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城市之光
那条地狱里的道路啊，铺砌得如此之好，
从不需要任何修缮。
——鲁斯·伦德尔
一股没药和上了清漆的木头散发出的强烈味道。
一股混合了香樟和蜡烛的味道。
一把在我头颅里钻探的风镐。
我试着睁开眼睛，但眼睑好像被缝住了。我躺在一个又硬又冷的地方，脸贴着石头，浑身滚烫，止不住地发抖。我在抽搐，胸口传来一阵疼痛，无法顺畅地呼吸。我喉咙发涩，满嘴都是水泥的味道。有几秒钟，我筋疲力尽，动弹不得。
1
渐渐地，周围的静谧变成了人群激动的喧哗声。我感到一股怒气在发酵。
他们在冲谁发火？
靠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我站了起来，睁开眼睛。光线很强，我眼前一片模糊。我努力辨识周围的世界。
漫射灯、十字架、许多烛台和蜡烛、铜质的帏盖、大理石祭台。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看来我现在正身处一座教堂的祭坛中心，应该是一座天主教大教堂。面前是一百多米长的教堂中殿，两侧排列着巨大的木质雕花长椅。抬头望去，十几扇色彩斑斓的彩绘玻璃窗反射出耀眼的光线，三十多米高的哥特式穹顶让我感到一阵晕眩。
在祭坛对面，管风琴的巨大风箱和密密麻麻的音管顺次排开，上方是巨大的花瓣形天窗，窗上的彩绘玻璃反射出变幻莫测的蓝色。
“快叫警察！”
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惊叫。十几双惊慌失措的眼睛正紧盯着我：游客、跪着祈祷的信徒、忏悔室旁候着的神甫。我猛然间明白了那些嘈杂的斥责声来自哪里——因为我几乎赤身裸体，只穿着粉色圆点内裤和一双沾满泥浆的三叶草球鞋。
完了，我在这儿干什么？
我手腕上还戴着祖父的手表。我迅速扫了一眼：17：12。刚刚经历的一切在我周围旋转。我想起了和父亲的对话，想起了我在灯塔里搜寻线索，想起了地下室里被封起来的房间和房间里那让人透不过气的炎热，想起了那扇在我面前突然关上的金属门。
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的腿受了伤。为了不让自己倒下，我紧紧倚靠着呈放精装版《圣经》的圣经台，顺便擦掉顺着脊背淌下来的冷汗。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
太迟了！
“警察！不许动！举起手来！”
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沿着教堂中间的通道跑来。
在把事情搞清楚之前，绝不能让他们抓到我。我打起精神，连滚带爬地冲下大理石台阶，离开了祭坛。刚开始的几步走得特别痛苦。每走一步，我那水晶般脆弱的腿骨都好像要咔嚓一声折断似的。我咬紧牙关，撞开人群，沿着侧面的小礼拜堂朝外跑，一路上撞翻了装饰花、铸铁烛台和许多摆放在书架上的祈祷书。
“喂，说你呢！给我站住！”
我没有回头，在打滑的地板上全速冲刺。又跑了十米，推开面前的第一扇门。成功了，出来了！
我跳下石头台阶，连滚带爬地冲向教堂前的小广场……
2
汽车喇叭和警笛奏起的交响乐撕扯着耳膜，油腻的碎石路面上升起缕缕白烟，飘向灰暗的天空。那里盘旋着一架直升机，发出隆隆的响声。气氛有些紧张，空气潮湿得令人窒息，好像全世界都扣在一口闷锅里。
重获自由之后，我继续向前跑。这时，一位身材丰满的小个子女警追了上来。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能甩掉她，但我过于自信了。突然，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两腿发软，喘不过气来。就在我准备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女警伺机给我下了个绊儿，然后用她全身的重量把我压在地上。我还没来得及挣扎，一副金属手铐就钳住了我的手腕。
我眼前闪过一连串万花筒般的景象：黄色出租车在玻璃和水泥组成的峡谷中穿行；星条旗迎着风猎猎作响；旧教堂的剪影没入摩天大楼的丛林之中；身材魁伟的阿特拉斯铜像支撑着高耸入云的拱门……
我的脑袋被迫抵着人行道，身体因为恐惧而抖个不停，腹中犹如火烧，一阵阵胃酸腐蚀着食道。当警察在柏油马路上拽着我汗津津、赤条条的身体时，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出现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里？
3
20：00监牢里
我双手捂脸，用大拇指揉着太阳穴。这会儿要是有三片阿司匹林和一剂消炎药就好了。
被捕后，一辆警车把我送到了第17辖区——坐落在莱克星顿大街和第52街交叉口的一座红褐色堡垒。一到警察局，我就被关进了一间多人牢房，和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社会青年还有毒贩待在一起。
这间地下牢房简直就像桑拿室，没有空调，没有窗户，连一丝流动的空气也没有。冬天在这里肯定会冻僵，夏天会出一身臭汗。我坐在一条紧挨着墙的长凳上，等了三个小时，也没人给我提供任何衣物。在此期间，我只能裸着上半身，穿着粉色圆点内裤，忍受着牢房里的各种议论。
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裸体出来溜达很兴奋吗？你这个基佬！”
旁边的流浪汉已经烦了我一个小时。他脸色发紫，皮肤粗糙，瘦得像条长满疥疮的狗。为了打发时间，他一边翻来覆去说着下流话，一边挠着浓密的黄色络腮胡，都快挠出血了。在波士顿的急诊室里，每天都有许多像他一样的病人被送进来。他们是些被生活和交通事故击垮的人，是脆弱又富有进攻性的人，是脱离现实的人，是因酒精中毒而昏迷、体温过低或是神经错乱的人。
“你这身打扮，打飞机是不是挺方便的，嗯？娘娘腔？”
他很讨厌，但也让人害怕。我转过头，不去理会他。可他突然站了起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快说，你内裤里是不是藏了酒？你肯定是把酒放进裤衩里了……”
我轻轻推开他。尽管屋里很热，他还是裹着一件厚厚的羊毛大衣，上面的脏东西都结成了块。他跌坐在板凳上，口袋里露出一张折叠的报纸。这个醉鬼嘟囔了几句，然后脸朝墙壁瘫在长椅上。当他又一次开始胡言乱语的时候，我顺手拿走了他的报纸，心烦意乱地打开。这是一份《纽约时报》，头版是：
在总统竞选中
民主党提名大会推举比尔·克林顿
一个为美国发言的新声音
标题下方配了一张大幅照片，这位神气活现的候选人被妻子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拥抱着，周围有一大群人簇拥着他们。报纸的日期是1992年7月16日。
我不禁再次用手捂住了脸。
这不可能……
任凭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我的记忆还停留在1991年6月初。我感到沮丧极了。在短短一分钟之内，我就掉进了时空的深渊。心跳越来越快，我试图通过深呼吸来唤醒理智，让自己恢复平静。怎么解释我混乱的记忆？大脑损伤？还是吸毒？
我是医生。尽管神经学并不是我的专业，但我也在多家医院做过充分的实习。我知道，记忆缺失往往都是难解之谜。
显而易见，此时的我得了远事遗忘症：进入灯塔中那个“禁止进入”的房间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那天之后，肯定有什么东西阻塞了我的大脑。
现在，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一年多！但是为什么？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儿。以前我见过一些病人，他们在经历了无法忍受的创伤之后不能形成新的记忆——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防止我们陷入精神错乱。但通常来说，他们的记忆会在几天后重新浮出水面。可是现在，我失去的记忆长达一年多……
