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蓦然回首]，那人正[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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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知名度最高，被太多人太多次引述，以至于从未读过《人间词话》的人也对之耳熟能详。哪怕是我们这些从未成就过大事业、大学问的凡夫俗子，往往也能够对此生出“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本章所谓的“三种之境界”，与《人间词话》在美学上的境界说毫无关系，我们可以视之为“三个阶段”。事实上，王国维在写于《人间词话》之前的《文学小言》中早已讲过这个观点，而且使用的说法是“三种之阶级”。当时所谓之阶级，也就是今日所谓之阶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这三个阶段是一个固定而必然的序列。第一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味着有明确而远大的目标，有对这一目标的深切渴望。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意味着为了达到目标而付出常人所不能及的辛勤，虽百折而不挠，永远无怨无悔。第三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在苦苦追寻中，忽然于不经意间灵光顿闪，恍然大悟，正是俗语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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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确实用最诗意不过的语言道出了人生的一种真相，只是结论做得武断了些。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途径不一而足，事实上未必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
历史上有太多的反例。譬如刘邦，不可不谓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但这正是因缘际会、时势造英雄的典型范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类事情主要是张良这些人在做。再如苏秦，佩六国相印，奠定天下合纵格局，也是一番好大的事业，悬梁刺股的自我修养方式也确实当得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语，但这样的事业又何尝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妙悟呢？
在自然科学领域，反例更加多到不胜枚举，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是无心之得，譬如脉冲星的发现，既未经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标定位，亦未有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辛勤求索，众里从未寻他千百度，但蓦然回首之下，竟然赢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王国维什么，他毕竟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人，《人间词话》又是一部札记随笔式的记录，并不需要无懈可击的逻辑表述。他确实道出了一种真相，或者说道出了全部真相中的一部分，这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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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语出晏殊《蝶恋花》，全词已见于第二十四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语出柳永《蝶恋花》。这首词的著作权一直很有争议，一说是欧阳修的作品，一说是柳永的作品。王国维以人品定词品，认为柳永生性轻薄，不可能写出这般深挚沉郁的词，只配写“奶奶兰心蕙性”那种句子。
今天一般已将这首《蝶恋花》归入柳永名下，成为柳永为数不多的几篇佳作之一。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因为一场大病的缘故改名为永，字耆卿。“永”即“永久”，“耆”即“长寿”，柳永希望新的名字能使自己脱胎换骨，尽快康复起来。
