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脑壳，哈戳戳，有了祸事跑不脱；不转弯，转直角，吃了亏还很快活。
——电视剧《方脑壳》片头曲歌词
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
——成都民谣
谁是二百五
中国地区差别之大，风俗民情之不同，是有目共睹的。扬雄对“蜀”解释为“独”，“不与外方同”，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一进成都，就发觉与自己以前的经验很不相同的风俗民情之类的事，至于歌咏成诗。而很多人对巴蜀人的概括，也通常跟下面这句话大同小异：“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这就是说，巴蜀之人没有心肝，不背包袱，很容易将其他地方的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视为玩笑的一部分。的确，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四川地区地处远离儒家正统文化的“西僻之乡”，譬如割据政权较多，也是民众很少讲什么“大节”而倾向于实用一面给割据带来了“群众基础”，尽管我们不同意蜀人“乐祸贪乱”的说法。同时我们很少有为某一学说或真理而努力献身的“烈士”，更不容易诞生像齐鲁大地那样舍生取义的“正天下之风”的圣贤，多的是像扬雄、谯周、郭沫若这样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人。他们也不大拘于学问的一隅，执学问的一端而固守，或者因此从一而终，如清末民初思想凡六变的学者廖季平等。
从民间来看，南北朝以来，见诸史籍的离经叛道的“别财异居”现象，官方屡禁不止，说明那种将家庭维持在几世同堂的“大一统”观念，对四川地区的人缺乏像齐鲁大地的人那样大的吸引力。林语堂说北方中国人是“自然之子”，“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而南方中国人则是“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舒适”（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而作为南方中国人的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来说，受那种大言玄玄的说教诱惑较少，直接和实用，世故与讥刺，集于他们的一身。
离经叛道首先在于成都人对语言的特别嗜好，现今仍有“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子嘴巴狡”的说法，不选择地方的大摆“龙门阵”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成都方言包括四川方言均有自己极其浓郁的民俗风情特色。有学者从语言学上研究，凡是带“二”字头或含有“二”字的四川方言包括成都方言，都含有“次于一”“次于头等”之意，几乎都是贬义词（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例如二吊五、二杆子、二道贩子、二黄篾、丘二、转二哥、二恍恍、二毛子、二警察、二通二通、二甩二甩、吊二话、二进宫、二麻二麻、二不挂五、二像二像、二冲二冲、二不兮兮、棒老二等等，当然最著名的就应算“二百五”了。
“二百五”有词典解释为“讥称做事不可靠或有些傻气的人”（罗韵希等编《成都话方言词典》）。似乎“二百五”就是一个傻瓜，全是对一个不可靠的人所做之事的否定。其实这并没有体现出成都语言的在其语言环境中的多面性，甚至意思刚好相对相反，譬如“龟儿子”一般说来是骂人和损人的话，但有些时候也表示出一种亲密和喜欢。那么“二百五”如“龟儿子”一样，在某种语境下，有拿来赞赏人的成分，换言之，像“龟儿子”“二百五”这样来自底层的词汇，就是贬抑中有赞赏，赞赏中寓贬抑，是这两种看似冰炭不容的态度的巧妙融合。我们可以拿这种态度——喜爱与调侃、批判和赞扬——来观察和分析历代四川文化名人，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企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我们自然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解读他们，何况自我解嘲不怕他人笑话，这是四川人的天性。甚至只有用这种方式解读的他们才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很巴蜀味的地方正在于其行事作文时所显露出的民间底子。
《汉书·地理志》很准确地概括了蜀人包括成都人一个骨子面的特点：“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换言之，一方面批判社会及不合理的东西，用讽刺的笔法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另一方面又贵慕权势，喜攀龙附凤，巴结达官贵人。这两种相反的对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物的评判标准，非常诡异而自然地体现在成都人身上，其实按在专制制度下的生活招数来说，无非是狡兔三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狡猾而聪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好文刺讥几乎是四川文人的一大特点，从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杨慎、李调元、郭沫若等即可看出，这说明讽刺和调侃，在我们四川文人的创作中有着漫长的传统，而至今不衰，如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贺星寒的《方脑壳外传》、魏明伦的《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等著作文章均是如此。直白地说，蜀人有这种“好文刺讥”的传统，是蜀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和渠道，著名哲学家穆勒说“专制使人冷嘲”，用在蜀人的身上真是再恰切不过。