妈的……
“亚瑟·科斯特洛？”
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在牢房门口叫了我的名字。
“是我。”我起身回答。
他打开铁栅门，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了出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来到一间审讯室。审讯室有二十平米大小，里头有一面大镜子和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大桌子，周围摆着三把不配套的椅子。
我认出了一名警察，就是先前试图拦住我却挨了我一脚的那位。他眉毛上贴着一块纱布，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像是在说“该死的浑蛋”。我没说话，看了他一眼，想用眼神告诉他“别记仇，伙计”。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位警察是个拉美女人，头发乌黑，梳着发髻。她递给我一条旧麻布裤子和一件粗糙的灰色棉T恤。气氛一瞬间变得有点滑稽。在我穿衣服的时候，她自我介绍是负责审讯的书记官，并警告我别在她面前耍花招。
她开始提问，我一一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年龄、住址、职业。她说我被指控了好几项罪名：在宗教场所裸露身体、拒绝审问、袭警并致警察受伤。然后，她问我对此是否有异议。见我始终保持沉默，她试着问我是否有精神病史。我以有权不回答这些问题为由要求见律师。
“你请得起律师吗？还是需要给你指定一位？”
“我希望由杰弗里·韦克斯勒律师为我辩护，他人在波士顿。”
女警官没有继续问下去，而是让我在笔录上签字，告诉我明天早上面见法官。然后她叫来一位助理，让他带我去照相室，采集电子指纹并拍照。趁女警官还没有下达把我送回牢房的命令，我请求打个电话。她同意了。
4
尽管不太情愿，我还是决定联系父亲。我担心他会过于激动，但我也知道他是唯一能帮我从这一大堆麻烦中脱身的人。我打给了波利娜——他忠诚的女秘书，也一度是他的情人。接到我的电话，她好像很吃惊，告诉我弗兰克此刻正和他妻子在意大利科莫湖度假。
“怎么回事，波利娜？爸爸从来不休假，更何况是去离家六千公里的地方！”
“哎，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变的。”她回答，听上去有些局促。
“听着，我没时间和你解释我为什么打电话过来，但是我必须立刻和弗兰克联系上。”
她叹了口气，叫我等一等。不到一分钟，我听到了父亲嘶哑的嗓音：
“妈的，真的是你吗，亚瑟？”
“你好，爸爸。”
“为什么你这一年都不联系我们？我担心死了！”
我简要地向他描述了现在的处境。一句话，不太妙。
“可这段时间你到底去了哪里，看在老天的分上？”
电话那头，父亲气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声音又低又哑，像是从地下传来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随你怎么想吧！我最后的记忆就是你让我签署文件继承灯塔的那天。”
“我们就来聊聊灯塔！我看到你把砖墙给砸了，我警告过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他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我。
“这不正是你期待的吗！你甚至买好了所有工具……”
他并没有否认。相反，在这股怒气背后，我感到他正焦灼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去的对话印证了我的预感。
“那么……你在门后面发现了什么？”
“一连串的麻烦。”我想逃避他的问题。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他步步紧逼。
“想知道的话，先让你的律师把我从监狱里弄出去。”
他咳嗽了好一会儿才答应下来。
“我马上给杰弗里打电话，他会处理好所有事情的。”
“谢谢。关于灯塔的事情，爸爸，你确定已经把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吗？”
“当然！我有什么好瞒着你的？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因为你根本不听我的话。”
我可不想止步于此。
“我一直在想祖父的事情。”
“什么？你祖父？相信我，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以孩子们的生命发誓。”
我扯了扯嘴角。他这辈子都在以孩子们的生命向我母亲发誓，说他从来没有骗过她……
“弗兰克！跟我说实话，浑蛋！”
电话那头传来大声咳痰的声音。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件事。波利娜转接电话的速度很快，说明弗兰克并不在意大利，而更可能是因为癌症复发而在某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小心翼翼想要瞒过别人，坚信自己可以再次成功逃脱死亡的魔爪。
“好吧，”他终于让步了，“有件事我没说，也许应该告诉你。”
我果然猜中了。但他接下来的话还是让我感到无比震惊。
“你祖父还在世。”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开玩笑吗？”
“不幸的是，我没有开玩笑。”
“为什么？为什么是不幸？”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叹。
“苏里文还活着，他现在在纽约，被软禁在罗斯福岛上一家精神病院里。”
我还在努力消化这句话的时候，有人拍了下我的后背——那位拉美女警官示意我这通电话不能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我做了个手势，告诉她我还需要一分钟。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还活着的？”
“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
他再次疲惫地叹了口气。
“1979年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接到一通从曼哈顿打来的电话，是个负责照看流浪汉的公益组织打来的。他们刚刚在中央车站找到了苏里文。他攻击性很强，而且神志不清，既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身处哪个年代。”
“所以是你——他的亲生儿子——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
“我也很不好受！”弗兰克按捺不住情绪，大声吼道，“他失踪了24年，又生着病，非常暴力，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还一直胡说八道，声称自己谋杀了一个女人……更何况我也不是单凭自己的判断做出这个决定的，有很多精神病鉴定专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虐待妄想、精神变态、老年痴呆……”
“但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像秘密一样藏着掖着？我有知道的权利！你夺走了我的祖父！我本可以去看望他，我可以……”
“尽说废话！你是不会喜欢他当时那个样子的。去看望一个植物人，除了让你难受，还能怎样？”
