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
——王尔德
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
——张唐英
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
四川的地势走向，地形结构，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处于巨山大川的四面围堵封锁之中，被屏蔽在远离海洋的内陆之地。四川的地形主要由高原区和盆地区两部分组成，西部是高原区，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而东部则为盆地区，是四川盆地。盆地四周则分别为四山“保护”起来：西部为邛崃山，东部为巫山山脉，南部为云贵高原的延续部分，北部为大巴山。而成都平原更是地处四川盆地的核心地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此相应的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四川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乃至方言地理上的核心。成都出川，在古时要么越过剑阁天险，经过艰危的路途，行程漫漫，最后才通过金牛道，抵达陕西，或者再闯荡各地。要么就只有勇闯另外一个门户——夔门，那里滩多水急，出入蜀地甚为不便，在那里不落得葬身鱼腹，已经是很大的福气，至于受点并无大碍的惊吓，当然就是家常便饭。夔门虽险，但却成了许多出川做官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没有机会成本的唯一选择，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就是我们通常在史书中频频触目的、桀骜不驯的出入蜀地的唯一水道——古称峡路。
古时候第一次入蜀的人，倘若通过水道入川，便会看到夔府一带土地之贫瘠，民众生存之危艰，地广人稀。从万县上岸，登陆驿道，沿途驿站不多，人烟罕见，每每要到很疲劳时才能补充给养，得到休息。只有慢慢到了南充、过了遂宁、抵达安岳、进了简阳后，才渐渐生出一点对四川物富民殷的好感来。而另一路从川陕道入蜀的人，如王士性虽没经剑阁天险，但直到到了阆中，才进入了石板铺就的大道，沿途经过的市井村落都是如此，因此在其看来，“如隆山、富村、秋林、建宁、古店类沃阜。秋林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五岳游草》），而离成都越近，越引起他的兴味，其间民俗风物及有趣的事，他都乐意诉诸纸笔。这就像当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岭进入成都之前，心绪不开，而过广元，至绵阳，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态。而且说成都躺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真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五城记》）。古今文人，虽时代相隔，其入蜀心态竟如出一辙。
这里带出两个问题：其一，说明未到成都的路途，首先让入蜀的人，感觉到的是险，是身处危局；其二，说明到了成都后，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飘香，就是普通人也怡然自得。这两者加在一起对普通的游客或者安心到成都做两年官，甚至包括像杜甫这样逃难到成都的人——尽管杜甫偶尔因为穷因为思乡而觉得成都不可亲近，但大部分时刻是赞赏有加的——也有近乎攀越险峰后的一种心理满足。这是文人以及带有文人气质的官僚到成都后的一般反应。于是有的人便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并且世代繁衍，子孙不息。但那些有出头思想有野心的家伙便大不一样了。无论是经过川陕道的险峻，还是入夔门时峡路的艰难，都使他们在没进入成都之前，就想称王称霸，或者做偏安一隅的君王。像诸葛亮那样，在未进入成都之前，便说服刘备一定要拿下成都，成就霸业的人毕竟是少的。
有趣的是，川陕道与出入夔门的水道历来是那些到四川后便拥兵自重、偏安一隅的人的必经之道，同时也是中央政权征伐四川割据政权进军的必经之道，于是在这些险道恶路上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争斗。对此，《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说得非常清楚：“司马错之于蜀侯，钟会、邓艾之于后主，尉迟迥之于萧纪，郭崇韬之于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此以栈道亡蜀者也。岑彭、吴汉之于公孙述，桓温之于李势，朱龄石之于谯纵，汤和之于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综上所述，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五次，而由夔门水道入川征讨割据政权得手的有四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因此每一个在四川的割据政权都非常注意这两个地方的防务，以固其偏安一隅的政权。
文人或者带文人气质的官僚，从险道贫瘠之地到了富饶的成都，粮食果蔬，一应俱全而又物美价廉，所费不多，“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田澄《成都为客作》），一个人收入不丰，也可维持一种相对余裕的生活。即便有诸多的不得意，也还是想就此终老。譬如老杜刚到广元五盘岭时，就迫不及待地说“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这就表明一天都愁眉苦脸的老杜，从一开始就对成都不大满意，但他在成都时还是作过一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有“应须美酒送生涯”“谁能载酒开金盏，唤起佳人舞绣筵”等句，后来李商隐本其意而作《杜工部蜀中离席》，其中有名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直把成都的诗酒生活写得让久住成都的我辈也十分向往。陆放翁更是深感“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成都书事二首》）。好吃的东西又多，又有人卖上好的园子，长住此处终老，真是美事一桩。以至陆游后来屡次动情地说“未尝一日忘蜀”。
当然这只是文人们的感怀，文人们的胸襟，文人们的志向。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有时竟如世外桃花源，给人以一种变化极慢的感觉，有时好像外界一切变化与成都无关。这正是成都给文人及一些落泊官僚的慰藉及魅力所在。