柳永是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填词并且独独以词成名的人。如果你读过任何宋词选本里的柳永词，因为太过喜爱而买来他的全集，那么你一定会失望到气愤的。柳永的词集，堪称词坛的《金瓶梅》《肉蒲团》，满载着诲淫诲盗的小市民趣味。所以柳永在当时受到的是冰火两重天式的待遇：一方面是来自知识精英阶层的鄙薄，一方面是来自小市民阶层的追捧。人们说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唱柳永的词，这话既可以看作褒奖，也可以看作不屑，因为只有下里巴人这样的作品才能赢得这样的传唱度，正如今天的畅销书和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一样。清人冯煦《蒿庵论词》有这样的见地：“三变之为世诟病，亦未尝不由于此。盖与其千夫竞声，毋宁《白雪》之寡和也。”为了赢得广大的读者群而不得不降低格调，这真不如阳春白雪的寂寞更好。
也许柳永天性如此。确实有许多文人秉持着“人不风流枉少年”的人生哲学，但几年的荒唐生活一过，总会折节读书，奋发科举，很少有人会像柳永这样一直风流到老。其实柳永也渴望功名，成为流行文学作家只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正如孟浩然有苦说不出地成为隐士一样。
宋代的科举制度已经近乎当今的高考了，考生们不必再如唐代前辈那样将大把的时间、精力花在打通人脉上，只要认真读书，好好应考，机会总是有的。假如有记者穿越时空，到唐代和宋代的街头随机采访“你幸福吗”，宋人的正面回答显然会多些，因为宋代虽然不及唐代繁荣富强，但人们的公平感和制度的保障性真的比唐朝好多了。
当然，天平从来不会向弱势群体这边倾斜，因为在古代社会，任何一项改革，如果要给弱势群体一点福利，总要首先给既得利益者更多的甜头，而不是劫富济贫。仅以科举制度论，寒门子弟虽然获得了公平竞赛的入场券，但官二代获得了恩荫制度的保障，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父亲在朝为高官，为国家做了贡献”这样的理由直接步入仕途。
柳永勉强算是官二代，可惜父亲的职务太过低微，以至于他只有凭自己的努力在京城的科场上搏一个辉煌的未来。只是京城的诱惑太多，对于任何一个生性浪漫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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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从来只是时代的玩物，九重天上的高端决策常常塑造着升斗小民的行为模式。我们似乎很难想象，无论是柳永本人的风流浪荡还是他的词作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宋代税收政策的产物。
宋代财政收入，酒税要占到很大的比例。皇帝为了多收酒税，就将酒类销售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官员们为了能升迁，自然想尽办法多卖酒，酒的周边产业便因此而迅猛发展起来。
酒在什么地方被消费得最多？当然不是在商店里，而是在夜总会、KTV、餐厅这些地方。这是今天我们的常识，同样也是宋朝人的常识。幸或不幸的是，地方官并不巧取豪夺，而是采取高明的市场营销手段来刺激酒类销售。这些手段高明到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就连农村市场也被拓展进来，农民刚刚从政府那里取得的低息农业贷款当天就会全数变成酒楼的入账。
这一切几乎完全仰仗于歌女。正是有了歌女们的声色之诱，那些男人，无论市民还是刚刚进城的农民，都觉得酒格外好喝，生活格外幸福，钱当然也花得格外快。而歌女们在这种场合里演唱的那些流行歌曲，自然不是迎合知识分子趣味的，而是迎合小市民和农民的趣味。小市民和农民远较知识分子人多势众，所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歌曲自然就是全国性的畅销金曲。柳永，就是这类畅销金曲的金牌创作人，他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小市民和农民的审美趣味而生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收获无数的鲜花与掌声，财富与尊重，但在宋代这个士大夫阶层仍然固守精英文化传统的时代里，柳永赢得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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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扬名于勾栏酒肆，却蹭蹬于科场，但他虽玩物却未丧志，决心为自己的前途打点一下门路。柳永的思路是正确的：要找的这个人既要有一言九鼎的权势，也要和自己一样有填词的雅好。如果这个人也喜欢填词，自然会晓得自己的名声和水平，甚至有可能会像接待偶像一样接待自己。
晏殊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有宰相之尊，位高权重，填词也蔚为大家。我们似乎有十足的理由以对李白与杜甫会面的期待来期待柳永与晏殊的会面，令人意外的是，这两位词坛巨擘的会面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
当时晏殊问柳永说：“阁下填词吗？”见问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柳永急忙与对方拉近关系：“我和您一样，也喜欢填词。”然而晏殊所做的，却是立即与柳永撇清关系：“我虽然也填词，却不像你那样填出什么‘彩线慵拈伴伊坐’来。”