成都人司马相如奠定了汉大赋的体制，铺张扬厉，华词丽句，如山堆砌，并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劝百”虽然是基础，但“讽一”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完全成了御用文人、权贵弄臣了，那么就会完全丧失文化人的真相了，这一点在我们当代的四川人中不是没有例子的，如郭沫若。就像味精对于烹调来说，并不是菜本身，但它确实让菜变得更有味，“讽一”的重要性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这样，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便不会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赞赏了。
汉武帝的“愿望”很快通过司马相如的成都老乡狗监杨得意的举荐得以实现，其实司马相如见汉武帝的愿望比汉武帝见他的愿望可能要强一百倍。因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结婚后，颇受卓氏大家族的轻蔑小看，临邛卖酒，文君当垆，他来洗碗，在后世文人看来是佳话一段。倘若我们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对当时的他来说，绝不是浪漫的举动。不然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离开成都到长安任职，路过升仙桥送客观时于桥柱上所发的“毒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既然自绝了后路，便得想尽办法接近汉武帝，汉武帝喜欢《子虚赋》固然是天赐良机，但火候还不到，再趁热打铁地上一篇《上林赋》，极尽夸张美化之能事。
虽然司马相如受的“阿谀”的方式，以及老乡狗监杨得意的通融，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但汉武帝派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事，却是千古流芳的大好事，这比他写的所有汉赋都重要得多。因此，与其说他在文学上才压两汉，不如说他在通西南夷方面所取得贡献远远超过他的文学成就。像晚年所写《长门赋》，脱不了顾影自怜、等待召见的嫌疑，虽然在文人选择机会较少的古代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脱离了刺讥而只贵慕权势，总会使文章逊色变味。
司马相如这一套并不难学，踵武其后的老乡扬雄也颇能得司马相如所玩技巧的精髓。早年模仿司马相如的辞赋，因为其口吃不能剧谈，所以沉默而深思。虽然在汉成帝时受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举荐，以献赋而擢升为给事黄门郎，但历成、哀、平三帝均不徙官，自甘淡泊，埋头著书。但王莽当政后，他一反常态，不甘于只校书天禄阁，马上著《剧秦美新》给王莽戴高帽子，哪知后来因事遭受株连，王莽并不保他，只是“有诏勿问”，只弄得个投阁自杀，差点死去。扬雄本是深谙自然之道的人，“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太玄·玄掜》），“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法言·问神》），但这些道理好像就是专门来讽刺他的实践的。扬雄本是成都的文化人中较有思想的，哪知他竟像现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别人责难他的东西过于艰深，其《太玄》真是太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他说：“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他认为越艰深越高明，刘歆曾嘲笑他“空自苦”，“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虽然后人并没有抛弃他的著作，但其艰深确实影响了其学说的传播，其执拗的程度似乎有后世大家所说的“方老壳”的影子。
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聪明得要命，老实得伤心的典型。其聪明得要命主要在于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善于吹捧，喜欢夸张，语言华丽，用字新奇，不思故辙，可据此上达天听，但以为可以据此获得皇上的完全喜爱，并由此仕途平稳，永获青睐，却是十足的文人的迂傻，也确实是老实得伤心。他们虽是文人，但这几乎成了四川人的典型形象，所以这二人深藏着四川民间的影子。
我赞同如下的发现，这是谭继和先生的一个观点：四川之所以盛产抒情的家伙，喜出浪漫主义的人物，不出真正的思想家，与四川的人文地理背景和文化思维传统有关。他认为夸张作为汉大赋的特点滥觞于西蜀，是来源于发散式思维，这也是古蜀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西蜀的苏东坡到杨升庵、李调元和郭沫若，难道不是鲜明的体现吗？这些人都是发散式思维如滚雪球的大师，这是蜀人精神文化形态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论成都城市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特征》）四川一般说来不大产思想家，这与过于发散和跳跃的思维有关，有不少现代作家在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对理性和哲学缺乏兴趣（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林如稷《流霰》、陈翔鹤1924年10月21日到杨晦的信）。如此的发散式思维，必然为后世富于激情，形成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倾向颇有作用，其具体表现可用“万斛泉水不择而流”来形容，好用比喻，擅长排比。也与古代“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的旧有说法十分吻合，可以从哲学和天文学给这种发散式思维特点找到依据。
