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交叉的性关系网络，对父亲和母亲均产生了扩散型的责任感。人类学家唐纳德·波洛克（Donald Pollock）告诉我们，库里纳人相信，胎儿最开始是由男人的精液积累而成（用库里纳人的话说，就是男人的奶汁），在他们看来，精液之于胎儿，就像母亲的乳汁之于出生后的婴儿。波洛克说：“任何一个女性成员都能为某个孩子哺乳。”“分担养育功能……在姐妹群中特别常见；甚至婴儿母亲的母亲也可以给婴儿哺乳，即使老祖母已经没有奶水，如果孩子的母亲忙着，为了止住孩子的哭啼，她仍然会给婴儿哺乳。”当波洛克问当地人，这些女人是不是也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们，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是了。”[1]
作家和心理学家马里多马·帕特里斯·索梅（Malidoma Patrice Somé）回忆了他在布基纳法索的达卡拉（Dagara）部落中度过的童年时代，他记得，孩子们在村里游玩，自由地出入所有的房舍。索梅解释说，“这让孩子们有了极为宽广的归属感”，而且“每个人都出手帮忙抚养孩子”。除了父母能得到的各种显而易见的好处，索梅还看到了孩子们能得到的心理收益，他说：“孩子很少会感到孤独，几乎没有孩子会有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归属。”[2]
虽然索梅的评论听起来是对往事的理想化，但他所描述的生活至今仍然是大部分非洲乡下标准的村庄生活，村里没有血缘关系的大人们，仍然欢迎孩子们在自己的家中随意地出出入入。虽然母爱特殊，但全世界的妇女（也有一些男人）都乐于安抚别人的小宝贝——其他群居的灵长类动物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意愿，而所有这些物种，无一例外，在性关系上都不是一夫一妻制。在当今世界上，关爱无血缘关系儿童仍然是大家能深切而普遍感受的愿望：领养孩子要办理繁琐的官僚手续，其间的痛苦和花费不亚于自己生孩子，但是，还是有数百万夫妇心甘情愿地在这一不确定的前途上苦苦求索。
只关注核心家庭的科学家完全忽视了我们人类物种里具有“代行父母职责”（alloparenting）的关键角色。(1)萨拉·布拉弗·哈迪是《母亲们和其他人》（Mothers and Others）一书的作者，她痛惜地说：“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和各种部落社会中的共同抚育婴儿的行为，在人类学著述中从来没有登上过中心位置。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仍然是现实存在。而且……从母子生存和生物适应上看，合作抚养显示了非常良好的成果。”[3]
达尔文自己设想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对“荒蛮之地”的个体来说，团体内的其他人际关系比母子关系更重要。在评论我们习惯于用我们所熟悉的称谓，如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来指称全体成员时，达尔文建议说：“这些字眼的用法表达的是一种和部落的独特联系，几乎完全排除了与母亲的联系。看来，情况可能是，在一个暴露于各种危险之下的蛮族部落内，他们必须让自己得到所有能得到的相互保护和援助，因此，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甚至超过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4]
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勒·热恩（Paul Le Jeune）向一位蒙塔格尼（Montagnais）印第安人讲解他所见到的放荡行为会带来何种危险时，当地人反过来教训他什么才叫称职的父母。传教士回忆说：“我告诉他，一个女人在丈夫之外还爱别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只要他们容许这般瞎搞，他自己都不知道站在身边的儿子，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儿子。他回答说：‘你这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你们法国人只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爱部落里所有的孩子。’”[5]
虽然好像说的都是常识，但我们人类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体系也是一种原始人摩登化的案例。我们简单地认定我们自己的家庭观念反映了人性中恒久和普世的成分。我们却看不到，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一次性交就足以产生受孕怀胎的结果。