“彩线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的一首《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彩线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首词几乎不见于任何一部宋词选本，但如果要评选柳永的“代表作”而非杰作的话，那么它无论如何都不该漏选，因为这样的词才是柳永的招牌式作品，才是传唱于当时市井民间的流行金曲。如果我们从风俗史的角度着眼北宋，那么这样的作品远比“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类的名篇名句更有价值。
这首《定风波》用第一人称口吻，写一名女子埋怨着薄情郎一去无消息，自己只有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错过春光。这样的题材并不下作，其实很多高手都写过，比如欧阳修那首《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历来传为名篇，内容也无非是怨妇埋怨男人变心，流连花街柳巷而不归罢了。欧词与柳词的不同，无非是表达形式的不同，欧词讲得雅，柳词讲得俗。
柳永长久混迹在小市民的环境里，填词也沾染了浓浓的小市民腔调。欧词写怨妇，只写到“泪眼问花”的程度，柳词却穷形尽相，一定要在形而下的疆域里写活每一个眼神与动作。所以在正人君子的眼里，柳永显然属于“文人无行”的典范，倘若这样的人可以做官，那一定是全社会的不幸。所以晏殊以厌恶的姿态拒绝了柳永尚未出口的请托。他们同样是填词高手，却分属于判若云泥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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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的门路走不通，还可以直接去走皇帝的门路。当然，柳永并没有这般手眼通天的能力，但他毕竟有了无数的拥趸，总有贵人同情他的遭遇。
宫中的一位无名宦官有可能是柳永一生中最大的贵人，他出于纯粹的怜才之心时时帮柳永留心着机会，而机会终于蒙着面纱悄然出现了：当时教坊制作了一首新曲，名为《醉蓬莱》，凑巧老人星现于苍穹，给了大宋帝国一个难得的祥瑞。每一次祥瑞出现都是文人们歌咏升平、逞才晋身的良机，宦官将这个机会悄悄给了柳永，叮嘱他以老人星为主题，为《醉蓬莱》曲填词。于是柳永用尽浑身解数，以忐忑且激动的心情完成了这部也许将会为他带来命运转机的无聊巨制：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这首本该哄得“龙颜大悦”的作品却意外地令宋仁宗触绪伤怀，原因是词中“此际宸游，凤辇何处”的描写竟然与先皇的挽词如出一辙，那感觉正似寿诞上听到了哀乐一般。待仁宗读到结句“太液波翻”，情绪再也控制不住，恨恨说道：“何不言‘波澄’！”径自将这一卷新词扔在地上。
机遇从来都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但不是所有有准备的人都能把握住机遇。除了埋怨造化弄人之外，柳永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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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也许并不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但偶尔发出的几句抱怨偏偏迸发出了决定命运的力量。也许柳永只是错在不该把抱怨写进词里，因为他的词总是流传得那么广，让那些该听到和不该听到的人总是那么容易听到。
最致命的一首词是《鹤冲天》，以貌似豁达的口吻将科举失利看得如过眼烟云一般：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的大意是说：科场失利算不得什么，像我这样的才子即便不做官，却天然就是白衣卿相。科举不值得去争，不如到烟花巷陌里偎红倚翠，这才是逍遥快活的人生。人生苦短，为什么不过得潇洒一些呢？宝贵的时间精力与其用在科场和官场上，还不如用在风月场上呢。
当然这只是一时激愤之下的牢骚话，柳永后来还是不断去应考，以期用浅斟低唱的本领换一点真正的实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真的考中了一次，只是皇帝亲笔黜落了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皇帝偏偏要和柳永较一次真：你不是不屑朝廷的功名吗，你不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吗？那又何必来争这份功名！柳永以自嘲的姿态反抗了一下，从此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巷陌玩得更加放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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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柳永终于混到了一官半职，那是他一辈子最在意的事，却是他的历代拥趸们最不在意的事情。