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长于条条通往流亡的十字路口
当歧路交会，童年也自我们手中陨落
一阵狂风吹倒一把伞
这是我对幸存者的敬意
——《我朝你奔去……与你并肩前行》穆里·巴尔古提
“Keif halek? ”
“Ana mabsuta.”
菲妲问我“你好吗？”，我按照阿拉伯语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回她。她听了之后发出一阵傻笑。
“每次都用同一句话回答有什么不对？‘我很好’这答案对我来说挺不错的啊！”
“你的阿拉伯语得多下点苦功了。你也可以回答‘Ana majnune’，意思是‘我疯了’。”
“疯了？有什么好疯的？”
“这个世界啊，我就常常被这世界搞得快疯掉。”
我心想，“Majnune”这个词我早就认得了。无论是印度的印地语、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还是孟加拉国方言里都有这个词，意思是疯狂的爱。这让我想起某个波斯王子的传说，他叫作玛吉奴，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一位名叫蕾里的美丽交际花。我想我多数时间都不会介意用这样一个词来响应这世界对我的问候。
如果说欧莉是我融入本地的推进者，那么菲妲则助我打破层层回忆，意外地发现阿拉伯语与我的母语间的扎实联结。随着我与她相处时日渐增，听她说阿拉伯语的机会也变多，两种语言间的桥梁跟着逐渐成形。她每天从耶路撒冷通勤至拉马拉工作，我常去那里陪她一起共度漫长的傍晚时光。如今我已能用简单的希伯来语对话，因此也想试着跨越阿拉伯语障碍。感谢老天让我遇见菲妲，这道障碍现在看来已非那么高不可攀。
某个宜人的六月早晨，我去她位于耶路撒冷西南部艾因喀拉姆（Ein Karem）区的家接她。我的一位朋友推荐她，她也同意担任我的随行口译，所谓随行口译其实对记者来说，更像是扮演“地头蛇”的角色。
这一回她要带我去北部的巴塔村（Barta’a），那是一个巴以融合的村落，村里七千位居民全都因通婚而彼此互为亲戚关系。这个村庄是个特例，不像西岸地区北部其他地方那般，边界全被以色列筑起的安全墙隔离。菲妲安排了来自村里两方的村长接受采访，一位是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一位是以色列阿拉伯人。
我看见她站在露台上，凝望着下方苍郁的山谷。那露台底下是一条快速道路，道路底下便是急遽下坠、长满麝香草与鼠尾草的山谷。露台上有着不可思议的迷人景观，可一百八十度全景瞭望被艾因喀拉姆旧村落往昔巴勒斯坦居民遗弃的梯田与扁桃树丛。晒衣绳上的洋装、床单、牛仔裤、衬衫，随着微风吹拂而飘动。我停好车，走上阶梯，看着她身体不同部位逐渐出现在我眼前，当她收起第一件晾起的衣物，展露在我眼前的是她细长的双臂，接着我看见她一双穿着合身低腰牛仔裤的长腿大步向我走来。作为巴勒斯坦女性，她高得很不寻常。当她的脸庞从一件褪色的橙色床单后方出现时，看来竟如此熟悉。狭长脸型、画着眼线、满是睡意的双眼，再配上一抹忧郁的微笑，我看过这张脸，这五官像极了某张全球知名的脸孔。这张脸属于某位世人再熟悉不过的伟人，这张脸常出现在昏暗教堂内与细心装饰的壁龛里。
菲妲有着耶稣的脸，细长而丧气，却有着宽容世人的神情，脸颊旁则散落着柔顺的黑色鬈发。她温柔地笑着，然后顺着我的眼光望向邻近的丘陵与惊人美景，她说：“没错，你眼前看见的一切都曾经属于我们。我要夺回这一切！”
她这番言论吓了我一跳，迅速把我拉回现实。
我难以从她轻快的语气中判断，她何以选用这句话作为我们首次见面的开场白。她是不信任记者吗？还是故意说些外国人想听的陈词滥调？我听得出她语气里藏着隐晦的讽刺，这令我非常不舒服。这份不舒服源自我丈夫的犹太身份。我突然可以体会我儿子害怕中间名阿奇瓦被他的巴勒斯坦同学发现的心情。我也再度理解里欧为何振振有词地表明，不愿让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他的宗教信仰。我心想我最好别提起自己跟犹太人的关系，我不希望她因此对我改观。我想要了解眼前这个高得惊人、貌似基督的女人，我在心底发誓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从这起BBC采访案的合作继续延伸为私交。
“放心，我会通过和平协商夺回这片土地和这个村落。”菲妲语毕笑了出来。
我脑海里不断重复响起基兰他朋友耶申的话：“等我长大以后我要带领群众运动，用和平的手段取回我们的土地。”
此刻我站在这栋位于艾因喀拉姆区旧阿拉伯村的旧阿拉伯屋子里，面对着这位貌似拿撒勒[44]先知的修长女子，想着我该如何在不说错话、不泄露我那禁忌秘密的情况下，与她建立新关系。
好在此刻我们并无多少时间闲聊就得出发往北。一路上车里的对话听来都似乎有着弦外之音，我想这多少是因为她奇特的幽默感。特别是当她说：“既然欧洲人调停了半天都不成功，那么巴以两国的总统或许都该听听你的见解，你可以教我们一些甘地式的技巧。我们这里需要一位甘地，甘地通过和平抗争就把英国赶出印度，我们受够那些自杀炸弹客了。”
