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我发现跟文人交朋友，阅读太有关系了；跟画家交朋友，你看到什么影响很大。
陈丹青：其实人的眼睛自己会选择，有时候不是头脑而是眼睛在选择。包括记忆也是如此，眼睛它饿，它要找当食的东西，找得不对它会拒绝，找对了它立刻就满足。比如回老家的时候，你看到的风物跟任何地方可能没有两样，但等你看到一张故人的脸，你的眼睛会通知你，你回来了，童年全部回来了！所以视觉不是所谓审美、美术这些，眼睛的判断有时候比脑子还快，而且比脑子准确。
窦文涛：像你书里写的一段，都快成京城逸事了！你说在机场看见一个美女的背影，你的眼睛马上就选择了。然后坐飞机正好坐她旁边，你趁着美女睡着，画人家速写。
我是画画的，眼贼，去年从上海飞北京，一眼瞧见队伍最前面正在签票的女子，美人！后侧面那么好看，简直是“专业”美人！她掉头走了。走了，我就忘了。
我经常迟到，好几次是广播播音找我，连名带姓。那次我也是最后进机舱的人。坐满了，一眼看见她——不是我在找她：这样的美人，怎会不看见呢。美术馆最好的画，老远勾你目光——我一排排对座号，居然就在她身边：我靠走廊，她居中，靠窗是一位小女孩。看见正面了！形太准了，眉眼鼻梁，笔笔中锋，像王羲之的字。王羲之的字，极姿媚的。
……
我很想画身边这位美人，跟她讲话，但此时此刻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做，还不如没艳遇。
起飞了。她开始睡觉，身子弯下去，头发垂落，挡住脸面。空姐送茶水了，我替她攒在我的小桌面上，伺机递给她，光是递递也风流啊——我插队时有个哥们儿，打起人来拳脚忒狠，可是他常到县汽车站守候下车的女生，抢着给人扛行李——我也不过如此伎俩。
可是没得逞。她全程熟睡，根本没喝水，也不注意水杯。她偶尔起身朝椅背后仰，中国人很少侧面会这么标致——我到底还是扭头看了，真是惊艳！摸出一支圆珠笔，一个信封，反面是白的，我飞快勾勒，飞机轻微颠簸，线条也颠簸。还像。我记得偷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简直是作案。
完了。北京到了。艳遇结束了。飞机停稳，灯光大亮，我起身让她出来，活活看她走掉，一句话没讲。她标致到那样，自己知道，埋头走开。
下一次坐飞机，放个什么电影，香港片。她演皇后，绫罗绸缎，嗔怒着——哦，难怪，她是演员。过一阵，报摊上一本彩色杂志封面，又是她，查对名字：范冰冰，那位邻座睡美人。
——陈丹青《荒废集·艳遇与我擦肩而过》
陈丹青：这有一张鲁迅的公子周海婴先生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在上海弄堂里拍的照片，他当时住淮海坊。我看到这些人的样子很亲切，我小时候弄堂里还有这样的人，卖小吃的，非常贫贱，同时非常快乐；很戏谑，喜欢开玩笑，喜欢做鬼脸，一个快乐的穷人。我们小时候经常见到快乐的穷人，可是现在看到穷人会难受，那种快乐的穷人消失了。他们不开心，穷加上不开心，这是很糟糕的事。下一张是摄影师陆元敏摄的，他得过沙飞摄影奖，是一个虔诚、自省的人，80年代以来默默拍摄了很多上海被遗忘的、非常幽密的角落。这张照片叫《住在老洋房的上海人》，我看过大量关于上海的照片，但只有他的照片有上海的灵魂在里面，你无法形容。
一位卖熟食的小贩，右手挎着食盒，左手伸展开来做摆动状，神态怡然自足，让任何人见了都羡慕。陈丹青在照片下面注曰：“快乐而贫贱，往来弄堂的一位卖熟食的小贩。周海婴摄于1949年。”
上海摄影家陆元敏作品。题目是《住在老洋房的上海人》。陈丹青如此评价“自50年代迄今有关上海的摄影中，这是我所见过最为良善、深沉而准确的作品”。
同一座城市，同样的市民，在布列松那里，我们看见时代崩解，政权的胜败；在周海婴那里，生活之流并未切断，战时的纷乱过去了，日后的政治严寒尚未到来，民国的上海，风神如昔。甚至在我60年代的童年记忆中，海婴拍摄的人物与弄堂，几乎未变：街坊邻居住满老上海市民，彩车上的肌肉男仍是游行队伍的看点，被路人围观仰望，殷实家庭的琐碎讲究和婚宴扮相残存着民国的余绪，宗教仪式已被禁止，我不记得儿时见过牧师与信众出入教堂，但始于1959年的饥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着来自皖北饿乡的乞丐……只消略一翻阅《老照片》系列，不算清末民初那一段，中国无数照片中人文样貌所呈示的裂变，始于1966年……
——陈丹青《谈周海婴摄影》
梁文道：这些照片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他拍到了这种人，而是他的拍法，拍出了那种精神。上海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很抽象，但是看这个照片，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典型的北方家庭绝对不会被拍成这样。
窦文涛：不会，我们家就不是那样。我一看这些照片，更理解为什么咱北方人一直觉得上海人跟中国别的地方人好像不是一种人。
陈丹青：上海是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愿望，要活得像西方人、现代人一样，然后它开始进入这个排练，从开始有上海一直排练到1949年。之后上海就跟其他城市一样，进入一个大规模的乡村化的过程。到1960年，整个资产阶级瓦解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上海大量资产阶级的第一步动作就是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之后慢慢到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地方。所以当我（上世纪）90年代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这些人消失了，至少在街上不容易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