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我说，有什么心得？我说，书已拜读，纸张不错。
——约翰·威廉·格莱姆
货币好比政治肌体的脂肪：脂肪太多，身体就不灵便；脂肪太少，又要得病。
——威廉·配第
我们的书香
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对一张纸分外看重，不屑去端详它，因为它实在平淡无奇。但我们不要忘了一张纸的“祖先”，其来历却非同寻常的。我们常说纸是蔡伦发明的，这话到底是不大经得住考验的，就像大家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一样，那只是将集体智慧的结晶神话到某些确实为该项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身上，树立权威是为了让后人对其功业崇敬不忘。像上述诸位，至于说他们发明该项东西，就免不了有附会乃至夸张之嫌。但如果你说蔡伦对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居功至伟，我是不反对的，因为他的事迹究竟不像蒙恬、仓颉那般渺茫无考。宋朝两位四川前辈苏易简、史绳祖已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怀疑及其相应的证明，前一位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蹏书诏。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至后汉和帝元兴，中常侍蔡伦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以前已有笔之谓也。”（《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二之造》）后一位谈道：“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学斋占毕》卷二）由是观之，考证出谁发明了纸，并不是最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明了纸。
至于说成都在纸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在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太早。但从早期产纸所用的原料来看，成都对中国的造纸术当有相应的贡献，比如竹子、麻、楮、渔网等材料在成都是并不缺乏的，竹子、麻和楮还是盛产。大诗人苏轼曾透露过布之边角余料可作纸之事，而且说四川在这方面也比别处做得好：“川纸取布头机之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东坡志林》十一卷）更为重要的是，成都在西汉末年不仅成为西南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大商都，简称“五都”。虽然当时成都的人口户数仅次于长安，但其总人数为三十八万，可能还在长安之上，居第一。成都既然如此繁荣，依我的揣度，必然得有其繁荣的基底，及其繁荣后的作为。
从基底上讲，汉代文翁兴学，不少人不惜长途跋涉到长安求学，为蜀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于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文翁传》）。像这样大批的倡导求学之风，加上经济之繁盛腾飞，其相应的作为和要求必然是，对于纸必有相应的需求。尤其是从长安学了回成都，如果是竹简，运输也是个相当劳烦的问题，只是史籍湮没不载而已。迨至唐朝，造纸术向称繁荣，其主要产地便是越（浙江）、蜀（四川）、扬（扬州）、韶（广东）、蒲（山西）、江西的临川等（见李肇《国史补》）。四川在纸的主产区处于第二位，成都因其重要地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美称——必然在川纸的产量及质量中占相当重要的份额。各地繁荣的造纸业，以及启于隋、兴于唐的科举考试，都对印刷术的出现必然有相当的助益和迫不及待之需求。而关于雕版印刷的发明，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举出七种之多的说法（《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如隋代、五代等，但我比较赞同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说法。
关于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既有文献的记载，又有实物的发现。从文献来看，成都不乏光荣的记载，就实物来讲，成都亦有珍贵之铁证。公元825年1月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时，说白居易的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走马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诗不愧是老妪能解，其书可沿街叫卖，到处用来换茶酒吃。除掉元稹对白诗推崇的夸张之外，其中可知白诗被“模勒”亦即雕版印刷的一定不少，而且还有一条他为白居易作序时的自注文，与李肇言及扬、越为纸的主产区的事实相符，“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公元880年冬天，黄巢大军直捣长安，唐僖宗仓皇奔蜀，大批随唐僖宗入蜀的官僚、宦官、军队、侍从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开支，四川人尤其是成都老百姓成了无法逃脱的承担者，这批人入蜀可以说是成都老百姓的灾难。但有一位随唐僖宗的中书舍人柳比，在公元883年却记下了一项在书籍发展史上，关于成都的一项光荣。“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见《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九》注引）关于柳玭“阅书于重城之东南”之事，学者向达说，“所谓重城当属乾符六年高骈所筑之罗城，今称蓉城。至今成都书肆尚多在蓉城东南学道街一带，唐代书肆亦当在此也”（《唐代刊书考》）。确实如此，1949年前成都的170多家旧书店和旧书摊，其中最主要的都集中在以学道街为中心的周围地带。这说明千多年来，成都的城址无大的变迁，以至于成都的文化中心亦无相应的迁移。
