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命运啊！我想起一部纪录片里的话，说当年跑到台湾的一百五十万人，从伙夫一直到蒋介石，无一例外都是被命运带着走的人。
陈丹青：对啊！我记得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很困难的时候，有不少女性——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姐”，跟外国人有了孩子。九十年代这些孩子长大了，差不多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由他们的异国父母陪着到台湾来寻找生母。第一例来找的时候，没有人敢出来认，最后一个妇女站出来，承认“这就是我女儿”。镜头随着她们下飞机一直到派出所，那位女士来了，看到女儿抱头痛哭，可女儿高兴得要命，受外国教育长大的她并不伤感，欢天喜地地说：“我找到妈妈了，我终于找到妈妈了，你就是我妈妈！”那个娘却哭得死去活来！后来第二例、第三例、第四例都出来了。那才是真的历史！
梁文道：台湾很复杂的，跟大陆、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各种各样不同的记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越是用一个很主流的、很正统的东西去压抑这些东西，后遗症就越大。我小时候，台湾还处于两蒋统治年代，那时候提跟日本的关系绝对要受打压的，要“一面倒”地把过去日本统治的时期说得如何黑暗，国民党来了大家就过上好日子了，等。结果那些被压抑的个人之忆成了见不得光的档案，那些人就有了恨意，觉得对自己不公平。所以后来国民党下去，这些人上来，马上就反过来，说日本当年其实什么都很好！
陈丹青：记忆是会报复的！
梁文道：一报复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两岸都有这种问题，这种记忆你让它有个出口，反而不那么容易走极端，越是把个人记忆扭曲、变形，就越容易出问题。
窦文涛：是啊，人之常情是不能抹杀的。
陈丹青：这一类记忆通常都是委屈的记忆，越委屈的记忆越是不肯走的。
窦文涛：你说到这些记忆时，会有委屈的感觉吗？
陈丹青：不知为什么，我到纽约第一年就有这种感觉。我到Chinatown（中国城）去，想象中那里应该是广东人的天下。到了之后才发现那儿有一个中华工所——一个华侨组织，我还在那儿学过英文，里头挂了面台湾人做的旗子。你想，出去的华侨也得有个归属啊，就像现在一到了咱们的国庆，许多华侨会有游行什么的。1982年我去的时候，内地到美国的人还非常少，我是一月六号到的纽约。一月底正好碰上春节，Chinatown里欢天喜地，街上有鞭炮、锣鼓、舞狮之类。那么小的一个街区，人们转过来转过去，踩着雪，很快乐。但我突然悲从中来，特别难受，不停地流眼泪——我第一次有了种流亡的感觉。因为此前我理所当然是内地人，是中国人，但现在忽然发现，有这么一群人在这么远的一个城市里每年过春节、每年游行……说起来，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这是老套路了，很简单，“烽火离乱”之类，《桃花扇》讲的全是这些事儿。
梁文道：最悲哀的就是这种流亡经验。还记得杜甫那首诗《江南逢李龟年》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