我不想顺着他的狗屁逻辑再说下去了。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妈妈？姐姐？哥哥？”
“只有你妈妈知道这个秘密。你在想什么？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这件事公开。我要保护我的家庭，保护公司……”
“保护形象，对，一直以来你都在保护形象！对你来说，形象永远是第一要务，对吗？”
“我讨厌你，亚瑟！”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他已经挂了电话。
5
第二天早上09：00
“孩子，你应该听过那句老话：想要树立第一印象，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在法庭走廊里等待传讯的时候，杰弗里·韦克斯勒帮我整理好领带。他的女助手拿着一把化妆刷，试图用粉底遮盖我的黑眼圈和惨白的脸色。上法庭前，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商定在法官面前应该采取的策略。不过，杰弗里一直信奉我父亲的理念。他认为，和文字材料相比，外表更加重要。
“虽然听上去很不公平，但现实就是这样，”老律师说，“假如你能改变自己的形象，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杰弗里了。我尊敬他，爱他，尽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得不说这位经验丰富的律师确实做了好多事。他不仅给我拿了套西服，还把我的钱包、信用卡以及所有证件——身份证、驾驶证、护照都带了过来，以便在法庭上为我提供可信的身份证明。他还成功地让我的案子获得了优先审理权，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次庭审持续不到十分钟。法官看上去似乎没怎么睡好，他懒洋洋地宣布审讯开始，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然后让控辩双方发言。杰弗里立刻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观点。他用一种令人信服的语调熟练地使用着骗人的三段论，证明这一切只不过是场微不足道的误会，并要求撤销所有指控。还没等我们再三恳求，检察官就同意了撤销“在宗教场所裸露身体”这项罪名。不过，在法院和杰弗里进行了最后一轮真刀真枪的较量后，法官拒绝为我袭警的行为重新定性。杰弗里则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会做无罪辩护。检察官要求我们支付两万美元的保释金，但杰弗里成功地把数字压到了五千。接着，法官让我等候传唤，然后敲了下他的法槌。
“下一个案子！”
6
庭审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杰弗里还肩负着把我带回波士顿的任务。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回去，但我希望能单独行动。
“弗兰克会生气的。”他低声抱怨。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敢跟他唱反调的话，那就只有你了，对不对？”
他让步了，甚至还从口袋里掏出四张五十美元的钞票给我。
终于自由了！
我走出法院大门，经过几排房子。这会儿已经是早上十点了，空气依旧很清新。城市的喧闹让人感觉十分安心。尽管从昨晚开始就没合过眼，但我此刻却感到如释重负，身体状态似乎也不错——现在的我四肢灵活，呼吸顺畅，头也不痛了，只有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进了一家甜甜圈店，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咖啡和一个炸饼。然后我重新上路，从派克大道走到麦迪逊大道，再到第五大道。我最近一次来纽约是为了出席一位同事的儿子的葬礼，之后又去了大西洋城。我们当时住在马奎斯万豪酒店，这家酒店有一间美名远扬的高空旋转酒吧，在那儿能够360度欣赏曼哈顿街景。我们还在酒店的赫兹租车柜台租过一辆车。
一到时报广场，我就像从前一样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说，在夜晚，瀑布般的霓虹灯可以粉饰这座城市的不堪，那么在日光下，这里的肮脏面目就无法掩盖——到处都在上演偷窥秀，色情电影院里充斥着粗鲁的流浪汉、僵尸般的瘾君子和神情倦怠的妓女；几名游客在脏兮兮的纪念品商店里东张西望；有个牙齿掉光的家伙在四处乞讨，脖子上用细绳挂着一块写着“HIV阳性”的牌子。真是一座位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奇迹之殿3。
我穿过百老汇大街，走入通往酒店大堂的地下通道，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租车柜台。经过一番搜索，工作人员确认我的个人信息仍然保存在他们的系统里。为了节省时间，我接受了他向我推荐的第一辆车——马自达双门纳瓦霍，线条锋利，棱角分明。付款时，我的银行卡仍然有效，这让我感到既意外又宽慰。很快，我就手握方向盘，沿着罗斯福路一路向北，离开了曼哈顿。
为了找回记忆，我必须回到噩梦的起点，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二十四风向灯塔的地下室。
在开往科德角的四小时里，我轮番切换电台频道，不管是新闻播报，还是音乐节目。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加速学习，弥补我缺席的这一年多的光阴。我推测比尔·克林顿的受欢迎程度，一年前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还有一个新出道的另类摇滚组合——涅槃乐队，他们的吉他声占据着各大电台；我还得知今年春天，四名警官袭击了罗德尼·金，却被宣告无罪，然后洛杉矶陷入一片骚乱；当主持人以一首《独自生活》作为节目结尾曲时，我明白了弗雷迪·莫库里刚去世不久；有一个介绍电影的频道，听众在讨论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片子，比如，《本能》《追梦者》和《不羁的天空》等。
7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开上了通往二十四风向灯塔的沙石路。远远望去，灯塔的身影有些模糊，却又十分迷人。它牢牢地矗立在岩石之间，侧面的木头墙壁被灿烂的阳光染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抵达目的地后，我下了车，用手挡着眼睛，躲避狂风从远处刮来的灰尘。
我走上通往农舍的石头台阶。房门紧锁，我用肩膀猛地撞开。
十三个月过去了，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乡间小屋，同样的凝固在时间里的装饰。那只摩卡咖啡壶还放在厨房的洗碗槽里，旁边是我当时用来喝咖啡的杯子，就连壁炉里的灰烬也一直无人清扫。
我走进那条连接农舍和灯塔的过道。在过道尽头，我打开活板门，走下嘎吱作响的楼梯，来到地下室。
我合上闸刀，灯光照亮了整个地下室。这正是我一年前离开的地方，只是曾经湿热的空气现在变得干燥凉爽。在木桶和箱子旁，我用过的那些工具还放在那儿：锤子、凿子和挖掘杆，上面覆满了蜘蛛网。
坍塌的砖墙后面就是那扇铸铁门。
我刚才忘记关上楼梯上头的活板门了。一阵风吹来，门开始晃动，生锈的铰链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继续向前走，心里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只希望记忆能涌入我的脑海，好让我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重复着和去年相同的动作，用手拭掉了铜牌上的灰尘，那段拉丁语铭文露了出来。它似乎在嘲笑我。