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在长安抄写的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这说明成都已有刻书的历史。固然现存的第一本印本书是公元868年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但现存的最早的两件日历残片系公元877年和公元882年的，其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所谓樊赏所刻的历书，其实是樊家书铺所刻印和经营的，像这样的书铺在成都有案可查的尚有卞家和过家所开的书铺。卞家所刊刻的是《陀罗尼经》，这张陀罗尼，其首行写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尺见方，其中大部分为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印行的《大随求陀罗尼》颇为相似。尤为珍贵的是，这是目前尚保存在国内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的唐墓中出土的。
而过家铺子印行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特如此，国家图书馆藏唐人写经“有”字九号《金刚经》一小册，十页，末有“四川过家真印本”及“丁卯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字样，即公元907年一位无名老人根据过家刻印本所抄写的。另外尚有《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三四九号《金刚经》，末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西州过家真印本”字样，据考证，“西州”系“西川”之误（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这说明成都书铺刊刻经营的品种有佛经、咒本、历书等。成都的经济实力及繁荣的文化，加之盛产“益州麻纸”或名“蜀郡麻纸”，使得众多的刻书铺有纸张来源，购买者亦很踊跃，成都的书肆也就呈繁荣之势。
混乱的五代，北方政权的更迭，如同今天的非洲小国政权频繁更换一样玩政治游戏——“坐跷跷板”。但偏安一隅的四川政权，反倒是得到了前蜀后蜀两个短命政权的暂时安稳，而度过了历史上动荡的五代时期。由此民众得到了相对的休养，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比北方整个动荡的大局来说，是一片相对安定的乐土，因而有“杞梓如林，桑麻如织”的太平景象。而随唐僖宗入蜀躲避战乱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返回长安，文风教化依旧很盛，因此就有书籍的雕刻，以及继续保存学校的需求，也就由此奠定了以后蜀学兴盛的根基。
《资治通鉴·后周纪二》里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段话所记之事发生在“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亦即后蜀后主广政十六年，也就是953年5月。其实前蜀王建时在恢复庠序、崇饰孔庙以及图书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这表明司马光所作的判断并非事实。毋昭裔确实出资财兴学校，同时镌刻儒家经典于石壁，以唐代开成石经亦即“雍都旧本九经”为蓝本，是为“石壁九经”，人称“孟蜀石经”。孟蜀石经刻了注文，这在中国古代著名的七次刊刻石经中——其他六次分别是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是一大特点，而且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据研究者称，刻写均是当时名手，字体精谨，较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尤为优美”（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
毋昭裔在五代对四川尤其是成都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据传，毋昭裔少时贫贱，家贫无以置书，向他人借《文选》《初学记》，遭拒绝，于是他“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五代史》，转引自《十国春秋·毋昭裔》）。因而毋昭裔叫他的学生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雇工日夜雕版。毋昭裔出资百万兴学馆的事，其主要工作是开雕《九经》，在953年完成后，遍销海内，“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雕板印刷”条），表明他家是中国书史上私人卖书致富的第一家。但焦氏的记录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物证，据王国维先生《五代两宋监本考》查宋人所记，只有唐、晋、汉、周监本而不及蜀，宋灭蜀后，毋昭裔子将其中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带到汴京销售，但是未及板刻“九经”之事，因此蜀监本“九经”的情况，仍不甚了了。
当然，成都地区五代时的刻书，还有比毋昭裔开始得更早的，那就是在中原鼎沸，唐朝灭亡的两年后亦即909年就有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在913年即雕刻460余板，以广流行。虽知彼时杜光庭尚未像王衍当政时那样大红大紫，设若我们再看前述杜光庭掺杂道教的有关都江堰的水利文献，由此也可从侧面证明道教在成都地区不俗的影响力。其他尚有在前蜀乾德五年亦即公元923年，蜀国昙域和尚检寻其师贯休的诗稿约一千首，号为《禅月集》，因此“雕刻成部”。不特如此，前蜀末已有在街上卖历本的记载（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第四》“永昌正象历”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五代时的成都不仅有坊刻，且已有私刻出现。可见五代成都刻书业发达之一斑。
由于唐及五代成都地区的印刷业发达，兼之又未遭唐末五代大的兵祸及两宋之际金军的直接攻掠，读书人又相对的多，经济又较繁荣，因此公私藏书都不少。宋初收诸国图籍，在四川及江南获得最多，而平蜀时所得为3000卷图书，加之官方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很多人将自己的捐献出来（见《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见《文献通考》《蜀中广记》）。
这样的诏访书籍，到了南宋时官方还一直在四川进行，就是因为四川相对安稳，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如著名的眉山七史刊印于北宋，由于流传稀少，在靖康之难时几乎亡佚，靠的就是为官四川的井度多方搜求才得完本。而目录学史上著名的《郡斋读书志》也是靠井度在四川的倾力购书，才得以完成书籍登录及其研究的。宋代刻书业中成都依然是除浙江、福建之外的另一中心，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处在第二位，而中心之中心便是成都、眉山等地区。
