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承蒙丹青兄送我一本《华夏地理》，封面是他低头在托尔斯泰墓前凭吊的照片，拍得很美。
陈丹青：我不愿意上封面，但他们说文章标题是《托尔斯泰的故乡》，你又真的到了墓前，你得放上去。后来我看人还比较小，算了，就这样吧。
梁文道：托尔斯泰这个墓太牛了。
窦文涛：就是一片绿色的灌木。
梁文道：是草吗？
2010年，陈丹青应《华夏地理》杂志邀请，前往俄罗斯，归来后写了题为《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的旅程》的文章。图为陈丹青在托尔斯泰墓前凭吊。托尔斯泰在图拉市郊拥有一座巨大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俄语意为“明亮的林中草地”。遵照其生前遗嘱，托翁死后被葬在庄园这片林中的空地上，周围没有碑石，没有雕像，没有殿堂。
陈丹青：是一座生态墓，比桌子稍窄，不知用什么办法浇制成的，是我见过的最朴素的墓。我到彼得堡的时候，在一座修道院旁边见到一所著名的墓园，里面有柴可夫斯基的墓、鲁宾斯坦的墓、穆索尔斯基的墓，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艺家的墓有二十多座。墓园里古树参天，跟我在德国、法国看到的公墓是一样的。这时我就想起，托尔斯泰的墓在他老家一片孤零零的树林里。后来我发现，他的墓之所以建得这么朴素，是他本人的意思。小时候，他听大人讲过一个神话，在那块草地上可以找到一根魔棍，当时他便说死了要葬在这儿。原本儿童时代的一个念头，结果八十多岁死了之后还真葬在了这里。
窦文涛：我看了你写的文章，发现你的精神还浸淫在托尔斯泰那个世界里，对俄罗斯的那种情结，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意淫俄罗斯嘛，哈哈哈！此情仍在，我的天！
陈丹青：我以为不在了，结果去了以后，还在（笑）。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伙人都有俄罗斯情结，文道会不会觉得惊讶？
梁文道：没有。我从知识、理性上能够理解俄罗斯情结，但从感性上缺乏共情。我在台湾、香港也读过一些俄罗斯文学，只是俄罗斯跟这两地关系太远了，我们不熟悉。对我们来说，可以跟内地人心目中的俄罗斯相类比的，大概是美国和英国。比如说，托尔斯泰影响了你们的文学观、世界观，而海明威、福克纳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文学观。
窦文涛：丹青兄，可是把托尔斯泰读了七遍的人！
陈丹青：没有七遍，是五遍。应该说我在我的同代人当中，算是比较早的洗掉俄罗斯情结的人。过去三十多年我哪个国家都想去，就是没有想到去俄罗斯。我在绘画上比较早地摆脱了俄罗斯的影响，反而受欧洲的影响更大。实际上，青少年时代我就跟俄罗斯那套开始告别了，告别以后去了美国，一下打开了眼界，再次想到俄罗斯的时候，已经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去想了。但是这次去俄罗斯，我才发现那个情结仍在。目前我们能知道的关于俄罗斯的消息都是时事、政治、社会、民族的情况，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和西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小时候一直误解俄罗斯就是西方，长大后，才明白俄罗斯是俄罗斯，西方是西方，欧洲是欧洲。
对俄罗斯的热情，冷却很久了。长住纽约，走访欧陆，到底使我渐入理智，回看俄罗斯。这些年几乎每岁去到西欧，去过，还想再去，可是老画友一拨拨结伴访俄，归来倾谈，我有心听着，并不热切地想去看看。叶利钦或普京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几部解体后的俄国电影，还是大好，而且大气，俄国佬究竟厉害。那部一以贯之的长镜头所拍摄的《俄罗斯方舟》最是回肠荡气，结尾，盛装的旧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宫廷，忽然是彻骨寒冬，历史的长夜……“在俄国，俄国失去了俄国”，某日读到，自以为懂得了，然而电影、诗，以至文学，便是俄罗斯吗？我已学会审慎分辨：文艺归文艺，国家是国家。
起程前夜，自己也有点诧异：我将托尔斯泰七册长篇汉译本塞进行囊：高植翻译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周扬、谢素台合译的上下册《安娜·卡列尼娜》，汝龙翻译的《复活》。这些周正的汉译旧版在五十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袭早先的朴素版式。我买齐了，珍藏着，如今纸页苍黄，并排存放在我从纽约携回的小古董桌屉间。上一回重读，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时在四十岁；初读，那是太早了，十四五岁，“文革”期间。
出于难以申说的理由，中年后几乎丧失了阅读小说的兴味。十余次欧洲行，也从未携带某国文学的译本以助游兴。阅读托尔斯泰却是我耽溺的积习，为解说这积习，怕要写长长的论文。我只顾再三再四读，每次临到读完，竟起感伤：幸福完结了。欧美小说各有光华，不过哪里还能读到这般从容不迫、丰饶厚重的旧俄文学？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办法，我总难汇聚重读的勇气；唯托尔斯泰，今次我将第五遍钻进他的大部头吗？那存放旧俄小说的桌屉犹如老窖，久藏着，是留给自己老来的礼物，慢慢享受……阅读乃私人之事，论及文学，似乎仅托尔斯泰便足以赏我辽阔无边的文学版图。
——陈丹青《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