如果我们将这种特点降低为非文学语言，即不将其上升到创作文章的高度，那么这种发散式的思维在日常生活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散谈资”。关于“散谈”，也有说成是“涮坛子”或叫“讪谈子”者，流沙河先生认为应是“散谈资”，而且根据他所论证的一些蜀人俗语亦雅的原则，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蜀地俗语里保留的古雅语还不止他所举的几例。譬如有子弟做事漫不经心，其家长就会警告他：“你又恍兮忽兮的嘛！”此“恍兮忽兮”语出老子《道德经》。还有蜀人说某人做事没头脑，称为“弗虑弗图”，语出《诗经》，骂某人是“和而流”，语出《论语》“君子和而不流”。“涮坛子”既有“开玩笑”的意思，但似乎也有“故意与人过不去”的含义，而“散谈资”则有摆闲调、转人、吹牛等用意。
这种“散谈资”的方式，无论茶馆饭铺、闹市陋巷，还是田间地头，到处都可以吹得天来宽、海来阔，上天入地，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正规场合名之曰“说段子”，不那么正规的就叫大摆其“龙门阵”，更通俗的说法是“吹壳子”。摆“龙门阵”只需要“或则车笠旧侣，或则萍水相逢，机缘偶合，有心无心，触景生情，话发天籁，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烟云，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张秀熟《〈龙门阵〉小序》）。
据考证，“龙门阵”的起源有二说：其一来自《说唐后传》第二十回“仁贵巧摆龙门阵，太宗爱慕英雄士”，薛仁贵根据玄女娘娘所赐无字天书摆出变幻多端的龙门阵，使唐太宗龙颜大悦。后据此喻情节曲折复杂的故事，以“龙门阵”作为对此的借代。其二四川不少院子都带有亭、坊的建筑，为住宅的总进出口，称为“龙门”，许多人常聚此听讲故事，故称之为“龙门阵”。
四川许多人当然也就包括许多作家，都是摆龙门阵的能手，像古代文人扬雄那种口吃不能剧谈的人是很少的。相反倒是很有些特能剧谈的人，刘大杰对李劼人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到劼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言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那副天真烂漫的面目。”（《回忆李劼人》）
一般人也许可以像这样讲漂亮的龙门阵，但无法像这样用漂亮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使其成为作品，这正是普通人和作家的区别。虽然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是现代小说的《华阳国志》，但正是这位“脱光上衣，打着赤膊”，大摆龙门阵的人，成为1949年后成都市的第一任副市长，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看出他的双重性呢？
我们可以说成都人是老实得伤心，狡猾得吓人，聪明得要命，小气得要死。而这一切混合在一起，便会生出许多假精灵，所谓倒二通不二通的，包括对愚蠢者的蔑称，所有这些均可以在成都方言中得到体现。以“瓜”字头或带“瓜”，包括歇后语里谜底含“瓜”字为例就有：半瓜精（甚至包括形容“青勾子”如“半截子幺爸”都含有假精灵的意味）、瓜稀稀（好玩的是同样意思又叫“瓜不稀稀”，类同于“憨痴痴”与“憨不痴痴”的关系，甚至像“鬼冒火”与“鬼火冒”）、瓜眉日（瓜）眼、倒瓜不精、瓜娃子、瓜女（子）、瓜宝（器）、抖瓜话、瓜进不瓜出、瓜瓜、瓜儿、刘全进（由歇后语“刘全进——瓜”而来）等等。比如《成都话方言词典》，据我初步统计，起码有近一半的词汇带有明显的贬义性质，甚至连赞美都带有调笑的意味，绝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对任何事物的调侃。这就从侧面显示出四川人包括成都人在贬损对方上过于发达的创造力。
当然自古而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是头脑灵活、反应敏捷，但与此同时又轻率浮躁、心胸狭窄，而且有不少时候被帝国政府视为“民刁俗敝之区”，因为他们那种调侃的神情、游戏的态度，使得那些装神弄鬼的统治者“教义”的传播者感到十分难堪，而莫可奈何。因而史学家任乃强在其家乡南充曾编了一本乡土史讲义，在论及川省民性时，我以为至今仍有几点非常突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器量：“大多狭隘褊急，浅小不能容于人，多讥刺，少溢美，疾恶如伊，而不能慕善，喜自夸，而訾议于人。”
“多讥刺，少溢美”既是其耍嘴巴劲的需要，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为什么四川包括成都贬损性的词汇较多，以“訾议于人”即取笑他人为乐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有变成对方所訾议的“二百五”的可能，似乎意味着“二百五”无处不在，当然不排除偶尔是因为喜爱某人而对他进行的调侃。另外在志趣上“大都卑小，趋细利而急近功，轻实质而重虚荣”等。这些恐怕是我们应该深加反省并有所修正的地方。
老百姓的天空
