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兰迪在集中营里最牵挂的，就是他的妹妹汉娜。因为父母被遣送走的时候，他答应过爸爸妈妈，他要照顾好妹妹的。可是，在他们被遣送到特莱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能够为妹妹做的事情很有限。汉娜住在另一栋楼，那是女孩子的宿舍L410。汉娜·布兰迪只有十一岁，她几乎无法从眼前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中恢复过来。爸爸妈妈没有了，哥哥也很难见到。可是，她还算是幸运的，就像哥哥遇到了艾辛格教授一样，在L410宿舍，她遇到了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一个儿童教育家，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弗利德是特莱津集中营里的艺术家兼儿童教育家的一个典型。
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弗利德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在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她是由父亲带大的。在弗利德成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她的家乡正处在黄金时期。弗利德从小就迷上画画儿。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家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里，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J o h a n n e 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她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上和人生经历中的早年独立。
一九一五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他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激发人的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活动。在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穷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
二十一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包豪斯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创新的包豪斯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也要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动手实践的能力，甚至要有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学生来说，这种风格又会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影响。后来的人评价说，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见的既能够消化包豪斯，又真正能从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艺术个性的“包豪斯人”。离开包豪斯以后，弗利德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她和合作伙伴一起建立设计工作室，在包豪斯风格中糅入了维也纳风情，她的设计从建筑、家具，到手工业产品都有，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
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从事一份向幼儿教师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份工作才是她内心真正企盼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想者。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她的授课，全都用自己最出色的作品来示范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是幼儿教师，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育艺术老师，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挑战。教学在逼着她进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的学生们回忆说，没有人能够如此启迪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力。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引发暴乱。就连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也被大量捣毁，她设计的建筑也被拆除。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捷克，前往布拉格。
一九三四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犹太人在国会里拥有议席，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艺术，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些，纳粹就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了。
在绘画的同时，她满怀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幼儿教师，不久也加入了她的工作。弗利德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的学生作品展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结婚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经过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蒙蒙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希特勒赞赏吹捧的那些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Otto Dix，Ernst Ludwig，Oskar Schlemmer，George Grosz，Ernst Barlach，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占领奥地利。当时的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都站在了纳粹一边。一九三九年初，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在这个夜晚，大规模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满地都是闪亮的碎玻璃，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以前的合作同伴已经逃亡到伦敦，来信希望她去；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一九四〇年，住在伦敦的美术经纪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到伦敦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严苛。一九三九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工作。一九四〇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倚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这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而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走。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弗利德和巴维尔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非常清楚遣送的意义，但弗利德和她的丈夫，由于亲人的厄运，对自己的命运更少抱有幻想。可是她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对她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做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她未来的学生带了足够的纸和笔。
“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抵达特莱津，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六百五十名犹太人，在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弗利德住进了汉娜所在的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汉娜和那里的孩子们，成了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遭遇，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曾经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弗利德也去男孩的宿舍，悄悄地给他们上课。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头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阁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观察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过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完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都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
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参与了组织他们排演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坚持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这远非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