但有些执掌四川或成都权柄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闲适及容易满足，尤其是国鼎衰微之时，兵事四起之际，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朝代更迭的舞台上，捞取自己出头的资本，以便也趁机过足皇帝瘾。他们所仰赖的资本也完全是文人及落泊官僚想在成都终老的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有天险大山之屏蔽，交通不便，外界不易侵扰，即便有中原政权的存在也鞭长莫及；二是物产丰饶，水旱从人，百姓有一般的生活保障，如若割据，则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可以不假外地而自足自救。这就给割据一方的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才割据的统治者一般都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民众乐于在割据政权下生活而不作丝毫之反抗，除非到了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多到民众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才会做出自己的反抗。
这就说明，四川的民众对于割据政权的正统与否考虑得相对较少，加上前述的蜀人好别财异居，这都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的侵入逊色于中原地区所必然导致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你谁统治，只要我有饭吃，能够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我都并不反对。换言之，谁统治，对于我来说还不是混口饭吃？只要谁让我把饭吃饱，甚至吃得更好，我就拥护谁。这也是蜀人实用哲学及善于应变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儒家传统礼教所谓君权神授、真命天子之类正统观念的反叛，蜀人并不是从理论上来反驳它，而是从利益驱动的本能出发来回击那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东西。
因此，我们便不难看见，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割据的渊薮。可以概而言之，一部成都历史几乎就是割据政权和统一王朝的地方政权交替相连的历史。每当王朝衰微，其在成都的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就会思谋另立政权，或者假其他拥兵自重者之手，割据四川，与衰落的统一王朝抗衡，要么被苟延残喘借用它力或用安抚手段化解，要么式微之王朝也自身不保，自顾不暇，尽管四川地区在其王朝的经济赋税中占据着相当的位置，但其僻处西南一隅，不能挽救，只好眼睁睁地看割据政权统一自成小国。于是我们就会屡见柴燎告天、黄袍加身的戏剧，于是仿统一王朝的皇城、皇宫、皇陵在许多割据政权屡有兴建，以增添成都这个王气不足的城市，获得几乎虚妄之王气。因而普遍看来，割据政权所统治的时间都较短暂，使得文人千载以来忍不住怀古感叹：“五丁力尽蜀川通，千古成都绿酎醲。白帝仓空蛙在井，青天路险剑为峰。漫传西汉祠神马，已见南阳起卧龙。张载勒铭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杨亿《成都》）
世事有时就是很奇怪，文人搞不懂的事情，政客搞得懂；文人搞得懂的事情，有时政客反而因昧于自己的利益，却执意要去做最终必然失败的所谓事功。成都历代的割据政权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所谓张载勒铭作戒的事——张载在太康初年到成都去看望父亲，途中经过剑阁天险，张载因为蜀人恃险好乱，于是刻碑勒石以提醒统一王朝的统治者，同时告诫欲割据的人，割据之不可取，终要失败的事实（《晋书·张载传》）——割据政权的掌门人们未必不懂，但一意孤行往往成了他们的指南。
在中央王朝衰微的时候，第一位吃成都“这只大螃蟹”，以饱大欲的人，便是在王莽统治后期，绿林、赤眉起义时，后来自号为“白帝”——号称“白帝”除了表明其“祥瑞”外，其主要原因在于宣称自己是“天命攸归”的正统，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正统与否，只不过是要做强盗的人打着的一个磊落的幌子，此种方式在割据政权那里也屡试不爽——的蜀郡太守公孙述。当此之际，各地豪强打着“兴汉”的旗号，以扩大自己的利益地盘，以便在下一轮新的财产分配及势力瓜分中占据有利地位。公孙述利用蜀郡太守的地位和实力，很快消灭了入侵蜀中的豪强势力，后接受部下李熊的建议，号为蜀王，年号“龙兴”，最终将自己的“成家”（又称“大成”）政权定都成都，前后维持了短短十二年。
就是这位被时人“誉”为“井底蛙”（《后汉书·马援传》）的人，却做了成都史上第一个割据政权的掌门人，开创了成都频频割据历史之先河。公孙述少年即担任皇帝的侍从，熟习皇室礼仪制度，他当了皇帝后，完全仿照汉制制备了一套皇室的繁文缛节，分封其二子为王，划犍为、广汉二郡的几个县作为他们的食邑。更容易引起混乱的是，他下令废除铜钱，实行国家专控的铁官钱，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商业往来，于是巴蜀民众就用“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来诅咒其政权尽快灭亡。果然不久，便消于乌有。
割据政权的快速消亡及“皇帝”遭杀戮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吓倒那些决心割据而称王称帝的后继者。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据有蜀地，但在刘备的巧取豪夺下便不堪一击。刘备在得西蜀后，便打着扶兴汉室的老幌子，继而在成都称帝，其皇室礼仪制度，尤其是其子刘禅继位后，大兴土木，皇宫之豪华气派令人瞠目。但所谓的正统思想在国人的心目中存了几千年之久而不消，至今仍有尊刘抑曹的观念盘执于心，因此惠陵虽然只是一抔黄土也保存得较好，被历代统治者利用而作为高唱其正统的砝码，实足以证明吾人之黯昧无知。清人完颜崇实还据此撰了副对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其尊刘抑曹的思想毕现，实在不堪，国人的奴才及正统观念于斯可见一斑。《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诸葛亮则“几近于妖”，偌大的中国，像鲁迅先生如此看透的能有几人？吾服鲁夫子，洞察堪惊人。“三足鼎，今安在”，只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而已。魏灭吴、蜀而得天下，后分东西晋，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中，最先便是人李氏政权，公元303年李特正式在成都少城建立割据政权，次年其子李雄继位，国号“大成”，后其堂弟李寿继位，号为“汉”，故此一割据政权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最强的时候，其辖地西至阿坝东部和凉山州全部，东抵巴中，北极汉中，南包今云南省东部和贵州部分地区，占领了西晋的益州、宁州全部和梁州部分地区，可谓极一时之盛。公元346年冬，东晋权臣桓温起兵一万从三峡西进伐蜀，晋军所向披靡，于347年2月战于今老南门附近，晋军先败后胜，成都陷落，成汉政权就此灭亡。桓温有感于成都大城、少城互为犄角，互为屏障，易守难攻的格局，便于割据政权的建立，于是将少城夷为平地，自此少城与大城的“层城”局面被毁。