每个城市都因其各方面的不同而有其特殊性，譬如北京是个政治城市，上海是个市民城市，广州是个商业城市，而成都就是个平民城市。自然这种概括有偏颇的地方，北京自然还有文化经济特点，但相对政治来说，都只不过是它的附属物而已，尤其像在我们这种制度之下。而上海名之曰市民城市，在于强调其商业发展的迅速性和历史跨度的相对久远。将成都名之曰平民城市，主要是平民一词所泛指“老百姓”的含义。老百姓的话语表达方式与官方有不少的区别，比如官方喊口号，民间用的则是民谣；官方用现代传媒，民间用口耳相传；官方用命令语气，民间用调侃态度；官方用印刷体语文体，民间就用民谚歇后语；官方正经做报告，民众就游戏展言子等等。在古代，除了国家政权外，家族宗法式的亚政权的势力也是不可低估的，这既是联系国家政权的纽带，同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自存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民间表现形式。而老百姓在这种情形下，用自己的语言（其话语表达形式计有民谣、民歌、童谣、儿歌、传说故事、笑话、歇后语、神话、竹枝词、谚语、柳枝、杂咏、踏歌、棹歌等）来表达他们作为底层群体的喜怒哀乐，我们能由此看出该地区民俗风情及社会生活变迁之脉络轨迹。
成都歌谣流传历史肯定十分久远，因为歌谣是口耳传播时代取巧的方式之一，因其押韵便于记忆，和故事性很强的传说，都较容易流传。但是民谣的时代性是很强的，而我们的文人雅士（正儿八经的史官就更难记载这些，上古采诗官以观民间疾苦风俗的传统，越到晚近越不存）又不乐于记载民谣之类下里巴人的东西，故而历代民谣虽有所存，然相对其庞大的数量来说，仍是百不存一，成都自然也免不了这样的不幸。至今保留的汉代成都四首民谣均与其时任蜀郡的太守有关。
东汉杜陵人廉范，字叔度，在汉章帝时任蜀郡太守，因为当时的成都是除了长安以外全国第二大城市，人口众多，房舍拥挤，一旦失火，延烧极广，火灾防范压力很大。因此官方曾一度下令禁止民众夜间点灯劳作，而民众为了生计，便采取遮掩灯火的方式，如此一来，就更容易发生火灾，民众不堪其苦。廉叔度到任后，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储水防火的措施，并允许民众夜间点灯劳作，以增加其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民众为表达他们对廉叔度的感激之情，于是流传开民谣一首：“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廉叔度歌》）意思是说廉太守你如果来得早点，我们的生活就好了，你来了使我们可以安心在夜间劳作，现在富得要五条裤子重起穿了。至今成都人仍有“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儿重起穿”的俗语，可见其源远流长，同时此民谣也可从侧面保留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消防史料。“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丰年歌》）这是汉代成都人获得丰收后，对彼时蜀郡太守吴资的歌颂，表达了丰收的喜悦及对太守操心农业生产的感激，以至于吴资调离成都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着他：“望远忽不见，惆怅常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去思歌》）民众对吴资离去的怀念，其实也隐含着对接替吴资者的不满。而汉桓帝时的一个蜀郡太守李盛便成了成都民谣的讽刺对象：“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以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刺巴郡守诗》）这首“刺李盛诗”，刺其“贪财重赋”，表明官府的勒索与匪徒无二。
自然，越到近代，民谣越多地被保留下来。随着农业的发展，相应的关于农事的民谣就盛行开来。明代成都人杨升庵是少数不避雅俗而关怀民间的人，曾辑有《蜀谚》，记载着古代四川人的农业生活。其中有近于原始天气预报，预测一天阴晴的，“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晚，晒死雁”（《日出早》），“朝霞红丢丢，晌午雨浏浏。晚了红丢丢，早晨大日头”（《朝霞红》），“鱼儿和水面，水来淹河岸。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变”（《鱼儿》），“三月三日晴，桑上挂银瓶。三月三日雨，桑叶生苔脯”（《三月三日》）等等；复次，有写农民生活遭遇困窘、祸不单行的，“高山栽小麦，终久不成惠。男死在他乡，焉得不憔悴”（《高山》），另外尚有民俗生活所用的民谣，“螃蟹怕见漆，豆花怕见日”（《螃蟹》）。而到了清代，更有《木棉歌》《薅秧歌》《撒秧歌》等反映农业生产的民谣，如流行于成都地区的一首《撒秧歌》：“君不见清明过后谷雨前，丝丝微雨杏花天。看来民事不可缓，农人叱犊犁新田。田将平兮先泡谷，每亩量谷升有六。弃之扬之稗秕除，淘之汰之得坚粟。粟下缸兮才到水，两日一夜露芽嘴。漉在筐中黄累累，撒在田中绿每每。撒秧歌，歌撒秧，惟惟朝朝有太阳。秧立针兮好洒月，满月雨后秧生长，插遍东西南北疆。”（见民国《灌志文征》）甚至在儿童歌谣中都有对农事的关心，因为生计是所有人的大事：“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一点一个泡，长年好睡觉。”（《天老爷》）
成都的民谣不只是反映成都农事及日常生活中诸事，而且还可让人看到成都方言语的来历，“十八扯”一语便来源于流行成都的一系列“扯谎歌”。其一，“三十晚上大月亮，贼娃子翻墙偷尿缸。聋子听到门在响，瞎子盯到在翻墙，哑巴喊声抓到起，吓得贼娃子心发慌。拜子连忙撵一趟，瓜手子赶紧拿棒棒，一把抓到他头发，一看是个光头和尚。”其二，“出东门来向西走，恰好碰到人咬狗。捡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从来不说颠倒话，眼睛掉到渣渣头。”我们生活在社会，必然有不少约定俗成的禁忌，而有些禁忌在适当时候得到发泄，对社会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使原先被禁止的物事，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合法，像这样的民俗性东西是不少的。如西方每年4月1日盛行的“愚人节”，只有这一切平日不准撒谎的禁忌才会在一定程度上“解禁”。与此相应的，将专门扯谎的事情“真实化”而且歌咏出来，即公开告诉对方这是扯谎，并且扯谎的都是大家容易辨别的“反常识”的东西，所以“扯谎”才在道德的重重压制下显得“合法化”，儿童们从小都唱“扯谎歌”，长大必能多些自嘲和他嘲的成分，甚或多有几分幽默感，这在成都人身上是得到了验证的。不过尽管这样，还是绝对不许小孩真正去撒谎，模拟的事情不拿到现实生活中来做，另一首歌谣已真实地表达了这点：“哄人骗人，烟杆斗儿烫人。长大不是好人，有一天要成犯人。”（《哄人骗人》）
