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了，谁也没有理由说不让我过好日子。我记得你讲到一种表情，比如纽约人坐飞机的时候，往往是面无表情的。
陈丹青：飞机场是飞机场的事。飞行在中国还刚开始，最多十来年工夫，所以飞机场还是一个兴奋点。在西方，飞行生活已经至少有五十年历史了，所以他会漠然，会视之当然。我今天要办事，飞机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中国人还有兴奋感，我很高兴看见这种兴奋感，因为再过几十年，它也会消失，会跟西方人的表情一样。
在美国，飞机叫做“空中巴士”，乘客行李很少，穿着体面，脸上是一种长期习惯飞机生活的“无表情”。中国挤公共汽车那份混乱，现在还这样，争先恐后，全是表情。
近六七年，飞行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公众生活，每到机场我就看人，你瞧，不少女人，尤其是年轻女子，穿得像去开Party。穿西装的地方老板或官员，显然兴奋，郑重其事，上下飞机，不停打手机：“我在候机室呢！马上登机了！挂了！”明明通话内容跟飞行无关，可是要来点明他在飞机场。
火车高级软卧车厢也能看这种自觉的优越感，装得无所谓，但是对自己很满意。这种表情很有意思。中国人整体生活已经进入消费时代，但“表情”还属于前消费时代，还在兴奋期。可别太快弄得像西方人一样，一脸冷漠，一脸的无表情。所谓消费时代的脸，在西方是集体表情：他们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代价——孤单、恐惧、疏离、死亡。有了飞行，就有空难，西方人蛮看破的。看破了，于是出现集体表情。西方人面临突发灾难，比中国人镇静、理性。“9·11”那天头一幢楼出事，千百员工下楼撤离就跟排队进电影院似的，不抢、不慌、不失态。
他们早就在这个文明中，看破它的好处，看破它的可怕。
——陈丹青《荒废集·我永远被起飞吸引》
窦文涛：那跟你记忆中相比，现在上海人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陈丹青：太大变化了！我发现有两种人消失了，一个是帝国主义分子消失了，比如银行家或者保险家，包括他们的买办，1949年以后就消失了；另一个是上海的工人消失了，我再也看不到上海的工人，或者他们变了样子，或者到郊外去了，而我小时候，上海工人阶级是很主要的一个群体。
窦文涛：那是什么造型？什么样子？
陈丹青：非常“阳气”。我亲眼看着上海工人造反，王洪文那批人怎么到文化广场开会，开完会怎么光着膀子大冬天提着几十面鼓到安亭去卧轨抗议。后来出现王洪文北上的事，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被认为是全中国最先进、最成熟的一个群体。现在呢，用马克思的话解释，这个阶级在上海消失了……我小时候在弄堂里看到的工人是被尊敬的人，他们样子生得很好，很厚重，很有主张，经常断个是非什么的。
窦文涛：我小时候也有“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感觉。
梁文道：民国时期工人阶级很多，上海向来是东亚地区工人运动的重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就更厉害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陈丹青：他们是有政治地位的。
梁文道：而现在的消失是在全国消失。现在广东、浙江有那么多工人，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讲工人阶级，换了个名字——“民工”、“打工仔”、“打工妹”。
陈丹青：我相信工人一定还在，东北的吉林、辽宁还有那么多钢铁厂，那么多制造业，工人肯定还在。但在上海，当年那些工人、工人宿舍、工人家属、工人俱乐部，种种跟工人有关的生态差不多已经消失了，或者很边缘了。
梁文道：“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本身还包括一个主从关系。过去一讲“工人阶级”，就觉得非常光荣，值得尊重，是国家的主人翁，很有尊严。今天整个主题变了，他们成了帮别人打工的人，老板是主人，他们不是主人了。
陈丹青：他们成了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
窦文涛：那你在纽约看到的美国工人阶级也“阳气”吗？
陈丹青：在纽约你看到那些修马路的工人、盖大楼的工人，就像马克思说的工人一样，有的很有主见，长得像教授一样；有的膀大腰圆，总之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很稳定的阶级。他们得养家糊口，他们也罢工，可是工作的时候就很认真、很准确、很有效率。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不像各行各业，各行各业的模样、气质在中国特别模糊，只塑造出了一种气质，文人不像文人，武人不像武人。
窦文涛：没样子了。
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陈丹青《退步集续编·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