刻书业既繁荣，那么对公私藏书的搜罗及成气候便有影响，公家藏书成都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吕陶《净德集·府学经史阁落成记》），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卷十一），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宋史·彭乘传》）而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魏了翁《鹤山集·书鹤山书院始末》）。临邛韩醇刊印的《新刊训诂唐昌黎先生诗文集》和《训诂柳先生集》，刻印俱佳，纸洁墨精，以至于六百年后乾隆在1775年观看时，还题写“字画精好，纸墨细润”（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其称赏之情溢于言表。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宋代成都公私藏书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成都不少藏书家、刻书家都经营书业，成为书商。如韩醇曾到杭州去做印刷及书籍生意，终于成书业界巨商。为了推广自己所刊刻的书，有的书坊就在书末留下图记，相当于替自己的书做广告，如现在残存的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一书后即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另外尚有书为了禁止翻版和另刻，在书上便有类似于“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的禁约，“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说明书业的繁荣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约束，才能保护竞争，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川尤其是成都文化之盛，使得统治者格外注意。宋太祖生性好书，自蜀归宋，即命尽取蜀所刻文籍归阙。而且由于成都地区的刊刻水平属全国一流，因此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十三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花费雕版十三万块，依照《开元释教录》编次，硬黄纸，卷轴装。全藏1076部，5048卷，装480函，既称“蜀版藏经”又称“开宝藏”。但令人惋惜的是，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他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四川地区官刻本有名的就应算版本学史上著名的“嘉祐七史”亦即眉山七史；而家刻本则有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世称龙爪本（见《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浙江、四川、福建是宋代三代印刷出版中心，但对三地刻本的优劣，向来似乎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即浙刻最上，蜀刻次之，而闽刻最次。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而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而且蜀刻的一般特点是，用纸是洁白而厚的楮皮和麻纸，版式疏朗悦目，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刀法圆润饱满，字画如写，如今传世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香。与此相应的是，宋代的蜀学空前繁荣，四川成为宋代的文化重镇。
真是俗语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盛必有衰，此乃一定之规律，古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南宋末年元兵侵蜀，四川包括成都遭到半个世纪的战乱，出版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明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与宋代比较相去甚远，而明末清初又遭逢大的战乱，张献忠的屠蜀，以及清军与他的反复交战，四川的各方面再次受到重创，成都这样繁荣的城市都十室九空，以致清初执掌四川权柄的人，也只好暂住阆中，或者迁到成都后，也只能借居在毁损厉害的前明蜀王宫之中。
明末清初至乾隆时期，成都的各项发展包括文化诸方面，极为缓慢，这是历史上成都遭破坏后，恢复得最为吃力和困难的一次。加之有清一代文网高炽，禁令苛酷，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甚为不利。本来四川书业包括成都书业都是乾隆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因而彼时印刷业并不发达，但1780年四川总督文绶奏准对内容进行删除的书就有六种之多，其中《今文大小题商》《历科墨卷商》《朱子异同条辨》《四书会意解》四种因有吕留良的讲义和批评夹杂其间，另外《明文传新》和《明文海》二种有钱谦益的文章在里面。
初分起来，清代四川刻字印书业可分为“四大刻书帮”，即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各帮虽都有特点，且按全国印刷刻书的实力来分，四川与江苏、浙江和福建同在四大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地位，但实在难以再现宋时四川印刷出版业的风采。四川书业尤其是成都书业按照原有的规模来看，被战乱破坏是最为惨重的。据历史记载，成都到了康熙中后期才有两仪堂翻刻的《第七才子书》，而且成都帮还算四川恢复刻字印书业最早的帮口，于此不难想见四川印刷出版业遭受的打击之严重。
到了乾隆年间，成都本地只有严文古在指挥街开设“文古斋”，其徒弟在卧龙桥开设“兴顺斋”；而正是此时，江西一批书商贩书到成都，并陆续开了一批书坊诸如“尚友堂”“肇经堂”“玉元堂”等，稍后才有更多成都本地的书坊开设起来，其中最大的应算“志古堂”，其承印量较大，常雇佣五六十刻字、印书工匠作业。成都帮刻字印书规模大小参差不齐、刻印的书籍较杂、刻印速度较快且销售灵活，但不少都是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用的读物，相当于今日的教材及教辅材料。至此之后，除前述的书坊外，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尚有“品石山房”“敷文阁”“宏道堂”“致盛堂”等。如“尚友堂”既刊刻《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重要典籍以供高层学士研阅和书院教学之用，同时也刻训蒙读本如《四书》《五经旁训》《史鉴节要》等，为成都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与其他书坊一起，为后来尊经书院的诞生及学生学习打下了基础，为近现代成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迎来了四川在近现代的又一次繁荣。而这些书坊发展到后来，包括一些书摊，在1949年为170多家，至此之后完全湮没，实乃吾蜀文化之大不幸。