另外，社会上将掺茶的人称呼为“幺师”，而这种相当于今日倒茶水的服务员的“幺师”，确实是幽默非凡，在押韵的调笑话语中，就将自己要告诉住店旅客的注意事项明白地表达出来了：“楼上客，楼下的客，听我幺师办交涉：要屙屎，有草纸，不要扯我的床笆子。床底下，有桶子，不要在床上堆金子。要屙尿，有夜壶，不要在床上画地图。要打屁，早准备，不要在床上坏空气。”（《幺师办交涉》）这充分显现了歌谣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意义。
成都小孩的童谣，有趣的不少，但能体现其独有的特色的还是不多。但有的还是体现川人的幽默。“扯锯，还锯，家婆门口看把戏。把戏看完没吃的，牛肉包子夹狗屁。”（《扯锯还锯》）这首大人逗婴幼儿的歌，一般是大人抱着孩子坐在自己腿上，握住孩子的双手，一拉一松，有节奏地吟唱，体现家庭的真趣。听故事是人从小到大都经常遇到的事情，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小时听故事的兴趣更大，所以在小时听大人摆“龙门阵”便是家常便饭。而且一到发觉哪位讲故事，便不惜时间跑着去听他讲，可能有次就遇着一位在讲故事讲前先讲歌谣的人，那首歌谣是：“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龙门阵》）“龙门阵”因其胡吹海聊而成为四川人打发时间、愉悦身心的工具，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娱乐项目及机会很少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而且摆龙门阵最能体现四川人的智慧及幽默，成都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随举一个动物故事：说有只推屎爬在赶路途中遇到只蚂蚁，两个越摆越亲热，它们分手时蚂蚁便邀请推屎爬到其屋头做客。推屎爬见蚂蚁殷勤邀请，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赶到蚂蚁家，蚂蚁洞门很小，推屎爬无法进去，便在门口使劲地喊蚂蚁，蚂蚁躲在屋头装着没听见。推屎爬很不安逸地在蚂蚁洞门口写了两句诗：“洞门难进，何必殷勤。”推屎爬刚走，蚂蚁便跑出来看，气得遭不住。当天就在推屎爬门口回赠了两句诗：“一身帮臭屎，冒充假斯文。”从此它们俩视对方如冤家对头（《蚂蚁和推屎爬》，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西城区卷》）。这个故事既可以看出民间对那些蠢笨的书呆子的消解与批判，同时也嘲笑了成都人耍小聪明，器量狭小，假殷勤，真虚套，嘴巴上的形式主义空话可以说一大堆，因为这是可以不必付实际代价，就能给对方带来良好印象，并在将来得到报偿的，可惜这样的事情只能做一次。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时曾专列“成都之口前话”为一节，并自注：“即戏书所谓常言道也，即古书所谓谚之有也。”所谓“口前话”可能就是“口头禅”，随口便说，是民众“集体总结”，大家已经认可的互相能交流的“经典性”口头语。譬如实足以表现成都人冲壳子、提劲打靶的如“扯根眉毛下来比你腰杆粗”，但另一方面又是胆小怕事：“宁肯与贼娃子打亲家，不肯与贼娃子结冤家。”而市井之歇后语，倒并不见得多有保留之价值，但市井语言就是市井语言，它是为了交流而出现的，并不是专门为了“永垂不朽”而才行市的，如太子登（鸡也）、鼻龙口（水也）、显财卖（父，与“富”音同）等，但根据神话而演绎成的歇后语便是“刘全进（瓜）”，由此不难看到歇后语及成都方言来源之广泛。《西游记》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唐太宗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被其索命，魂游地府，后被放回，想找人到地府送瓜以示谢意。而刘全家有万贯家财，一日其妻李氏在家门口拔金钗送命化缘和尚，刘全得知后骂其不遵妇道，李氏自缢而亡。刘全因思念妻子，自愿以死进瓜。因而便有此嘲笑别人愚蠢的歇后语。
而笑话则是成都老百姓最乐于接受且能不断创造的东西，如《财主捞屁》就是此中典型的故事（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西城区卷》）。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爱财如命的财主，吝啬到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一泡屎都不愿在外面拉，屁都不外在面打。有次另一个财主请他吃饭，为了打屁他赶紧往家中跑，刚跑到河沟的时候，哦嗬，“嘭”的一声屁就放出来了。于是他衣服鞋袜都不脱，转身就跳进河中反复捞，捞了半天也没捞着。过路的人看他在水中东摸西摸，问他“捞啥子”，他就是不说话。旁边看耍的有个人气到了，就说他：“捞了半天，捞个屁哦！”财主马上说：“就是，就是捞屁，难怪捞不到，原来是你捡起去了，快把屁还来！”“捞屁”因此成了成都的流行方言之一。当然，是先有“捞屁”的方言敷衍成故事，还是先有“捞屁”这个故事再派生出“捞屁”这个方言流行词，仿佛类同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扰，这是个很难考证的问题。