人们传唱最多的是他那首《蝶恋花》（又名《凤栖梧》），词中是一种义无反顾的痴情，再没有半点柳永平素里的格调：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王国维以人品与词品的一致性为由，执意将这首词定为欧阳修的作品。柳永一辈子在“轻薄”二字上吃尽苦头，千载之后都摆不脱这个阴影。而这首《蝶恋花》确实大有欧阳修的风范，起句便高，有扑面而来的画面感，情绪则一发而不可收：黄昏时独上高楼远眺，只见夕阳的余晖下，青草绵延无际，仿佛有无边的愁绪从天涯地角茫茫涌起。这愁绪无人能够理解，索性缄口，不说与任何人知道。也许只有借酒才可以浇愁，那就不须检点，拼他一醉吧。但心底的愁怨毕竟太浓太深，纵使对酒当歌，强颜欢笑，终也歌不得几声，笑不出几分。衣带渐宽，人已在憔悴中日渐消瘦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为她（他）钟情如斯，我甘心承受这样的磨折。
清人贺裳《皱水轩词筌》有一段评语说：小令虽然以含蓄为佳，但也有写决绝语的佳作，如韦庄“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如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上述韦庄的词意，只是写得更婉转些。
小令要含蓄，越含蓄则越有余味，最怕将话说满，将意思说尽。但偏偏也有一些特例，就是将话说满，将意思说尽，不留半点余地，不给读者半点回味与想象的空间，却竟然成为第一流的作品，柳永这首《蝶恋花》就是这等特例中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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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语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但通常版本皆录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的巅峰人物，而他的天赋才情与满腹经纶其实是在金朝的文化里培养出来的。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这一年在南宋是宋高宗绍兴十年。
站在南宋的角度，辛弃疾生长于沦陷区，只有从故老相传里了解宋朝的模样；站在金国的角度，金国才是辛弃疾的祖国，历城才是辛弃疾的故乡，爱国与爱家乡都是不需要理由的，金国的国土虽然是靠侵略得来，但宋朝的国土又何尝不是呢？
其实在宋、金南北对峙已成定局之后，沦陷于金人手中的中原大地并不都是腥风血雨、愁云惨雾。金人的汉化程度之高往往令宋人咋舌，他们沿袭了汉人的职官、科举、刑律等制度，早已不是想象中的野蛮部落了。所以，北方书香门第的子弟从小便可以接受到与南方一样的儒学教育，长大以后也一样可以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一点也没有做牛做马的亡国奴的感觉。
而对于那些由宋入金的年长一辈来说，做亡国奴的滋味时常咬啮心灵。儒家传统最重华夷之辨，堂堂中华衣冠门第竟然被迫生活在夷狄的世界，这种刻骨的耻辱感简直要把人逼到发疯。所以尽管在金国完全能获得优裕的物质条件与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利，他们始终都不会泯灭驱逐鞑虏之心，即便无力做到这一点，至少也渴望逃回宋境。
其实连金人自己都觉得做夷狄是可耻的。他们虽然是武力上的胜利者，却不自觉地受了汉文化太深的影响，极力想要和自己的夷狄出身划清界限，一点也不在意“忘本”的讥讽。金人战斗力的惊人衰退与此有绝大关系，他们若始终做好夷狄本分的话，灭亡南宋完全不是难事。
传统上都认为华夏文明更重脸面，夷狄世界更重实利，但我们看到金与南宋在外交上常常发生礼仪之争，金人执拗地要在礼仪上压宋人一头，不惜因此而激发宋朝主战派的狂热斗志，原因就在于金人太想摆脱夷狄身份，太想把自己建设成华夏文明的第一继承人，建设成正统的儒家王朝。宋人也惊恐地发现，如果不能迅速北伐、收复失地，沦陷区的百姓与士大夫便不会觉得生活在宋境和金境有任何差别了，那时候他们将会真正安心做金朝的子民，南宋北伐的人心优势将会彻底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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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由宋入金、被迫滞留沦陷区的士大夫。为了保全家族，他忍耻接受了伪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汉奸这个概念，但做汉奸的耻辱感终生在辛赞心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当孙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国子民的时候，他依旧不忘以宋朝的立场对之做“爱国主义教育”，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得到熏陶的。
