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叔“人间[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共]东[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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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词最容易写得小家子气，豪放词最容易写得粗鄙无味。正如为人，有人标榜文雅，结果却使人觉得迂腐做作，有虚伪气；有人标榜耿直，结果却使人觉得缺乏教养，素质低下。所以孔子才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欧阳修的词最有“文质彬彬”的气质，本章所列举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以及“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正是显例。这几句词出自同一首《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摆酒话别，待要承诺归期，却伤心得说不出话来。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与鸟何尝懂得溅泪与惊心呢，风花雪月皆是自然无情之物，只是承载着人生感情的投射罢了。我们此时此刻的离愁别恨亦如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离愁别恨一般，是人类亘古无解的感情难题。离别的歌曲就唱到这里吧，仅一曲便足以令人肝肠寸断。但是，不要这样轻易地分别，且待我们赏遍洛阳的似锦繁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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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玉楼春》里，“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将伤春伤别的情绪推到极致，仿佛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却以豪放洒脱的气魄将浓得化不开的悲情涤荡净尽。豪放之语以柔情为根，洒脱之态以浓情为本，这便是“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
豪放词最忌“质胜文则野”，所以总需要沉着来调剂。我们以陈亮一首同样写伤别情绪的《贺新郎》对照一番，便容易看出差异了：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这首词是陈亮与辛弃疾诸多赠答作品之一。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岁末，陈亮远赴数百里，拜访辛弃疾，探讨天下兴亡大事。分别之后意犹未尽，两人以《贺新郎》同韵词反复赠答，有惺惺相惜之情，有感时伤世之叹。
现代选本选录词作，往往依现代汉语的语法来加标点，所以对这首词会加很多个感叹号和表示反问的问号。尽管我不赞同这样的标点方式，但这至少说明了这首词读起来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豪放词的特点之一是多用典故，这首《贺新郎》正是范例。开篇便发出愤懑的倾诉，说自己与辛弃疾无论对国家大事有多少热情多少见地，终归无用，因为这只是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位高权重者才可以操心的事情，普通百姓无能为力。两人就在这酒席间、风雪中匆匆老去，“百世”句用《庄子》与《战国策》之语，形容人才难得，知己难得。下阕用到《三国志》的典故：名士许汜拜访陈登，陈登并不以礼相待，自上大床卧，使许汜卧下床。许汜愤愤不平，后来向刘备道及陈登无礼，不料刘备却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
“天下”句典出《后汉书》，有渤海郡人卖掉刀剑，换来平民所用的农具。这或许是天下晏安的体现，然而又何尝不是天下苟安的奇观呢？
我们对照陈亮《贺新郎》与欧阳修《玉楼春》，便会发觉前者所缺乏的正是后者所独具的沉着。前者在酣畅淋漓之际一发不可收拾，这实在是豪放词的通病。但陈亮生当苟安之世，胸怀光复大志，人生更是屡遭磨难，词中情绪的易发而难收总还是可以赢得人们同情和理解。清人冯煦《蒿庵论词》说陈亮之词忠愤之气，随笔涌出，足以唤醒盲聋的时人，正不必以词艺之工拙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