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多部电影，包括《牧马人》、《最后的贵族》和《芙蓉镇》都是由当代小说改编的。您在面对忠于原著与创作自由的两难时，有哪些考虑？
因为我是学戏剧的，所以对剧本非常重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小说。它们都是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不是关在房间里瞎编出来的。在好莱坞，片厂会买下文学作品或畅销书改编成电影，我觉得是很健康的。关在房间里瞎编的戏我不拍，而这些小说都是作家一辈子在这地方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才写出来的，所以我会忠于原著。如果一部小说真正感动你、打动你，你唯有忠于原著才能真正抓住那个令你感动的东西，进而打动全世界的观众。不然你就应该写自己的剧本，而我对自己写剧本没什么信心。因为现在中国其实没有很好的编剧。所以我依靠好的小说，然后和别的作家合作改编。
●──白先勇[12]的短篇小说《谪仙记》什么地方打动了您？是不是1984年的美国之行令您产生在美国拍片的念头？
我很尊敬白先勇的艺术成就，他是台湾作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白先勇出身大家族，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就没落了。他有相当特殊的经历，所以他的小说是别人写不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他是个“最后的贵族”。他出身非常富裕的家族，有好几栋西式的房屋。他的特殊经历很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本身是大家族的出身。毕竟，如果你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怎么写得出来？
《谪仙记》是写中国上海的四个贵族小姐。上海快解放了，她们逃到美国，在那里读大学。这也是我们内地人尤其是上海人关心的主题。这部小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些华人到美国、香港、台湾后，究竟怎么样了呢？当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白先勇的小说是最早一批从台湾引进到内地的小说之一。我读了很多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很被《谪仙记》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感动，希望可以改编成电影。[13]
《谪仙记》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几个上海小姐到了美国之后还是很引人注目，女主角原来邀请林青霞[14]演，后来最终潘虹[15]接演了这个角色。这个主角到了美国，非常怀念故土。怀乡一向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传统，小说里这个怀念故土的情节非常令我感动。
我自己在美国的经验并不太跟我拍这部影片有关，而是因为白先勇的小说。我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人出国之后的遭遇如何，而白先勇有第一手的感受。他在1960年代移民美国，住在加州多年。他有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小说，我觉得非常深刻。很多台湾小说家的东西我并不喜欢，但他的小说是从真实生活来的，而且也只有他写得出这种贵族生活，因为他本身就是其中一分子。
●──《最后的贵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在美国拍摄外景的电影。在海外拍戏会面对哪些挑战？
我们是1988年圣诞节到美国去拍的。在美国拍摄的缺点之一是我当时资金不是很雄厚，我们邀请了我儿子在纽约大学的老师、同学来帮忙。全班人马都是自己带去的，当时申请工作签证非常困难。我们拍了一个多月。但是在美国拍有一个好处，就是美国的拍摄条件非常好。比如说，那时已经是1980年代末了，我们需要1940年代的汽车。打个电话，立刻就有一位车主开着一辆老林肯过来。不过非常贵，租这辆林肯比请十个临时演员还贵！但是真的很方便，一通电话就来了，跟上海不一样，在上海要找到解放前的车非常困难。在美国，完全走上专业化了。包括租狗也是，我说我需要一种特定的狗，第二天就准备好了，非常多只不同的狗随我挑，还问我狗要不要叫，我说要，马上换一条！马也是，可以选各式各样的马。包括汽车、临时演员，你只要在照片上点了，明天马上就来谈话。还有很棒的一次经验是拍圣诞派对的场面，那些美国演员和临时演员演得非常好，等于是职业的。很多地方都不同于中国，比如他们的演员礼拜天不工作，但是工作非常认真，完全专业化，跟中国不一样。在美国，你要拍一辆车，摄影机、轨道、设备全都是专门为拍车子而设计的。还有想租借什么地方拍戏都可以，只要有钱。如果缺钱的话，一切都免谈。
拍《鸦片战争》更方便，我的副导演是英国人，我只要把剧本英译请他看，他立刻每一个角色都找四五个人来试镜。相当方便。
●──您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拍摄当代题材。执导历史大片如《秋瑾》，或是1997年的《鸦片战争》，您是否同样自如？
《秋瑾》是我们家乡的题材，我是绍兴人。秋瑾（1875—1907）和徐锡麟（1873—1907）这两位被清朝剖心肝的烈士，是我祖父很好的朋友。他们一同在大通学校办学，是当时思想最前进的中心，关系很好。所以我从小对秋瑾非常崇敬。剧本是夏衍写的，领导让我拍这片子。也恰好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片子有一部分是在日本拍的。秋瑾跟孙中山一样，都是在日本留学。所以我们在富士山底下拍过戏。之所以会拍这部片，一方面我和秋瑾同是浙江人，一方面是我祖父非常了解她。所以我感到一种非常个人的冲动去拍这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