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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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诗歌分为忧生与忧世两类并非王国维的首创，而是源自清代文论家刘熙载；刘熙载的说法有着更为古老的渊源，即《诗经》学术传统中的“变风变雅”之说。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雅之部又分为大雅、小雅。汉代《毛诗大序》提出过这样一种划分：“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意即当西周王朝政治清明时，诗歌风格显得积极而平和，是为正风、正雅；待到王政中衰，礼制败坏，诗歌风格便一变而为忧患与讥刺，是为变风、变雅。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诗歌的风格是世道变迁的一项极重要的表征。
于是刘熙载《艺概》这样讲道：“《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忧世所担忧的是天下国家的兴亡，忧生所担忧的是个人前程的荣辱。刘熙载有《读楚辞》一文仔细辨析忧生与忧世的分别，大意是说：我读屈原的诗歌，觉得其中有两句特别值得玩味，即“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与“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虽有万语千言，心志只在这两句之中。宋玉的诗歌，其意亦可以两言见之，即“惆怅兮而私自怜”与“私自怜兮何极”。宋玉虽然学于屈原，但两人的诗歌终归有悲世与悲己之异。
在刘熙载看来，屈原之诗与《诗经·大雅》之变属于悲世（忧世）的典型，是至善的诗歌；宋玉之诗与《诗经·小雅》之变属于悲己（忧生）的典型，至魏晋时代而登峰造极。王国维承袭了刘熙载的观点，以诗词对勘，提出词和诗歌一样也有忧生与忧世之别。言下之意是：词也具有和诗歌一样的表现力，一样可以表现严肃的主题，一样可以成为严肃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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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恰恰属于《小雅》之变，《毛诗》以为这首诗是周大夫家父讥刺周幽王之作。周幽王是西周末代天子，以荒淫无道名垂史册，给后人留下“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尽管《毛诗》因其“深文罗织”的风格而失去了现代学者的信任，然而对这一首《节南山》的主旨解读还是相当可信的：家父为朝政的败坏而忧心忡忡，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并在诗歌的结尾以实名向周幽王喊出了自己的期待：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忧心如惔36，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37。赫赫师尹，不平谓何。
天方荐瘥38，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39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40。秉国之钧，四方是维。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
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41仕。
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
忧心如酲42，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43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复怨其正。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这首诗并未直接指斥幽王的无道，而是把矛头集中在当权贵族师尹身上，认为正是师尹的荒唐和残暴才导致了国运衰微，民怨沸腾。家父的悲愤一发不可收拾，上怨天，怨苍天无眼；下尤人，怨幽王被师尹蒙蔽；怨自己空有热血丹心却使不上半点气力。于是“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驾着马车，拉车的四匹马雄壮威武，他却茫然四顾，在逼仄的天地里竟然无路可以驱驰。
这其实是一首忧世之诗，但王国维赋诗断章，单单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两句来看，正是一个人对前途渺茫、出路无寻的哀叹。以自然之眼观之，我们只看到天大地大，车良马壮；以诗人的主观之眼观之，却仿佛深陷于一处连呼吸都无法畅快的小小囚笼。这样的感觉，王国维以为正是晏殊《蝶恋花》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语所呈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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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语出陶渊明《饮酒》组诗第二十首：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饮酒》组诗的写作背景，第三章里已有介绍。陶渊明的诗歌素以天真质朴著称，但这一首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并不易懂，因为它几乎句句都有典故。古人之所以毫无阅读障碍，只因为这些典故在他们眼里简直算得上日常俗语了。