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
我问自己，
过去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弗朗索瓦丝·萨冈
1
波士顿1991年春
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十点整。父亲突然来到我家，带着意大利杏仁蛋糕和柠檬味奶油甜酥卷。这是他妻子特意为我准备的。
“亚瑟，今天咱们一起过吧。”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咖啡机，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去年圣诞节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我靠着厨房的桌子，注视着映在烤面包机金属外壳上的自己：满脸胡楂，头发蓬乱，眼圈发黑，眼窝深陷——全拜睡眠不足和过量的苹果马提尼所赐。我穿着一件高中时买的蓝色牡蛎乐队旧T恤，一条褪色的短裤，上面印着“巴特·辛普森”。昨天晚上，在值了四十八小时班之后，我和维罗尼卡·耶朗斯基一起去赞琪酒吧豪饮了一番。在我们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所有护士里，她是最性感、最开放的一位。
这位波兰美女和我一起过了夜，但很明智地在两小时前悄悄离开，还顺便带走了她那包大麻和卷烟纸，成功地躲过了我父亲。他是我们医院外科的大人物，被他撞见会十分尴尬。
“来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吧，这是新的一天最好的清醒剂。”弗兰克·科斯特洛说着，把一杯浓咖啡放在我面前。
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大麻味，他打开窗子通风，没说什么。我一面大口吃着点心，一面用余光细细打量父亲。他两个月前刚过完五十岁生日，但头顶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止十岁。尽管如此，他还是魅力十足。他脸形匀称，长了一双保罗·纽曼那样的蔚蓝色眼睛。那天早上，他没有穿名牌西装和定制皮鞋，而是穿着一条旧的卡其色长裤、一件磨破了的卡车司机款套头衫，还有一双厚重的粗皮工装鞋。
“钓竿和鱼饵都在小卡车里。”他一边说一边喝光杯子里的黑咖啡，“如果咱们现在出发，中午前就能赶到灯塔那里。到时候吃快点儿，咱们就有一下午的时间钓鱼了。要是收获还不错，我们就去农舍里做锡纸烤鱼，加点儿番茄、大蒜还有橄榄油什么的。”
他跟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们前一天才分开似的，虽然听上去有些不真实，但至少没让人感到不舒服。我呷了一口咖啡，琢磨着他突然要和我一起出门钓鱼的念头到底从何而来。
最近几年，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我就快二十五岁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俩接手了祖父创办的家族企业——一家位于曼哈顿的小广告公司。公司运作得不错，有望在未来几周内被一家大型传媒集团收购。
而我，一直以来都和这些家事保持着适当距离。我是家里的一分子，但却是“游离在外”的一分子，有点像那个生活在国外的放荡不羁的叔叔，就算错过感恩节晚餐也不会让家人恼火。实际上，一有机会我就尽量去远离波士顿的地方求学：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读了医学院预科，在伯克利医学院待了四年，在芝加哥做了一年住院实习医生。几个月前，我刚刚回到波士顿，在急诊室开始了第二年的住院医生工作。我每周大约工作八十小时。我喜欢这份工作，喜欢它带来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在急诊室干活，喜欢直面生活中最残酷的可能性。剩下的时间，我在北区的酒吧里释放忧郁，抽抽大麻，或者和像维罗尼卡·耶朗斯基那样不太多愁善感的姑娘们上床。
父亲一直不太赞同我的生活方式，但我令他无可指摘：我自己承担上医学院的费用，没问他要过一分钱。我十八岁那年母亲去世，那时我便萌生了离家的想法，不再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这种疏远似乎没给他带来什么负担，他和众多情妇中的一位结了婚，这个迷人而聪明的女人是他的贤内助——在这一点上她的确表现非凡。我每年去看望他们两三次，这样的频率让大家都觉得舒服。
所以那天早上，我感到非常诧异。父亲就像从盒子里突然弹出来的玩偶一样，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拉着我的袖子，要把我拽回到和解的道路上——而我对这些早就不抱任何期待了。
“好吧，你到底去不去钓鱼？”弗兰克·科斯特洛加重了语气。面对我的沉默，他快要沉不住气了。
“好吧，爸爸。给我点儿时间，我冲个澡，换件衣服。”
这下他满意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用一个老式银色打火机点着了一支。
我惊讶地问：“我以为你的咽喉癌稳定之后，就已经戒……”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如利剑般刺了过来。