我本打算问她：“你真的想把以色列人赶走吗？”她觉得以色列是像英国之于印度那样的殖民政权吗？但我没把这些在脑海中翻腾的想法说出口，只是看着她以僵直的姿势与蒙眬的眼神，望着车窗外如今被以色列屏障隔离的阿拉伯村落。当车子加速驶过西岸地区平原，我开始数着这些由一片片混凝土构成的“城墙”，这一道道违反国际法规的城墙将巴勒斯坦人围起，不仅让他们有如活在牢狱里，同时也切断了邻近村落彼此的日常交流。这道分隔之墙孤立了巴勒斯坦村落，让他们与世界断绝联系，无法与邻近的以色列大城进行商业往来或使用城里的医院、学校与各种便利设施，也无法使用位于特拉维夫的车程不到一小时的机场。在城墙后方的远处，我看见鄂图曼风格的叫拜楼（minaret）[45]矗立在稠密的市镇里。我突然意识到光是使用这条划过西岸占领区的道路，就等于是在支持以色列的领土掠夺计划。我对菲妲表明此想法，她说：“我本可以带你走另外一条路线，但我想给你看看这条联结南北殖民区的主要公路，这条路也叫作六十号种族隔离公路，它就这样硬生生穿过西岸地区中央的城镇村落，只为了联结散落在山顶的犹太殖民区，你看，就是那些红屋顶的房子。”
声誉卓著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曾经在他某本著作中表示，跟他比起来，这些犹太移民根本没有资格住在巴勒斯坦丘陵（这些移民全都住在丘陵上堡垒般的宅邸之中）。他还表示这些欧洲犹太人任意破坏这片土地，摧毁了长满麝香草和叙利亚奥勒冈的田野。他们有什么资格主张这片土地的所有权？那些殖民建筑打从结构开始，就有一种占地为王的姿态。为了在山顶上建造殖民区，他们把这些《圣经》中曾出现的丘陵山顶砍个精光，改种上蔓生的白色红顶混凝土之城，这不但亵渎了地景，也使野生动物流离失所。当地原生的巴勒斯坦村落都建在丘陵坡地上的人造梯田，散落在橄榄树丛间，坐落在仙人掌篱笆圈起的栽满时令蔬果的花园之内。我曾与里欧多次参观各地的“巴勒斯坦废村”，每回参观都会被告知要注意看老仙人掌与无花果树，因为那些植物当年便构成了村落边界。他们的房子大都是暗灰色或赭色，外墙通常爬满青苔，窗户样式颇为简朴，屋子也不会盖得超过两层楼。这些房子毫不显眼，他们以共生姿态融入周遭环境。这些原生居民并未践踏这片土地，他们以简朴的方式让自己过得舒适，打造家园。
“我们等一下就会转向通往六号公路的路口，六号和六十号两条公路是平行的，我们会沿着六号公路，一路穿过图勒凯尔姆（Tulkarem）城内被城墙围起的巴勒斯坦村镇，我母亲就来自那里。”菲妲开口把我从拉加·薛哈德书中描写的往昔场景拉回现实，“六号公路一路沿着绿线走，所以待会儿你将看见以色列是如何像个占有欲强烈的情人，蛇行在整片巴勒斯坦大地上。这条蜿蜒曲折的界线横断、贯穿这片土地，以色列骑在这条界线之上，非要让它不甘愿的情妇意识到它的存在。你说开在这条穿过占领区的公路上会有罪恶感，亲爱的，我实在半点都无法体会。你要怎么想都可以，就让你的良心继续折磨你吧！然而对我来说，不管是不是占领区，不管国际怎么认定，反正这里就是巴勒斯坦。”
“可是你走的是一条以色列为了以色列移民建造的公路！你内心应该多少会跟我一样过意不去才对。”
“这片土地上的任何设施，只要我能使用我就没有理由抵制！我穿越的可是自己的国家，没什么好抵制的！抵制是留给你们这些外国人的。”菲妲停了一会儿，接续说道，“假设将来以色列人迁离他们占领的西岸地区，你觉得他们会把六十号公路一起带走吗？”她窃笑，“就像他们从加沙撤退时，整个加沙成了一片废墟，建筑全被挖掘机推倒，温室全毁，连水道都被下毒那样？”
我沉默不语。里欧确实提过这些以色列移民在被以色列军队强制撤离前有过类似行为。
这趟车程很美好，但却载满了历史，载满了愤慨与痛苦。一路上，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道八米高的城墙挡住路边村落景观。绿色圆顶清真寺与叫拜楼从城墙后方探出，提醒我们墙后仍住着一群人。我感觉菲妲与我之间也慢慢筑起一道墙，一道防止误会滋生的墙。万一这趟出差过后，她就不想与我保持联系该怎么办？万一她因为我犹太人之妻的身份而不信任我，或者以为我不过是又一个发战争财的记者又该如何？会不会这回合作经历令她不快，等工作结束她就会回到那如今已被以色列强占的阿拉伯弃村，回到她附有露台的公寓，而我则会回到耶路撒冷，替巴以双方交流失败的故事又添一例？
“所以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她边问边把目光从图勒凯尔姆城墙上高耸的瞭望塔移开，稍早菲妲曾提到她以前在那城里的村落上学。
“我是为了我先生来的。”我本打算对她吐实却决定改口说道：“嗯，我是来这边当记者的。”
“但你说你是BBC的特约记者，所以不是他们把你调到这边来的？”
“没错。我本来是趁着在BBC停薪留职期间过来这里，但留停期满我决定留在这里，在这里当记者。”
“选择来这里也太奇怪了！这场冲突全世界还看不腻啊？媒体不会疲劳吗？还有什么好报道的？不是全都报道过了吗？”
“你说得对，可能真是这样没错。不过关于这一区的新闻其实读者还没腻，所以我才有工作！可是你不觉得今天要采访的故事有点不同吗？”
