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弗利德一样，在特莱津，有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续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举办音乐会、举办学术讲座、排练歌剧，当他们在歌剧中唱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身为囚徒的观众们热泪夺眶而出，继而响起掌声。他们在宣告自己绝不放弃快乐的权利，宣告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亡。他们画画和写诗，也教会了孩子们画画和写诗。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心却在美的教育下坚持善良。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这种内在的虚弱和恐惧，也使得他们在特莱津不断迫害艺术家。
纳粹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因此才需要掩盖真相、“宣传”假象。
一九四四年的年中，特莱津集中营的纳粹管理人是冲锋队的上校卡尔·雷姆（Karl Rahm），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是特莱津历任管理者中，最热衷于“宣传”的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夏日，雷姆把一名担任过导演的荷兰籍犹太囚徒库特·吉隆（Kurt Gerron）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为特莱津拍一部宣传片《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
许多被纳粹划为犹太人的特莱津囚徒，其实只是有一点犹太人血统的混血儿。因此，从外貌上，甚至和一般的雅利安人没有区别，他们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雷姆规定，这些犹太人都不准在电影中出现，只拍那些黑头发黑眼睛的犹太人，以突出“典型性”。他命令拍摄伪造的场景，在所谓的邮局，犹太人一个个捧着假包裹从里面出来。还命令拍摄一些犹太人在特莱津城外的河里“游泳比赛”，当然，这在现实的特莱津生活中，是绝不容许发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拍摄现场，在“游泳”镜头之外的护城河岸边，一大批冲锋队员荷枪实弹，对着游泳的囚徒，以防他们趁此机会逃跑。
雷姆还安排一辆列车，带来一群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在虚假的欢迎仪式上，雷姆等冲锋队高层官员前往迎接，笑容可掬。雷姆还从车上亲自抱下一个孩子来。影片一结束，一切恢复常态，吉隆回到自己的囚室，那个被雷姆从车上抱下来的孩子，又被送上火车、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
雷姆的另一个宣传，是他答应了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特莱津。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手里有枪，不必担心会出什么“纰漏”。他先确定了红十字会参观的路线，在这一条线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饰。
墙被粉刷了，运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甚至运来鲜花抢种。在红十字会到来之前，他亲自参与对囚徒的“甄别”。挑选那些看上去还比较健康的、尤其是容貌可爱的犹太女孩，让他们出现在参观团要走过的地方。甄别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挑出老弱病残。在红十字会预定要来参观的六月，就在他们到达之前，雷姆下令把七千五百名“选下来”的囚徒，送往东方的死亡营“解决”掉，其中，包括一批孤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国际红十字会如期来临，其中还有丹麦红十字会的主席。他们被纳粹引导着，走过一条被粉饰过的线路，遇到被挑选过的囚徒。在街角，有指定的囚徒在那里演奏莫扎特的乐曲。他们遇到的囚徒，都在威胁之下微笑，回答说，他们对特莱津的生活“太满意了”。他们还看到，犹太人是“自治”的，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是受到纳粹的“充分尊重”的。他们看到，犹太人委员会的赫尔·埃普斯坦博士（Herr Eppstein）衣冠楚楚，从汽车里下来，冲锋队的军官还去为他开门。为了这一幕，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些冲锋队员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位广泛受到犹太人尊敬的埃普斯坦博士，就在红十字会离开的一个月之后，被雷姆下令枪杀了。
雷姆志得意满，“宣传”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你只要阻挡人们知晓一些事实，而夸大另一些事实，甚至制造假象，这个世界的舆论就被你操纵了。不仅今天的国际红十字会被轻易蒙骗了，而且，在将来，人们看到由“犹太人导演拍摄”的特莱津纪录片，不是就真的会以为特莱津是纳粹“送给犹太人的一个礼物”了吗？按照纳粹的宣传：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艰苦战斗，我们为了犹太人的安全，却特地安排他们集中居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纳粹对这些“劣等民族”的犹太人是何等的慷慨。
宣传最怕的是真相的败露。
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风闻特莱津犹太人艺术家不仅在画风景，还偷偷地画一些“危险”的画，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可能记录了特莱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带到外部世界去。于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离开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一场对艺术家的迫害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莱津的四名艺术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通知他们的是犹太人委员会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也许他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所以，虽然是七月天，他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多穿些衣服。这四名艺术家，是弗利塔（Bedrich Fritta）、布洛克（Felix Bloch）、乌加（Otto Ungar）和哈斯（Leo 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艺术家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那里的人告诉他们，雷姆的司令部的秘书，将负责对他们的案子作调查。这时，又有另外两个囚徒前来报到。一个是年轻的建筑师特劳勒（Norbert Troller），他在集中营给许多孩子画过肖像，他是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报到的，因为是个大热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凉鞋。另一个被叫来的是斯特拉斯，在这次“出事”的人中间，只有他不是艺术家，可是，他也和艺术有关。斯特拉斯原来是一个商人，他非常热爱艺术，迷恋艺术收藏。在特莱津，他是很少的几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囚徒。因为他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富裕亲戚住在布拉格。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带些食物、用品和现金进来。而他身为囚徒，却不久就忍不住故态复萌，开始用他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里的画家们换他们的作品。所以，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艺术家的画作。
