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国际红十字会要来视察的消息，曾经给特莱津的囚徒们带来希望。但他们却亲眼看到，纳粹的铁幕，可以轻易遮挡住事实真相。宣传是有效的。外部世界不伸出援手，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就更肆无忌惮了。
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女艺术教师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得到消息，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一九四四年九月，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二十八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就像艾辛格教授的妻子一样，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久远以来的生活态度，是合为一体的。对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对弗利德，那是人的本能，她们爱自己的丈夫，她们要赶去和亲人同生共死。
弗利德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维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藏在阁楼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她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活下来，可是，她们相信，终有一日，这些孩子们的画会重见天日，会向人们讲述，那个从人类开始他们的历史，就没有中止过的，善和恶的故事。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特莱津的大多数艺术家们，不是像弗利德那样专职照顾孩子。他们白天要干自己的一份劳务。可是他们还是抽空轮流给孩子们上课。其中一个是弗莱绪曼博士（Karrel Fleischmann）。他是个医生，尤其是皮肤科方面的专家，可是同时，他又是一个绘画技巧很高的艺术家。一九四二年四月，他和妻子一起被逮捕，后来，就被送到特莱津。他不仅教孩子们画画，还和妻子一起，教孩子们如何“重新会唱歌”，如何写字、做加减法。他曾经写道：“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会幸存下来。”一九四四年十月，弗莱绪曼博士和他的妻子，被杀死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那么，他教过的孩子们呢？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如弗莱绪曼博士所希望的那样，幸存下来。
汉娜的哥哥乔治也被送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因此开始加速将集中营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在她身边，只有一只从家里带出来的手提箱，成了她和家的最后一点联系。
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集中营里同宿舍的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爬上了遣送的闷罐车。
就在弗利德被杀害的十四天之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牵着吠叫的大狼狗，大声对她们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布兰迪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
最后一个见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个幸存的他的学生，他说，他在奥斯威辛的队列里远远地看过教授一眼，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
可是，特莱津犹太人在默默坚守的他们民族的文化，在坚守的一种精神，纳粹却没有力量扼杀。
在最后的岁月里，一号宿舍的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那些《先锋》杂志的编辑、记者、作者和读者们，都被陆续遣送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出版的一期期《先锋》杂志，都被小心地保存下来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一号房间的“孩子共和国”中，特莱津还留下了一个叫做陶希格的孩子。
特莱津是依靠马车为运输工具的：运送货物、运送遣送者的行李，还有死难者的尸体。特莱津的运作一天也离不开马车。而陶希格的父亲，恰巧是特莱津囚徒之中唯一会打马掌的犹太人。他因此有一个小铁匠铺，后来，陶希格成为父亲的帮手，也赶马车，就搬到铁匠铺后面堆煤的小屋里，和父亲住在一起。这是特莱津难得的一点私人居住空间。孩子们就把一期期的《先锋》杂志，偷偷地藏在煤堆下面。
战争结束的时候，环顾四周，陶希格发现，原先的小同伴们，只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留在特莱津。他赶着两匹马，把属于他和父亲的物品拉回了布拉格，他还小心翼翼地，装上了收藏的一大摞《先锋》杂志。回到布拉格后，陶希格到处寻找他的“孩子共和国”的同伴们。
最后，他巧遇了“孩子共和国”的一员，这个幸存的孩子，正是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刚刚从奥斯威辛回来，他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他在特莱津学成了管子工的手艺，纳粹需要留着他干活。回家以后，他得知父母早已在一九四二年就被杀死了。他到处打听妹妹汉娜的消息，直到遇到一个妹妹的同伴，把汉娜死在毒气室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一九四五年，陶希格把所有的杂志都移交给了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一直小心地藏着那些杂志。后来，他得到一个移民加拿大的机会，前途未卜，旅途能够带的东西也有限，临行之前，他又把所有的杂志转交给了创办《先锋》杂志的幸存者之一科特·库图克，他也曾经是“孩子共和国”的主席。
直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他们才感到，也许可以认真考虑出版《先锋》杂志了。在那个时候，特莱津原来的学校楼，也在考虑建成一个“特莱津集中营博物馆”。可是，就在那年八月，苏联入侵捷克。此后，历经种种曲折，介绍《先锋》杂志的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正式以几种文字出版。当年犹太孩子们的诗、画和文章，他们的恐惧和勇气，他们的苦难和梦想，终于又重见天日。
在出版的时候，乔治·布兰迪和几个幸存者，决定用当年他们的同伴在《先锋》杂志的文章上写的话，作为书名：“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在书的最后，是艾辛格教授带领的特莱津L417宿舍一号房间的孩子们的名单。一共是九十二个孩子，在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只有十五个孩子侥幸活下来。在特莱津，这个房间的孩子是存活比例最高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孩，可以是劳动力了。
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战争结束以后，哈斯和死去的弗利塔收藏画作的铁皮箱，从土里被重新掘出，他们的画，都被保存下来了。那些被人们藏在板壁中、藏在阁楼里的画，都被陆续找出来了。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维利·格罗格，那个当年和女艺术家弗利德一起在阁楼里藏下孩子们画作的女管理员，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纳粹曾经夺去了孩子们的名字，只容许他们有一个编号。在特莱津，弗利德自己不再在画作上签名。却坚持要求孩子们，在画作上签上他们的真实姓名。这四千五百张画作，绝大多数，都有孩子们自己的签名。
多年以后，面对这些画作，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我不止一次地面对这些由特莱津孩子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的经历、渴望和梦想的证明。他们把我带回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被纳粹占领、世界在战争之中。我作为一个小男孩，遇到了恐惧、羞耻和挑战。这些画也在唤醒我，那些我或许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却使我确实感到羞愧：事实是，我的犹太人同学们被赶出了学校，他们被迫在外套上佩戴区别于他人的六角星，他们被遣送集中营，最后，我活了下来，而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们，却没有能够幸存。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津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一九七一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津集中营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维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人们终于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不仅是一部音乐歌剧的演出，不仅是教会孩子写一首诗、引导孩子们办一份杂志，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艺术家们，不仅为集中营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以后世界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津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