四川文人包括成都文人“好文刺讥”，民众也从中习得真精神；或者文人就像花草一样，得到了民众喜讽刺、好开涮的肥沃土壤，展言子，讲笑话，说散打，常寓批判于突梯滑稽之中。因为生活中可笑之事甚多，愚妄之徒不少，代不乏人，所谓“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使得善于自嘲和他嘲的蜀人有特别丰富的笑料源泉。而且蜀人的笑正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所说“笑得赢就笑，笑不赢就跑”，其实还不止于此，蜀人是先逃跑后才笑，笑是逃跑和惯于忍耐的附产物。苏辙在《蜀论》中说：“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只要还能够继续对某事调侃下去，自然就“忍诟而不骤发”，只有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就会聚而成群盗，威胁整个社会。换言之，蜀人不是乐祸贪乱，而是尽量不乱，一乱就大乱，这也是压抑得太久的一种反弹。
在所有的笑料展览中，川人除了爱讲笑话、展言子外，还爱给人取绰（外）号，自达官贵人至贩夫走卒无一不在嘲笑、调侃、游戏之列。不管是流沙河的“Y先生”，还是贺星寒的“方脑壳”，从沙汀小说中的周三扯皮、邢幺吵吵、林狗嘴，艾芜小说中的陈酒坛子，到方言剧《抓壮丁》里的潘驼背、李老栓等，无不滑稽可笑，人物风采尽显。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碰到绰号满天飞，把一个人的脾性或者爱好形容得淋漓尽致。“补人”之绰号在成都人的理解中是说话露骨，也比喻滑稽事物的意思，郭沫若曾在《反正前后》里讲了一个“曾补人”的故事：
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象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
其实“补人”不只是比喻滑稽的人事。倘若成都人说某事很“补人”，这就是说这事很有可笑性，很好玩，可以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营养”，达怡情养性之效。而说这人“补人”，可能是他的蠢笨天真，引起了你的一阵满足，从而找到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得，或者就说这人滑稽突梯，可当活宝，当然就还只是说他思想及行为的不知天高地厚又浑蒙未开。深谙成都文化及成都人习性的著名小说家李劼人就曾在《暴风雨前》里借田伯行之口说：“你不懂成都人的风趣吗？比如说，他恨你这个人，并不老老实实地骂你。他会说你的俏皮话，会造你的谣言，会跟你取个歪号（即绰号。成都人把歪字念成歪字的上声。——原文注）来采儿（采儿二字连念为一个音，是向你喝倒彩或以恶意招呼你的意思。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原文注）你。这歪号，越是无中生有，才越觉得把你采儿够了，大家也才越高兴。这歪号于是乎就成了你生时的尊称，死后的谥法，一字之褒，一言之贬，虽有孝子贤孙，亦无能为力焉！”确实是如此，历史上称张献忠为“张屠夫”，曾国藩为“曾剃头”，无论是那些为了混饭吃的、叶公好“农”的农民史研究者，还是那些“独服曾文正公”的人，都无法掩盖张曾惨无人道、杀人无数的暴行。可见绰（外）号威力之所在，确如李劼人所说“虽有孝子贤孙，亦无能为力”，这就是成都老百姓的另一片天空。
竹枝词中的消息
竹枝词的起源虽然尚未定论，但大多同意是起源于四川东部的一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后得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倡导而大盛于世，至今不衰。“竹枝”是民歌或拟民歌，因此与其他诗体均有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咏风俗、歌民情、传历史，细大不捐，题材广阔，地方色彩浓郁（清代中后期与国人出国及与外国人交往日多，多有用竹枝词咏海外风俗者，今人王慎之、王子今将此辑存《清代海外竹枝词》，可见其内容之广。当然在明末清初已有尤侗听闻而成的《外国竹枝词》，这说明用外国风俗作竹枝词颇久远），而形式上则是不避俚俗，方言童谚皆可入诗，重不拗格，不拘格律，较其他诗体容易写作和传唱。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说：“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竹枝词中展现风趣的确是事实，但是否“大抵以风趣为主”，却是可以探讨的，尤其是近代成都的竹枝词有不少是讥讽嘲笑时政的，绝非风趣一说所能涵盖。
研究者都知道，历代竹枝词大抵可分为二种，其一为由文人搜集整理而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其二为文人吸收、融会民歌精华加以创造性发展的拟民歌。当然文人写竹枝词，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比竹枝词更重要的文体或物事，要寻其原貌，都往往不可得，何况方言俚俗之自生自灭的竹枝词，要寻找其“原教旨主义”本色就很难了。
今人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一书，得一千六百首，几乎网罗殆尽，下论竹枝词，如无特别注明，皆出于此。成都竹枝词涉猎成都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堪为成都风俗民情之实录，其涉及的历史诸角落可与笔记等私家史乘，担当起修正和丰富正史之重任。如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史家或长篇累牍，民间或琐细无遗，而竹枝词只用四句，即可通俗易懂地道出此中真相：“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同时也可保留清时成都人通婚状况之史料，这是清乾嘉时成都人杨燮所写《锦城竹枝词百首》中的一首，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同时尚有“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三界交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德那’”可以旁证上述论点。