从桓温灭成汉至隋朝建立，其间230余年中，成都历经东晋（其间尚有公元348年范贲称帝于成都，简直是对桓温的迅速讽刺）、前秦、谯纵（东晋末年杀掉益州刺史自称成都王），南朝的宋、齐、梁（武陵王萧纪亦曾称帝于成都），北朝的西魏、北周等八个政权的统治，其政权更换频率之高，唯有中国唐末到宋代之间五代十国堪与媲美。只要看一看今日非洲那些贫困而专制的小国家的政权更迭，快速得好比玩儿童跷跷板的游戏，你对历史上这两个阶段政权的频繁更换就不会因其遥远而缺乏实感。而这其中的八个政权还有一个是地地道道的蜀人割据政权，就是东晋谯纵（系渠县人）政权，不过存在时间非常有限，几乎在四川的割据政权中没有多少影响。
但这里涉及一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外地人常说蜀人“乐祸贪乱”，而蜀人里有不少饱学之士为此作不懈的辩解。从张载在剑阁道勒铭告诫蜀人恃险好乱开始——他应该已经历过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的政权割据——历代不乏提及蜀人乐祸贪乱的人，南北朝时蜀人罗研面对临汝侯萧猷说“蜀人乐祸贪乱”，辩解说，那是因为蜀人被穷逼出来的，如果吃得饱穿得暖，就是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巧说于前”，韩信、白起那样的武将“按剑于后”，都不会使一人“为盗”，怎么可能去“贪乱”？（《南史·罗研传》）罗研这一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如果仅是因为贫穷的话，那么比巴蜀地区穷得多的西北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为什么割据政权较少，而独四川地区多呢？何况巴蜀尤其是成都地区素以富饶著称，罗研这一回答并不令人信服。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全国都处于割据状态。但宋朝建国后，士人们在讨论战乱割据的责任时，又较多地追究起四川人的责任来——因为赵匡胤之得天下完全是靠陈桥驿乘人之危的结果，故而宋代统治者对削弱藩镇兵权之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乐祸贪乱的“恶名”在这种情势下，绝不是个小罪名。宋朝统治者是要经此讨论来统一士人们的思想，给那些藩将提个醒，发出警告——蜀人张唐英据此辩解道：“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接着他得出一条著名的论断：“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宋代蜀文辑存》卷十三）
南宋的蜀人李更对蜀人“嗜乱喜祸”的说法，提出了直接的反驳：“吾观从昔乱蜀者非其国之人，率由奸雄乘隙外至，因窃据焉，而蜀人莫之与抗……蜀之人形格势制，不能不析而从之其间。”他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其他分别是扶风卒正公孙述、竟陵州牧刘焉、颍川降将钟会、略阳流人李特、抱罕人程养道、彭城人刘连季、太原人王谦、作乱于留复的刘辟、舞阳人王建、刑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后来在蜀地割据的张献忠、明玉珍政权亦非蜀人无疑。李这个名单的确有非常实用的反驳效果，不把刘备列入其中，也是正统观念在作怪，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他不够高明却是明摆着的。而且说外地人来蜀建立割据政权，“蜀人莫之与抗”，民众恐怕并不想“与之抗”吧，谁来统治他，他不是一样匍匐于生活的底层吗？换言之，李的说法还是没有触及那些捣乱分子为何乐于在蜀进行割据，以及他们为何那么容易得手的问题。
李的反驳虽然直观有效，但张唐英的看法比他高明。张唐英关于蜀乱始于朝廷不治，算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梁不正下梁都要歪，那么朝廷无力，你怎能管住各地藩镇大将，以避免其割据呢？你若以为道德是万能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藩将看到朝廷的力量日渐式微，度算与其在朝廷得那份利益，不如趁机自己出头，获取更大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时刻不必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一般说来，所得利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人受利益驱动的本能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么人就能容易为此去争斗；倘若获取利益更大，譬如做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尽管也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可能失败，但一心想割据称王的人会不顾一切。
关于这点，我们可先剔除一些附会的成分来观察《后汉书·公孙述传》对公孙述在称帝前的一些记载。一夜，公孙述梦见有人对自己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八厶子系”，合起便是“公孫（孙）”二字。当知道自己只能当十二年皇帝时，他便将此告诉妻子并与其商量，其妻胆量过人，回答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年。公孙述的妻子将割据称王与圣人之“朝闻道，夕死可矣”相提并论，直把圣人空论打得粉碎，一派调笑模样，跃然纸上。能做十二年的皇帝，此中利益大矣，既留名青史，又可获得现实的享受和万人之上的尊崇。最后公孙述还玩了一个“人君死社稷”的少见“壮举”，可见在他看来，做了十二年的皇帝，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西人王尔德说“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正可作为对那些割据小朝廷的皇帝心态的注脚。
我除了赞赏张唐英的观点外，还有些想要补充。史书上关于谁当皇帝正统与否，完全是迂腐惑人的书生陋见；另外，一味赞赏大一统——大一统及所谓正统思想在国人的脑子里是很有市场的——不管这大一统是否为民众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其实大一统的政权并不比割据政权的统治仁慈，此点可从王建、孟知祥割据蜀地时观察出来。只要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自由，不管割据还是统一，我想他们都是欢迎的。这既是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倘若将现代诗人吴芳吉的封锁自闭、不求进步的观念去掉，那么他下面这句诗还是不难理解的，“愿真割据行封锁，不得大同亦小康”（《蜀军援湘东下讨伐曹吴已复归州》）。因为民众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那些大言玄玄的所谓说教。