“我在小卡车里等你。”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喷出一口长长的烟。
2
从波士顿到科德角东面，车程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是春末一个美丽的清晨，天空纯净而明亮，阳光洒在风挡玻璃上，散射出金色的微粒，在仪表盘上方飘浮着。父亲保持他的一贯作风，从不为了维持闲聊而拼命找话题，这样的沉默倒也不会让人感到压抑。一到周末，他就喜欢开着这辆雪佛兰小卡车到处跑，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几盘磁带：弗兰克·辛纳屈的精选集、迪恩·马丁的演唱会专辑，还有一盘没什么名气的乡村音乐专辑，是艾佛利兄弟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录制的。卡车后窗上粘着一张不干胶宣传单，吹捧即将参加1970年议员竞选的泰德·肯尼迪。父亲喜欢时不时地打扮成土里土气的农民模样，可实际上他是波士顿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掌握着一家市值几千万美元的公司。不过，在做生意这件事上，这种放荡不羁的乡巴佬性格着实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我们驶过萨加摩尔大桥，又开了四十多公里，在山姆海鲜店停下休息，买了龙虾卷、炸薯条，还有一箱啤酒。
差不多过了正午，车子开上一条沙石小道，这条小道一直通向温切斯特湾的最北端。
那里荒无人烟，被无边无际的大洋和岩石包围着，几乎永远都在刮风。就在那片峭壁环绕、遗世独立的土地上，矗立着二十四风向灯塔。
这座用来发射信号的古老建筑呈八角形，通体木质，大约有十二米高。灯塔旁边有一座农舍，外侧围着白色木板，上面盖着尖尖的石棉屋顶。阳光好的时候，这儿是一处令人心旷神怡的度假居所。但天气阴沉或黑夜降临时，明信片般的美景立即变成一幅艾伯特·平卡姆·赖德1笔下的阴暗画作，如同一场漫长的梦魇——每到这种时候，这地方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此处房产在我们家族已经传了三代。1947年，在美国政府组织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工程师买下了这处房产，他的遗孀于1954年把它转卖给我的祖父苏里文·科斯特洛。
当年，由于资金短缺，联邦政府关闭了一百多个对国家不再具有战略意义的场所——二十四风向灯塔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人们在它南边十五公里的兰福德山上建起了另一座更加现代化的灯塔，老灯塔就彻底被废弃了。
祖父对这桩交易非常满意。入手之后，他立即开始翻新灯塔和农舍，；想把这里变成舒适的第二居所。然而在施工期间，他却神秘失踪了。
1954年初秋，人们在农舍前发现了他的汽车。那辆雪佛兰的顶篷敞开着，车钥匙还放在仪表盘上。苏里文习惯午休时坐在岩石上吃饭，于是人们很快得出结论，把他的失踪归结于一起意外溺水事件。尽管海浪从未把他的尸体冲上岸，我的祖父还是被正式宣告死亡，死因是：在缅因州海岸溺水。
我从没见过祖父，但经常听到他的老朋友们谈起他，把他描述成一位特立独行的传奇人物。我的中间名就来自他的教名，继承他手表的人也是我——我哥哥还为此生过气。那是一块卡地亚坦克表，20世纪50年代初制造，有着长方形表盘和青色的钢质指针。
3
“拿上食物和啤酒，我们去晒晒太阳，吃点儿东西！”
父亲关上小卡车的车门。我注意到他胳膊下面夹着妈妈在某次结婚纪念日送给他的公文包，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我把冷藏箱放在一张木桌上。这张桌子就摆在砖砌的烤炉旁边，离农舍大门有十几米远。二十多年来，这张花园桌和与之相伴的两把造型简约的红松木椅子一直摆在那里，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挺过一次次恶劣天气的袭击的。此刻艳阳高照，空气清新。我拉上夹克衫的拉链，打开龙虾卷的包装，把食物放到桌上。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瑞士军刀，开了两瓶百威啤酒，然后在木椅上坐下。
“干杯！”他说着递给我一瓶啤酒。
我接过酒瓶，坐到他旁边。慢慢咽下第一口啤酒的时候，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不安的光芒。沉默之后还是沉默。他只咬了几口三明治，就又点着了第二支烟。我能感觉到气氛很紧张。我知道，他带我来这儿绝不是为了父子二人一起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这么简单。我们甚至都不会去钓鱼，更别提什么勾肩搭背和做意式锡纸烤鲷鱼了。
“我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和你说。”他终于开口了，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许多叠放整齐的文件。
每份文件上都印着韦克斯勒-德拉米克法律事务所简洁朴素的标志，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负责维护我们的家族利益。
