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碧丽是创作组组长，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复职，但实在没人，所以就把我调出来拍片。我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拍这些没什么意思，但那时候拍样板戏是一种光荣。我们拍根本就不算数，都要江青同意。《海港》拍了三次，第一次是我跟另外一个副导演，后来江青说不行，把他淘汰，我跟谢铁骊拍。江青说了一句：“重拍！”就得重拍，甚至把导演都刷掉。还好没把我刷掉。只要不满意，就一直重拍。那段时间是噩梦。现在回头看，我们拍这种戏干什么？但当时是大事。《海港》是样板戏，剧本和演员全都是中央指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
●──两位导演如何分工呢？
各个导演的水平不一样，《海港》就两个人凑合着拍，一个当导演，一个就当副手，遇到状况就两个人解决。拍起来很痛苦，并不是很愉快。艺术的东西不能强制的，之前有的戏是我自己愿意拍，但这是上头命令的。虽然两个导演一起拍，其实两个人都不愿意。
●──《啊！摇篮》是您在“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部电影，也标志了您作为电影工作者艺术风格的改变。在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解冻时期，是什么令您决定拍摄以延安保卫战为背景的主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我的第一部片是《青春》，是“文革”期间没拍完的，陈冲在里面演一个哑巴女孩。下一部才是《啊！摇篮》。这部戏虽然是描写对日抗战之后的解放战争，但它的人情味很重。在《红色娘子军》不能通过的东西，这部戏都有。这部戏是描述战争期间军人之间的恋爱，也是一部小孩的戏。这部戏的小孩演得最好。我们选了十个小孩子演员。片子描绘国民党军队攻打共产党的大本营，解放军从延安撤退的情景。把小孩装在篓子里，背在毛驴、马背上，小孩演得非常好。“文革”期间所有被批判的东西，包括爱情、人性，《红色娘子军》里没有的东西，都在这部戏里出现了。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您拍了多部与“伤痕文学”作品有关的电影，包括《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缺乏批判反思，然而您的电影，尤其《芙蓉镇》，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您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的作品？
《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都是为“右派”平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都拍悲剧，不是因为我个人伤感太重，而是我们国家发生太大的悲剧。艺术是人生的反映。卓别林的电影像是《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1936），是当时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反映。我经历过的悲剧逼得我非要讲话不可，我拍《芙蓉镇》是因为我不允许我们国家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再有另一场“文化大革命”了，经过这一切之后，人们怎么能再容忍对于他人的恣意指控？我们不能忍受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拍这样的戏。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经历过这些。
有些人反对我，认为《芙蓉镇》是对共产党的诬蔑，但我说那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阴谋派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毁坏我们的国家，那是假的共产党。后来这个戏通过了。尤其《天云山传奇》，是二十二年前的1980年拍的了，二十二年前拍这样的戏很困难。最痛苦的是电影拍完之后的批评、争论，但比较好的是已经不会给你扣帽子，说你的电影是毒草，至少已经允许大部分人讨论。在我们响应之后，大部分的评论和党的领导也觉得片子是好的，也得到电影界很多前辈的支持。到现在我仍觉得，在我所有的电影里，这三部戏的前后过程是最困难的。如果问我为什么要拍这些电影，很简单，这种片子多一点就好了，大家看了，警惕一下，不要再让我们国家发生这样恐怖的事。
三部片子通过审查的时候不大顺利。很多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界的前辈和老师出来声援。领导那时候头脑比较清楚，同意可以演了。争论很热烈，但是不要紧，争论归争论，演归演！现在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这是我们的进步。《芙蓉镇》现在常常在电视上重播，《牧马人》也是。要是过去的话就打入冷宫了。
●──事实上，《芙蓉镇》很大胆，也许比那个时期许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还要大胆。您是否考虑过电影送审时的反应？
不但送审碰到许多问题，拍完以后还不准演。我到领导那里，大家坐下来讨论，到底这个戏错在哪里？我为我的电影辩护，搞清楚电影到底哪里不行。后来情况就有改善，在以前，拍《红色娘子军》的时代，领导一个指示，电影就要剪，导演不遵守不行。要是你的电影是毒草，就有几万人来批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