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丹青兄第一次去台湾有什么感觉？我想起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有种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聊的都是人之常情。
陈丹青：我第一次去更别说了，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我爷爷我之前没见过。他看到我，先是寒暄“你几点到的”“咱们到哪儿喝杯水”“你快坐下来”之类的，忽然他自言自语了一句，解放军其实待我很好！我就纳闷，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为什么话头刚开始他就说这话？我相信，他并不是真正看到一个孙子来了，而是看到了“大陆人”的身份。他参加过淮海战役，然后做了战俘，逃到海南岛，后来再到台湾。此后，他的儿子在内地生了孙子，现在这个孙子站在他面前。其实我对他来说，即使是血亲，也是很生疏的，他更熟悉的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少他是这样一种感觉，我是淮海战役之后他面对的第一个大陆来的人。
《欧罗巴欧罗巴》是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执导的一部探讨犹太人身份的影片，1990年上映。影片根据真实经历改编，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的13岁德国犹太男孩Solly是希特勒青年队的队员，甚至还爱上了一个纯雅利安女孩，但犹太人的特殊标志——割礼，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的身份。从无所谓、迷茫到怨恨，战争让他承担了太多与年龄不相称的压力。最终，他依然认同了自己的民族，并在成年后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儿子也实行了割礼。
当我在台中街头与八十二岁的亲爷爷手握臂抱搀他老人家进屋坐定——他妈的当时那感觉根本没法子写——我给他点一支烟，给自己点一支烟，俩老小对坐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该说什么，电影里亲人相见泪眼凝视那是导演胡编。我只觉眼前分明是至亲的尊长，又是对着个陌生人，记得间歇叫得几声爷爷，无非说些初来乍到总得说的话。老人应着，沉吟着，并不看我，半晌，爷爷喉咙里总算说出成句的话：他不提他儿子即我的爹，也不问问守半辈子活寡才刚去世几个月的我奶奶，头几个字，我分明听得竟是“解放军”。
“解放军，”他一个字一个字平静徐缓地说道，“解放军待我，还是客气的，一般俘虏，兵，睡稻草，他们给我棉被，放我回去，还给银元。”
我搜索记忆，想起父亲说的往事：祖父时属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初期——爷爷的“国军版”说法：“徐蚌会战”——尚未交火，即给解放军团团包围，不战而败，俘虏了，他瞒了军官的身份，又给放了。其间，时在上海念书的父亲曾收到祖父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信。照爷爷现在的说法，解放军给他睡的棉被不睡稻草，知道他不是兵，怎么又放了呢。我就问，他好像说是那会儿愿留的留，愿走的走，整批的放人，他是瞒了几级被当成下级军官脱了身的。
——陈丹青《多余的素材·炎黄子孙》
窦文涛：你到台北见到的第一个政治符号是什么？
陈丹青：当然是青天白日旗，还有宪兵。那时候我就感到，我要面对的是两个台湾，一个是国民党的台湾，还有一个是日踞时代留下的台湾。大街小巷，尤其在台中或阿里山地区，就是一个迷你的日本。
窦文涛：日本味儿很浓。
陈丹青：很浓，但是当你真去日本，才发现台湾就是台湾。我看了《海角七号》后的感受是，我们有太多私人之忆被湮灭了，湮灭在哪儿？比如东北人对俄国人的记忆，有谁表现过？四川人和云南人对抗战临时政府的记忆表达过没有？肯定有很多恋爱，很多私生子，很多历史纠葛，很多没寄出也没收到的信……
梁文道：包括当年那些美军待过的地方。
陈丹青：美军更不用说了。在美国，我妈妈的老人院里有一个老太太，当年在武汉跟一个美军会计好了。当时她只有十九岁，那个会计二十一岁，两个人还有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她坐在美军吉普上，戴着船形帽，意气风发，单纯得要命，在那儿笑。后来大战结束，不久美军撤走了，他也走了。但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这女儿跟我一样，是知青，长得完全像美国人。你想，当年这张脸在湖南农村要受多少委屈！“文革”以后，母女到了纽约，那个美国兵带着他现在的太太来认她们，把她们办出国来……当年，这样的夫妻不是一对两对，太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