有关成都火灾及消防情况，史籍湮没不彰，仰赖于竹枝词之力，得到一定的流传，“锁院书传冀应熊，‘天开文运’额当中。城楼二十四浓点，分镇东西南北同”。杨燮在此诗下有一个自注：蜀“王城”亦即今展览馆一带，在康乾时以后半为钱局，前半为贡院。康熙时成都知府熊氏写“天开文运”四字于前门；而二十四点则指东门“溥济楼”，南门“浣溪楼”，西门“江源楼”，北门“涵泽楼”，四匾均有六点，合起来便是二十四点，这样取楼名的原因是，“相传省城多火灾，取以水制火之义”。诚然，要这样“以水制火”是徒劳的，就像《廉叔度歌》一样从侧面反映成都的防火问题历来是掌成都者的重中之重。“‘鼓楼’两爆火声传，夜望红光昼望烟。此地从来防备水，麻钩林立万家连。”杨燮又有自注说：“《华阳记》：汉武帝时蜀郡火烧数千家，不独栾巴之酒灭火、廉范之不禁火也。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初一日，城中失火，延烧至大半城。说者谓作城时，将有三点水的匾额取下，即遭此厄，理或然也，居城中者自宜防备，又呼失火为备水，意亦讳言火也。”这两首竹枝词既可作成都防火史料，同时也可让人从中了解与防火有关的诸多风俗信仰。
人们对农业社会的年月演替，多半由时令节气的变化所得之感受而来，而大众性的娱乐文化活动也是依据时令节气而定的，一方面是不违农时，另一方面是利用农闲和沿袭已久的节假日丰富自己的生活——参加商业交易或民俗休闲活动。首先要说的自然就是主宰中国人几千年已形成习惯的春节，春节的习俗甚多，不能遍举，守岁及放鞭炮便是其二。“新岁将临旧岁回，家家守岁意低徊。儿童相伴天明坐，笑问年从何处来。”（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守岁》）“过年火炮响连天，纸说全红子说千。就是贫家生计薄，朝朝也放霸王鞭。”（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放火炮》）前者既写守岁习俗又尽摹儿童天真之态，后者言放鞭炮已成过年不可少的东西，就连贫穷之家在春节放鞭炮也是不吝惜的。正月初七亦即人日，人们相约到杜甫草堂去纪念杜甫，故有“梅花风里半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去，环肥燕瘦总留心”（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一月》其三）。正月十五日最重要的是玩花灯、烧龙灯、耍狮子、猜灯谜，因此“‘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其热闹情况可想而知。而正月十六日，城上城下，妇女遍游，说能除一年之疾病，名之为“游百病”，有首竹枝词写道：“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妇女小脚虽行走不便，但为了能除一年疾病，即便是矮墙也要自己爬上去。
花会、春游及放风筝，是成都人春天积极参与的三项极为普及的游乐活动。成都人爱花有久远的历史，清末民初花会的热闹自然也是极一时之盛，“城南十里尽栽花，翠翠红红处处遮。最爱路边连理树，愿教移植在侬家。”（王蜀瑜《锦江花朝竹枝词》其四十）至于踏青是妇女儿童非常喜爱的活动，为了踏青有些妇女已开始放脚——当然清末民初提倡放脚的大环境不可忽略——但是也可反过来说明妇女对此活动的喜爱程度。“踏青休绣凤头鞋，天脚于今更大佳。白首糟糠偕到老，何须十二列金钗？”（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三月》其二）清朝乾嘉时代，东较场是放风筝的好地方，“春来东角较场前，赌放风筝众少年。马尾偏牵羊尾小，一群高放美人边”，对此杨燮自注道：“风筝如美人、鹰、蝶等式，多以大为贵，独羊尾以小见奇，且连放三四五个，如羊群摇尾于上，是又以多出奇也。”接下来便是端午龙舟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重阳登高亦是月市竹枝词所记载的一项重娱乐活动，药市也与此同步开放，“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闲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庆余《成都月市竹枝词·药市》其一）可以说，每一项大型的游乐活动都可以用竹枝词记载下来，我们文化中诗史互证的传统，在竹枝词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成都毕竟是座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即便是在古代，它也是繁忙的水陆码头，是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地。竹枝词能广泛地表现生活的各个层面，自然对成都的市场繁荣程度及变迁都能做补充性的记载。酒市及酒店林立素来是成都的一个特点，也是过往客商多，商业繁盛所致。酒市甚多，首要的原因是成都物产丰饶，剩余粮食较多，因此成都也有不少的烧酒坊。李商隐曾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确如此，成都酒的酿制水平很高，味道颇为醇美。不要说很多诗人在正规的诗词中多有记载，就是最接近民间的竹枝词也所载很多，“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裈。”（王叔承《竹枝词》其三）由夫妻开的小酒店，联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卖酒故事，颇有点对“贵慕权势”的司马相如微讽的意思。当然用他们的故事演绎出来的竹枝词的确不少，因为他们开酒店的名气很大，可资利用，“卓女家临‘锦水’滨，酒旗斜挂树头新。当垆不独烧春美，便汲寒浆也醉人。”（姚氏《竹枝词》）茶坊酒肆历来都是共生物，“‘同庆阁’傍‘薛涛井’，美人千古水流香。茶坊酒肆争先汲，翠竹清风送夕阳。”（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明清朝时在望江楼、薛涛井旁有一处著名的喝酒饮茶的去处，名为“同庆阁”。由此可以想见古时没有今日受污染的情况，其水质清澈，沁人心脾，确实使人难忘，用此泡上好的茶，与美酒形成甘美醉人的双璧。