抚平创伤
自古入蜀者，有几种情况必须分别对待。一是遭受流放、谪贬。四川好像历来并没有一个可供统治者作为流放或贬谪自己“敌人”（其实大多是假想敌）的基地，夔州由于贫瘠艰苦，一度成了一个迁徙流人的地方，但人数不可考，而黄庭坚之被贬谪到涪陵、彭水也只是个案而已。不像宋代的广东、海南等地，也不像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是统治者流放、谪贬“敌人”的一个基地。二是宦游（亦可称游宦，唐初常用，后亦沿用）。这类人比较多，有名的文化人有浙江人陆游，江苏人范成大，河南人刘禹锡、李商隐、岑参，河北人高适、卢照邻，山西人白居易、王勃，湖南人王壬秋等。其他尚有像张子洞这样对吾蜀近现代文化的兴盛产生过影响的官僚。三是逃难。著名的文化人当数杜甫，随后有在唐末逃难至蜀的一些名门望族，对宋代蜀学的兴盛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高校迁蜀，学者、教授、作家大批至川，对当今四川的文化积淀也铺垫了一定的基础。四是不少的商人进入成都做生意并最终定居成都，我们将在后面适时论及。五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四川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七次。大多数的人口迁徙都是因战乱和政治原因造成，少数是因为四川能满足其“冒险”之欲望，或者因政府的鼓励性政策而迁入。这七次迁徙分别为：秦灭蜀国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于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导因于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些大规模迁徙中导因于战乱者，其实和杜甫的逃难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其规模较大，以及杜甫有名，将二者均单独列出，以便于对其间所蕴藏的问题加以分析。
文化人之入川，主要是因为宦游。而宦游入蜀的文化人，没有几个是将官做得很得意的，倒是有一大堆失意的人。考虑到文人好夸张的毛病，我们只以两个可确知的宦游失意文人王勃和陆游来讨论这个问题。王勃早慧，17岁考中了幽素科，成为朝散郎，后从唐高宗第六子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兼侍读，虽然只是文学侍臣，但作为皇子的随从人员，地位比较亲贵。王勃本可乘此青云直上，但公元669年，他20岁时却因一篇游戏文章惹出了祸事。唐代贵族子弟盛行斗鸡游戏，王勃因皇子们斗鸡写了一篇鸡檄文，给皇子们斗鸡助兴，以沛王鸡的名义声讨英王鸡。唐高宗得知后觉得王勃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盛怒之下，将其驱逐出沛王府。
王勃受了这种打击，没过多久，就带着无奈与委屈从长安入蜀，沿途用时一月，与王士性入蜀差不多。据考，王勃应率先至成都，因为当时卢照邻在任新都尉，因卢照邻的关系至梓州、九龙县、绵竹县等地拜访朋友。这次入蜀他留下了不少诗文，大抵占其诗文集《王子安集》的三分之一。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其入蜀一年有余后，就以为别人募集银两的口吻写《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募捐活动实在是为了自己，因为文中所写情况正与他的处境相合，文中说“下官薄游绵载，飘寓淹时”，其在成都为着经济的援助。入蜀两年后，王勃又写了一篇《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文中说：“仆一违秦陇，再革炎凉，戒征轴而无因，指归途而有倦”，表明了久客思归的情绪，但无财力北还。都说明他在四川游宦生活是过得不好的。
王勃来蜀两年后，一次酬和邵令远和卢照邻的诗作时，写了一首《蜀中九日》，其中有两句：“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可以想见他对南中（四川）的厌倦之情。而且他在四川所写的诗文中，除了咏怀之作、即兴之作外，便是应命之作，而应命之作中全是对道观佛寺的颂扬，及其主人的吹捧。但全身远祸、隐逸山林的想法也在他诗中时有显现，这对刚过二十岁的年轻诗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可看出古人在专制制度下，生存之艰难悲苦，即便像王勃这样的天才也不能幸免。王勃在蜀地的日子里，常常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春思赋》），因此“万里念将归”（《山中》）。但在四川与朋友唱和、游山玩水对抚平其内心的创伤无疑是有作用的，这是王勃在蜀地三年的唯一收获。
与王勃相比，陆游在成都一带过着的也是让他很不得意的生活。陆游是宋代少有的一生都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诗人之一，可惜抗金不只是个抗不抗金的问题，还在于主和及主战两派此消彼长，他们的利益荣辱，身系其间，不可能高尚到尽以国家大事来行事，尽管主和派也强调他们的行止是为了国家。陆游的不幸在于在其有用的壮年，主和派长期主宰朝中政事，因此他只有十分短暂的时间在抗金前线南郑参与兵事。随着四川宣抚使王炎的离职，陆游的恢复中原之策，恢复失地之志，不被人用，不被人理解。即便是著名诗人范成大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此为宣抚史罢后新设）时，陆游不被人理解的糟糕状况亦没有丝毫的改观，这使他对这位老友深感失望。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权力极大，是最高军事长官，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北控秦陇，临制悍防，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范成大想实行陆游提倡的恢复中原的抗金策略，在其权限范围内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范成大虽是诗人，毕竟久混官场，对主战与主和所带来的利害得失，有非常实在的世俗性评估和权衡。总而言之，他不愿意采纳陆游的意见而招致丢官的危险。
陆游是范成大的部下，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但范成大不理睬他的抗金策略，反而频频地施武于西南边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毫无实用价值的、炫耀其筹边武功的筹边楼，以夸张自己的政绩。平日里范成大主要过着对名花，开夜宴，醇酒美人、音乐歌舞的奢靡日子，全然不管离成都并不算十分遥远的川陕一带的战事与边务。
