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你老说什么都得有个样子，工人得有个工人的样子，流氓得有流氓的样子，现在上海还有什么样子不见了？
陈丹青：还有一种就是上海女子。
窦文涛：是资产阶级小姐吗？
陈丹青：一般会认为她们是资产阶级小姐，但我宁愿说是中产阶级，她们家里未必很有钱。我小时候见到过一些二三十岁的阿姨，包括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一个个走出来都很有样子，很会应对，很会说话，但不是世故。有时候她也很调皮，但有时候又泼辣；有时候很会吵架，但又斯文、有风度，体谅对方，给对方面子。她在人际关系中让你觉得很舒服；她也有担当，就算流氓来了，也一样会摆平——很舒服、很柔性地摆平。
窦文涛：女子能安天下计？
陈丹青：后来我到香港，看到还有这样的女子——原来她们都跑香港去了。偶尔在纽约也会遇到，到哪家去做客，忽然发现他家的老太太或小姐，我便会想起小时候也见过这样的人。
窦文涛：你小的时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啊。
陈丹青：但你要知道，五六十年代走在马路上的我们的父辈都是民国青年。我外婆是清朝人，光绪年间的，还裹小脚。所以我见过从前的人是什么样子，包括那会儿的南下干部，很多是山东人——上海人看到山东人最害怕，因为单位领导、小菜场的书记、汽车机轮厂的车间主任多是山东人。他们也许讲话粗暴，但现在想起来，也都还好。他们到南面带来的是另一种气息，跟今天的领导比，有他率真的地方——他觉得这件事是错的，他真的相信这个是错的。现在人未必这样，他说你错了，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窦文涛：现在叫“揣着明白装糊涂”（笑）。
陈丹青：讲的一套，做的一套，想的又是一套。
梁文道：那是一个国家建立之后的新气象，那群干部都觉得自己在缔建一个新国家，他们很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也高，很自律。这就是传说中解放军进城那种“王者之师”的感觉。
陈丹青：是，有朝气。我回忆幼儿园时代、小学时代，虽然现在细细去捋，很多问题已经发生了，比如饥荒，但日常生活、都市生活其实还是正常的。真正大面积的破坏是1966年以后。
窦文涛：人们说的语言都变了，变成了满嘴革命口号。
陈丹青：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吵架也跟今天不一样。
窦文涛：怎么不一样？
陈丹青：比今天傻。他真的会争，比方你自行车过线了，被一个警察扣着，一群人围在那儿，像开研讨会一样，真讲道理，你这么处罚我是不对的。
窦文涛：还是讲理？
陈丹青：双方或数方都没有太明显的恶意，可能很幼稚。今天想起来，怎么这事儿还用这么吵？这么较真？现在不会了。现在普遍世故，连很小的孩子都很世故，非常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是没地位的，没地位的人应该对有地位的人怎么样，然后哪天等我有了地位，我也跟他们一样对待下边那些没地位的人。
窦文涛：现在小孩子都能想到给老师送礼，还让爸爸妈妈送。我有一朋友是小学老师，我问她现在孩子有没有调皮捣蛋、打架的？她说没有，现在老师一进来，一堆孩子在那儿说“老师你今天真漂亮”“你这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啊？我让我妈妈也买”之类的。
梁文道：反过来从上往下看，常常看到一些有权的人欺侮无权的人，把他们当成没有尊严的人。这常常让我想起，一百年前中国文人就开始批判面子文化，可今天想起来，过去“讲面子”有它可爱的地方，比如今天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看到一个服务员端水不对，可能就拿水泼人家，还发狠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么不给面子”。但如果在以前社会，你这么说话就很丢面子了。面子是双向的，面子有一个规范，你有权有势，你就得让人觉得你自己很体面，你骂别人不给你面子的时候，其实自己已经没面子了。
猛听得身边一声钝响，两部小轿车前后相撞，歪在马路中央。
我的奇思狂想陡然中断立马刹闸张嘴呆看：两位中年人破门而出一个西装领带头发向后梳一个穿羽绒服理小平头都戴着眼镜看一眼相撞的部位二话不说劈头盖脸打成一团。我登时感动得近乎委屈：整整十一年总共一百三十二个月五百七十多个星期四千多个白天黑夜再没亲眼瞧见真人打架了呀，海外游子朝思暮想盼星星盼月亮盼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盼什么但是现在回国第一天最最动人的时刻总算来到了！听啊，那一拳接一拳揍在冬衣上的闷响，两张脸忽儿紫涨忽儿煞白领子忽儿被揪牢忽儿又犟开四条手臂挥舞穿插要么落空了要么打歪了手表一闪掉到地上又闪电般捡起来继续打有那么一瞬两人猛然抱拢痉挛战栗试图扳倒对方远看活像生死之交久别重逢激昂慷慨几乎要接吻痛哭的样子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松手分开气喘吁吁其中一位嘴角渗出鲜血紧接着咳呸一声血唾沫飞出老远然后龇牙咧嘴再度奋勇一扑劈头盖脸又打成一团周围自行车阵铃声大作源源流过人人视若无睹我这才发现只有自己站在那里张嘴呆看。
回来了！我的同胞，我的祖国。我真的回来了！
——陈丹青《多余的素材·归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