他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我决定在走之前把事情都处理好。”
“你要去哪儿？”
他露出一丝淡淡的苦笑。于是我挑明了：“你是想说，在去世之前？”
“没错。但你可别高兴得太早，这也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事儿，尽管我总有一天会死。”
他眯起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直截了当地宣布：“很抱歉，亚瑟，不管公司能卖多少钱，你一分都捞不着。而且，你也不会从我的人寿保险或房产里得到任何补偿。”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愕——各种情感在内心涌动，最终惊讶战胜了愤怒。
“如果你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些，那真的没必要。我对你的钱不感兴趣，你应该知道……”
他探过头，指给我看摆在桌上的那些文件，好像我刚才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到。
“我已经采取了各种法律手段，确保我的全部遗产都留给你哥哥和姐姐……”
我握紧了拳头。他到底在耍什么把戏？既然他已经残酷地剥夺了我的继承权，为什么又要特意演这么一出？
他又吸了一口烟：“你唯一继承的……”
他用脚后跟蹍碎了烟头，让这句话的开头在空中飘了几秒。我觉得他正在制造一个危险的悬念。
“你唯一能继承的是二十四风向灯塔。”他向前一指，“这片土地，这栋房子，这座灯塔……”
起风了，刮来一片乌云。我陷入错愕之中，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我要这栋破房子做什么？”
他张开嘴想要解释，却剧烈地咳嗽起来。看着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开始后悔来了这里。
“亚瑟，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顺过气后，他接着说道，“假如你接受这笔遗产，就要保证遵守两个条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神色一变，站了起来，他继续说道：“首先，你要保证永远不会变卖这处产业。你听到了吗？永远。这座灯塔应该留在家族里。永远。”
我有点儿恼火：“那第二个条件呢？”
他闭上眼睛，过了很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跟我来。”
我没好气地跟上他的脚步，来到旧时守塔人的住处。这是一座乡间农舍，潮湿的地板散发着霉味。墙上装饰着渔网和上过漆的木舵盘，还有各式各样技艺拙劣的画作，描绘着这里的乡间风景，应该是出自本地艺术家之手。壁炉上放着一盏油灯，旁边是一个被禁锢在玻璃瓶里的帆船模型。
父亲打开通往过道的门——这是一条十几米长的走廊，连接着农舍与灯塔，墙面由上过清漆的木条拼接而成——但接下来他并没有走向通往塔顶的台阶，而是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活板门。
“过来！”他命令道，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手电筒。
我弯着腰，尾随他走下一段嘎吱作响的楼梯，进入地下室。
一个长方形房间出现在我眼前。他合上电闸，房间里亮了起来。天花板很低，屋顶盘旋着陈旧的金属管道。墙是用浅红色的砖块砌成的，房间里遍布蜘蛛网，木质的酒桶和箱子堆放在角落里，掩埋在灰尘之中。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人们明令禁止我和哥哥来这里玩耍，但我们还是偷偷来探过一次险。那天，父亲狠狠教训了我们一通，警告说不许再乱跑。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白色粉笔，在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他指着这个记号说：“砖块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一扇金属门。”
“一扇门？”
“门后有一条三十年前被我用墙封住的通道。”
我皱起了眉头。
“通向哪里？”
父亲又爆发出一阵咳嗽，成功回避了我的问题。
“这就是第二个条件，亚瑟，”他边说边试图调整自己的呼吸，“你永远不能打开这扇门。”
这一刻，我感到他真的老了。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但他匆匆结束了我们的对话，转身离开了地下室。
遗产
人们无法预知过去。
——让·格罗斯金
1
海上吹来一阵风。这海风有时清新提神，有时却让人头昏脑涨。
我们回到花园，坐在那张木桌旁。
父亲递给我一支抛光过的旧钢笔。
“亚瑟，两个需要遵守的承诺，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所有东西都写在文件上，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决定要不要签署这些文件。”
他又开了一瓶啤酒，似乎重新打起了精神。