跟随范成大过这种生活，让陆游颇不自在：“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丞聋。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钟。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锦亭》）陆游对范成大招饮的铺张有着力之描写，但最要紧的是前两句。“聋丞”之典出自《汉书·黄霸传》：“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勿失贤者意。’”陆游在表达对范成大的微讽和调侃，意思说我虽然是个聋子，但范成大还是要把我摆在那里作装饰品；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个聋子，之所以没被开除，是因为范成大照顾我。石湖公范成大先生对我陆游真是太好了，因此“乐哉今从石湖公”。
于是陆游不得已开始喝酒赏花，借以解闷消愁，开始爱上成都的山水风光，“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成都书事二首》）。陆游转移苦闷的第一招便是去爱上在成都开得繁茂的海棠，香得醉人的梅花。对前者他说“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海棠歌》），尽抒情夸张之能事，可见人称其为“海棠颠”，不全是不实之词。对于后者，陆游最著名的诗句奉献给了它，“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其状摹挚爱梅的情态，在我看来，甚于千万首味同嚼蜡的梅花诗。
成都的风土人情、良辰美景以及诸多先贤的人文遗迹，都使陆游的愤懑之心有所化解，起了一定的移情及“麻醉”作用，“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即便是东归后所作的诗也“多道蜀中遨游之盛”，以至于其故乡的人不怎么理解此点（《乡人或病予诗多道蜀中遨游之盛，适春日游镜湖，共请赋山阴风物，遂即杯酒间作四绝句，却当持以夸西州故人也》）。即使62岁做严州牧时，仍有归蜀之意，其《东斋偶书》一诗中有“不死扬州死剑南”一句，并自注说：“顾况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而予尝有归蜀之意。”有归蜀之意固然表明其对成都的眷念之情，但究竟只是他的怀旧情绪的“曾经有过”的归蜀之意，事实的结果是没能也不可能终老于蜀。蜀地毕竟是他壮年政治上失意的伤心地，一想起这些他就可能五内沸腾。
除了在观山玩水、醉酒花间外，陆游将其爱国不能的苦闷更多地倾诉给“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前辈诗人杜甫身上，因为现实生活中与自己见解相同的知音稀少，只好在遗留下的古迹里去寻找异代知音，而杜甫便是最好的人选。“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感旧六首》），“拾遗白发谁人怜，零落歌诗遍两川”（《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陆游悲杜甫一生坎坷，不被人理解，报国无门，也是自悲，悲两人遭遇的相似。其实按世俗的标准来看，杜甫的游食生活比陆游的闲官生涯要困难得多，其一生逃荒避难，为衣食奔波，行走于权贵之门，杜甫生存之艰难，更堪浩叹。
杜甫赴蜀是在战乱时保全身口，为全家活命找一条出路，“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彭州刺史高适描述当时的情状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杜甫就是这“道路相系”者中的一位。因此注定他到成都的心态比王勃、陆游更悲惨。
他在赴成都的途中过五盘岭时就断定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揆诸情理，能“归吾庐”自然是更好，何况成都绝非万事都好，那里自然有让他非常不顺心的事。他到成都时心情之复杂，可谓一言难尽：“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成都府》）成都的一切既使他感到新鲜，又使他感到身在异乡的孤寂与不便，他对自己不安定的生活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游子日月长”，但一想到没有归途的生活，禁不住内心一阵怆然。他深感成都的风物与其此前所见相异，也很繁华，但总觉得不是很适意。到后来，他发觉才到成都就产生这一通思想，好像心态上未免过于灰暗，于是结尾来了一句他少有的洒脱“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其实正好表明他的“哀伤”浸入骨血，不易排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就在成都自己平常的生活中找到了些乐趣，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杜甫前后两次在成都居住了近四年，写了二百六十多首诗，其中以田园、山水为题材的诗写了不下一百首，可以说成都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
但即便如此，杜甫一直怀着“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心情来看待他在四川的奔波生活。其赴蜀原在于当时蜀地尚未动乱，并且有些朋友在那里可接济他。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蜀地既有吐蕃的连年骚扰，又有地方军人割据混战，朋友也逐渐稀少，“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加上长期漂泊，年老多病，思乡之情日渐加深，于是在公元763年春天听说战乱已平，即欣快地写下了他平生最快活的诗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准备出蜀，但听到严武再次镇蜀，杜甫旋即再赴成都，但此次经历，只不过让其更加失望，加以严武突然病故于成都，因而他决计离开成都东行出川。
成都或者不妨扩大点说四川，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即退守和暂时的栖居，也许会过得很安稳。在帝国版图上的位置，和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相比，算不上真正的边缘地带（不过1703年，为免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的地丁各项钱粮，上奏者说这四个地方“俱属极边之地”，见《（道光）石泉县志》），但从成都从来都不曾是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看，加上四蔽的地理位置，绝域殊方的风俗民情，它真正算得上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从政治上，只不过有些小打小闹的割据政权，曾在这里短暂地寻欢作乐，这种短暂意味着其存在缺少霸王之气，不过是一种小家子气的苟且自存而已。其最根本的体现是政权的守成倾向，即无力向外扩张，但这种守成最终会导致无力自保，国鼎相让，甚至身首异处。