二十四向风吹过，一切皆空。
温度越来越低。这地方果然不那么好客，但我没有屈服。我努力不让自己发抖，推开砖墙后面的铁门，走进那个狭小如牢房的房间。这次，我没拿手电筒。房间浸没在黑暗中。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鼓起勇气想要把门关上。正当我准备拉动门把手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抢在我前面把门带上了。我吓了一大跳，感到浑身僵硬，动弹不得。就这样过了几秒，我紧张地等待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的身体没有发抖，我的牙齿没有打战，我的耳朵也没有感到有血流涌入。
8
我走出灯塔，感到既安心又失望。我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有些事情得先放放了。
我渴望得到答案，但我似乎必须去另一个地方寻找它。也许是间心理诊所，也许该去咨询神经科医生。
越野车一路驶向波士顿。我要回家，但这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似乎永无止境。我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过度疲劳让我头昏脑涨，上眼皮和下眼皮不停地打架。我筋疲力尽。我想洗个澡，然后一觉睡到自然醒，好好补充一下睡眠。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现在饿得要死。空荡荡的胃里一阵阵绞痛，向饥饿发出严重抗议。
我把车停在汉诺威街上我看到的第一个空位上，然后走向北边的住宅区。我的公寓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不在的时候，谁来喂过我的猫？
回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食品店，采购了一些食物和必需品：意大利面、香蒜酱、酸奶、洗洁精、几盒伟嘉猫粮……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我手里抱着两个大牛皮纸袋。
我走上长满藤萝的台阶，从汉诺威街走到我公寓所在的那块高地。我把两个牛皮纸袋夹在胳膊下面，安静地等着电梯。进电梯间的时候，里面飘来一股橙花的香味，我探过身体，按下了顶楼的按钮。
当电梯门重新关上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话。我的目光落在手表表盘上，现在是下午五点。昨天这个时候，我正半裸着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里醒来。
二十四小时之前……
二十四这个数字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在我脑海中飘荡。首先是二十四风向灯塔，然后是苏里文的失踪，他失踪了有……二十四年。
这个巧合让我感到有些蹊跷，但我没时间细想。突然，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指尖传来细碎的刺痛感，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颤抖，身体变得僵直，好像要失去控制。似乎有几千伏的高压正冲击着我的大脑，快要让它短路了。
纸袋从我手中滑落。
然后，一声爆炸让我挣脱了时间的枷锁。
1993 苏里文
只要是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全都相信。
——奥斯卡·王尔德
一阵灼热的倾盆大雨浇在我身上。
雨点如此强劲，就像有人要把钉子插进我的头皮。周围充满了令人疲倦的湿热水汽，它们不停地盘旋，覆盖在我紧闭的眼睑上。我感到呼吸困难，透不过气来。我站着，但身体似乎完全不受意识控制，处在一种近乎熟睡的状态，双腿止不住地发抖。突然，一声尖叫穿透了我的耳膜。这个声音听上去害怕极了。
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我在……一间浴室的淋浴喷头下面！
1
我身边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女人，浑身都是肥皂和洗发水的泡沫，正张大嘴巴尖叫着，脸部因为惊讶和害怕扭曲变形。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她就狠狠地给了我的鼻子一拳。我踉跄几步，双手捂着脸，想要保护自己。还没喘几口气，第二拳又来了，正中我的胸口。我跌坐在浴池沿上，伸手抓住浴帘，想重新站起来。可地面很滑，我在挣扎的过程中一头撞在洗脸池上。
年轻女人一脸惶恐，匆忙逃出了淋浴间。她随手抓起一块浴巾，飞快地跑了出去。
我趴在地上，浑身虚脱，恍惚间听到她在向邻居求助。传入耳朵的句子零零散散，并不清晰，但我依稀能够分辨出“强奸犯”“在我浴室里”“叫警察”之类的字眼。
身体和头脑都昏昏沉沉的，动弹不了，连抬手擦掉从眼皮上流下来的水都很费力。而且，我现在鼻子正淌着血，完全喘不上气来，好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意志命令我站起来，四肢却不听使唤。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经历就是前车之鉴。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个牢笼。我用尽全身力气站起来，快速扫了一眼房间，然后走到一扇玻璃窗前。窗外是一条夹在两幢楼之间的窄巷。我打开窗户，把头伸出去，看到远处有一条宽阔的四车道马路，道路笔直，有些坡度。
灵活的黄色出租车，一栋挨着一栋的深棕色砖砌大楼，还有屋顶的雨水池——毫无疑问，我又回到了纽约。
但具体是哪里？
特别是……现在几点？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近，我赶紧从窗户翻了出去，上了逃生用的金属楼梯，连滚带爬地下了楼，来到大马路上，然后胡乱选了一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开始逃亡。我看到岔路口立着两个绿白相间的路牌，显示这里是阿姆斯特丹大街和109街的交叉口。所以，我现在是在曼哈顿西北部的大学生街区。警笛声越来越响，我惊慌失措地往左边跑去，想要离开大街，逃到一条和它平行的、两边都是灌木的狭窄侧道上。
为了隐藏行踪，我躲进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里，紧贴着墙壁，借机恢复体力。衣服湿透了，我用衬衫袖子擦了擦鼻血。看来我穿的还是杰弗里·韦克斯勒留给我的那身衣服。我机械地瞄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祖父留给我的那块优雅的坦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多。
可是，是哪一天？
我努力理清思路。我最后的记忆是：公寓的电梯间，掉落在地上的购物纸袋，以及和上次在灯塔地下室里一模一样的强烈痉挛……
我打了个喷嚏。今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阳光十分温暖。尽管如此，我的牙齿还是在打战。
我需要一身新衣服。