然而社会的大环境毕竟不同了。对于新生代而言，大宋文明只是一个悠久的传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金国子民的身份，努力学习儒学，参加金国的科举考试，争取将来能在金国的官场中出人头地。辛弃疾的同学党怀英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当辛弃疾率兵南渡，在南宋朝廷谋求兴复大业的时候，党怀英在金国顺利地科举及第，入翰林院为官，终于成为北方一代文坛宗主。儒家事业，在金朝并不逊于南宋。
倘若不是志大才疏的完颜亮做了皇帝，辛弃疾也许一生都等不到南渡的机会，就留在金国走上与党怀英一般的道路了。完颜亮的倒行逆施在金国激起了太大的民愤，非但汉人恨他，女真人一样恨他。于是，一方面出于好大喜功之心，一方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完颜亮发动数十万大军南侵，要实现统一寰宇之志。
理想主义者被残酷现实狠狠打击的事情往往会令人同情，但完颜亮是个例外。他惊诧地发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才一开始，竟然引发出太多的动乱：汉人造反，契丹人造反，就连女真人都造反了。完颜亮兵败采石矶，随即被厌战已久的部将谋杀，金人另立了一位稳妥可靠的新君，即金世宗完颜雍。而就是在这样一场大动荡里，辛弃疾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亲率五十余名豪杰驰突于五万金军之中，生擒叛徒张安国，然后一路与追兵周旋，终于南渡大江，回归宋境，使张安国在建康闹市问斩，轰动宋金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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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其实并不欢迎辛弃疾这样的南渡者，尤其介意的是这位南渡者竟然是个英雄豪杰，永远在自己耳边聒噪着北伐。这样的人，还是一辈子让他投闲置散的好，免得生事。
南宋的外交政策早已注定了这个南渡英雄后半生的命运。朝廷很大度地给他职位，给他财富，给他荣誉，就是不给他实现北伐壮志的任何机会。辛弃疾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过，如此苟活在南宋难道真的就比留在金国更好吗？职位、财富、荣誉，这些东西可以软化凡夫俗子，却无法羁縻一位英雄。所以辛弃疾的词里满是壮志难酬的苦闷，满是故作旷达的凄凉。
在南宋文恬武嬉的日子里，金国却一直都在励精图治。金世宗即位之后，为了彻底摆脱蛮夷身份，争夺正统王朝的地位，在境内大力推行儒家仁政，以至于为自己赢得了“小尧舜”的称号。眼看着就连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要落入金人之手了，南宋收复故土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对于辛弃疾而言，再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痛心了。
壮志无酬，便只有在诗酒中自娱。早年在金国的时候，辛弃疾曾以诗词拜谒前辈蔡光，蔡光说他的诗缺乏潜力，但他日必当以词名家。入宋之后的辛弃疾果然成为词坛巨擘，在他的手里无语不可入词，也只有词最能够排遣他的忧愤。
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推测《青玉案·元夕》写于辛弃疾初官临安之时。那是他理想最充盈的时候，刚刚完成了胜利的南渡，天真地相信南宋朝廷将会对自己委以重任，击楫中流、北伐中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金国的早年岁月使他幻想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大宋王朝，不知道种种的龌龊与孱懦将在今后几十年里不停地以令人发指的姿态关照他的理想与命途。
在初官临安的元宵之夜，他看到的是传自北宋的璀璨如天街的花灯盛况，看着无数的临安市民戴着闹蛾儿、雪柳，乘着宝马雕车，欣赏着如千树繁花一般的灯火，仿佛这真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太平世界：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这熙熙攘攘的赏灯人群里，不知道是谁引起了他的注意。灯光太闪烁，人群太稠密，稍不留意便失去了她的踪影。他苦苦地在人海中找寻，向人潮最汹涌处找寻，向花灯最璀璨处找寻。当焦躁已难抑制的时候，蓦然回首，不经意间却在黯淡的灯火下，清冷的人流处，看到她亭亭地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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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取三位词人的词句，以赋诗断章与创作集句的手法重新组合，以阐述崭新的内涵，这也算是中国诗词传统的一种妙趣了。所谓王国维一边讲着“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一边讲着“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的再创造确实背离了三位词人的创作本意，但后者未必真的会表示“不许”，因为这实在是诗歌正统的解读方式之一，早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年间便流行于贵族社会了，尤其是在外交场合里。