从经济上看，四川包括成都繁荣的时期如唐宋，政权运转所需的费用，有不少是由它供给的，其受剥夺的程度也甚于其他州郡。政权只从成都获取，却不提供相应的使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采用的方式多为杀鸡取卵。如宋代的私人交子，固然因私人缺乏本金或其他问题，最终导致缺乏信用，形成诉讼；但官方收回置交子务后，却因战事频仍、机构臃肿、贪污成性，滥印交子，而造成通货膨胀，最终缺乏社会信用而作罢，但统治者从中掠夺财物的目的是达到了的。换言之，所谓“扬一益二”，其实都是为保证首都这样的政治中心的巨额挥霍作铺垫而已，事实上的经济中心却没有获得经济所应具备的活力，以及相应的市场发展机能，从而好端端的经济态势变得萎缩。
成都从来就没有作为帝国文化中心这样超凡的实力，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不管是首都还是地方性府、州、郡的城市格局，都是中央集权制下高度集中的。城市的功能不像英美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功能出现某种分工与合作，而是将多种功能容纳于一座城市，使这座城市的功能看上去庞大，实则每一个功能都处于互相制约而萎缩的状态。这样的情形，自然就会使文化人——自然包括某些官僚，因为古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文人与官员在某种意义上的融合——的入川大半是因着其他被动的原因，如战乱逃难，如宦游失意等，而非自愿。王勃、杜甫、陆游就是这样的典型，这样的文化人对成都来说，算得上是过路文化人，成都的物质生活虽然让他满意，但很难留住他的心。抗战时大批的高校及作家、学者、教授内迁至蜀地，但抗战一结束，鲜有留下来的。蜀地的文化虽因他们的到来有一定的建设和积累，但毕竟时日较短，而且由于战后一窝蜂地迅速撤离，反而造成新的文化延续上的伤害，无法弥补，因为文化的发展仰赖于它的创造性和绵延性。
成都或者说四川从大的方面来讲，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它的作用胜于承平之日，如唐玄宗、唐僖宗因战乱奔蜀，宋代的战事如对金、西夏，尤其是南宋时对蒙古的抵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南宋偏安于杭州，其衰亡被延迟，四川居功至伟。抗日战争四川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诸方面均出力甚巨。但一至承平之日，其发展虽不落后于有些城市，但要像有的沿海城市那样尽显英雄本色，恐怕甚难。
这就表明，成都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更多是守成型而非进取型，更不是具有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先锋型，这一点颇像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运行中的境遇。作为一个时代的探路者——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成都都是不行的，其保守闭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在一个庞大的专制帝国易于守成而非开拓，似乎也是必然的。
再从人口迁徙来看，从古至今，成都人口的进出是不平衡的，进入的多而迁出的少，除了像宋末或明末，很少有主动大规模迁出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成都人口迁徙规律中没能做到，这自然与中央集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限制人的自由为目的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其思想有关，但不能忽略成都人口迁徙的自身特点。这特点就是入蜀的人的素质相对较低，而较少的出蜀者其素质却相对是较高的，如宋末四川士人因战乱出蜀，导致蜀学的彻底式微。当然你可以说蜀学的兴起缘于唐五代的战乱大批北方士人入蜀，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像这样的人口迁入，在四川迁徙史上是较少的，尤其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其整体素质并不算太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较其他省份偏少，其因素固然很多，但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端倪（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
移民文化素质，对以后人口素质的构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深圳就是一面镜子。文化人不管因何种原因入川，但多以唐宋时期为主，如前述的卢照邻、王勃、高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等，时间越晚近，越是很少有著名文化人入川，只有到了清代末期才有王壬秋到尊经书院任山长。抗战是个例外，那是将整个临时的首都安到四川境内来了的原因。如今人才流动上的不平衡，就更是如此，好的人才往更具冒险的、机会更多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移动，靠市场的活力调节，而流入成都的人的整体成就和素质都要稍欠于他们，这只不过是古代人口流动的现代版（大规模民工外出打工是另题，应单独探讨）。而且文化人之入川，也多半是因其不顺意，成都这个温柔乡，只起着在一定程度抚平心灵创伤的作用，一旦稍有好转，他们绝不久待，并决计离开。国家亦是如此，成都包括四川历来作为“王业之基”——秦并巴蜀以灭六国，刘邦定三秦到隋人平陈，宋人定江南等均是如此，但“王业之基”绝不是王业本身，王业本身要在长安、北京、杭州等地建立，绝不会在巴蜀的任何地方，巴蜀只是一种可堪利用的过渡而已。
不错，对国家对个人而言，成都都像一剂止痛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止痛。但要完全治好病根，却非大动手术不可，不可能指望止痛药去抢头彩，率先将根深蒂固的病灶清除，毕竟它的药效是有限的。
让人慨叹的温柔乡
温柔是个夺命的词汇。温柔乡更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销人魂魄的典故。妩媚无比的赵飞燕，为了承欢固宠，不使汉成帝移情别恋，便将其妹赵合德送给汉成帝享用，哪知她的媚术真是举世无匹，令汉成帝龙颜大悦，惊叹不置：赵合德真是温柔乡啊，我要在里面养老送终，再也不出来了。汉成帝养老送终没能做到，送命倒是很快就做到了。而成都在许多看来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温柔乡。因此在相对贫瘠而苦寒的地区如陕西及甘肃等地都流行着“少不入川”之说。