我抬起头，看到头顶上晒着一些衣物。这些衣服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以我目前的处境来看，确实容不得我再挑挑拣拣了。我跳上一只垃圾桶，爬上围墙，努力去够那些衣服。我扯下一条帆布裤子、一件破了的扬基队T恤，还有一件牛仔夹克，然后迅速换上。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裤脚在脚踝那里堆着，外套又格外紧身——但至少我现在身上是干的。我从刚刚脱下来的西服口袋里翻出来一些纸币和硬币，然后把湿乎乎的衣服全都扔进了垃圾桶。
我回到大街上，混入来去匆匆的人群中。跟上次一样，我又感到一阵眩晕、反胃，还有头痛。如果我还想开动脑筋想点事情的话，就必须先吃点东西。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在去吃饭之前，我往自动售报机里投了两枚25美分的硬币，买了份报纸。
第一版最上面的日期映入眼帘，我感到无比惊恐。
今天是1993年9月14日星期二……
2
“先生，您的鸡蛋、吐司和咖啡。”
女服务员把盛食物的盘子放在桌上，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回到柜台后面。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一边仔细阅读这份《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议
克林顿总统向这份“勇敢的赌注”致敬
文章配着一幅看上去很伟大的照片——在白宫前，比尔·克林顿面带微笑，张开双臂，庆祝另外两位领导人这一历史性的握手。在他右手边是以色列总理，左手边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
这张照片以及双方的声明让人们看到了两个敌对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希望。那么我呢？我到底是身处现实之中，还是在某个四维空间里？
我迅速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这一次，从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天开始算，14个月的时间消失了。无法解释的时间跳跃再次出现了。
见鬼，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感到小臂和双手在发抖。我很害怕，就像一个坚信床底下藏着鬼怪的小男孩。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些事情，它们让我的生活彻底偏离了轨道，失去了平衡。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是小时候父母教我的。我必须面对这一切，我不能被打倒。但我此刻该去找谁？该向谁求助呢？
没过多久，我心里就有了答案。肯定不能去找爸爸，因为他只会骗我。而另一个人选渐渐浮现在我脑海中。他是唯一一个仍然活在世上并很可能经历过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的人——我的祖父，苏里文·科斯特洛。
女服务员在桌子间转了一圈，确保每一位客人的杯子里都续满了咖啡。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向她要了一张纽约市地图，并告诉她我会给她一笔慷慨的小费。
趁着咖啡还热，我连喝了几口，想起父亲对我说过的话。
你祖父还活着。他现在在纽约。他被软禁在罗斯福岛上一家精神病院里。
看着女服务员给我的地图，我在脑海中勾画着东河中间那块狭长的土地——罗斯福岛就夹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这座岛大约三千米长，两百米宽，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曾经读过一本古老的侦探小说，里面说岛上有座监狱，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关闭了。不过或许还在，这都说不准。我还在寄宿制医科学校读书的时候，隐约听说岛上有两三家医院尚在运营，其中有一家著名的精神病院——布莱克威尔医院。因为这家医院的建筑呈五边形，所以人们都管它叫“五角大楼”。苏里文就被软禁在那里。
能够见到祖父，这不仅给了我一个目标，还给了我些许勇气。我应该立刻动身才对。但他们会让我进去吗？理论上说，假如我能证明自己是他的直系亲属，应该就没问题。
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的钱包！
刚才掏旧衣服口袋的时候，我把现金全都拿出来了，却没有拿我的钱包，那里面装着我的身份证件。
我陷入了慌乱之中，赶紧付了钱，跑回小巷。垃圾桶还在那儿。我在里面找到了我的西服和长裤，然后迅速里里外外仔细翻了一遍。
一无所获。
妈的！
如果说眼下这个毫无理性可言的处境还存在一丁儿点逻辑的话，那么我的钱包应该就在西服里。我不相信有人会把钱包拿走，因为小偷一般只会拿口袋里的现金。
应该是被我弄丢了……
我走了几步，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大道，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转。
应该是落在那间浴室里了……
我回到那幢房子前，一个小时之前我刚从这里逃出来。周围很安静，甚至可以说相当冷清。这一带不但没有警察的影子，连人声都听不到。我绕到房子后面，决定碰碰运气。逃生梯已经被重新折叠起来了，但我爬上了一道矮墙，刚好可以够到它。我一路向上，很快就爬到了三楼的窗户外侧。碎玻璃渣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一块系着绳子的纸板取代了原先的玻璃。我毫不费力地扯下纸板，打开窗户跳进房间。
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人来“欢迎”我。那个女孩已经拖干净了地上的血迹和水渍。我蹑手蹑脚地走在地砖上，四下都没有钱包的影子。我很失望，然后蹲了下来，在摇摇晃晃的衣柜下面检查了一番，接着又打开了一个白色的木质整理箱，里面堆着各种药品、化妆品、吹风机和化妆包。
就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碎纹皮钱包正安然无恙地躺在一层薄薄的灰尘上。应该是我撞到洗手池的时候掉出来的。
我伸手够到钱包，检查之后确认身份证件都在里面，然后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理智告诉我，得赶紧离开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由于刚刚获得了一次小胜利，安静的房间又为我增添了不少勇气，于是我决定走出浴室，来场冒险。
3
屋里没有人。
这是一间杂乱的小公寓，装修得却很细致。厨房里的小吧台上放着一包拆开的麦片和一瓶酸奶，很显然，女主人出门时太匆忙，忘记把它们放回去了。
我偷吃了点儿麦片，然后把盒子放到架子上，又把酸奶放进冰箱。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让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偏偏在这间公寓里醒来。
我在客厅里东张西望。两个狭窄的置物架上摆满了书。录像机旁放着几摞录像带，有《宋飞正传》和《双峰》，有维姆·文德斯的《得克萨斯的巴黎》、马丁·斯科塞斯的《穷街陋巷》、伊托·斯柯拉的《不凡之日》、路易·马勒的《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和《恐怖小商店》，还有很多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比如，《苏菲的选择》《法国中尉的女人》《走出非洲》等。