《左传·文公十三年》有这样一段故事：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这一年的冬天，鲁文公去晋国朝见。晋国是当时的强国，小国、弱国必须和它搞好关系才行。鲁文公一路西行，在经过卫国的时候，卫国国君卫成公请鲁文公帮忙，请他顺便代为调解一下卫国和晋国的关系。鲁文公到晋国搞完了外交，在回国的路上，郑国国君郑穆公也来拜托鲁文公，请他代为调解郑国和晋国的关系。那么，郑国是怎样发出请求的，鲁国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左传》的记载极其简要：在那次国宴上，郑国大夫子家赋《鸿雁》一诗的首章，鲁国大夫季文子答道：“我们的国君也不免于此啊。”随后赋了《四月》一诗的首章。子家又赋《载驰》一诗的第四章，季文子赋了《采薇》的第四章作为回答。郑穆公拜谢，鲁文公答拜还礼。
双方你来我往，分别赋诗两次，事情就这么谈成了。对于今天那些从不曾读熟过《诗经》的读者来说，看这样的场面简直就像在看黑社会在对江湖切口。事实上，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意义上说，先秦贵族的赋诗外交与黑社会的江湖切口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一种圈内语言（姑且如此称之），任何一个特定的群体都会使用特定的、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圈内语言来巩固本群体内部的向心力，并且以此将本群体的成员标榜于其他人之外，加大圈外成员进入自己这个圈子的难度。
就连今天的中学生们也喜欢使用一些特殊的、在成年人看来简直稀奇古怪、不可理喻的表达方式，一些聪明的教师则会刻意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为的是能使自己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同理，孔子试图教育平民子弟，想使这些本该永远被排斥在贵族体系之外的人可以有机会融入贵族社会，那么就必须使他们熟知贵族社会的“江湖切口”。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并不像他一向声称的那样维护周礼，维护那个森严的、不容僭越的等级序列，他自己其实正是所谓“礼坏乐崩”的帮凶之一。
《左传》对春秋史事的记载也时不时地运用着周代贵族阶层的“江湖切口”，所以，对于发生在鲁文公十三年的这一起外交事件，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培养成《诗经》的熟谙者，才有可能听得懂他们到底都在说些什么。
于是，所谓“子家赋《鸿雁》”，我们一则必须知道依照规矩，子家所赋的应当是《鸿雁》一诗的首章，二则必须熟知《鸿雁》首章的具体内容：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诗歌以飞翔的大雁起兴，感叹在外服役之人的辛苦疲惫，最后仿佛带着哭腔在说：“想想这个可怜人吧！同情一下这个鳏寡之人吧！”郑国大夫子家赋这一章诗，分明是在鲁文公面前扮可怜，希望赢得鲁文公的同情，由鲁文公出面代郑国向晋国去疏通关系。这些话用诗歌语言诵读出来，当真文雅得紧，又是截取现成的诗句为我所用，更显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派头，虽然是自诉可怜来求人帮忙，但话里话外一点也不带穷酸相，不伤自尊。试想同样的内容如果换成大白话说出来，的确有点让人张不开口。
鲁国大夫季文子听出了子家的意思，答了一句“我们的国君也不免于此啊”。意思是说：你别只觉得就你们郑国国君可怜，其实我们鲁国国君也一样可怜，你还是去求一个不那么可怜的人来帮你吧，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啊！季文子感叹过后，也赋诗作答，所赋的《四月》首章是：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这四句的大意是说：“四月就入夏了，到了六月已经是暑气难挨，我的祖先啊，你们就不会可怜可怜我吗！”季文子引这一段诗，是在暗示子家：我们国君刚刚从晋国回来，如果答应你们的要求，就还得返回再去晋国一趟，这样的旅途奔波也未免过分了吧。
从上下文推测，季文子有可能还把《四月》的下面几句也一并赋出来了：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这几句的大意是说：“秋天真是凄凉啊，百草都已经枯萎。离乱的日子真是苦啊，到哪里才能落脚？冬天真是冷得厉害，狂风刮个没完。为什么别人都活得不错，偏偏我这么倒霉？”
这一番言辞往来，子家恳求，季文子推托，好比两个酒肉朋友在讨论借钱的事情，想借钱的人在哭诉可怜以博取同情，被借钱的人说：“我也不比你更宽裕啊，实在拿不出钱来帮你啊！张三李四他们哪个不比我混得好，你为什么偏偏找我借钱啊！”
