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爸爸都在做些什么。”玛亚边说边撕了块吐司蘸着蛋吃。基兰则是一如往常陷入前青春期的沉默之中。过去几个月以来他总不断嘶吼、叫嚣，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宝贝儿子变得遇事推托、冥顽不灵，我放弃了，不再与他吵架。我自认无法再跟一个即将满十二岁、已有一米七二高的男孩争执，他甚至比我还高上一英寸[41]。因此在早餐桌上，玛亚负责说话，而我是唯一的听众，因为基兰脸上清楚地写着他已不住在我们的世界里。
“所以爸爸怎么说？”我问她，一边往煎锅里打了一颗蛋。
“他说他去加沙跟巴勒斯坦坦人说话，这样他们才可以有‘一瓶安宁’。”
“那是什么？”我试图装作一脸正经。
“就是一瓶安宁啊。我爸爸说巴勒斯坦坦人和犹太人需要这个，他说他在想办法帮他们拿到。”
我看见基兰挑了挑眉。原来我这前青春期的儿子还是三不五时地会对某些事情有所反应！特别是可以对她妹妹说教的时刻。
“玛亚，是和平与安宁，不是一瓶安宁。安宁没有办法装在瓶子里，让你和军人一起喝着玩。还有，是巴勒斯坦人，不是巴勒斯坦坦人，你这白痴！你把他们说得像是什么外星人一样！”
“才不是！爸爸明明就说要给巴勒斯坦坦人一瓶安宁！”她故意在多出来的“坦”字上加重了语气。
这两个相差近八岁的孩子吵起架来竟能如此恶言相向，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好好好，你就继续当我的笨蛋妹妹。”基兰满脸怒容地对着玛亚。
“妈妈从今天起不会给你钱买午餐，会改给你带便当，因为你是坏人。”玛亚说。她就跟她爸一样，每回吵架都想方设法要争得最后的话语权。
“如果你们两个再继续吵下去，我会罚你们全都关进房里。”我发出警告，不过我的警告向来被当成耳边风。
“但人家说的是真的。”这一回她认真说道，“爸爸说他去加沙，这样巴勒斯坦坦人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分享一瓶安宁。”
“他真的这样说？那他打算怎么做？”我问她。我决定转换话题，免得她和她哥哥在餐桌上把彼此生吞活剥。
“去加沙就可以了啊。”她一副国际事务专家的口吻。
“原来加沙有个储存安宁的水库，这我还真不知道。”我端着咖啡坐下。此刻的加沙可以说是半点“安宁”不剩。这些被迫“撤退”、心生不满的以色列移民把加沙走廊搞得遍地石堆，宛如战后废墟，就算有国际援助，要重建加沙走廊也得花上好一段时间。里欧总说，比起西岸地区他更喜欢加沙。他认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比起他们西岸的同族弟兄更有创意，思想也更开放（同族姐妹不在此列，因为除了像曾长期担任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的阿什拉维这样的指标性人物之外，巴勒斯坦政坛鲜见女性踪迹）。
此时校车喇叭响起，我赶忙把基兰送出前门。我对巴勒斯坦人司机哈珊挥了挥手，然后走回厨房坐在餐桌前继续喝咖啡，而玛亚回她的房间准备上学。她每天早上出门前总得花上许多时间准备，我们总是九点过后才抵达幼儿园，整整迟上一个半小时。这是她最后一年读幼儿园，所以我不是那么在意她迟到，我想尽可能享受有她陪在身边的时光。她的言谈仍充满各种意外惊喜，机智而调皮。我确定那“一瓶安宁”的故事是她捏造的。我依稀记得她好像从她祖母乔伊那儿听过这个故事，乔伊常不断讲述里欧小时候用过“一瓶安宁”这词组。玛亚非常聪明，聪明到懂得剽窃这几个字眼，把她哥哥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连我都有几分相信。她很敏锐，她察觉到我不满里欧对加沙的偏执，不满他频频造访那片充满火爆冲突与怨念的狭长土地。