墙上挂着几幅名画复制品，有安迪·沃霍尔、凯斯·哈林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
一张小矮桌上搁着一包薄荷味的香烟和一只印着“I LOVE NY”的打火机。我在沙发上坐下时，弹簧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点了一支香烟，吐出第一口烟之后，我又想起了那个在浴室里尖叫的年轻女人，当时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惊慌。我们彼此不认识，而我突然出现在她的浴室里，就像《神秘博士》里的场景一样，她肯定非常害怕。
边上传来一声猫叫，我转过头去，看到一只有着圆圆的眼睛和深棕色毛皮的虎皮猫跳上了沙发扶手。它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牌子，我眯起眼睛，认出了上面刻着的名字：雷明顿。
“你好啊，小家伙。”
我想伸手摸一摸它，它却跳向一边，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站起来，准备去探索公寓里的最后一个房间。这是一间铺着棕色木地板的卧室，里面的家具融合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元素：一架老式铸铁床、一张现代风格的黑色漆面写字台、一盏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水晶吊灯。床头柜上放着几本《戏报》，上面刊登了一些最新的音乐剧里的场景：《歌剧魅影》里的面具和玫瑰、《猫》里那双狡黠的眼睛、《歌舞线上》里站成一排的演员等等。杂志边上还有几本折了角的小说，其中有《为欧文·米尼祈祷》《宠儿》和《英雄少年历险记》。
墙上贴着一些照片，主角全是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女主人。她的穿衣风格似乎非常多变，有时穿着晚礼服，有时又几乎没穿衣服。这些照片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里面的人都梳着相同的发型——头发散开，卷曲的发梢轻轻掠过裸露的双肩。这个女孩看上去不像是个职业模特，但是她肯定正在为某个模特公司准备一本写真集。
工作台上方钉着一张课程表复印件，抬头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是的，就是那所著名的戏剧学校。旁边是一张申请表，上面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埃姆斯。这个年轻姑娘今年二十岁，是艺术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
我打开抽屉，肆无忌惮地浏览了所有能拿到的东西：几封写给某个叫戴维的人的情书草稿、伊丽莎白自己的全裸相片——她努力摆出一些高难度姿势，可能是为了引起这个戴维的注意吧。不过很显然，她最后还是决定不寄出这些照片。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是她在亡命夜店打工的时间表。那是一家位于东区的酒吧。一块软木板上钉着银行对账单，上面印着一笔令人担忧的透支数额，对账单边上还有好几封房东寄来的房租催缴信。
我又在卧室里溜达了几分钟，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墙上那些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个下雪天，伊丽莎白坐在中央公园一张木头长椅的椅背上，旁边是一盏路灯。她戴着一顶羊毛帽子，穿着一件对她来说过于肥大的棉衣，脚上是一双翻羊皮靴子。这是所有照片中最不性感的一张，但只有在这张照片中，她露出了微笑。
离开公寓的时候，我摘下了这张照片放进口袋。
4
两小时后
“我让你们俩单独待一会儿，”护士对我说，“按理说，他是不会突然发怒的，但是……好吧，您是医生，应该比我更清楚，这种病人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
我站在布莱克威尔医院七楼，祖父的病房外。
离开伊丽莎白·埃姆斯的公寓后，我打了辆出租车来到第二大道和第60街的交叉口。在那里，我买了一张缆车单程票，通过空中索道穿过东河。缆车将我送至罗斯福岛中央的缆车广场，然后，我步行抵达位于这座狭长岛屿最南端的“五角大楼”。其实，布莱克威尔医院的名声一直都不太好。它建于19世纪中期，最初收治的是一些城里人希望隔离的天花病人。后来，这里被改建为精神病院，逐渐染上了这类机构的通病：人员冗余、虐待病人、在法律范围内实施极端精神病实验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撰文写书披露这些状况，一部分医院员工被绳之以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克威尔医院的情况渐渐好转，但也没能真正摆脱负面形象。
从刚开始学医时起，我每年都能听到“五角大楼”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但我们必须回归现实：“五角大楼”一直屹立不倒。而我此刻正奋力寻找的救赎，恰恰就在这围墙之内。
“我得先提醒您，”护士说，“房间里的紧急呼叫按钮坏了。”
我不想直视他的眼睛。这个护士就像漫画里的双面人一样，脸上有一部分被严重烧伤了。
“所以，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不要犹豫，立刻大声喊叫，”他继续说道，“我们这边效率很低，不能保证一定有人能听到您的声音，但叫声是让那个老家伙害怕的最好方法。”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他可是我的祖父！”
“不就开个玩笑吗……”他低声抱怨着，耸了耸肩。
“双面人”打开病房的门，请我进去，又在我身后把门重新锁上。这是一间狭小、简陋的单人病房，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把瘸腿的塑料椅和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铁床上半躺着一个男人，后背靠着枕头，看上去很神秘。他的胡须泛着银色，花白的头发一直垂到肩上，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神呆滞，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里。他如雕塑一般静默，似乎沉浸在遥远的白日梦中，又像是一位被精神病药物控制的白发巫师。
“您好，苏里文，”我一边说，一边向他走去，心里有点儿慌乱，“我叫亚瑟·科斯特洛。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我是弗兰克的儿子。他是您的儿子，所以，您是我的祖父。”
直接进入话题也没那么可怕……
苏里文像大理石一样纹丝不动，好像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边上。
“我一直不知道您还活着。”我解释道，然后坐到了床边的椅子上，“我不知道您还活着，也不知道您在这里接受治疗。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早一点儿来看望您的。”
根据爸爸提供的信息，我飞快地在心里计算着他的年龄。如果没算错的话，苏里文现在七十出头。尽管那张沧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还长着快要吞没他半边脸的胡子，我依然能够想象出他的模样。规则的脸形，高耸的额头，挺立的鼻子，倔强的下巴。我毫不费力地想起他三十年前的样子，就是我在家庭照片里看到的那样：一位潇洒的企业家，穿着量身定制的西服和笔挺的衬衫，戴着袖扣和费多拉帽。有一张照片尤其让我记忆深刻：他叼着一根雪茄，把脚搁在麦迪逊大街广告公司办公室的桌子上。但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个人……