我久久地注视着他。我从未真正接近他，读懂他，也一直搞不懂他对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尽管如此，我仍尝试去爱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弗兰克·科斯特洛不是我的生父。尽管我们从未聊过这件事，但彼此都心知肚明。毫无疑问，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而我，在我14岁生日的第二天，母亲亲口向我承认，1965年冬天，她曾和我们的家庭医生有过几个月的婚外情。这个男人叫什么阿德里安·朗格卢瓦，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魁北克。我以斯多葛式的冷静态度接受了此事。就像很多家族秘密一样，它一直在暗地里传播着。不过，母亲的坦白也让我感到些许轻松，因为它解释了父亲为什么事事都针对我。
虽然听上去有点儿奇怪，但我从未想过要和生父见面。我把这事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任凭记忆慢慢流逝，直到将它遗忘。家庭的纽带并非仅仅来自血缘关系，在内心深处，我姓科斯特洛，不姓朗格卢瓦。
“好了，你决定了吗？亚瑟。”他大声说，“这所破房子，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我点了点头。我此刻只期盼一件事，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这场假面舞会，然后回波士顿去。我拔开笔帽，正准备在文件结尾处签名的时候，突然想尝试和他再次交谈：“你真应该告诉我更多事情，爸爸。”
“所有你该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他有些恼火。
我不会向他低头。
“不可能！如果你还有一丝理智的话，应该很清楚你说的这一切完全站不住脚！”
“我这是在保护你！”他脱口而出。
这话出人意料。吊人胃口，又带着些许真诚。
我看他双手微微颤抖，不禁瞪大了眼睛。
“保护我什么？”
他又点了一支烟，想要平静下来。好像有什么尘封已久的事情正在他内心深处慢慢浮现。
“好吧……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些事情。”他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一些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的事情。”
沉默大概持续了一分钟。我从他烟盒里拿了支烟，以便给他一些整理回忆的时间。
“1958年12月，我父亲失踪四年半之后，我接到了一通他打来的电话。”
“你在开玩笑吧？”
他抽完最后一口，把烟头丢到沙砾路上，看上去非常紧张。
“他说他在纽约，想尽快见我一面，叫我别告诉任何人。我们约定第二天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航站楼的一间酒吧见面。”
弗兰克烦躁不安地按着手指关节。等他重新开口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已经把指甲掐进了肉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重逢。那是圣诞节前的周六，我坐火车去机场找他。因为当时正下着雪，很多航班都延误或取消了。我父亲点了一杯马提尼，坐在那里等我，他看上去筋疲力尽，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他哭。”
“然后发生了什么？”
“起先，他告诉我他要赶飞机，没有太多时间，然后又解释说当初丢下我们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他有一些仇家，但没明确说是什么人。我问到底怎样才能帮到他，他回答说是他自己蹚了这浑水，想脱身只能靠自己。”
我很震惊。
“再然后呢？”
“他让我发誓，要我保证做到以下几件事：不向任何人提起他还活着；绝不出售二十四风向灯塔；永远不会打开灯塔地下室里那扇金属门，并且立刻砌墙把它封起来。没错，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任何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可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也许明天，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他不许我哭，说我必须坚强，因为他不在了，我就是一家之长。五分钟后，他站起来，喝光最后一口马提尼，叫我离开，去办他交代的那些事情。‘这关乎生死，弗兰克。’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这番迟到的坦白让我惊愕不已。
“那你呢，你做了什么？”
“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做了他要求的所有事情。我回到波士顿，当天晚上就去了灯塔，然后在地下室砌了那面砖墙。”
“你从来没有打开过那扇门吗？”
“从来没有。”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信。你就没想过去寻找更多真相吗？”