我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这样她才不会一直抛出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涨。
“嗯，是挺有趣的没错，但说穿了还不就那一套，就是以色列任意隔离群众，导致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状况，就像我们即将要去看的那样。”她停了一分钟，“待会儿要去的那个村里有个牙医，他有两个老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人！”
当我们抵达村落，我发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孟加拉国当时硬生生分裂的景况。
喀布哈家族是全球最大宗族之一，他们定居于巴塔村，通过世代联姻而互为亲戚关系。但自以色列建国后，村民便活在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底下：巴塔村西部归属以色列，东部则归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虽然喀布哈一族仍继续通婚，但分裂现况严重影响该族，他们无不渴望统一。
我们开车经过巴塔村熙攘的市集，穿过人海。在这里，东西两村可以更加自由地交流。这里跟其他充满活力的中东市集没什么不同，顾客与商家忙着进行寻常的市集对话，小贩吆喝着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来吸引顾客上门，架上放着硕大的西瓜、花椰菜与当地特产的长条白茄子。但这个市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法用来划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绿线正从这个市场经过，穿过商家、主干道，甚至还划过几间民宅，胡乱地分割一个个小区与家庭。
“就在这里，你可以一脚踏在以色列，一脚踏在巴勒斯坦。”菲妲站在一家位于村里主干道转角的玩具店旁说道，她美丽的双眼闪烁着些许嘲讽。如今我明白这样带点尖酸的俏皮话是她独特的幽默感，只是我不知该不该笑。毕竟这番言论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地点出了这片土地陷入分裂的处境。
五颜六色的充气玩具与沙滩排球垂挂在雨篷下左摇右摆，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来回摆荡。菲妲站在店门口，同时身处两个国家，成堆的廉价玩具掩盖住她站在巴勒斯坦的那条腿。这幅景象带我回到至少二十五年前，重回我成长的那个处于东、西孟加拉之间的村落。
我记得村里有条分隔东、西孟加拉的河，应该是巴伊拉布河，但我不那么确定。我们以前会游泳渡河来去两国之间：西孟加拉邦属于印度，“东孟加拉国”则成了名为孟加拉国的主权国家。我们自在穿越国界的日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告终，我们被禁止横渡这条熟悉的河流，因为两国都在边界部属了荷枪部队，只要有任何活物出现，双方都会毫不犹疑地扣下扳机。但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越界进入西孟加拉的市场买了些小饰品，还有几尊常见神祇的陶瓦小神像，当中有些还被我一路带到英国，甚至至今仍在我身边。这些神像有如沉默的历史旁观者，立在我耶路撒冷的书桌上回望着我，不断提醒我命运有多讽刺3在将近三十年后，我儿时经历的政治分裂又再度于我的生活中上演，只不过这一回的情况棘手得多。此刻我站在中东村落里，看着这条由漠不关心当地居民的外来势力伸出隐形魔掌所划下的荒谬界线，内心感到难以理解。
菲妲与我开车穿越市场来到葛桑·喀布哈的家，他是巴塔东村的巴勒斯坦村长。我们开车接他一同前往属于以色列的西村，因为他无法驾驶他挂着巴勒斯坦绿色车牌的汽车进入以色列。虽然路上并无栅栏或任何可见的分隔线，但途经市场半路上就会发现放眼望去的车牌都转为黄色，因为我们已进入以色列。我想同时访问他与另一位以色列村长，该位村长同时也是他的远亲。
“来到这里，我等于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监狱。”当汽车跨越无形边界进入以色列之后，村长如此说道，“但我的远亲，也就是巴塔村的以色列村长会遵照阿拉真神的旨意，通过关系救我出去！”我想起几分钟前菲妲说的双脚踏在两个国度那番话，对这位村长来说，这等于一只脚踏进监狱。我不知道是否该把村长的话当真，但经过一天的相处之后，我们都习惯了他那特殊的幽默感，他得靠幽默感来武装自己，才能熬过日常种种荒诞。事实上，我发现巴勒斯坦人很喜欢说些略带尖酸的俏皮话，否则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渗入他们生活的占领呢？