出其不意的贡献
成都虽僻处西南，为山川阻隔，但一直是整个西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之地，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相应的金融制度方面的演变来体现，而实物交换过后，货币的出现及其作为制度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确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产物。而在成都这种开发较早的城市就有一条完整的货币演化的线索，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体现及外在显示，当有不可怀疑之价值。
成都地区从上古以来，文物衣冠，史籍早有所载，且其间政治经济的荣衰，正稗各史所载多有。而各朝的货币，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出土实物，以佐证文字的记载。诸如贝币、秦半两和汉五铢、莽钱和东汉五铢、唐代钱币、前后蜀钱币以及宋明清钱币等，在成都地区均有发现。自然这些也并非成都所独有的。成都地区在历史上偏安一隅的政权不少，除前后蜀铸造的钱币外，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太平百钱”，南北朝时期偏安成都的成汉政权李寿铸造的汉兴钱，这两者虽然都是成都所独有，但影响力都不大，不过汉兴钱倒也开创了后世通行的“年号钱”，即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
在成都偏安一隅的政权大多爱铸自己的货币，除了好搜刮民财，还在于货币的铸造权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更何况在钱币上铸上其年号更乐为专制制度下之统治者所接受。就连南宋执掌成都一方的重臣吴挺铸钱时，虽然不是自用年号铸钱，但他所辖的四川利州绍兴钱监于绍熙元年（1190年）铸造绍熙元宝，不以绍熙纪元铸“元”字背文，而以绍兴监铸币年“四六”为纪年（利州绍兴监设置于1145年，1190年为其铸币第四十六年），铸以“四”字背文，应算是藐视宋光宗的行为，但自保尚难的南宋皇帝是顾不过来的。虽然吴氏家族只是在吴挺之子吴曦卖川投金后失势，但这样不合皇规的铸钱行为也不能说不让皇帝恨得牙痒痒。但为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占得相应的位置，就在于一千年前成都诞生了它所独有的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开创纸币的新时代，亦即信用货币的诞生。而这货币便是成都制造的交子。
诚然，纸币的雏形，在我们这个好古的国度，马上可以推到西周的“里布”。到了春秋战国时后即有“牛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白鹿皮币”，唐代有“飞钱”，五代时长沙有“契券”。但这些离真正的纸币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有到了宋初（交子的具体诞生时日现仍在争论中，取其约数）即公元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初，交子的诞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尽管交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行使着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功效。自然交子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及政治经济的原因。
关于交子诞生的历史原因，大抵有四种观点（何志国等《交子研究评述》）：其一为柜枋说。有人认为与唐代的柜枋有关，其理由是唐代的柜枋有替客商保管财物、凭票领取，以收柜租的功能。其二为飞钱说。《宋史·食货志》明白地指出：“会子、交子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因而有人认为，交子从其产生之初作为活期存款票据而论，应该是产生于唐代的飞钱。但是它缺乏必然性，此点将在后面谈到。其三，有人甚至说交子的最早源头应远自西周、西汉时期的皮币，《孟子·梁惠王下》里曾提及“事之皮币不得免焉”，西汉武帝时更有“白鹿皮币”。虽然前三说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比较赞同贾大泉先生的见解。他认为“交子作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它正是受我国虚价货币的长期存在的影响和启迪，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属货币可由其他别种材料造成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的道理而产生出来的”（《交子的产生》）。这就是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长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交子诞生的政治、经济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宋代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需要的必然产物。彼时四川人口户数占全国17％，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场镇集市大量兴起，譬如熙宁时四川的商税额居全国第二位。而统治者后来想在与四川毗邻的地区如陕西推行交子，其结果是“可行于蜀，而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宋史·食货志》）。
