最长不会超过数日。离开，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假定他们必须守在已经人满为患的地界儿，为了可怜的资源“绝望地”斗争——如果他们能够沿着海滩再走远一点，就像他们无数代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另外，史前人类也从来没有像耗子那样繁殖。事实正好相反，在整个史前时期，人口的年增长速度据估计要低于0.001%。[10]这完全不符合马尔萨斯描述的人口炸弹。
在觅食人的生活环境下，人口高速增长说从基本的人类生殖生物学上也讲不通。妇女哺乳期间很少怀孕，而在没有饲养动物提供奶制品的情况下，狩猎－采集社会的妇女对每个孩子的哺乳期要长达五六年。狩猎－采集生活方式需要不间断地到处迁移，在流动中，就算母亲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很多帮助，也很难同时携带一个以上的婴幼儿。最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让女性身体脂肪含量较低，因此她们初潮的时间要比农业社会的女性推后得多。大部分觅食社会的女子要到十七八岁才进入生育期，因此她们的生育期较短。[11]
霍布斯、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看够了身边人口饱和的惨况（疯狂传播的疾病，无休无止的人类战争，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和争权夺利）。但是，史前世界却是人烟稀少——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人类的活动。除了被沙漠环绕的绿洲，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岛屿，史前世界里几乎完全没有边境线。大部分学者相信，我们的祖先在大约50000年前离开非洲，经过5000到10000年后进入欧洲。[12]直到12000年前，才第一次有人类踏足北美大地。[13]在农业出现之前的几万年里，地球上人类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的人口规模（大约400到500万）。[14]
换句话说，人类是非常年轻的物种。我们的祖先从未面对过霍布斯、马尔萨斯、达尔文所构想的严重资源稀缺产生的选择压力。人类祖先行进的旅程大多不是发生在人口饱和的地区。相反，我们祖先结伴行走的路线，主要是穿过一系列那里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和我们相近物种的生态系统。想想最近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内缅甸大蟒蛇制造的问题，澳大利亚泛滥成灾的甘蔗蟾蜍，还有被重新引进黄石公园的野狼，我们的祖先就像这样进入了一片开阔的生态空间。当霍布斯说：“人之于人就是一头彻头彻尾的狼。”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正常情况下，狼彼此之间能够进行什么样的合作和沟通。一个物种进入到丰沃的新生态环境，其个体并非一定要在相互之间做殊死争斗。除非生存空间达到饱和，物种内部的冲突既没有收益，亦没有必要。[15]
我们已经说过，即使在空旷的史前世界，觅食人的社会生活也丝毫谈不上“孤独”。但霍布斯还宣布史前人的生活“贫困”，马尔萨斯相信贫困之于人类乃属于永恒和不可逃避。大多数觅食人不觉得自己是穷人，每一个证据都表明，我们那些知道使用火的祖先相当聪明，他们结成合作型的小团体，生活远远谈不上艰难。当然，偶然也会发生毁灭性的天灾，如干旱、气候变化、火山爆发。但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食物。在几十万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祖先作为杂食者的困境是选择哪些东西来吃：植物吃土，鹿吃植物，狮子吃鹿。而我们人几乎是可以，而且也确实吃所有的东西——包括狮子、鹿、植物，是的，还有土。[16]
百万富翁的绝望
贫困……是文明社会的发明。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硅谷：百万富翁不觉富》。文章开头说：“按照任何一种定义，哈尔·斯台格（Hal Steger）都已经成功了——除了他自己和他在硅谷的邻居们。”文章提到，尽管斯台格先生和太太共有价值350万美元的财产，他每天还是要工作12个小时，加上周末还要干10小时。“几百万，”斯台格解释说，“不像原来那么值钱了。”约会服务网络Match.com的创始人加里·克莱门（Gary Kremen，估计净资产值1000万美元）说：“这里每个人都盯着上面的人。”他继续每周工作60-80个小时，他说：“（因为）只有1000万美元，你在这里什么也不是。”另一位公司高管一针见血地说：“在这儿，顶尖的1%追求1%中顶尖的1/10；而这1/10的人追求的则是1%中顶尖的1/100。”[17]这类想法不限于硅谷。2003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条报道说：“小康人家是现在的新穷人。”克里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博士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着手研究“难受的富人”，研究发现在每十位挣钱超过5万镑（当时大约等于8万美元）的人中有四位感到自己“穷兮兮的”。汉密尔顿的结论是：“昨天穷人的真正忧虑已经变成今天富人的想象忧虑。”美国最近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拥有超过100万美元（包括他们的住房）财产的人中有45%担心在他们死之前钱会不够用。在拥有超过500万美元财产的人中，有1/3存在同样的担忧。[18]