“以色列人”村长里亚德·喀布哈，从他优雅的黑色书桌后方问候他的远亲。他说葛桑出现在他办公室在以色列当局看来是违法行为，而且是蓄意违反移民法，若真要细究，那表示许多村民的配偶都会被处以高额罚金，甚至入监服刑。我问巴勒斯坦村长是否听过娶了两位老婆的那位牙医，万一那位牙医带错老婆、跑错边过夜会发生什么状况？他笑着说道：“我家复杂的程度可不输给他，对你们外国记者来说，应该也很值得报道！我老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她有巴勒斯坦血统，但因为她来自北方列属以色列管辖的阿拉伯区，所以她有以色列护照。这么一来，我们的孩子们也成了‘以色列人’，我不能去接他们放学，因为学校在以色列那一边。我也不准开着我那辆挂着巴勒斯坦车牌的汽车进入村里属于‘以色列’的那半边。”
“这样说来，你老婆得每天负责接送小孩咯？”
“没错，然后他们会非法地回到巴勒斯坦家里吃晚餐和过夜！”
村长说：“你知道如果以色列公民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被逮到会怎样吗？”
“我不知道，会怎样？”
“会被罚两千块以色列币，大约是五百美元。”
“你有四个孩子加上一个老婆，所以如果被抓到，得罚两千五百美元？”我问村长。
“没错。而且不只如此，我们甚至不能一起旅行。有几次我们一起出国，我得去约旦首都安曼搭机，只有我老婆和孩子们才能使用以色列的大卫·本·古里安机场。”
葛桑·喀布哈遵循传统，也娶了一位家族远亲为妻，她不但来自以色列那一方，而且也是巴塔村以色列村长的亲戚。这个涵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巴塔村，严格来说，双方村民都不准探视他们的堂亲表戚、姑婆姨妈或任何一位家族成员。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存有一场婚礼的画面。来自西孟加拉的新郎叫作尚提，我们以前都叫他“尚提卡卡”，意思是尚提叔叔；而新娘瑞希米（意为“如丝绸般光滑”）则来自巴伊拉布河另一端的孟加拉国，也就是“东孟加拉国”。这是一场禁忌之恋，因为河这不只是两国通婚，同时也是跨宗教的结合3尚提卡卡信仰印度教，瑞希米则是穆斯林。他们初识于村落里摆满陶瓦神像与丝制手镯的市场之中，当时尚未见国界警察的身影。所有孩子都知道他们两人会躲在附近开满芥花的原野上调情，我还记得为了封住我们的嘴，他们会从市场买来“batasha”，那是一种用来供奉寺庙神祇的甜饼，他们会给我们这些不信神的小妖怪一大把甜饼，讨好我们，然后才出发前往田野。
巴塔村横跨一道名为瓦地阿尔米亚（Wadi Elmia）的山谷两端。一九四九年某天，居民醒来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权横越山谷进入村庄彼端。山谷西部归属新成立的以色列，东部则属约旦。所谓的停火线，也就是绿线，沿着山谷路线划定，这条线成为以色列与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之间的新界线。一夜之间，同一家族成员的亲友全数被硬生生拆散。某位村民告诉我，他当时年仅六岁，却对此记忆鲜明。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想去探望住在以色列那边的姑姑。我父亲试着剪断边界的刺网，想给他姐姐送个礼物，但是约旦士兵发现并拦下了我们。他无法亲自递送礼物，所以我们站在距离山谷最近的山坡上，我姑姑也站在山谷那端某处高地上，我们疯狂地朝她挥手，叫喊着：‘姑姑，姑姑，站近一点，我们想看看你！’”
一九六七年夏天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原本被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过去立在东、西巴塔村之间的篱笆被拆下，喀布哈一族本期待经过漫长等待后终能团聚。他们也的确享有过一段短暂的统一时光。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发生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促使以色列定下更为严格的规定，不再准许两村间自由通行。而二○○○年发生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导致形势更为艰难，想获准探视分隔于边界两端的亲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对巴塔村的喀布哈一族而言，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最为理想，能让家族间不受边界限制而自由团聚呢？我问了巴勒斯坦村长葛桑·喀布哈这个问题。
