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庭组织内的常态，并不总是或者并不包含一组排他性的对偶父母。基于这一观察，我无法明白为什么要坚持说我们的祖先成长在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之中，对偶连结比其他性关系更自然。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1]
在亚马逊，要娃儿的办法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在那里，大多数女人可以“只怀一点孕”。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几个不同社区都相信一个东西，即学者所说的“共父”（partible paternity）。这些部落的人有一种很奇异的观念：胎儿是由很多精子积攒而成。
史蒂文·伯克曼（Stephen Beckerman）和保罗·瓦伦泰恩（Paul Valentine）两位人类家解释说：“怀孕被认为是一种一点一点累积的过程，没有可以截然区分的怀胎受孕……所有处于性活跃期的女人都有一点怀孕。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子在子宫里积攒起来，一个胎儿开始成型，继续过性生活，得到更多的精子，胎儿就能继续长大。”[2]在这些部落里，当一个女子停经，她也就停止性生活，人们相信胎儿也就不再生长了。
对精子如何制造孩子做如此理解，在“负责任的”性行为方面产生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结论。和所有地方的母亲一样，这些共父社会的母亲也想自己的孩子拥有各种生存优势。为此，她努力地和各种男子发生性关系。她要找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孩子做“贡献”，最骁勇的猎人，最会讲故事的男人，最风趣的男人，最善良的男人，最英俊的男人，最强壮的男人，如此等等——她希望自己这个孩子实实在在地拥有每一个优秀男子的精华。
人类学家有报告说，南美洲很多社区对妊娠和胎儿发育有类似的理解，包括狩猎－采集部落和刀耕火种部落。据不完全记载，这样的社区有阿奇族人（Aché）、阿拉维特人（Araweté）、巴里人（Barí）、卡内拉人（Canela）、卡西纳瓦人（Cashinahua）、库里帕克人（Curripaco）、艾斯艾加人（Ese Eja）、卡拉坡人（Kayapó）、库里纳人（Kulina）、马蒂斯人（Matis）、美西纳库人（Mehinaku）、皮亚罗阿人（Piaroa）、皮拉罕人（Pirahã）、斯奥纳人（Siona）、塞克亚人（Secoya）、瓦老人（Warao）、雅诺玛米人（Yanomami）和雅克瓦纳人（Ye’kwana）。这些社区的分布从委内瑞拉直到玻利维亚。这样的生殖观点不是某种部落的奇谈，只在有联系的集团之间传递。没有证据能说明这些社区在数千年内有任何交往，但它们都有共父生殖观。而且共父观也不只是限于南美。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卢西人（Lusi）相信，胎儿有赖多次性交才能生长，而且经常需要与不同男人性交。即使到今天，年轻的卢西人，对现代生殖知识已经有所了解，仍然同意一个人可以有不止一个父亲的观点。
伯克曼和瓦伦泰恩这样解释说：“共父观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信仰，它有助于维护有效的家庭抚养——提供儿童所需要的父爱关照，在这样的家庭中儿童能够顺利长大成人，除此，对共父说很难有其他解释。”[3]
一位在巴拉圭做调查的人类学家不经意间问阿奇人，谁是他们的父亲，他面前立刻呈现出一道数学难题，而答案只能从词汇知识上找到。321个阿奇人称他们有600多个父亲。谁是你们的爸爸啊？
结果是阿奇人有四个意义上的父亲。据人类学家金姆·希尔（Kim Hill）分类，这四种父亲是：
● 米阿尔（Miare）：将生命放进去的父亲；
● 佩罗阿尔（Peroare）：将生命混合在一起的父亲们；
● 玛玛博阿尔（Momboare）：将生命装满的父亲们；
● 白库阿尔（Bykuare）：给孩子提供实体的父亲们。[4]
他们毫不担心被臭骂成“杂种”或“狗娘养的”，反而，这些多父的孩子可以享受不止一个男人的关怀和照料。人类学家计算说，在这些社区内，多父孩子的生存概率远远高于只认得一个父亲的孩子。[5]
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男人的孩子被质疑来路不明时，他非但不会恼火，反而对其他男人心怀感激，为了他们和他一起创造并照料一个健旺的小生命。同样，在这样的社会中，男人非但没有像标准叙事所预言的那样妒火中烧，反而因为有了共生同养的孩子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如伯克曼所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共父制度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额外的保障：“你知道如果你死了，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承担着照顾你的某个孩子的责任。所以，在太太找了个情人的时候，你应该装作没有看见，甚至祝福她，因为这是你能给孩子买到的唯一的保险。”[6]
为了避免有读者将上面描述的性行为归类到B.A.D.（怪异且罕见类），我们从身边再找些类似的案例。
性爱社交的快乐