所谓“少不入川”其实主要是入成都，因为那里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都会使一个人流连而不能自拔。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进取心、创造力、可塑性都很强的时期，这个时期到了不需要多少奋斗，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的成都，就会形成自足安逸、悠闲内闭的心态及生活态度，对一个人长远的发展，以及充分开掘一个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并不是十分有利。换言之，青年少时代入了成都，便会深陷其间而不能自拔，沉醉其间减少了自己向更多的方向发展的余地，使自己的机会成本加大，风险性加大，而成功的机会反而偏少，从而断送自己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明人薛瑄《效竹枝歌》中也有“‘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作‘锦城’游”（林孔翼《成都竹枝词》）这样的提醒，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告诫，没有足够的准备，在青少年时代，这个安乐窝是不能随便来的。
但是上述论点必须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少不入川的人，一定会在外面有所成就。如此一来，这个论点的荒谬性便凸显出来。其实无论在何处，要取得成功，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投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长期的及短期的，没有相应的投入成本，必然不可能得到应有的产出，从而赚取利润并获得成功。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它可广泛运用于人们涉及现实利益时的行为选择中，尽管人们许多时候的选择看起来并不着眼于经济因素，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间所隐藏的利益色彩。
在农业社会里，一个人选择成都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地，那么他必然会取得先天的优势，即以都江堰形成的灌区农业，所带来的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自然现状，优于中国的许多农业区域，这样就会形成物价上的相对平稳，即便偶有波动也波动不大，除非像战乱、大的水灾等非常时期。整体物价的平稳，使得农业社会的投资行为，其风险性大大缩小，因为这里有可依靠的“天”即所谓水旱从人，因而其产品所获利润，并不比外面价格卖得更高的产品的利润空间小。这也就是在农业社会，成都较其他地区有一定优势的原因，但一旦农业社会开始瓦解，成都地区的优势便会受到一定的削弱，这也就是如今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人口大规模出川打工的原因，大批的民工出川谋生，是成都地区在农业社会里的微弱优势已然解体的具体表征。这个安乐窝，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确实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四川包括成都地区历代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波动沉浮，实在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和领域。成都地区的土地素以肥沃著称，加之人口较密，地无寸土之旷，尤其是都江堰灌区之内的水田更是价格高昂。《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载上田亩值两千钱，经过四百年后，到唐初，都江堰灌区上田亩值十金，折合十万钱，上田价格增加至五十倍，平均每年上涨12.25％，上涨幅度在农业社会也还是不一般（《旧唐书·高士廉传》）。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的米价是“米斗不过三四钱”（《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但在后蜀广政十三年（950年），米价比贞观年间还要低，“斗米三钱”，其原因在于“蜀中久安，赋役俱省”，以至“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可见民众也能从后蜀这种割据政权得到好处（《蜀梼杌》）。
但田价的昂贵以及米价的低廉——战争时期除外，因为这个田价也不是战争时期的田价——透露了几个信息：其一，都江堰之水旱从人，获丰收是平常之事；其二，田地一旦买置，可以永久利用，每年除所产稻米可卖钱外，在理论上，还可使购置田地的购买成本无限地趋近于零，而且如果继续按每年12.25％的田价上涨（当然市场不可能这样的规矩，因素很多）的话，那么其毛利收入还是可观的。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样低廉的价格，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为不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有田的人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田多的人，无非是找人租种，尽管从单产上可以尽量提高，但劳动成本却并没有降低。也就是说，只有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并能从中获取更高的利润，那么米价才可能上涨，购置田产的人和种田人才可能从中获取较多的利润，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公元1086到1094年间，有说“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吕陶《奉使回奏十事》）者，也有说“臣闻成都……民间米斗六七十文”（刘挚《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所记大抵相同。公元1023到1032年间，“官以三百钱市民间布一匹，民甚便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官方出三百钱，本身就是在压价收购，民众都还称便，说明要么布匹的供求关系是供过于求，要么是确实卖不起价。就是在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每匹绢的价格约三百文，而彼时山东地区每匹绢值八百文，四川便宜一半以上（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按四川地区的绢价格，需二匹多才能购一石米。米价不高，绢钱亦贱。低廉的物价，说明商品交换的程度不高，手工业亦不算发达，当然最终是消费需求不够强劲有力。