季文子虽然一力推托，子家却并不放弃，接着赋出了《载驰》的第四章：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的大意是说：“我走在原野上，看见麦子正长得茂盛。我要去求大国帮忙，可我能信靠谁呢？又有谁能够急我所急呢？各位大夫，各位君子，你们不要责备我这样做不对，你们纵然有上百种好的主意，也不如我亲身去跑一趟。”这几句正好回答了季文子赋出的《四月》首章，言下之意是：奔波确实很辛苦，但还有什么办法呢？坐而论道管什么用呢？要想取得大国的援助，还是免不得劳动贵国国君亲自去跑一趟。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鲁国君臣看来也不好意思继续推托下去了，于是季文子赋了《采薇》第四章：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诗句是说：“那盛开的是什么花？是棠棣之花。那辆车是谁的车？是君子的车。战车已经备好，拉车的四匹马又高又壮，怎敢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呢？一个月里打了三次胜仗。”《采薇》是写征战之事的，季文子这里引用出来，只是告诉郑国君臣：那我们就为贵国跑一跑腿好了，你们就等候好消息吧。
郑穆公听懂了季文子的意思，所以才会行礼拜谢，然后鲁文公答拜还礼。国家外交就是这样靠着赋诗顺利进行下来，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的辞令，无论是恳求还是拒绝，无论是被求还是被拒，一切的沟通与交锋都是在富于审美情调的诗句里，在诗句的言外之意里平滑进行的，全然不会伤了自己或对方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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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贵族们不需要自己会作诗，只需要能背诗、会用诗也就够了。当然，这个标准也绝对不算很低。从背诗的角度来看，《诗经》收诗三百零五篇，春秋时代贵族们需要掌握的诗歌应该比这稍微多些，在那个文字传写极不发达的时代，要背熟这么多内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背熟之外，还需要“正确”理解诗歌的含义，这就更不容易了。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其含义往往很难有什么标准答案。从《诗经》里随便抽出几篇，查一查历代学者的研究、阐释，就会发现意见实在太多，似乎谁的看法都有一点道理，谁的看法也都不可尽信。今天我们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释然，因为诗歌之美往往就在于它的朦胧，在于它给读者营造出了一个指向不明的歧义空间，这样理解会有这样的味道，那样理解又会有那样的味道，于是越读也就越有味道。但春秋时代的贵族们还不会这样来想问题，尤其是，诗歌对于他们既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交际语言，无论齐国、鲁国、郑国、晋国，各个国家的人对同一首诗的理解至少也要差不太多才行，不然的话就彻底没法交流了。我们可以就此推测，当时的诗歌，无论是文字还是阐释，一定有某个在各个国家之间获得普遍认可的标准版本，孔子教诗，所依据的应该就是这个版本。
有普遍认可的标准是一回事，但贵族们并不介意断章取义。季文子答复子家时所赋的那首《采薇》就是断章取义来用的。这个时候，全诗的主旨并不要紧，只要这特定的一章足够表达当下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这也正体现出急才的重要性来，若仅仅死记硬背的话，纵然可以倒背如流，但只要脑筋不够灵活，不懂得灵活运用，还是应付不了社交场合。所以孔子才有这样一句名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一个人能诵《诗经》三百篇，可见在这方面已经下了很深的功夫，但派他去办一些内政事务，他办不好，派他去搞外交，他也不能独立应对外交辞令，这样的人，诗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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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国维的晚年，对“三种境界”说有过自己的一番阐释。事情载于蒲菁《人间词话补笺》：吴芳吉曾受蒲菁的请托，专程拜访王国维请教“三种境界”的含义，王国维答道：“第一境即所谓世无明王，栖栖遑遑者；第二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第三境非归与！归与！之叹与？”
在这样的解释里，三境皆与孔子的遭际有关。“世无明王，栖栖遑遑”，天下没有明君，试图恢复礼乐之治的孔子无限焦灼地奔走于列国之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在处处碰壁之后仍然固守的一种坚持，明知道正确的主张不为混乱的现实世界所容，但依然无怨无悔。“归与！归与！”这是孔子晚年的感叹，是当他在中原诸国受尽了磨折之后蓦然看到的一点希望：其实家乡后生大有可造之材，自己又何必离乡背井呢？
王国维对自己当初的“三种境界”之说提出这样一种解读，不知道掺杂了何等复杂的晚年心境。就是在这同一年，在为吴芳吉做出“归与！归与！”的新释之后不久，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不再辱”这一份令人费尽猜详的遗书，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谁也不知道他在“蓦然回首”之际究竟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