理解很像性爱；这类活动有其非常实用的目的，但这个目的却往往不是人们从事这一活动的理由。
——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
戴斯蒙德·莫里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一支英国职业足球队做了几个月的观察，后来，他写作了一本名为《足球部落》（The Soccer Tribe）的书。如书名所言，莫里斯发现，球队队员的行为和他以前研究部落人时见到的行为惊人地相像。他在书中说，有两类行为特别相似：群体内的平等和没有个人占有。
莫里斯写道：“当球员之间谈话的时候，你立刻会注意到他们的机智敏捷。他们的玩笑经常很粗野，任何队友显示出一丝自大，他们就会给予无情的打击。”但史前平均主义的回响并不局限于在更衣室抨击小我，它也延伸到球员的性生活。“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得分（在性的层面），他不会据为己有，而是会非常高兴地看见其他队友在同一位姑娘身上得手。”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是无情无义，莫里斯向读者强调说，没有嫉妒心，“就是显示了不论在场上或场下，队友之间的私心被克制到了怎样一个水平”。[7]
对于职业球员、音乐家和他们最热情的女粉丝来说，就像许多觅食部落的男女成员一样，重叠、交叉型的性关系可以强化团体凝聚力，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障。某些时候，也许是绝大多数时候，人类的性活动既不是为了快感也不是为了生殖。一个成年人社区内，轻松随意地进入性关系，可以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远远超出肉体的满足感。
让我们给干巴巴的学术语言中加些鲜活的力比多：我们假定，在小型游牧社区内（以及其他高度相互依赖的社区内），“社会－情欲交换”（Socio-Erotic Exchanges）——简称性爱社交（S.E.Ex.），可以增强个体关系，编结一张感情、归属和相互义务交织的牢固网络。
从演化论的角度看，这类人际网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说到底，正是这种灵活变通、适应力强的社会小群体生存了下来，在这些小群体中，人类大脑的发展和语言能力之间形成不断的正反馈互动，最终让我们这个行动迟缓、体能虚弱、总体上毫不起眼儿的物种得以延续并逐步统治了整个地球。没有频繁的性爱社交，觅食人的社群很可能无法维系绵延数千年的社会平等和繁殖能力。在这样的小社区中，大家集体照料父系模糊甚至共父的儿童，每个孩子和团体内的大多数男子都有关系（如果不是父子，就是叔侄甥舅，或者叔伯兄弟……），为此，性爱社交对凝聚社群的成年成员至关重要。
这些人际的交互连锁关系对于社会的凝聚如此重要，以至选择脱离会产生问题。人类学家菲利普·埃里克森（Philippe Erikson）写道：在马蒂斯人中，“多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婚外性行为不仅普遍存在，通常被社会接受，在很多方面，甚至具有某种强制性。不论婚否，如果遇到一位异性表亲（不论是真正的还是分类意义上的）示意挑逗，予以响应是一种道德责任，否则将受到指责，被戴上‘小气鬼’的帽子。违反马蒂斯人的守则，远比单纯的私情出轨要严重得多”。[8]
显然，被戴上性吝啬的帽子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埃里克森说，一位男子为了逃避一位欲火正旺的表姐妹，在埃里克森的棚子里躲藏了几个小时，如果他被这位女子抓住，他无法名正言顺地拒绝她的性要求。更严重的是，在马蒂斯人的文身节期间，明令禁止各人与自己常处的性伴侣（们）过性生活，犯规者必受严厉处罚，甚至被处死。[9]
如果性爱社交真的在史前社会凝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很多此类伤风败俗的遗迹。我们确实找到了。
在莫哈维人（Mohave）中，女人以她们的性放纵、绝不固守一位男子的风俗而闻名。[10]凯撒（是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凯撒）得知铁器时代的不列颠人的性习俗时大吃一惊，“十到十二个男人组成的团体内实行共妻，特别是，这些男人彼此是兄弟和父子……”[11]当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1769年到达塔希提时，他发现塔希提人“当众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和激情”。在1773年首次出版的一部库克的航海记中，库克写道，“当着我们几个人和一大群土著人的面，一个六英尺高的年轻男子和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行合欢之事，他没有感到丝毫羞赧或失礼，显然，这样的做法完全符合当地习俗。”现场的情况大约是，几位年纪大些的当地妇女一边看着这场激情戏，一边向小女孩大声发出各种指示。尽管库克告诉我们：“虽然她还那么年轻，但似乎并不真的需要这些（老妇人的教导）。”[12]