我把椅子朝病床挪了挪，试图吸引他的目光。
“我今天来是为了向您寻求帮助。”
他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继承了您的灯塔，二十四风向灯塔，然后……”
我故意停下来，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希望他有所反应。但这个反应始终没有出现。
我叹了口气。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对彼此来说都只是陌生人，而苏里文又一直把自己封闭在深深的缄默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在某个时刻从那里走出来。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透过栏杆望着棉絮般的云朵向阿斯托里亚那边缓缓飘去。尽管已经是阳光灿烂的季节，病房里依旧冷如寒冰。我清楚地听见水在铁质暖气片里流动的声音，却感受不到一丝热气。
我重新坐下来，打算做最后一次尝试。
“弗兰克告诉我，在您失踪后的第四年，你们曾经见过一面，您让他把地下室的一扇金属门封起来。”
老人还是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上去就像一尊坟墓上的雕像。
“我去了地下室。我推倒了那面砖墙，然后……”
突然，苏里文用猫一样的速度伸出手臂，钳住了我的喉咙。
我大吃一惊。他之前麻木嗜睡的表情让我放松了警惕，而此刻，铁一样的手指正紧紧钳着我的喉咙。我无法呼吸，只能盯着他的眼睛。那扇门的故事好像一道电击，他的眼睛突然间异常明亮，闪闪发光，让人心悸。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小笨蛋？”他在我耳边喘着气说。
我拼命想从他手中挣脱出来，但他却抓得更紧了。一个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的手指掐着我的脖子，压迫着我的食道。这个疯子会掐死我的！
“你推开了那扇金属门？你进了那个房间？”
我挣扎着点点头。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感到非常绝望。他放开了我，我捂着脖子，咳嗽了好一会儿。
“您疯了！”我叫道，扶着椅子站了起来。
“也许吧。”他回答，“但是对你来说，孩子，你真的惹上麻烦了。”
接下来，又是一段紧张的沉默。在一分多钟的时间里，我们充满敌意地互瞪着对方。苏里文完全变了个样，他精力充沛，神情凝重，看上去像是一个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抑或是一位刚刚结束长途旅行的归客。接着，他用锋利的眼神迅速将我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亚瑟。亚瑟·苏里文·科斯特洛。”
我说出中间名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你怎么会有我的手表，亚瑟·苏里文·科斯特洛？”他看到了我手腕上那只坦克表。
“您是要我把它还给您吗？”
他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
“不。相信我，你比我更需要它。”
他从床上站起来，关节咔咔作响。
“所以，你推开了那扇门，然后你想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对，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您。您要……”
他举起一只手，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是哪一年？”
“您在拿我开玩笑？”
“好吧，我是在开玩笑。今天是1993年9月14日。”
他思考了一会儿，继续问道：“你是做什么的，孩子？”
“我是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那你在医院里工作？”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眼中闪耀着令人费解的光芒。
“你有烟吗？”
“我想这儿禁止吸烟。”我指着烟雾探测器。
“你还没弄明白吗？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样东西能正常使用。”
我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了打火机，还有那包我从伊丽莎白·埃姆斯家顺手偷来的薄荷味香烟。
“这是什么狗屁香烟？”他有点儿生气，“你认为我是个女人还是怎么的？就没有正常点儿的烟吗？”
还没等我回答，他就骂了几句脏话。但他最终还是点燃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是什么时候打开那扇门的？”他问我，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1991年6月。”
“所以，这是你第二次旅行了……你最近一次醒来是几号？”
“今天早上九点。等等，你刚刚为什么说是旅行？”
“孩子，这些问题，你自己应该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你得先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从这个老鼠洞里逃出去。就今天。”
我摇摇头。
“您又在开玩笑吧？首先，这不可能，其次，这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用医生的肯定语气说道，这种语气我驾轻就熟，“苏里文，这个计划太不现实了，以您的身体状况……”
他嘲讽地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我，孩子，是为了你自己。现在，好好听清楚我接下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凑近我耳边，给我下了一系列行动指示。每当我想张嘴说话，他都会提高嗓门让我闭嘴。他刚说完，烟雾探测器的警铃响了起来。
几秒钟后，“双面人”出现在病房里。
烟蒂和桌子上的香烟惹怒了他。
“够了，先生，您必须立刻离开！”
5
我坐缆车回到了曼哈顿。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装满了沸腾的思绪。苏里文能这么快就提出一个详尽的计划真是让我惊讶不已，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能力帮他逃出来。至少，单凭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想先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点儿钱，但这一次，我的卡不能用了。可能是因为我“这两年”都没怎么用过银行卡吧。我清点了一下手头的现金，还剩75美元，能买一张去波士顿的火车票，除此之外也干不了别的了。我看了眼手表，上午就快过去了。
我跑步来到佩恩车站，买了一张单程票。时刻表上显示每两小时就有一趟快车，下一班是13：03。我随着人流走向站台，上了车。
一路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停地钻进脑子里，扰得我心神不宁。