他摊开胳膊，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我做出了承诺，亚瑟……还有，如果你非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那我告诉你——那扇门后面，只有麻烦。”
“你觉得会是什么？”
“为了得到这个答案，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我到死都会信守诺言。”
我理了理思绪：“等等，有一些事情我还是不太明白。1954年秋天，苏里文突然消失的那会儿，人们把灯塔翻了个遍，不是吗？”
“是的。翻了个底朝天。最先是你祖母，然后是我，后来是郡里的警长和他的助手们。”
“所以，那时你们打开过那扇门？”
“对。我记得非常清楚，门后是一间地下室，最多十平米，四面的土都很结实。”
“里面没有活板门或秘道？”
“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注意到。”
我挠着头。这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没有逻辑。
“那就现实一点，”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会在里面发现什么呢？一具尸体？许多具尸体？”
“我自然也这么想过……”
“不管怎样，你在1958年就已经封死了那扇门。即使这件事真的与谋杀案有关，也早就过了法律追诉期。”
弗兰克沉默了几秒，然后用干巴巴的声音说道：“我想，那扇门后面，有比尸体更恐怖的东西。”
2
天色暗了下来，一阵雷声滚过，几滴雨水打湿了桌上的法律文书。我拿起钢笔，草签了所有页面，然后在最后一页写下我的名字。
“看来钓鱼是泡汤了，”我父亲边说边去躲雨，“我送你回家吧。”
“这里就是我家。”我回答道，递给他签好字的合同副本。
他尴尬地笑了笑，把文件放进公文包里。我默默地把他送到小卡车旁，看着他上了车，坐进驾驶室，插上车钥匙。在他发动汽车之前，我又敲了敲车窗。
“为什么你要我来做这件事？我不是家里的老大，也不是那个跟你最亲的孩子。为什么是我？”
他耸了耸肩，答不出来。
“你想要保护其他人，对不对？你想保护你的亲生孩子！”
“别犯傻了！”他终于发火了。
紧接着，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首先，我恨你母亲，因为她欺骗了我。其次，我也恨你。没错，我恨你，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得时刻面对那个谎言。但是到最后，我恨的是我自己……”
他指着雨幕中灯塔的剪影。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他提高了音量。
“真相就是，我被这个谜团纠缠了将近三十年，而我相信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开它的人。”
“但如果不打开那扇门，又怎么可能办到呢？”
“这个嘛，现在是你的问题了！”他扔下这句话，发动了引擎。
他猛地踩下油门，把车开走了。车轮底下的沙石嘎吱作响，几秒后，小卡车就消失不见了，仿佛被暴风雨吞噬了一般。
3
为了避雨，我赶紧朝农舍跑去。
我从客厅一路走到厨房，想找出哪怕是一丁点儿威士忌或伏特加，可在这座该死的房子里，居然没有一滴酒。我在壁橱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意式摩卡咖啡壶，还有一点咖啡粉。我把水烧开，将咖啡粉倒进滤纸，准备给自己冲上一大杯，希望能提提神。几分钟之后，一股美妙的香味飘散开来。这杯意式浓缩咖啡很苦，没有什么泡沫，但它帮我恢复了精力。我待在厨房，坐在漆成白色的木吧台后面。暴雨连着下了整整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仔细看了父亲留给我的全部法律文件。那一份份售卖合同的复印件为我重现了这栋建筑的历史。
这座灯塔始建于1852年。起初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后来，人们在石屋上面加盖了一个小圆顶，里面放着由十几盏油灯组成的信号灯。再后来，油灯被换成了菲涅耳透镜。19世纪末，在经历了一次塌方和一次火灾后，这栋建筑彻底损毁了。现在的木质灯塔和旁边的农舍是在1899年建造的。十年之后，人们在灯塔上装了一盏更加现代的煤油灯。1925年，电气化时代到来了。
1947年，美国政府裁定这座灯塔不再具有战略价值，就把它和另外一些陈旧的军事建筑一起拍卖了。
根据我面前这些文件的记载，灯塔的第一任所有者叫马尔科·霍罗维茨，1906年出生于布鲁克林，1949年去世。他的遗孀，出生于1920年的玛莎，在1954年把这座灯塔卖给了我的祖父苏里文·科斯特洛。
我算了一下，这位玛莎今年七十一岁了，很可能还活在世上。我拿起一支放在吧台上的笔，画出她当时提供的住址：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普雷斯顿路26号。墙上挂着一部电话，我拿起听筒，接通了问讯台。在塔拉哈西已经没有叫玛莎·霍罗维茨的人了，但接线员在同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个叫阿比吉尔·霍罗维茨的人。我赶紧让接线员帮忙接通她的电话。
阿比吉尔说她是马尔科·霍罗维茨和玛莎·霍罗维茨的女儿。她的母亲还健在，但从1954年之后，她改嫁了两次，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随现任丈夫姓。当我问起阿比吉尔是否记得二十四风向灯塔的时候，她回答：“当然，我父亲失踪的时候我才十二岁。”