各种店铺及其相应的商业贸易，造成了四方商贾云集、货物辐辏的局面。“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不难看出郫筒酒在清代的成都都还是很有名的，不然运到成都就不会卖到好价钱，除此之外，其他几种均还是今天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藏族贩运东西到成都来卖钱，绝不只如上一个单文孤证，“‘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藏族人喜铙钲，“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杨燮对其竹枝词自注）汉族与藏族由于喜欢的东西不同而互相觉新鲜，“华人每笑其状”，反之藏族亦然，此乃常态，不足为怪。清代成都经商的特点是湖广填四川的人占大多数，因为成都土著十不存一，故开的店出现了如下情形：“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土著只会靠织天孙锦来维持其旧有的余绪，勉强还能回忆起未遭屠戮前成都的吉光片羽，诚堪浩叹。
明末清初，四川文化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因而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文化无有可称道者，教育更是十分薄弱，书籍的大规模刊印都是乾隆中后期的事情了，这也为江西书商贩运苏刻浙刻本提供了机会。但四川本地的刊刻水准仍不如人意，就更不用提与宋代的蜀刻媲美那样的事了。由于文化消费的兴起，里面蕴含许多商机，学道街兴起了不少的书肆，但因供不应求而良莠相杂，“‘学道街’前书肆多，全无苏版费搜罗。儿童买得《四书》读，小注删除字又讹。”（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恰如与教材印制质量低劣配套一样，教师的质量也使人忧虑，“诗云子曰满堂声，门挂荻帘街市中。无数儿童读别字，先生原本是冬烘。”（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须知成都是四川的文化中心，四川其他地区的情况之糟糕便可想而知。不过，偶尔也有好的，“‘盐道街’前刻字匠，藩司左右裱画师。就中拓印谁能事？独有新都向九儿。”（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明彼时有个名叫（或者是其绰号亦未可知）向九儿的新都人拓印功夫了得，声名在外，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号召力。
竹枝词所存成都过往的风俗之多，若是配以画作，将会既直观又生动。但是风俗画在旧时作画之人，是不屑作的，不画山水及有地位的人物，便很难出名。如果没发现我们现今谈及的《廛间之艺》，画中国风俗画较早就要算陈师曾了。但钱廉成的《廛间之艺》十分形象地保留了清代市井细民的生活习俗。其所涉及的市井风俗生活及其相应的职业，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之前较多地保存成都不少的职业角色，算得浓缩的“成都风俗图史”，也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侧面写照。计有刊石碑、补碗、花农、卖柴、打连箫、盲人卖艺、耍坛子、拉洋片、下棋、巫婆观花、磨镜、打更、猴戏、被单戏、卖果、阉鸡、卖鱼、卖金鱼、说书、卖脂粉、箍盆等21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书时印制之精美，令人不忍释手，与生动之图画一起出炉的是，新配有时人所写的竹枝词，颇能状图片所刻画之物事，实在可追寻成都过往的足迹和史料。状习俗之竹枝词甚多，现随举两例。关于折柳祈雨应农事：“天雨知时总不忙，‘都江堰’远候栽秧。通城折柳供龙位，要水敲锣上宪堂。”（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钱廉成有卖柴一图，清人杨燮亦有关于柴之竹枝词一首：“十万人家午爨忙，桤柴石炭总烟光。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红花印块香。”
竹枝词发展至近现代，虽然还有不少是传载风俗习惯者，便也有不少讽刺时政，为竹枝词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演进，更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专制推翻说大同，预征抬垫更无穷。一年三税犹加赋，十处闾阎九处空。”（张国玲《缴款竹枝词》）“马路公司迫出捐，劳工生活实堪怜。金钱无限供私橐，呼吁无门只怨天。”（冷眼《时事竹枝词》）
要之，竹枝词作为反映老百姓心声，记载小人物的苦痛，描绘琐细的日常生活，状写民情风俗的画面，传载着历史遗脉，成为近代市民生活兴起的表征。不然其起源于唐之川东，而至清中后叶及近现代才在成都兴起来，就无法解释。而且我们可以从早期竹枝词作者的写作套路上佐证上述观点，他们一般都会在结尾缀上一两首对自己写作表示谦虚的竹枝词，譬如“誓不讥评可问天，同乡共住‘锦江’边。对山窗下闲言语，慎莫生疑斗老拳。”（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竹枝》歌罢夜何其，布被蒙头细想之。风情人情皆纪实，任他笑骂是歪诗。”（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但这种自谦性的缀尾竹枝词，在后来已然消失，表明大家都不觉得写竹枝词是一件丢脸的事。显然在竹枝词未十分流行之前，写竹枝词会被视为雕虫小技而遭饱学之士的鄙弃，正人君子的道德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