孩子只有一个母亲的观念在西方社会已经遇到麻烦。作家威廉·萨雷坦——Slate.com网站的“人性问题专家”表示：“母亲这个概念正在被分解”，“人可以有基因母亲、妊娠母亲、养母，还有天知道的什么母亲。当各种母亲之一同时还是祖母的时候，事情变得更加混乱”。说到代孕母亲，即一些妇女为其他妇女养育胎儿，萨勒坦论证说，最好是母亲为女儿提供代孕服务，因为“祖母代孕，出差错的可能要小一些。母女之间、母女与孩子之间有共同的血缘联系。她们最有可能解决矛盾，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6]也许，随着日益普遍的儿童领养、再婚的继父母家庭、新技术带来的代孕、精子捐献、坯胎的低温保存的出现，不论是哪种方式吧，人类正在快速脱离“传统”家庭的结构，退回到更柔软的古老制度安排之中。
共父信念在群体内部传播父性情感，但这只是多种巩固集体团结的机制之一，人类学家报告说，在很多社会里，赋名仪式和亲属结盟至少同样具有建立个体之间责任的作用。人类学家菲利普·埃里克森曾经与马蒂斯人生活在一起，他提到他们的时候说：“当事情关系到确立亲属关系时，经过命名产生的关系绝对优先于其他考量，比如优先于血缘关系。当发生纠纷，成员根据各种关系要决定亲疏的时候，同名关系最为重要……”[7]
有些人类学家质疑，对小团体规模的社区而言，亲属概念——无论如何定义——是否有任何重要性。他们表示，在如此小型的社团内，既然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某种亲缘关系，其亲密的程度自然可以用更灵活的概念来度量，比如友情和分享伴侣。
如达尔文的理解，即使是最直系和最亲密的亲属称谓也是文化定义的产物。“当地部落里的所有男人对本部落的所有孩子都要承担为人之父的责任，”人类学家詹尼特·彻内拉（Janet Chernela）说，“部落的所有男子都参与向孩子们提供多方面的照料，包括爱抚和提供食物。”[8]人类学家瓦内萨·利亚（Vanessa Lea）记录说，根据她在（巴西的）莫本果克莱人（Mebengokre）中生活的经验看，“责任的分配完全是主观的社会建构，而不是什么客观存在……”[9]在（哥伦比亚的）图卡奴安人（Tukanoan）中，“部落的兄弟们集体抚养彼此的孩子。他们将每天找到的食物交到一起，通过这种方式，男人们始终一起养育部落内的所有孩子——包括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兄弟们的孩子”。[10]
这种扩散型的父职不是只在非洲或者亚马逊的村民中才存在。戴斯蒙德·莫里斯记得，他在波利尼西亚与一位女卡车司机交谈了一个下午，她告诉他，她有九个孩子，但将两个孩子给了一位不能生育的朋友。莫里斯问她，孩子们感觉如何？她说，孩子们完全不在意，“我们所有人爱所有的孩子。”莫里斯回忆说：“我们目睹了这句话背后的事实，我们到达村庄后……她跑到一群儿童中，爱抚他们，一起躺在草地上玩耍，好像这些儿童都是她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立刻接受了她，没有任何抵触，旁观者完全想不到他们可能不是她的亲生孩子，看到的就是一幅自然家庭的天伦之乐。”[11]
一个“自然家庭”。在有些地处偏僻、与外界相对隔绝、不需要太防范恶意陌生人的小社区里，孩子叫所有的男人父亲，叫所有的女子母亲，成年人共同分担养育工作，成人男女和非亲生孩子彼此相亲相爱，在这样的社区里，成员之间的交叉型性关系让父系血缘基本模糊，也没有明确的必要……也许，这才是我们人类最“自然的”家庭结构。
人类被编制、被区隔在一母一父加子女的三角之中（核心家庭），是否事实上是我们物种病态的错位？我们敢不敢问自己，母亲、父亲和孩子们是不是被硬生生塞进了一个对谁都不合适的家庭结构里？家庭破碎，父母疲倦不堪，孩子们孤独、惶惑和叛逆，这些当代社会的瘟疫是否正是这种不适合我们人类的家庭结构变异的结果？
核心熔毁
如果核心家庭单元在事实上是人类自然而然为自己找到的家庭形态，为什么当代社会和宗教都认为需要用税收优惠和支持性立法力挺核心家庭，同时顽固地阻止同性恋等其他人以非正统的方式进入婚姻？我们无法不问自己，除了婚姻与移民和财产法的关联之外，凭什么婚姻会成为法律事物？为什么一件如此符合人性的东西，需要我们如此紧张地施加保护？
如果核心家庭形态如此深入人性，为什么越来越少的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核心家庭在总户数中的比重从45%下降到23.5%。在20世纪30年代，已婚夫妇（包括有孩子和没有孩子）家庭占到美国家庭户数的84%，而最新的数据已经不到50%；未婚配偶同居的数量翻番上升，70年代为50万对，2008年则超过500万对。
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生前是最受尊敬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在他宣布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之前，大家对母亲－父亲－孩子的三边家庭结构是否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普世单元进行了大量的争论。马林诺夫斯基嘲笑摩尔根有关人类曾经沿着非核心家庭线路组织社会的观点，他写道：