失踪……我皱起眉头，重新读了一遍手上的文件。
“根据这份合同，您父亲是1949年去世的，是这样吗？”
“我父亲是在那时被宣告死亡的，但他失踪是在那之前两年。”
“失踪？怎么回事？”
“那是1947年年底，我们买下灯塔和小农舍三个月之后的事。我父母很喜欢那个地方，想把它变成我们的私人度假屋。我们当时住在奥尔巴尼，一个周六的早上，我父亲接到了巴恩斯特布尔地方警长的电话，说前一天晚上灯塔附近的一棵树被雷电击中，倒在了电线上，农舍的石棉瓦屋顶也在暴雨中受到了损坏，于是我父亲就开车去了二十四风向灯塔，检查电线和房屋，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什么意思？”
“两天后，我们在那栋房子前面发现了父亲停在那里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但是到处都没有他的踪迹。警察把灯塔及其周围仔细搜查了一遍，没能找到一丝线索。母亲仍旧心存希望，一直等着父亲回来，日复一日，直到1949年年初，一位法官宣告父亲死亡，并宣布遗产继承程序正式启动。”
我惊讶得合不上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段历史！
“您的母亲等了整整五年才把灯塔卖出去？”
“妈妈不想再听任何人说起那栋房子，也从此对那里漠不关心。直到有一天她急需用钱，才把房子委托给了纽约的一家房产代理，并叮嘱他们最好不要去招徕当地客户，因为他们大都知道我父亲失踪的新闻，而且很多人认为这座灯塔会带来厄运……”
“那之后呢，您再也没有听到过您父亲的消息？”
“再也没有。”她坚定地回答。
随后，她加了一句：“除了有一次。”
我保持沉默，好让她继续说下去。
“1954年秋天，纽约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就在里士满-希尔火车站和牙买加海湾火车站之间。那是一场真正的人间惨剧：在高峰时段，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撞上了另一列正在进站的火车。这场事故中有九十多人遇难，四百多人受伤，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灾难之一……”
“但这和您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其中一列火车上有他一位同事。那人受了伤，但活了下来。事故发生后，他好几次到我们家拜访我母亲，声称父亲当时和他在同一节车厢里，却突然在事故发生时消失了。”
她讲述的时候，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她父亲和我祖父的遭遇惊人地相似，让我不寒而栗。
“当然，人们没有在这辆火车上发现我父亲的尸体。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个男人的话让我很困惑。但他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语气很肯定。”
阿比吉尔说完了，我立刻向她表示感谢。
挂断电话后，我开始思考——几年之内，两个男人接连遭遇盘旋于此地的诅咒，被灯塔吞噬，无影无踪。
而现在，我成了灯塔唯一的主人。
二十四风向
太阳昔在彼处，而今堕入深渊。
——维克多·雨果
1
冰冷的血液在我体内流淌。
我用毛衣袖子擦掉玻璃上凝结的水汽。现在还不到下午四点，天几乎已经全黑了。雨点从阴郁的天空中落下，不住地敲打着门窗。风在呼啸，它的气息扫过万物。树木被吹弯了脊梁，电线旋转飞舞，窗框颤抖不已。一个金属跷跷板在风雨中嘎吱作响，凄厉地哀号着，像是孩子在哭泣。
壁炉边有一些木柴。我生了火，重新弄了点儿咖啡。接踵而至的真相让我沉浸在困惑中。祖父很有可能不是在缅因州的海岸溺亡，而是抛下妻儿逃跑了。可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没人敢说自己能够做到绝对理智，不会对谁一见钟情，但这种行为同我听说的苏里文·科斯特洛的个性相去甚远。
他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通过坚苦的劳动，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那年秋天，他为什么会从人间蒸发，并且粗暴地打碎了他赖以生存的一切？在他灵魂深处，究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1954年秋天到1958年年底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是否还有一丁点儿可能——他尚在人间？
突然间，我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绝不能悬而无解。
2
我冲入雨幕，钻进农舍边上的车库里。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堆锈迹斑斑的旧工具中放着一把崭新的大锤，上面还挂着家得宝2的标签。这是一把德式锤子，手柄是原木的，锤头是用一种特殊的铍铜合金浇铸而成。肯定是父亲不久前买回来的，简直就像是刚刚买的……毫无疑问，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圈套正在收拢。