其次，四川尤其是成都在唐、五代的印刷业均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到了宋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纸币的印刷解决了一定的技术难题，并且对防止纸币的作伪有一定的作用。四川所产的楮皮纸有经久耐用、厚重洁白的特质。最初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出票人印记的收据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码押花，朱墨间错，图案花纹用铜版印刷。而后来的钱引的印刷更是十分精美，币面有文字、图案花纹，还有人物图画，黑、青、红三色套印，用铜版分六次印刷，是极高的艺术品。由此形成了像祝氏（其著史者名为祝温柔）子孙一样家族式的印刷刊刻作坊，其精湛的铜印铸造和雕刻技艺因而世代传于蜀中，久盛不衰（《宋史·舆服志》）。因此可以说，交子的诞生不只是具有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画史重要的一页。
再者，此前在四川有着悠久历史的信用事业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如唐朝的飞钱与早期的交子，均是汇兑票据，当然只有当其信用价值确立时，交子进入流通，用于支付，真正的纸币就诞生了。
在交子诞生之前，由于四川产铜甚少，只有铸铁钱以利流通，后蜀孟氏政权即铸有“广政通宝”铁钱流通，宋平蜀后便铸铁钱“平蜀钱”，在广元、雅安、名山、邛崃等地都有专为铸钱的地方，因而四川是宋代铸铁钱铸行时间最早、最长，且铸量甚大的地区。终宋一代，通行铁钱的为两淮地区和四川，在四川及边界地区，统治者采取的货币是铁钱不出界、铜钱不入境的政策，使四川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代四川的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就更加大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力相应地下降。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小铁钱十当铜钱一，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两万，重达一百三十斤。倘使一个商人要从较远的地方如广远到成都做批量的布匹生意，那么他花在脚力（或其他运输形式）上的钱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即所谓脚力钱，也就是运输成本，包括运输货币即铁钱本身及货物本身，就在同等情况下，缩小了商贾的利润空间，同时也降低了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只是民间如此，就是官方也对铁钱的笨重都啧有烦言，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对此上奏道：“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这就意味着，运输费竟占了铁钱本身价值的四分之一强。
这就等于说，运费的增加，使得做远程生意的商贾尤其不便，因为他们到达一地，就等于像通货膨胀一样，所带铁钱的原来价值就自行降低了，这并不是因为不可控制的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因为铁钱之不便携带以及交通之崎岖造成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四川本地（因为四川本身幅员辽阔），以及四川与外地贸易额的往来，不利于四川包括成都的物品，在充分满足自需而又有不少盈余的情况下，输与外地，也就在客观上助长成都地区物品相对丰富后，必然的淫乐之风。因此纸币的出现对于缓解商贸往来尤其是远程贸易往来时的困境，有特别的功效。
我们现在常说成都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意即知行不合一，有开放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实践。但北宋时成都有些富豪就是醒得早，起得也早。交子的发行，是十六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富民一是为了经商之便，交子发行之初，其价值比铁钱还高，“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二是其有余钱，不能生更多的利，而用交子取现钱的人，每贯便要割落三十文为利，亦即取手续费3％。更重要的是，富民还可以集聚钱财，留下一定的本金，去做更大的赚钱的生意，这就有点现代商业银行的味道。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户便不能偿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于是寇瑊掌成都时就上奏提出废掉交子：“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今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看到民间造交子的负面作用，不便管理，便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繁荣。
当然我们处在当今之世，说寇瑊目光短浅是容易的，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所引证的史料透露道，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人弄得懂的鬼名堂。布罗代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使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都坚决反对“新发明的票证”“股票、钞票和财政部凭证”，而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以使新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英国。幸好休谟这一提议并未在英国得到实施，否则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瑊的提议被其继任者薛田、张若谷、王继明否决，单从这点上说，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并不应由薛田等人来负，而是货币在草创初期在专制制度下必然显现的结果。薛田等人认为废除交子对民众经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响，于是提议将交子收为官方所有，禁民私造，于是1023年便在益州置交子务。交子收为官有后，其起始的特点如正如经济学史家李剑农所言：“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持旧换新；四、有一定之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于川蜀。”（《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四章“宋元明之货币”）