显然，他在特莱津收藏画的事情，并没有瞒住德国人，那年三月份，冲锋队突袭搜查了他的床铺，从他的床垫下搜出几张画，都是风景画。当时，对画作的追查没有进行下去，只是因为迎接国际红十字会，对纳粹来说是更紧急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暂时放下对绘画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纳粹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以后收藏绘画。
斯特拉斯并没有停止收藏，他只是把画藏到更可靠的地方。他收藏的画中，有十来张画描绘了特莱津的生活，其中几张他还设法托人偷运出去，带给了他在布拉格的亲戚。替斯特拉斯带画出去的，是担任警卫的两兄弟，是捷克人。也许，就是这几张画惹了祸？他当然紧张，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都很紧张，也很发愁。
弗利塔（Bedrich Fritta）是最初来到特莱津的艺术家们之一。他和妻子带着他们唯一的婴孩托马斯，一起来到这里。托马斯生下来不久就进了特莱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弗利塔就给孩子画了一大本儿童课本。年轻的弗利塔在集中营里，仍然充满热情地用幽默、精彩的卡通画，把牙牙学语的孩子，尽量和这个集中营环境隔离开来。
哈斯也是一个热情的人。在集中营里，他总是尽量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他在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到处贴了各种注意事项，都是艺术化的招贴，让孩子们看到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暖意。
纳粹曾经利用他们的能力，做一些宿舍改建的设计和其他相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个更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一些在特莱津非常紧缺的纸张。他们确实是有意识地在用画笔作记录，他们经常相互说着“暗语”：把这个“写”下来！他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像弗利德每堂课后都很小心地把孩子们的画藏起来，他们也很小心地随时把画藏在夹壁墙的间壁之中。弗利塔还弄了一个铁皮箱，在里面藏他们的画。在装满以后，他们把铁皮箱埋进了土里。
四个冲锋队的高层官员，开始了对四名艺术家的侦讯。一开始，他们还和艺术家们谈哲学和艺术史，试图在松懈的气氛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特莱津内部有没有政治组织？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有谁在帮助这些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牺牲品。艺术家们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失败的审讯终于使得冲锋队官员失去了耐性。在一声大吼之后，是突然的冷场。多年以后，哈斯回忆说，“他们突然撇下我们离开，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再也休想回家了。”不久，来了满卡车的冲锋队员，在卡车上，他们看到了特劳勒、斯特拉斯和他的妻子、布洛克的妻子和他们才五岁的女儿、弗利塔的妻子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托马斯、还有哈斯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乌加是一个性格很敏感的人，他突然哭了。他们都明白，他们前面就是死亡。
在艺术家们被押上车的时候，有一个囚徒恰巧看见，当她知道他们是因为绘画而被抓的时候，她赶紧回去，消息传开了。只要是有画的人，都在紧张地把自己手头的画用各种方式藏起来。
装着艺术家和他们的家属的车子，开始发动了。不知是谁，轻声说，“假如往左开，是带我们去布拉格。假如往右，就是去克莱·费斯屯了。”大家都知道，与特莱津一河之隔的集中营的监狱克莱·费斯屯，那是一个炼狱。在特莱津，人们都说，“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着从克莱·费斯屯出来的”。
车子在往前开，然后，向右转去。
他们总共是十三个人。在进入克莱·费斯屯之后，他们被命令站了几个小时，然后，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分在不同的监房。一个从克莱·费斯屯幸存的清教徒牧师后来回忆说，在监狱里，处境最可怕的就是犹太人了。他看到犹太人“有时甚至被强令相互殴打，直到其中一人倒下死去。”只要走出囚室，他们就暴露在冲锋队员面前，随时可能被殴打，“只有被锁在小小的囚室里的时候，才感到更‘安全’一点”。他目睹了这些艺术家囚徒和他们的家属进来。他记得，布洛克在进来几天之后，就死于冲锋队员的酷刑之下。
为了逼供，冲锋队每天对他们酷刑折磨。斯特拉斯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克莱·费斯屯，他被殴打得很厉害。几个月后，他和妻子都被送进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在这个案子中，特劳勒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审讯对象，他在三个月后，被送往奥斯威辛。
哈斯一边受审，一边还在服劳役，在做苦工的时候，他的腿受伤后严重感染，最后，他的腿部感染是被一把生锈的剪子“处理”的。最后，哈斯、弗利塔和乌加，都被送往奥斯威辛。在他们被送走的时候，哈斯每次上厕所，都需要别人扶着他去。弗利塔比哈斯小八岁，当时只有三十五岁。可是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几乎不能自己行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到达奥斯威辛的八天之后，弗利塔就死了，在最后的时刻，只听到他喃喃地说，“我累……，我累了……。”为了绘画，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哈斯却非常侥幸地活下来。原因是纳粹突然需要有高超技艺的绘画人才，为他们制作伪币。他突然被运到奥地利，被勒令参与画制假英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那里被盟军解救。
在此期间，艺术家的妻子和孩子一直被关在克莱·费斯屯。哈斯的妻子和弗利塔的妻子、小儿子托马斯关在一起。弗利塔死在奥斯威辛之后不久，他的妻子汉希·弗利塔（Hansi Fritta）也死去了。哈斯的妻子活到了盟军解放特莱津，他们夫妇收养了当时只有五岁、已经成为孤儿的托马斯。
可以想象，假如不是战争突然结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乌加也被送往奥斯威辛，在他被送走之前，纳粹在刑讯中用皮靴猛踩乌加的右手，以惩罚他“违法绘画”。他的右手严重致残。一九四五年，在盟军接近奥斯威辛的时候，纳粹逼迫奥斯威辛的一批囚徒转移。那是著名的“死亡之旅”，大批的囚徒死在这次转移之中。幸存的囚徒抵达布痕瓦得集中营（Buchenwald），在最后三个月中，有一万三千名囚徒在那里死去。有幸存的难友回忆说，乌加在布痕瓦得集中营的最后一个月里，周围到处都是死尸，可是，他看到乌加残疾的手里，勉强地捏着一小块煤，仍然试着在一张破纸上画画。
乌加顽强地活到了解放的一天，几乎是一个奇迹。可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他被解救的短短三个月后，也是他因绘画受到审讯的差不多刚好一年之后，乌加也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