“我希望巴塔村可以统一。”他说道，“至于要属于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不管我身在何处，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
他的以色列分身兼远亲里亚德·喀布哈，则对此问题表达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是这个村落自成一个联邦。一个村落，一个议会，最重要的是能自治。比方说，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同时属于两个国家的示范区，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全国未来发展的典范！”
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导致孟加拉国分裂后，孟加拉国的知识分子为促进统一，也曾有过同样的倡议。而在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之时，相同主张也曾被再度提出。但自此之后，东、西孟加拉两边人民都与统一梦想渐行渐远，如今从印度次大陆的国家政治现况看来，孟加拉国恐永无统一之日。自印巴分治起几十年来便怀抱统一大梦的那一辈人，他们始终梦想能重回家乡的番石榴果园、白色宅邸，还有后院那一池水色碧绿的鲤鱼池，然而他们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已虚弱到无力继续做梦。
“这位小姐，该走咯。”菲妲说（我很快就爱上她如此称呼我），“我们得出发去找那位医生了。”
“医生……什么医生？”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就是山谷两边各有一个老婆的超人医生。”她笑说。
“真有这个人？我以为你和村长们是在开玩笑。”
“当然不是！”菲妲说，“不只是老婆会分隔两地，在山谷里有个市场，那里有人家里卧室在以色列，厨房和客厅在巴勒斯坦！”
“那还真是一国方案的完美示范！”我戏谑地说道，因为我正努力理解巴塔村里种种古怪的现况。
菲妲说：“你真心认为犹太人想跟巴勒斯坦人共享同一个国家吗？”
“我认为等你们人口超越他们之后，时候到了他们也别无选择。”
“那会是何年何月呢？他们可是在等着弥赛亚（Messiah）[46]出现，到时候我们全都会变成犹太人，连你也不例外！”又是典型带着讽刺的俏皮话。
我开始谨言慎行，避免透露自己其实早已是犹太家庭的一分子。我不想失去与她的友谊，她是如此特别，用独特的讽刺挑战她国家荒谬的政治现况。我觉得要是她知道我与犹太人的关系，就不会如此大方地表达她对犹太人与以色列政策的观点（不过后来证明我错了）。
当我们从村长的办公室沿着山谷走向市场，菲妲说连精明的犹太政客都会误闯他们自己设下的法律陷阱，他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像巴塔村这样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法律根本不管用，若强硬执法便等于违反基本人权，得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就连巴勒斯坦的巴塔村长也不得豁免。她继续说道：“我成长于以色列北部的乌姆阿法姆（Umm al-Fahm），那里离巴塔村不远，待会儿回程可以顺道经过。我拿的是短期可加签的签证。因为我父亲娶了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图勒凯尔姆的女子，也就是我母亲，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母亲尚未拿到以色列护照，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就像异乡人一样四处漂泊。我跟观光客一样得每年更新我的“居留证”，我现在手上这张再过四个月就要过期了。我有一位犹太律师朋友塔玛，她其实是我室友，她突尼斯籍的父亲为了拥抱犹太复国美梦，于八十年代从法国移民到以色列。塔玛在法庭上担任我的律师，帮我申请各种文件好让我能住在我的国家。你听了做何感想？一位原生居民居然要靠一位移民之女来确保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以留在这个国家！像这样的案例总有一天会拖垮以色列，这个国家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圣经故事上的。就算国际舆论、和平协议等手段都无法改变以色列目前的立场，以色列这样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种种违反人权的劣行，终将让以色列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