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啊。咱先不说托尔斯泰，讲讲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这次你去了她的故居是吧。她的名字我听说过，但对她又完全一无所知。
陈丹青：我去了普希金的家，又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我很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重读过他。我觉得他让你很难堪，但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会触动每个人心理经验中最难堪、最不愿意去想的那部分。看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你会很煎熬，尽管那是书里的事，但也让你变得煎熬。但是我到他的家一看，那是一个很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完全不像死刑犯、流放犯，更不像一个爱赌博的人，就是一个很亲爱的家庭。
窦文涛：你说的这个家是已经像博物馆那样的故居吗？
陈丹青：跟我去过的奥地利音乐家故居相比，俄国人的故居完全不一样，他们把所有故居布置得好像这家人还在过日子。餐桌上所有餐具都摆放着，书架、衣柜什么的都尽量保持原样。托尔斯泰的庄园和房子我都去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19世纪的人，跟我们是有隔阂的。
莫斯科托尔斯泰街的托尔斯泰故居，已看不出当年的格局了。木质的墙依然完整围合着他家的院子，临街就能望见树荫下那幢漆成黄绿色的单幢宅邸。进门向里望，比海顿、贝多芬故居的内院至少大十余倍，林木森森，几乎是座公园。面向林子留几排长木凳，一位年迈的园丁正给花丛浇水，水珠闪动着正午的阳光。林边浓荫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里面顶多几平米大，我猜托尔斯泰有时会独自躲在里面坐坐……
与维也纳几位音乐家几乎撤空的故居不同，这里放满主人和眷属的物件，所有摆设就像全家还在这里过日子——我走进19世纪里：迎向门洞的第一间是餐室，长长的餐桌排开二十多副盘碟，天顶垂下雕花的煤气吊灯；偏房的钢琴和沙发上端挂着小画，儿童室临窗的小桌放着玩具、剪贴本、小画书、小圣像，孩子与保姆的小床被屏风隔开；每个窗户都可以看见院子里的碧树，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搁着盆栽……
尽管他是贵族，尽管他所过的日子在他的阶级是俭朴的，但像这样的家居，即便在纽约的老牌的富贵人家里，也是一流的陈设，是我在欧美古董店看熟的风格与材质，虽说过时了，不再制作了，但是结实耐用，手工细巧，银器、铜器、细瓷、丝绒、精致的麻、皮面的精装本、好看的19世纪版画……豪华地朴素着，看过去安详而懂事，蕴蓄着那时代令人依恋的物质的体温。
——陈丹青《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的旅程》
陈丹青：没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动的是阿赫玛托娃的家，她家在一个叫“喷泉屋”6的地方，这个家我还是从以赛亚·伯林7的传记里知道的。1946年，以赛亚·伯林以英国大使身份，作为西方人第一个进入冷战时期的苏联。他最难忘的夜晚是跟阿赫玛托娃在我去到的那个房间里畅谈。虽然我完全不了解阿赫玛托娃，也没怎么念过她的诗，但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感动我的故居，让我想起“文革”时期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赋闲被监管，在北京、上海都有这样的家，挺好的房子，西式的家具，有一种很忧郁，同时又很矜持、风雅的气氛。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1889—1966），俄罗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称。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10年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与丈夫、曼德里施塔姆等人组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的诗歌流派——“阿克梅派”。1912年，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此后陆续有诗集《念珠》《车前草》等出版。十月革命后，古米廖夫被处决，阿赫玛托娃受到牵连，很少发表诗作。30年代，她的儿子两次被捕，她依据亲身遭遇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组诗《安魂曲》，表达了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痛苦。二战后，她曾遭受不公正的批判，50年代后期得以恢复名誉。2004年，阿赫玛托娃的雕像在圣彼得堡大学落成。
窦文涛：你能闻到气氛？
陈丹青：对，感受到在这个屋子里生活的人。我想象不出托尔斯泰坐在沙发上的感觉，但我立刻能想到阿赫玛托娃在这房子里来回走动。为什么？我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小时候的长辈，那些六七十岁的人，比如傅雷，要是不自杀，也待在那样的房间里，满脑子西方记忆，但是已经中断了，后半生在一个阴暗屋子里很绝望地死去，看不到改革开放，也没看到苏联解体。阿赫玛托娃死于1966年，那年我十三岁了，我可以跟她衔接，同时分享她的经验。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的家里无法分享经验，但在阿赫玛托娃家里，我可以分享。
梁文道：有一种时代的接近性。现在很多名人故居都变成博物馆了，我也去过很多，但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能引起这种直接的感觉。
陈丹青：我到过鲁迅故居，却不能跟他分享，他是一个民国人。我也到过巴金、茅盾、丁玲的故居，觉得这些空间是可以分享的，我知道他们遭遇过什么事情，他们遭遇的时候就住在这间房子里。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从英国来到圣彼得堡，寻找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在丰坦尼宫（Fontanny Dom）阿赫玛托娃的寓所谈了整整一夜。风华绝代的女诗人尽管比伯林大了20岁，尽管处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控下，尽管她的儿子被关进苏联的监狱，却仍然保持着高贵的气质和慑人的魅力，伯林称其为“悲剧女皇”。事后，伯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连窗帘都没有，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头箱，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事实上，以赛亚·伯林当时肩负着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令，来劝说阿赫玛托娃移居英国。那一夜他们谈文化和文化史，谈命运和命途多舛，也谈爱情和生命，当然更多是谈如何移居的问题。事后，阿赫玛托娃在诗里写道：“那一夜，没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想着镜子，寂静守护着寂静，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