但到战乱、水灾的时候，成都米价腾贵惊人，譬如清初丧乱，全蜀大饥，人民相食，1647年“谷一石值银四十两”（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按一石谷约合1500斤，折合米约1200斤，那么30斤米费银一两。其他地方似乎更吓人，如川南斗米25两，6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约贵四倍（《（同治）重修大邑县志》卷十九），而乐山更是斗米30两，5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约贵五倍（《（道光）新津县志》卷四十）。一方面表明因战乱成都逃跑和死亡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也可证明都江堰在非常时期还能起点作用，使那些没逃跑的人还能得到一点收获，这也是成都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间接例证。但是到了1727年，湖南、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大约因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这不全是传说，1731年，官方议准四川储谷约每石三钱，这是记载于《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这就意味着费银一两可买4000斤米，相当于100年前清初战乱时，成都米价是其133倍多，川南米价是其666倍多，乐山米价是其800倍，这个价差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也可以想见四川尤其是成都的恢复重建能力是较强的——引者注）三钱可买一石”（《（嘉庆）四川通志》卷首），就是说费银一两可买5000斤米。可以想见战乱对民众祸害之一斑，也说明“湖广填四川”，不全是政府在引导，到了雍正朝甚至有人提议禁止外省人入川了。由此表明这个安乐窝对人之引诱。
战乱与平时的米价相差之大，确实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战乱，比如东汉到唐初约400年的时间，其上田亩值也不过增长至50倍。而战乱则导致了几百倍的差距。一是战乱时政府赈灾不力，视民众疾苦如未见。二是清初为开发人丁稀少之四川在赋税上较他省有所减少。三是人口较战乱之前的人口密度还是较低，自我消费力不够。四可能是成都人的奢靡之风，导致自己存储不多而至米价腾贵。五是交通不便导致外运不多。只是到了后来逐渐外运，如1753年“拨四川谷十八万于江南，自是亦屡有拨济邻省之举”（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邻谷协济》）。这说明四川之米加上交通费，再加上相应的利润空间后，其米价在江南仍有竞争力，另外说明江南自产米似乎不能完全自供，因为大量的人成了专业的商人及其他手工业者，其日常生活物品全仰赖于用货币购买，用自己的劳动去购买他人的劳动，这说明社会分工也愈益细密，而成都在清代社会的商业远不及江南，是宋以后成都继续衰落的佐证。
物价低在农业社会是个可傲的资本，因此清初从外省入蜀的“冒险分子们”，在四川包括成都取得成就定居后，很快就沉醉在他们开创的业绩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子孙到外面的闯荡不再支持，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照样可以看到成都地区农村的许多“土老肥”，为了不使其儿子外出，不惜让其早婚，更有甚者，不惜让他在家中吸鸦片，此乃亘古未有之怪现状。郭沫若后来在一首诗中，描述其从乐山外出读书，其母告诫他休作异邦游的事情。这是彼时整个四川心态的一个缩影。这是清朝中后叶，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物价相对平稳，给民众闯荡精神的扼杀以及由此带来的保守。台湾学者吕实强研究1835至1910年民生日用品价格上涨情况，各物总平均为122.5％，75年间平均每年上涨1.63％，木工、土工、石工、篾工、织工、农佣等十余种农村短期雇佣工价上涨，而1875至1905年30年，各种工资平均增加55.4％，平均每年增加1.85％，这样算下来工资增长指率高于物价增长指率。再计算上其他损失，也是工资增加和物价上涨持平。具体地说，衣着类各物（1875至1915年）平均上涨57.5％，年平均上涨1.44％；食品价格（1875至1905年）上涨39.7％，年平均上涨1.32％；建筑材料（1875至1905年）各物平均上涨63.5％，年平均上涨2.12％。（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只有衣、住两类略高于工价增长水平。现代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物价上涨每年在3％以下是较为合理的，因此清末三十年四川尤其是成都的农工商业的发展均极平稳，因而积聚着财富，也蕴蓄着保守。
然而，物价低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却并不一定就是福音，消费水准的高低与购买力的强劲与否，与当地人的收入多寡是成正比的。观念的落后以及我们的腰包之瘪，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自欺欺人的。诚然，“四川一省，风景之美，名胜之多，物产之饶，矿苗之富，殆为天下冠，除海货外，应有尽有”，但绝不应该有“良足闭关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的心态（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小说家、成都文化史研究专家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借青年郝又三之口曾说过：“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过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消耗式享受的物质基础已然具备，就不怕你不置身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他在低物质的水准上享受自己的一生，与你激进地奋斗一生取得所谓的成就，到底哪个更得人生的真谛？还真不好说。真的，还真不好说，至少我是糊涂的。而且从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选择，尊重别人的选择而不是去指摘别人，我想比那些天天去教导别人要这样奋斗要那样奋斗的人，更像一个现代人。
我现在就在这个安乐窝里，暂时还没有挪窝的迹象。生活总不可能只有一种方式，王尔德曾跟一种呆板的艺术评价准则开过玩笑：全国都是一片美学的声音，那就大祸临头了。唉，对成都人待在安乐窝里的闲适生活，我还能说什么呢？王尔德的调皮是我心头最好的解药：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