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不曾想过会遭受这么大的批评？
根本不会想到，那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都没想到会遭到这种命运。他受到严厉的批斗，邓小平也是。邓小平被打倒了几次，送到江西劳改。他又复出之后，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搞成这样？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倡议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这问题看得太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连国家元首都被打倒。我为什么拍悲剧？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谈歌舞片、数码片，认为那是观众唯一关心的。其实相反，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有很多冤案。胡耀邦（1915—1989）做总书记时把几千万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这部电影在这个时机出来，获得很大的共鸣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镇》也是，中国的问题不看这部电影你不会了解。《芙蓉镇》到日本上映时，日本人说：“谢导演，原来是这么可怕的灾难，这么小的镇子也发生这么大的悲剧，你们真是苦啊！”经由我的电影，人们更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美国人怎么会过这种生活呢？所以必须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才能了解我们的电影。很多美国学者写的文章都不着边际。很多人说谢晋导演你吃了很多苦，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连国家元首刘少奇都死在牛棚，骨灰都几乎找不到了。我们经历如此巨大的悲剧，我们自己把它克服了。
现在第六代导演根本没经历过这些，他们拍出来的电影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影评家很糟糕，老拿我们比，但比较是不可能的。美国今天的电影怎么跟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比较？它们完全不同。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出跟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不可能拍出195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电影，难道现在的美国电影工业还可以出现另一个卓别林吗？不可能。每个时代都有它电影的风格，而我们和下一代的电影风格不同，我觉得非常自然。
●──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激进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在这样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着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化大革命”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毛主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