不特如此，宋代的交子、钱引等四种纸币在其发行之初，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们保证兑换，加盖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们受法律保护，防止伪造拒用，违者处罚；其三是纸币纸张，印刷正规、严格，以传统文化图案装饰，有相当的严肃性（乔晓金等《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但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靡，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而这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开始的时候，似乎还未显露出增加交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交子对铁钱的兑换比例并未显著下跌，也就是说交子对铁钱的比价仍在一贯对九百文以上。而且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熙宁元年还将交子的发行面额由大而缩小至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便于民间交易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交易。
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便兑换，于是交子的信用日趋低落。作为信用货币，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停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但官方正是通过这种停止兑换旧钱引的办法来实行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这是历代专制政府屡试不爽的损招。本来四川地区是交子（后来是钱引）和铁钱并行，因为铸铁钱所需成本高于交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罢铸，更糟糕的是钱引的滥发，愈加引发通货膨胀。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七十万贯，还不及纸币发行的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十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势。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弄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对交子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寻求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做出价值判断的事，我们均应该采取多元之标准，而不必强求一律。有人认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范围内通行的货币而已，其影响有限；有的干脆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剥夺和榨取民众财富的工具。但这两点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发行给后世产生的影响及其相应的意义。在一定范围内通行，只表明其他地区比如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的商业高度，不能因此用“早产儿”来否定先行者；至于说统治者用其来榨取民众财富，其罪在于政治制度所影响的经济政策，纸币本身不应承担这种罪过。这是将道德判断和知识判断混淆起来的显例。中国素来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商业的漠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
纸币的发行，为商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便捷的新路，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是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考虑到我们生长在一个表面漠视利益，或许骨子里面比别的民族更喜欢金钱的环境里，我们要对交子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有足够的认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一张小小纸币竟可以买到各种样的商品，大感惊诧：“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说明纸币由代用货币完全变成了信用货币。另外，清代除政府发行的钞币外，民间还有钱庄、票号、典当发行的钱票、银票等钞币同时流通，不能不说是受交子私发的影响。交子的发明和都江堰的修建一样，是成都人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由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泽惠之深度和广度，都是世界性的，我们不可轻看。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如果说成都人与织锦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刺绣等有天然的联系，那绝非虚妄之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的历史部分就是用织布机织出来的，成都人的灵感、想象力及聪明才智，有不少都织进了这些美妙的绫罗绸缎之中，倾倒了众多的消费者。从实用的角度看，是衣被万家，泽惠四海；而从审美的角度来揣度，则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们的绝思妙想。