另一艘船的船长萨缪尔·瓦里斯（Samuel Wallis）也在塔希提盘桓了一些时光，他报告说：“女人一般来说都很俊秀，有些是真正的大美人，但是她们的操守脆弱得连一颗钉子也挡不住。”当时的实情是，塔希提人对舶来品铁器格外着迷，拿一颗钉子就能和当地女人换一次幽会。到瓦里斯船长下令启航离开塔希提的时候，他的船员大多都只好睡在甲板上，因为船上已经不剩下什么能挂吊床的钉子了。[13]现在的特罗布里恩（Trobriand）群岛上，人们每年为番薯丰收举行庆祝活动，节日期间，成群结队的年轻女子在岛上乱窜，“强奸”外村的男子，据说如果任何男人不满足她们的要求，她们就咬掉他们的眉毛。在古希腊，每逢阿芙狄洛忒节、酒神狄俄尼索斯节，还有勒内节，都是可以公开性放纵的时刻。在罗马，崇拜酒神巴库斯（Bacchus）的信徒们每个月至少要聚会五次，集体纵情声色。而南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尽管已经有几代传教士不懈地向岛民进行教化，至今却仍因为居民毫不掩饰的性放荡而名声卓著。[14]今天还有很多的巴西人在狂欢节上甩开一切拘束，参加一个名为“放荡”（sacanagem）的自愿婚外性活动，这套仪式放荡到让新奥尔良和拉斯维加斯的色情节目都显得有些古板或拘谨了。
虽然有些读者会对这些性活动中女性的积极参与感到震惊，但事实上，不论达尔文和其他人怎么说，无数事实早已证明，女性的性含蓄的根源主要来自文化，而不是生理。五十多年之前，性问题专家克莱伦·福特（Clellan Ford）和弗兰克·毕奇（Frank Beach）已经宣布：“有些社会在性生活上没有双重标准，允许多种性关系的存在，在这些地方，女人和男人一样主动，不会放过自己的机会。”[15]
与我们最近的灵长类表亲中的雌性，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能让我们相信人类女性因为生理原因而在性活动中畏首畏尾。相反，灵长类动物学家梅雷迪斯·斯茂尔（Meredith Small）已经写过，雌性灵长类动物在交配活动中特别喜欢新鲜感。新鲜的雄性显然比老相好更能吸引雌性的注意，只要他们凸显任何不同的雄性特质（地位、身高、毛色、经常打扮、胸毛、金链子、小指指环……）。斯茂尔说：“在一般灵长类动物中，最普遍的性兴趣就是对新鲜和变化的喜爱……事实上，已经有记录显示，受雌性灵长类青睐的雄性，往往是那些不熟悉的新面孔，也就是说，其他任何我们能观察到的雄性优势都比不上新鲜更有吸引力。”[16]
德·瓦尔在书中写道：“雄性完全不知道哪一次交配能导致受孕，哪一次不能。几乎可以说，团体中养育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可能是这个雄性的孩子……如果一定要设计一种保持父系模糊的社会制度，没有人能比大自然在（此）社区做得更漂亮了。”[17]这段话可以用来形容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亚马逊人社区，甚至也适合任何将多偶性交仪式化的社区；不过，德·瓦尔的书讲的其实是倭黑猩猩，因此也强调了连结了三种近血灵长类——黑猩猩、倭黑猩猩及其矛盾的人类表亲——的性习性连续性。
如果说，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属于性欲旺盛的物种，那不免要问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坚持说，女性的性排他已经是百万年人类演化发展的组成部分？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各种一手证据之外，还有更多的二手证据也否定了标准叙事。
对初学者来说，请记住，以大型社团方式生活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动物的数目为零——除非你坚持人类是唯一的特例。（在数百种物种中），世界上仅有的几种一夫一妻制灵长类都以分散的家庭为单元，生活在树上。灵长类之外，哺乳动物中只有3%，而一万种无脊椎动物中只有一种，可以归类为性专偶。在所有被研究过的表面上一夫一妻制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私通的记载，而在当今世界，私通是离婚的主要理由。但是，就是那位观察到球员高高兴兴分享情人的戴斯孟德·莫里斯，在修订他的经典之作《裸猿》时，仍坚持说：“人类的性行为几乎完全发生在排他的对偶关系中。”[18]
私通只是一种常见的“瑕疵”。
就在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CNN报道说，伊朗用石刑处决了六名通奸犯。在那些虚伪的罪人扔出第一块石头之前，男女通奸犯先被活埋在土中，男性被土埋到腰部，而女子被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拉到人前，再被土埋到脖子——这样女子可以更快些结束生命。这些女子不过是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自己做主，却受到如此惩罚。在人类历史上，因违反性行为的清规戒律而进行如此残酷的死刑，一点也不稀奇。埃里克·迈克尔·约翰逊说：“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女性的性自由都是它们关注的基本问题。‘与邻居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利未记20:10）但是，如果未婚女子和未婚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女子要被带到‘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申命记22:21）。”[19]
但是，即便对通奸实施如此恐怖的酷刑，千百年之后，通奸仍然无处不在，绝无例外。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即使是在那些以最严厉的手段控制女性婚外性行为的文化中，事实也明白显示，这类性行为仍然要发生，在很多地方，甚至相当普遍。”[20]