首先，最让我头痛的是，怎么才能终止这个可怕的诅咒，让我回到原来的生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摆在我面前——苏里文。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关乎良心了：我有没有权利帮助一个病人从精神病院逃跑？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一个健康状况是未知数的人，一个已经向我证明有能力实施暴力的人，一个无法被控制的人，一个可能会对无辜者施暴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的人。
答案很清楚，我没有这个权利。
第三个问题：我有其他选择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
6
波士顿南站16：40
到站后，我飞快地跳下列车，全速朝金融区跑去。没时间了，市中心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在下午五点之后营业。
我的银行卡开户行位于法尼尔厅边上一幢现代建筑的底楼，保安刚把门锁上。我对着一扇玻璃门高声叫着，在门上猛敲了三下，保安转过身，不快地看着我。我敲了敲腕上的手表，告诉他现在是下午四点五十九分。他摇摇头，嘲弄地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看墙上的电子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五点零一分。
我叹了口气，有些愤怒，一拳打在玻璃门上。保安被激怒了，但犹豫着没敢从工位里出来。他十分谨慎，最后叫来了他的领导。真是运气好，出来见我的人居然是皮特·兰治，我们家的账户和储蓄一直都是他在管理。他认出了我，亲自过来开了门：“啊，亲爱的亚瑟，好久不见！”
“我去欧洲旅行了，”我撒了谎，“今天恐怕要让您晚一点儿下班了，我有急事需要您帮忙。”
“请进，请进。”
我向他道谢。他这种谄媚的态度并不是我的幻觉，因为我父亲是他的客户。兰治带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向他解释说银行卡被停用了，然后询问我目前的财务状况如何。他在电脑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一会儿，打印出一份账户流水单。在我“消失”的两年内，我的账户收支一直在变动，不幸的是，全都是出账。房租、保险还有学费贷款都按照预先设定的周期自动支付。由于医院已经停了我那份微薄的薪水，所以银行动用了我的储蓄账户来支付这些花费。那是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一小笔钱，是她生前积攒下来的，一共五万美元，如今只剩九千了。
“这笔钱我想全部取出来。”
“当然可以，”兰治说，“但需要您明天再来办理，并且账户里至少要留一千块。”
我再三坚持，告诉他我今晚就得离开波士顿，无论如何也要取出母亲留给我的这笔钱。我没抱什么希望，但他却听进去了，并设法为我办成了这件事。半小时后，我带着八千美元离开了。和他道别的时候，这个蠢货居然对我说了句“节哀顺变”，好像我母亲是上周才去世的。
我有点儿后悔，但没做任何耽搁，立刻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南多切斯特。
7
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急诊室的实习医生每个月都要参加三次特殊巡诊：他们会把医疗车停在波士顿条件最差的街区，希望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免费治疗。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现实是，这通常会变成一场噩梦。医疗车经常会变成碎石块的攻击目标，因为黑帮成员认为我们妨碍了他们的生意。我们一次次被瞄准，被袭击，被抢劫，医护人员甚至需要发动工会来协助救治。尽管如此，市政当局还是支持这一项目，并且把它列入志愿者服务项目库。在我参加活动的那几个月，好几次都是我自己开车。首先，我需要去市郊的某个地方取车——但与其说那是车库，还不如说是寄存站。
当我走进菲茨帕特里克汽车修理中心时，心里想的就是那个年代，那个离我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的年代。这是全市最大的修理厂之一，擅长维修殡仪车、学校巴士和救护车。
巨大的厂房里弥漫着泥土、柴油和橡胶的味道。我刚走进去，一只凶猛的白色小狗就冲了过来，扯开喉咙大吼大叫。
我很怕狗，这只牛头梗让我的心脏怦怦乱跳，而它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叫得越发凶狠。我故作镇定，假装没看见它，径直向车库负责人走去。
“你好，丹尼。”
“你好啊，小个子，好久不见。你总害怕我的佐丽娅，但她可是个可爱的乖乖女。”
一米九高的肥硕身体紧紧包裹在一件伐木工人的衬衫和一条肮脏的背带裤里，丹尼·菲茨帕特里克看上去比他的狗还要可怕。所有人都在背后管他叫赫特人贾巴4，但是没有谁敢当面这么叫他。
“康拉德让我来取一辆救护车，今晚要用。”我对丹尼说，好像昨晚才见过面似的。
“真的吗？我没收到任何通知。”
“康拉德会给你发传真的，”我一字一句地回答道，“你知道的，他们总是最后一分钟才行动。我们今晚要去麻台本和罗克斯伯里的中心地区，可能有一两个病人要转送。我们想要一辆轻便点儿的车，你店里有吗？”
“我有一辆福特E系列。”他扬起下巴，示意我看边上的一辆救护车，“但是……”
我走向那辆改装过的救护车。
“这辆车正合适。别担心传真的事儿，你收到之后替我签下字好了，跟以前的流程一样。”
就在这时，丹尼那满是横肉的身体挡住了我的去路。
“等等，冒失鬼。你说我会收到康拉德的传真？”
“怎么了？”
“他六个月前就不在医院工作了。”
我装作生气的样子，决定冒险赌一把。
“听着，丹尼，你觉得干这种活儿我会很高兴吗？我已经两年多没干过这活儿了，你也肯定能收到医院的传真。不然我要这辆该死的救护车做什么？它又不适合运毒。”
丹尼·菲茨帕特里克挠了挠头。我必须斩钉截铁，不给他留太多思考时间。最好能向他承诺一件什么事。这时，我脑海里闪过一条刚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这周六红袜队和扬基队有场比赛，来我家一起看吧！我知道你对维罗尼卡有意思。她和她的朋友们都会来，有奥莉维亚和帕特里西亚，就是那个急诊科的红头发小姑娘。这些女孩喝了酒之后就没那么矜持了，嘿，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在心里向维罗尼卡说了声抱歉，同时告诉她我这样做真的不是为了好玩，而是有足够的理由……
“周六没问题，”丹尼同意了，把钥匙递给我，“你现在住哪儿？”
五分钟后，我开着救护车离开了车库。
我穿过多切斯特大道，想一路开回纽约。这片街区很大，离市中心有一定距离，方圆几公里内排列着红砂墙楼房、荒废的工业园以及粗糙的篱笆。这就是我爱的那个波士顿——那个会聚了各色人等的大熔炉，那个用铁栅栏围成篮球场的地方，那个还保留着许多旧式商店的城市。
路口的红灯亮了，我停下车，打开收音机，电台正在播R.E.M.乐队的歌曲。我从没听说过这支乐队，却能立马跟着音乐吹起口哨。尽管一切尚未就绪，但我的行动计划已经在一点一点成形。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切换到下一首歌了，红灯还没有变绿。我有些不耐烦，开始观察四周。左边有一块画满涂鸦的指示牌，三个巨大的字母Z被涂成红色，都快把指示牌上的地名——福里斯特希尔斯公墓——给遮起来了，如同一道驱魔的符咒。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母亲和祖母就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