当然，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还要上溯到织品诞生之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我们知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蜀”是“葵中蚕”，“葵”，《尔雅音义》里则说它是“桑”，《释文》和《玉篇》里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接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曾在四川做过官的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其所编的《荣县志》里就明确地说：“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不特如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谈到，四千年前，其中有一次各地诸侯到会稽朝见夏禹王时，巴、蜀两国的首领也前去朝拜，还带去了用丝织品亦即帛包裹着的玉，献给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蚕丝制品在成都地区历史之悠久，可能会让我们的想象力也甘拜下风。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上面有非常精妙的采桑图，完全可以用来作与《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图像性注脚。田野考古所得之实物与清晰的文献记载相得益彰，证明蜀人与蚕桑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蜀国最后一位开明王，传说是贪秦国能屙屎的金牛而被秦国越过剑门天险，长驱直入攻下成都，一举而灭蜀的。其实灭蜀的最原初动力是渐渐强大的秦国，想统一天下，而攻打蜀国便成了秦国统一霸业中举足轻重的一着棋。秦王欲伐楚，而大夫司马错便给秦王建议先攻打蜀国，楚国便唾手可得。司马错认为，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的版图；得到蜀国的人力，可以补充其兵源；得到蜀国的布帛、金银，可以供给其军费；得到蜀国优秀的造船工匠，可以造好大船顺江而下，直取楚国，易如反掌。司马错真是好生了得，这是将蜀人的骨头煎他的油，秦地的一切可以保留下来，以备对诸国作战。司马错灭蜀而攻楚的计划中，注意到了蜀国的布帛，说明布帛在古蜀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没有更多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记载下布帛的样式及其制作工艺而已。
到了汉代蜀地的布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59年，成都人王褒写了一篇《僮约》记载一位大地主强迫奴隶为其做事的情况，其中规定有种桑必须“三丈一树，八尺为行”的技术要求。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两个成都人的文章中看出成都的丝织品对他们行文比喻中的影响。扬雄说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产量也非常大，若丛生之芒草，漫无边际，又如“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都赋》）。而司马相如更是直接用形容丝锦的熟语给朋友盛览讲解作赋的技巧：“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这两个比喻生动地道出了作赋与织锦之间的某种联系，前者指织锦时图案的交错纹理，后者指色彩的错综协和如音乐的韵调。作家写文章与高明的织锦者织出漂亮的锦缎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所谓“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说明司马相如写赋为何才压两汉，原来与美丽锦缎多少还有一层关系，尽管我本人对赋这种文体评价并不高。
我们说汉代的成都是全国有名丝织业中心地区之一，还不仅建立于如此的推断之上。成都的曾家包出土过的汉代画像石上，有石刻的素织机和斜织机的图案，表明锦江之滨的成都已成为汉代丝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为了管理织锦方面的事务，便于官方统一运筹，供给官府的需要，于是“锦官”顺时而置。关于“锦官”设置的准确时间，因没有更多的资料，无法做出较为详细的判断，《华阳国志·蜀志》里载：“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按东汉时官府所存之丰富的蜀锦来看，所谓“故锦官”应是东汉时置，其位置应在今成都东南一隅。
关于锦江濯锦鲜明于其他地方的说法，史不绝载。谯周《益州志》里说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左思《蜀都赋》也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除了多描写了锦江边织锦的庞大规模外，左思与谯周、常璩的说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锦江濯锦，也就是在江流中漂练，其鲜明程度要胜于他处。这里有无什么秘诀，是否丝织品拿到锦江里漂练，就能起与别处不同的化学反应？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水温与大麻脱胶的关系，才能保证大麻纤维脱胶后的质量，则是确切的事实。西汉《氾胜之书·枲篇》载：“夏至后二十日沤枲，枲和如丝。”联系蜀地亦是产麻区，而且蜀郡的麻布西汉时就已经是蜀地的名产，常拿“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对举，可见其不俗的成就。
如果他们所说的在锦江濯丝织品会比别的地方鲜明艳丽，只是为了言辞上的夸张耀眼的话，那当然不必去深究它，但除了左思外，另两位均称得上学问严谨的史学家，且系蜀人，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这里面是否藏着蜀锦制作一道工序的特别秘密？蜀锦的制作工序，是先把丝线染成彩色，再织成精美的丝织物，其色彩在锦织成后就已固定。按理说，一般的锦帛这样就已算完成了。但蜀锦要在江中漂练，这是蜀锦独特的后期整理工序。《周礼·考工记·氏》说：“湅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这就是说把帛经楝叶灰和蚌壳灰水浸泡后，交替用日光暴晒和水浸漂，以达到脱胶和漂白的目的。
对这方面讲得更仔细而科学的是卫杰的《蚕桑萃编》一书，其中他在卷六《染政·染湅》一节中说：“湖中、川中多濯帛于河干，借河水以洗涤，即氏湅丝之法也。”说明漂练在四川及湖北、湖南一带是制作丝织品工艺常见的一道工序，而要将这道工序弄好，还有几点必须注意：“暴工在沤枲之后，其要有三：……若中暴法，则人力少用。乘天气晴朗，暴于郊外河干旷地，色亦鲜妍。近来成都机房多于锦江河濯帛，而暴之于地上，故蜀锦最佳。”（《蚕桑萃编》）一般说来，蜀锦先经江水漂浸，又经日光暴晒，加上江水清澈透明，水质特殊，就容易产生温和的漂白和脱胶作用。这在唐代诗人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中有实录。