想想看，人类之外，没有一种群居的灵长类是一夫一妻制；而在人类研究过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婚外奸情，甚至是通奸者要被拖进刑场再被石头砸死的文化也无一例外。如果说，一夫一妻制要用如此血腥的暴力来实施，很难明白何以说这个制度是一种人类“自然”形成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失去声望、家庭、职业，甚至总统的百世芳名——只是要得到一点东西，而这点东西居然还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如果一夫一妻制真的像标准叙事所说，是我们人类古老的、演化生成的特性，这些无所不在的奸情就应该不是常态，完全没有必要对之采取如此恐怖的刑罚。
没有一种生灵要靠用死亡威胁，才能按照本性行事。
混交的保证
现代男女贪恋性爱；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还能找到的唯一原生野性地带。就像动物园里的猩猩们，我们在这片仅有的游乐场上消耗精力，除此之外，人类基本上是生活在囚笼之中，我们周围无非是工业文化的墙壁、铁条、锁链和紧闭的大门。
——爱德华·阿贝（Edward Abbey）
我们在对史前人类的性生活进行新思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标准叙事的核心逻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
● 一位史前时期的母亲和孩子需要一位男人提供肉类食品和保护。
● 一位女子可以用自己的性自主做交换，让一位男子相信他抚养的孩子是他的骨血。
标准叙事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用食物蛋白和保护来交换父系血统的确定性，是提高儿童长大成人机会的最佳途径。说到底，后代的生存是达尔文和后来的理论家们所阐述的自然选择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某种鼓励相反的制度安排的性行为能够更有效地化解后代的生存风险呢？如果——不止一个男人同意和某个女子及其孩子分享他的猎获，他的保护和地位——每个人愿意和其他所有人分享他的资源呢？如果群体内的共同分享，能够更有效地抵御我们史前祖先所面临的风险呢？鉴于这些风险，如果父系不确定，能够让更多的男人愿意关照孩子，因此给孩子带来更大的生存机会呢？
再说一遍，我们不打算给出一个“更高贵的”社会制度，而只想讨论一种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史前时代的生活风险，更有效地帮助人类活到生育期的社会制度。这种以分享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绝非人类所独有。比如，中美洲的吸血蝙蝠从大型哺乳动物身上吸血维生。但并不是每一只蝙蝠每天晚上都能找到伙食。当它们飞回巢穴，那些当晚有斩获的蝙蝠向那些不走运的蝙蝠嘴里回吐血汁。一旦机会变化，接受赠予的蝙蝠会回馈那些曾经慷慨的蝙蝠，但对小气鬼，它们也会以吝啬对之。一位观察家这样说：“它们能有这套分食系统，关键在于每只蝙蝠都能够记住所有生活在同巢穴内的蝙蝠的关系史。这样的记忆需要推进了吸血蝙蝠大脑的演化，让它们拥有已知蝙蝠类中最大的大脑新皮质。”[21]
希望吸血蝙蝠会为了非血缘的同伴喂血的这幅图景，应该让人相信分享算不得什么“高贵”品质。有些物种在特定环境中会发现，先天的慷慨是减少不确定生态环境中风险的最佳手段。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人类似乎都还是很会慷慨分享的物种。[22]
也许，我们的史前先祖的确别无选择。考古学家彼得·博古吉（Peter Bogucki）写道：“对冰河期的游猎社群来说，小团体型社会组织，并由全体成员义务分享资源，是唯一的存活方式。”[23]说史前人类选择了最适合生存的路径——即使这个路径要求平均分享资源，而不是自私地把东西藏着掖着——完全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观。只是当代西方社会认定自私地囤积才是人的本性。而且，连达尔文自己也相信，善于合作的人组成的部落比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们的部落更有生命力。
我们是在鼓吹不着边际的“花朵权力论”(1)吗？不是。对全世界任何地区的原始狩猎－采集社区的研究说明，他们均实行成员平等的社会制度。这类社区面对的环境和5万到10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处境非常相似。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因为他们高贵，而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能带来最大的生存机会。确实，正如博古吉的结论，在这样的环境中，平均主义是唯一的活路。制度化地分享人力物力资源和性资源，能够分摊并最小化风险，在一个没有冷藏设备的世界上保证食物不要被浪费，消除男性不育的影响，提升个体的基因健康水平，为孩子也为大人提供一个更有保障的社区环境。这里没有乌托邦的浪漫情怀，觅食人选择平均主义，因为它在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