我顾不得多想，飞快地拿起那把锤子，以及边上的一把旧凿子和一根挖掘杆。我从车库出来，冲进农舍，经由过道跑向地下室。地下室入口处的活板门一直开着。我带着工具走下楼梯，合上闸刀，房间再度亮了起来。
我还有机会回头。我可以叫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去火车站，然后坐上回波士顿的火车。我可以找一家房产代理把二十四风向灯塔租出去，在新英格兰，这种样式的宅子夏天一个月就能租到几千美元。这样我还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然后继续之前那种平静的生活。
可那又算是什么生活？
除了工作，我的存在毫无意义。孑然一身，心无所爱。
我眯起眼睛。一幅旧日图景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五岁的我抬起满头金发的脑袋望着父亲，他刚刚任由我摔落在卧室的木地板上。我一动不动，愣在那里。
“这辈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懂了吗，亚瑟？任何人！甚至包括你的亲生父亲！”
这笔遗产是一份有毒的礼物，是老弗兰克为我设下的圈套。我父亲自己没有勇气打开这扇门，打破一个老掉牙的诺言。但在死之前，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替他做这件事。
而这个人，就是我。
3
我拭去额头沁出的汗水。高温统治着这间屋子，室内空气稀薄，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像在轮船的锅炉舱里一样。
我卷起袖子，把锤子举过头顶，以便获得最大的冲力，然后狠狠地砸向那个十字的中心。
我眯起眼，躲开四溅的砖头碎块和灰尘，继续砸第二下、第三下。
砸第四下的时候我用了比之前更大的力气，但我失策了——锤子砸裂了天花板上的两根水管。等大股冰冷的水流突然淋到身上时我才反应过来，赶紧打开水表盒，关上阀门，让这场倾盆大雨停下来。
妈的！
冰冷的水流泛着黄色，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我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我立刻脱掉衬衫和裤子，理智告诉我现在应该上楼去换身衣服，但房间里的高温和想要知道门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的渴望促使我继续干下去。
我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粉色圆点内裤，铆足干劲儿，用锤子疯狂地砸着砖块。父亲的话在我耳边回响：“我想，那扇门后面，有比尸体更恐怖的东西。”
用力砸了十几下之后，我感觉到了墙后面的金属板。我又花了一刻钟左右让门板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扇低矮、狭窄的铁门，已经锈迹斑斑。我抬起胳膊，擦去身上淌下来的汗水，往前凑了凑。门上钉着一块牌，上面刻着一幅风向图。
我见过这幅图。在灯塔四周的石墙上也砌着一模一样的图案，上面标示了远古时代的人们知道的所有风向的名字。
图下面是一段拉丁铭文：
Postquam viginti quattuor venti flaverint, nihil jam erit.
（二十四向风吹过，一切皆空。）
显然——虽然我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这个风向图就是灯塔名字的由来。我已经烦躁到极点，试着推开门，可门把手一动不动，像是锈住了。我一用力，门把手被拽了下来。我想到自己带来的那根挖掘杆，于是赶紧把它当成撬棍倾斜着插入门缝，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把另一端往下压，直到听见一声干涩的爆裂声。门锁终于屈服了。
4
伴随着剧烈的心跳，我打开手电筒，推开金属门。门重重地刮擦着地面。我拿着手电筒朝里面照去，房间里的情况与父亲描述的没什么差别：不到十平米，地上满是污泥，还有一面用大块石头砌成的墙。血液涌向太阳穴，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把每个角落都照了一遍。第一眼看过去，这个地方空荡荡的。地上的土并不坚实，让人有一种在烂泥里蹚着走的感觉。我又仔细检查了墙壁，上面没有任何字迹。
只是这样吗？
难道弗兰克说的都是假话？他和祖父在肯尼迪机场见面，到底是真实的经历还是他的梦境？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他为什么要用这座灯塔编造一个只存在于妄想中的神话？
我的脑海中充斥着这些问题。忽然，一阵毫无缘由的风蹿进了房间，强劲而冰冷。我大吃一惊，手电筒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当我弯腰去捡它的时候，那扇门突然在我面前关上了。
房间立刻陷入了黑暗。我站起来，伸出手想要拽开金属门，但我的身体完全僵住了，好像变成了一尊冰雕。血涌入耳朵，嗡嗡作响。
我大叫一声。
然后，一股气流的噪声像是要把我的耳膜撕裂，让我头晕目眩。就在这时，我感到脚下的地面开始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