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其实有时候我跟台湾人聊天感觉挺复杂的，我觉得我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是人性恶的自由还是什么自由，比方我发现他们说话经常互相赞美，什么丹青兄真是了不起啊……我心里的感觉就——
陈丹青：所谓教养，其实是个束缚，就是要克制，很多事情你要克制。咱们这儿一路教育下来，不让你克制。“文化大革命”小孩子撒开了造反，想骂就骂，想砸就砸。尤其北京的孩子，高干子弟，给我们南方孩子的感觉就是真“牛”，出口“横”得很。但这背后的代价很可怕。
窦文涛：到最后成动物了，动物世界！
陈丹青：我到国外跟文人、艺术家交往，发现他们很有教养，弄得艺术惊世骇俗，可是人坐在那儿，其实都是很好甚至很害羞的人。
刘索拉：这是社交礼仪。生活和社交礼仪不是一回事，我们见到的是社交礼仪中的教养，具体他们生活中什么样，得分清楚。你们刚说中国没有女性教育，其实女权主义进来中国特别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进来了。但有些女权主义很快因为战争就变成了各党派人士……到底是革命还是女权，变得混乱，女权成了一个不清楚的信号，不是对女性的完全解放，而是刚刚有了女权意识，突然又变成革命战士了。我们父母那辈的女人就这种感觉，很厉害很革命。我妈就是女权主义。
陈丹青：就是我要上学受教育，写作学画画，我不要媒妁婚姻，我得走，得革命。然后到处都容不下我，我得走自己的路。所以那个时候娜拉走后，一部分就去了延安。问题是进城以后她们变成了掌权人士，其实她们骨子里还是女性，她们要的所有虚荣、爱慕、青春、美丽进入一个扭曲状态。
八十年代初，老同学孙景波远在云南给我写信写到纽约来，说他与当地农民坐在露天看《红色娘子军》，念及一整个光荣而罪恶的时代就此逝去，不禁“热泪滂沱”。其时“文革”退远了，而他曾经既是“文革”中期的反革命分子，又是“文革”初年的红卫兵。
全片贯穿始终的旁白，是江青的独语，并有江青被当庭宣判那一刻的黑白纪录片片段——“国民党围剿延安，只有我一个女同志留在主席身边，”她昂然颤抖，厉声道，“你们在哪里？！”
静默，随即法庭座中掠过一片压抑的哄笑。
——陈丹青《退步集续编·若无其事》
窦文涛：所以索拉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哈哈哈。
陈丹青：她有左翼基因（笑）。
窦文涛：索拉还是很女人的，广告时候问我口红是不是要补一补。
刘索拉：女权主义不是这意思，不是说想不到自己是女性，现代女权主义是什么都要。
窦文涛：没错，野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