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说到消失的人群，上海的流氓也消失了。
窦文涛：啊？流氓消失了，你很遗憾？
陈丹青：不能说遗憾，因为我没有见过大流氓（笑）。
窦文涛：杜月笙，呵呵。
陈丹青：我长大的时候，大流氓已经没有了，到处都是小流氓。小流氓等而下之就是无赖、痞子，打架、偷东西、闹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讲义气，帮人，出了事我们得去找谁摆平！这种人没有了，绝对没有了，以前在每一个弄堂、每一个区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打扮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人，但周围人闹出点事，要靠他们来摆平：小菜场的事、男女之间的事、小孩儿的事、邻居街坊的事。他们有流氓性格，能摆平事情，富有正义感。
打架，劝架，耍赖，斗智，说笑话，讲道理，阿华样样精通，他早岁失怙上孝敬老母下扶助幼弟，家里一套社会上一套单位里一套他都做得来畅晓条达，上海是叫做桥归桥路归路动兜得转吃得开头脑光清动作清爽。论年纪，他还算不上旧社会过来的上海滩上“老侠客”，老侠客的做人与美学他却是天生有样学样：卖相要潇洒，做事要漂亮，新社会里照样玲珑八面我行我素，去新疆去内地去农村他一次次躲掉，与里弄单位层层周旋他花招百出，有一夜初雪纷纷景贤路小帮会澡堂子堂里堂外一群少年恶客寻仇而来一触即发，我眼瞧阿华不动声色兜了几圈摆平一场几乎动刀子见血的斗殴，事后数落哪拨人是哪条来路其实谁和谁根本不认识谁跟谁早就串通好幸亏当中来了谁谁又正好没有来等等，他讲得是行云流水鞭辟入里，若用在黄金荣杜月笙吴四宝门下阿华绝对是好汉一条，真真可惜了。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出《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之笙，西方之乐谓之镛）。杜月笙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称。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个行业，出入黑道、红道，游刃于政商、两界，成为上海滩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陈丹青《多余的素材·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梁文道：类似这种人以前中国到处都是，尤其南方广东一带。你不能用今天所谓的“黑社会”这个概念来形容他。
陈丹青：不是这概念，他就愿意出来仗义，有事儿他扛着。
梁文道：有时候，他或许会做一些我们今天觉得很黑暗、很流氓的事，但传统道德告诉这种人，碰到读书人之类的你要尊敬，看到老人摔在路上你要扶起——他有这种观念。我们今天的流氓也不像流氓了，以前的流氓也是整合进中国道德秩序里的，也有比如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观念在里头。
陈丹青：他有底线。
梁文道：今天那些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团伙没这些。
窦文涛：所以说各行各业都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嘛，哈哈哈。丹青兄，你说规矩对人际关系起到什么作用？
陈丹青：规矩就是大家留条退路，大家都有面子，是尊敬对方，也是自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得有个底线，你不能太过分了。
窦文涛：我看你书里说接触到台湾很多朋友，包括文艺界一些人，他们也许会有观点的分歧，但表面看上去却是一团和气。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我碰到的一些台湾朋友跟我们大陆人不大一样。
陈丹青：这是有教养。记得我小时候带同学到家里玩，走后大人说，你今天带来的这个同学蛮有教养，或者那个同学怎么一点儿都没教养。“没有家教”这句话以前常常挂在嘴上，现在不常听到了。
梁文道：“家教”这个词在台湾倒是很流行，从小就听父母训孩子，“你这样出去，人家就说你没家教！”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譬如“文学营”的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内地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异，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种种零星小节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案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教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远来的客人大抵格外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陈丹青《荒废集·日常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