“富裕病”（别名“奢侈热症”）不是我们人类这种动物与生俱来的痛苦，虽然有人这样告诉我们。它是农业社会财富差距的结果。但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仍然不时能听到先祖们古老平均主义的回响。
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叫斯图亚特·沃尔夫（Stewart Wolf）的医生听人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意大利人移民及其后裔聚居的小镇里，几乎没有人得心脏病。沃尔夫决定去这个小镇罗塞图（Roseto）做一些观察。他发现，小镇里55岁以下的人中没有一例心脏病。65岁的男子中患心脏病的人数是美国同龄人平均患病率的一半。罗塞图小镇的死亡率比全国的死亡率低1/3。
研究小心地排除了若干可能有影响的因素，比如锻炼、饮食，一些地区变量如污染指数，沃尔夫和社会学家约翰·布鲁恩（John Bruhn）得出的结论是，保持罗塞图人更健康更长寿的主要因素是该社区本身。他们注意到，大多数家庭是三世同堂，老人受到敬重，社区内非常反感炫耀财富的行为，大家表现出“对出风头的恐惧，这来自意大利村民的古老风俗，担心被‘魔鬼眼’看到”。沃尔夫还说：“孩子们受到的教育是，向邻居显摆财富和地位会带来厄运。”
沃尔夫和布鲁恩提到，到60年代中，罗塞图镇平等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开始消失，他们预测在一代人之内，小镇的死亡率将开始上升。25年后他们进行的追踪调查显示，“最惊人的社会变化是，人们普遍地不再接受厌恶炫耀的古老禁忌”，而且“罗塞图镇原来的共享传统，逐渐被竞争所取代”。在一代人之内，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翻了一番。[19]
在觅食人社会，因为财产共享，所以贫困不是一个问题。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经典之作《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中做过这样的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原始人身无长物，但是他们不贫穷。贫困既不是用品的数量问题，也不只是所入与所需之间的关系问题，追根究底，它是一种人际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因此，它是文明社会的发明。”[20]苏格拉底在2400年前发表过同样的观点：“最富有者皆知足者，因知足本身即天然财富。”
但在文明社会，财富只能是财富本身。记者戴维·普罗兹瓦斯（David Plotz）逐字逐句细读《旧约》，其中重商主义的口吻让他感到震撼。他写道：“《圣经》，特别是《创世纪》的主旋律就是地产。神……不断地做着土地交易（然后不断收回，改变条款再重新交易）……《圣经》热衷交易的不只是土地，还有可携带的财产：黄金，白银，牲畜。”[21]
马尔萨斯和达尔文两人都意识到觅食人社会具有平等的特色。前者在书中说过：“在大部分美洲部落中……平等的程度非常之高，在他们艰苦的野人生活中，以及在偶有发生的饥馑的压力下，每个部落内部的全体成员几乎是完全平等地分配一切。”[22]对达尔文来说，他认识到，他所知道的建立在资本之上的文明，和他所看到的土著人自我牺牲式的慷慨，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他写道：“无论是在荒野的大平原上，还是在热带密林中，或者是在沿海地区，游荡的土著人都有一些非常有害的习俗……所有成员之间的绝对平等，将在很多年里妨碍他们进入文明。”[23]
在最低级的人类中寻找满足
为了给世界最低级、最凄惨、最贫穷的“野人”寻找一个样板，马尔萨斯提到了“火地岛的可怜土著”，此前已经有欧洲旅行者将这些人看作是“最低级的人类”。30年后，达尔文本人登上了火地岛，对同一群土著进行了观察。他同意马尔萨斯对火地岛人的看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即使找遍全世界，也不能找到更低级的人了。”碰巧，达尔文乘坐的小猎犬号的船长费兹罗伊（Robert FitzRoy）原来曾到过火地岛，他当时从岛上挑选了三名年轻的土著带回英国，让他们见识一下光彩夺目的不列颠生活和标准的基督教教育。这一次，费兹罗伊船长将这些亲身体验过一流文明生活的火地岛人带回家，希望他们能成为当地人中的传教士。船长的计划是要这三位年轻人向火地岛人展示他们迷乱的生活方式是多么荒唐，帮助他们加入文明世界。
但是，在杰米、约克和富其娅三人返回家乡一年之后，小猎犬号的船员发现，这三位青年遗弃了现在名为达尔文山山脚下乌利亚海湾的草屋，任凭园地荒废，杂草蔓延。终于有一天，杰米现身了，他告诉英国人，他们三个皈依基督教的火地岛人又返回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无比伤感的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彻底和悲伤的转变”，“这让他感到痛苦”。他们把杰米带上小猎犬号，让他穿上合适的衣服，坐在船长的餐桌上用晚饭；看到他还记得如何正确地使用刀叉，英国人算是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