最初的时候，演员的数目显然只有三个——两个父母和他们的孩子……这些不容置疑的正确原则……已经成为重新解释摩尔根有关原始社团婚姻假说的起点。（他们）充分意识到集体群婚意味着集体抚养儿童。但是，集体抚养孩子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假说……这样的结论导致一个巨大的低级错误，好像是说“部落和本部落结婚，然后生养部落”，或者是说“此部落，和家庭一样，是一个生殖团体”。[12]
“不容置疑的正确原则”？“难以置信的假说”？“巨大的低级错误”？有人竟然怀疑神圣核心家庭结构的自然属性，这似乎让马林诺夫斯基受到深深的伤害。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质疑核心家庭的主导观点，也要面临被嘲弄的巨大风险。
但是，不论马林诺夫斯基如何坚持要他的学生将核心家庭奉为普世和天然的家庭结构，就在伦敦市里距离他讲课的教室几个街区之外，未婚母亲生下的婴儿被遗弃在育婴堂里奄奄待毙。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15年，一位名叫亨利·夏平（Henry Chapin）的医生走访了10家育婴院，他报告说，在其中9家所谓的育婴院中，没有一个孩子能活到两岁。没有一个呀。[13]在欧洲各地，这些小孽种一降生就落入深渊。比如，多萝西·德鲁克（Doris Drucker）在她的回忆录中讲到20世纪初期德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她在书中描绘了村庄里的“天使匠”，此人为未婚妈妈接生，“带走孩子，将孩子饿死”，而上流人家将刚刚生过孩子的妈妈雇走做奶妈。[14]
这类事情说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大规模的杀婴既不新奇也不罕见。千百年来，欧洲各地有数百万小生命被放进旋转门，丢进育婴院。这些机构里的儿童存活率几乎和将他们推进火化炉是一样的。这些机构绝不提供救济，它们不过是政府和教会认可的屠宰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孩子，仅仅因为他们的存在危及核心家庭的“自然属性”，于是被送进屠宰场，以一种产业化的弑婴手法处理掉。[15]
历史学家罗伯特·S.麦克艾文（Robert S. McElvaine）在他的著作《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Eve’s Seed: Biology，the Sexes，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中，抨击了他自己的几个“重大低级错误”，他写道：“对偶结合和稳定的家庭是人类演化不可否认的一般趋势。”他坚持说：“对偶结合（尽管经常发生倒退，特别是在男人身上）和家庭（尽管有例外），都属于决定人类所以为人的特质。”[16]
当然，不用管有多少倒退，有多少例外，你已经看到了证明！
尽管反证的数量巨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仍然深入人心，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大众，都接受了他对家庭结构的假定。事实上，西方社会内什么算得上是家庭？家庭的定义，完全建筑在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孩子只能有一个父亲的立场上。
但是，如果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已经大获全胜，干吗人们还经常要挖出可怜的摩尔根亡灵进行批斗呢？人类学家劳拉·白兹格（Laura Betzig）在一篇有关婚姻解体（失败婚姻）的论文中，开篇就说摩尔根“（对群婚的）幻想……在事实面前破灭了，摩尔根之后的一个世纪内，人们形成的共识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已经和其他很多人类行为一样，非常接近于一种普世行为”。[17]哎呦！但是，摩尔根对家庭结构的理解当然不是幻想。他的结论建立在几十年的大量实地考察和研究之上。白兹格在后面放缓语气，她承认说：“当然，在婚姻为什么如此普遍的问题上，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这真是一个谜。我们将看到，人类学家们发现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婚姻，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婚姻一词的含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 即非父母承担父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