有一个故事有点近乎离奇地记载着蜀锦制成前的一些特殊工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五《方物》里说，少卿章岵在四川做官，曾把吴地的罗、湖地的绫带到四川，与川帛一起染红带回京师。经过梅雨季节返潮湿润，吴地的罗、湖地的绫都变了颜色，唯有川帛颜色不变。后向蜀人究其因由，才知道蜀地蓄蚕的方法与他地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宜色”，因之吴曾说，“世之重川红，多以为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不知这种蓄蚕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像科学那样被证实即可重复实验，但造成川帛在潮湿温润的气候中不褪色，有一点是可以大胆肯定的，即川帛的制作工艺真是没得说。但川帛之宜色，我还是更相信是因为四川包括成都人民对染料的注意而使帛形成的不褪色的恒久效果。
在现代的合成染料诞生之前，古代的蜀锦的染料所用多为草染亦即植物染料。历来重要的染草主要有茜、兰、芷等，茜草所含的茜素，以及红花（红兰）是染红色的重要染料，到了唐代四川遍种红花，为蜀锦提供了丰富的染料。而染青色、绿色、黄色、紫色、皂褐色分别用兰草、艾草、栀子或地黄、紫草、皂斗等。草染之外，尚有石染之颜料如石青、石黄、丹砂、石绿、粉锡、铅丹等。《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巴国寡妇“清”就是因世代经营丹砂矿而成为富豪的，在其死后，秦始皇因其“能守其业，用财自卫”还为她筑了“女怀清台”，以鼓励日益重要的丹砂矿的生产，这说明丹砂作为染料在上古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及使用的普遍性。
蜀地的丝织业在隋唐以前比许多地区的丝织业都要发达，甚至江南织锦的一些制作工艺还是从蜀地流传过去的。刘备得蜀后，由于刘璋的府库里存有大量蜀锦，因此他大量地用蜀锦犒劳文臣武将如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各千匹。接下来，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鼓励种桑养蚕，积极发展农业，因而蜀国不仅有专管水利的“堰官”，专管农业生产的“督农官”，还承前制，设有专管蜀锦生产的“锦官”。之所以将蜀锦看得与水利官员及督农官员同样重要，是因为蜀锦作为成都的重要特殊资源，可以远运到外地换取蜀地较为缺乏而政府及人民生活又必需的物资，这就是后来各朝代都开设茶马市，以蜀锦或蜀茶换取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的真正原因。
谙熟历史的诸葛亮充分意识到蜀锦对于蜀国的重要性，秦得巴蜀，以控楚地，然后得全国；刘邦因得“天府之土”才得完成汉朝建鼎之业。打败对手建立自己的基业，当然少不了蜀地丝织品在其中的资助作用。以至于诸葛亮面对蜀国的危局，不无感慨地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不只是打仗需要蜀锦换来的银两，而且就是魏、吴来做生意，看重的也是蜀锦，故南朝刘宋人山谦之的《丹阳记》提及蜀锦时便说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国能在军事力量并不强于魏吴两国的情况下，独力支撑与魏吴两国抗衡那么多年，成都丰饶的物产功不可没，而蜀锦便是其中最重之“功臣”。
蜀锦的佳妙就像其他方面的繁盛一样，唐宋两代是其制作工艺及其影响，包括能发挥作用的最佳时代。因为这两个朝代，成都一直处于全国各方面发展的中心。奢侈也许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状况，但它恰好能说明那个时代消费最顶尖级的人物，对某一物品的喜爱所能达到的工艺及美学高度。那么在我们看一看那些有权有势的奢靡者们是如何享受成都地区的丝织品尤其是蜀锦的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谈到的唐宋两朝代表蜀锦最辉煌的时代所言不虚。当然这只是判定标准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民间织锦工艺的提高，而只有少数人所需要的奢侈，就不可能迎来真正的繁荣，因为每一个朝代的奢侈者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所喜爱的某种物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便满足其前无古人的独占之感，但一个时代某一事物的普遍繁荣却不能据此获得。
唐玄宗其实并不比别的皇帝更荒淫无耻，生前他靠皇上的威严使盛唐气象显出短暂的光环，但死后他靠的是杨贵妃来传诸久远。在这种过程中，他的贪玩好乐显出特殊的本领，因此四川方面也就迎合他的嗜好，送了一件织造得很精巧的丝织背心给他，其费百金；同时送予他的织成“兰亭集”的文字锦，被其视作“异物”一样，和雷公锁、犀簪、暖金等珍藏在皇宫里。其子孙唐中宗自然能在奢侈上赶超其前辈，安乐公主出嫁时，向四川勒索一条“单丝碧罗笼裙”，系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花鸟，鸟雀很小，但织出眼、鼻、嘴、甲，“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后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靡成风。制度性的腐败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它只需要你大胆。到唐宣宗时他告诫自己的臣下说：玄宗时，内府饰有金雀的锦袄只有两件，一件为其自用，一件为贵妃用，现在你们家家都有了。
如果唐代用奢侈的个案来显现蜀锦的技艺之高超，因而显示民众被剥削的程度的话，那么整个宋代则是一种由于军费开支甚大，且各种苛捐杂税繁多，因此把蜀锦给国家当作一种充实国库，满足官僚用度的方式。宋代百多万的常备兵，需要给养，打仗时也需要战马，而战马大多来自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要得到战马便必须拿上等的锦缎布匹去交换。宋代川峡四路计征收569589匹官布，成都府路为554739匹，占川峡四路官布的97％（《宋会要辑稿·食货志》），可见统治者对成都府路搜刮之苛酷。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898匹，占总数的20％，岁入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转引自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
鉴于这样，完全去民间进行搜刮，就不能完全满足上峰的要求，因此执掌成都的吕大防便于1038年官办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的织锦工场——锦院。锦院之规模包括拥有117间房，154台织机，583名工人（包括军工和募工），每年生产锦1500匹，其中额定上贡锦690匹。但由于官办效率低下，总是亏损，最终只得重新让民间织机户再为官家织锦。到了南宋末年，民间织机户也多为官家逼得破产，只不过尚能维持一种即将衰败的荣誉而已。后来虽也还有蜀锦衣被天下之说，但那毕竟不可与蜀锦在唐宋两朝的主导地位相提并论。盛筵不再，此之谓也。锦官城的织布机偶尔在历史的书页中发出几声闷响，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