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羲农”即伏羲、神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古人相信在伏羲与神农的时代里，天下人淳良质朴，毫无机心，世界是一个虽不甚丰裕却和谐美好的天堂。这样的时代久远而不可追回，当今的世界再也找不到几分真纯与朴素了。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孔子是鲁国人，故称鲁中叟，他忙于周游列国，兜售儒家学说，试图将那个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改造成诗书礼乐的美好人间。可惜孔子始终不曾实现他的理想，《论语》这样记载他的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与河图都是罕见的祥瑞，传说它们的出现预示太平盛世的降临。但是，任凭孔子如何在栖栖遑遑中奔走天下，凤鸟终是不至，河图终是不出，太平盛世的远景只有一天比一天遥远。
幸而“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的理想虽未实现，努力却并非徒劳。孔子既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洙水与泗水之滨再也听不到孔子的微言大义，遍地烽烟，终于一统天下的竟是暴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始皇焚书，文明经历浩劫。“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只有几位老翁勉力将儒家经典传至汉代。但是到了汉末，到了魏晋末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经籍不须焚毁而自然无人愿意亲近。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这一联可以做两种解读，一是形容诗人欲求天下正道而处处碰壁，二是以两句分指二事：《晋书·王雅传》，王珣为儿子办婚礼，宾客盈门，车骑甚众，这时突然有消息传来，说王雅升任太子少傅，于是一大半宾客立即离开婚宴，驾车赶去王雅那里道贺。《晋书》于此有评价说：当时“风俗颓弊，无复廉耻”。陶渊明所看到的社会，正是这样一副“终日驰车走”的样子。
“不见所问津”典出《论语》：孔子将要渡河，不知道渡口所在，派弟子子路向正在附近耕田的长沮、桀溺两人请教。两人问道：“那边执辔驾车人是谁？”子路答道：“是孔丘。”两人再问：“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子路答道：“正是。”两人道：“那么他应该晓得渡口在哪里。”于是津渡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天下正道。为陶渊明所哀叹的是，终日里只见到世人在蝇营狗苟中趋炎附势，再没有人关心天下正道的所在。只有饮酒解忧，“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宋书·隐逸传》讲，陶渊明待酒酿熟时，取头上的葛巾滤酒，滤完之后再把葛巾戴回头上。只要不从卫生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会很欣赏陶渊明这种旷达不羁的名士风范。为了不负头上巾，陶渊明总是痛饮无休，并且不忘记叮嘱他人“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醉人醉语多谬误，请听者不必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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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忧世之诗，尤其“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一联凸显出世道衰颓而正人君子无用武之地的苦恼。陶渊明避居田园，寄情诗酒，却毕竟按捺不住对龌龊时局的悲愤。所以陶渊明的诗歌看似忧生，实则满是深刻的忧世之意，每每鼓舞到后世陷入相似境遇的仁人君子。
如清代初年，为明朝守节的傅山有诗说：“生憎褚彦兴齐国，喜道陶潜是晋人。”褚彦即刘宋王朝的中书令褚渊（字彦回），帮助萧道成夺取政权，摇身变为萧齐王朝的开国功臣。《宋书·陶潜传》讲，自从刘裕窃取国祚，废晋建宋之后，陶渊明所著文章便一概以干支纪年，不奉刘宋正朔。傅山以褚彦回与陶渊明分别象征降清与守节的旧友，一憎一喜之间正是陶渊明的忧世之意。
在传统认识里，忧世的格调应该是由诗歌来承载的，词不足以当之。正如深刻的乐思只能由交响乐来表现，不是流行歌曲所能够承载的。但王国维偏偏指出，如“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这样的词，与“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分明有着极其相似的忧世情怀，诗歌所承载的深刻也完全可以由词来表现。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出自冯延巳的一首《鹊踏枝》，全词已见于第十九章。这是一首闺怨主题的词，摹写一名痴情女子对冶游不归的情人的爱恨纠缠，貌似与忧世情怀毫无干系。寒食节正是踏青游春的时候，在古代的意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情人节。而就是在这样的时节，她寂寞地枯守妆楼，看远方有百草千花，有士人与游女，不晓得她思念的人正在和谁家的女子一同游赏。
只有以张惠言式捕捉言外之意的眼光，我们才可以体会出那潜藏在“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一语深处的忧世之意。在《离骚》所开创的美人香草的寓托传统里，对爱情的执着不舍，对情人的有怨而无悔，最与君子的社会担当无言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