我的和平使者丈夫啊。我叹了口气，啜饮着咖啡。过去十年来，我跟着里欧走遍中东世界每个角落：从摩洛哥到巴勒斯坦，从埃及到约旦。我并非有意在他的中东世界里追逐任何理念、梦想或抱负。我，过去的女权主义者，早年曾在伦敦地铁贩卖托洛茨基[42]刊物的女孩，如今已完全化身为绝望的宝莱坞电影女主角，偏执地爱着一个男子，而这个男子又爱着一片永远无法回报其奉献的土地。我连续过着没有他的日子，独自带着孩子们过活，而他持续在他此生至爱的中东地区间游走。他横越了整片中东，从黎巴嫩到埃及，约旦到伊拉克。我孤身一人盼着他归来，我不屈不挠地试着与中东为友，我不断试探她、取悦她，只求能更了解她；我为她学习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为她罔顾我早年强烈的无神论立场，替我们那不甘不愿的儿子举办一场宗教成年礼；为她将我们的女儿送至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双语幼儿园就读。
自从搬到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栋房子，我们便少有交流。这栋房子在耶路撒冷西区，位于总统官邸附近一个虔诚的小区里。以色列由加沙撤兵之后便换成我丈夫进驻，他每个月有好几天都会在那儿过夜。
我们的新房子过去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被花园包围的独栋平房。以色列建国之后，这处房产曾荒废过一段时间，约莫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其后大批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以色列，丑陋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改写了圣经所描绘的这片土地的样貌，遍及各地的住宅区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藏起耶路撒冷的尖塔与圆顶。
在这栋被树木与芬芳玫瑰花丛围绕的房屋之上，如今加盖了三层楼，每层楼各自拥有独立出入口。幸运的是我们住的是原屋，因此能够独享这片花园。这种感觉相当隐秘，就连邮差都不会一路走到我们前门口，只会把我们的邮件放在整栋建筑物的主入口。由于我们这栋房子上头加盖了楼层，导致客厅几乎没有任何日照，颇似住在洞穴里。这栋房子的每个房间都铺有美丽的地砖，而且庆幸的是仍保留了原屋的蓝、绿、红三色马赛克砖。其中一间房的墙上，甚至以马赛克砖拼了一幅“生命之树”的图样。在不分日夜同样柔和的光线照耀下，那图样看似一幅洞穴壁画。
我们当初选这栋房子是因为它有茂密自然的花园。但如今我开始觉得有些与世隔绝，甚至想念艾梅克勒方街上说着英语的喧闹咖啡店。因为现在要出门去咖啡店已不像从前那样方便，我发现自己时常在这美丽的洞穴里无精打采地闲晃，等待我的奥德修斯[43]归来。
但是加沙是如此重要，就连我们的小女儿都明白这一点。
“爸爸什么时候才会从加沙回来？”每回里欧出门玛亚都会这么问，因为他只要出门就必定是去加沙。
“等到中东和平之后就会回来了。”我通常都这么回答。她会把这个答案当真，并未察觉我话里的讽刺。而我也喜欢一再重复这个答案以宣泄我不断压抑的挫败感，因为我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此地益发紧急的政治过程之外。然而接下来几个月，加沙形势每况愈下，和平之路似乎从未像此刻如此遥远。
在我意外迁居中东以后，每逢愤怒与不满的时刻，我会把内心对国际组织傲慢地自诩为和平使者的这股厌恶更加合理化。这只会令我更加恼火，因为里欧是如此一心一意地投身其中，许多年前在伦敦某个美丽的四月午后，他曾非常清楚地对我表明，绝对没有任何人、事、物能胜过他对中东的爱，而如今他的确在身体力行这份承诺。
要是我也开始爱上中东，开始书写中东，把我的兴趣投入于中东呢？他会做何反应？他会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