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您在上海和香港都生活过。能不能谈谈您的童年，还有成长过程中接触过哪些电影？
我出生在浙江的农村。祖父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小学三、四年级时日本人入侵东北，发生九一八事件，1932年又建立伪“满洲国”，扶植溥仪（1906—1967）的傀儡政权。之后又打到华北，拿下北京，那时候叫北平。1937年，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念小学最后一年。我们那时候才十二三岁，我父亲马上把我们送回家乡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来说很短，美国人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参加大战的，之前都在旁观；但对我们来说是整整八年的时间，跟你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我小学毕业那年战争开始，一直到念大学抗战才结束。后来我父亲调到香港工作，我们跟到香港。回来以后先到上海，再到四川省的重庆，当时中央政府迁到那儿，很多大学也都跟着政府搬到重庆去，我就到那儿念大学。
1930年代，我念小学的时候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好电影，如《渔光曲》（1934）、《十字街头》（1937）、《马路天使》（1937），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电影。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看电影，每个礼拜都带着我看两次电影，有时候礼拜天甚至看两部电影。所以我小学时看了非常多，这是我后来参加电影工作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里，十岁生日是很重要的，我十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和祖父送给我一柜子的书，那是中国最好的出版社出的，叫做“小学生文库”。所以小学时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我还看了《伊索寓言》、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文学书看了很多。中学时代我开始看美国电影，抗战胜利以后看得更多，战时在重庆播放很多美国电影。1949年以后，美国电影没有了，因为中国和美国是敌对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看很多苏联电影。我最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在重庆的时候，我念的是戏剧，那时中国还没有电影学院。全中国艺术院校就三个，一个是音乐学院，一个是美术学院，一个是戏剧学院。我念的是戏剧专科学校，大学要念五年。从中学时候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戏，爱国情绪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日本人侵略我们，之后又发生南京大屠杀。我们跟现在年轻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经历过去跟现在的剧烈对比，但我们经历过那种国家耻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很爱国。就像韩国人对日本人非常痛恨，因为韩国被日本占领多年。这种意识是我认为艺术家搞艺术工作最重要的。我常讲我的好友奥立弗•斯通（Oliver Stone），他拍《野战排》（Platoon， 1986），描绘越南战争最杰出的一部戏，拍得非常好，有一回他在上海当电影节的委员，我是主席。他说他被征召入伍到越南打仗时二十岁，在那里两三年，好在没有死掉，回到美国以后，每天晚上都做梦，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梦到战场上我那些朋友，在我的梦里，他们逐渐死去。”我想这是艺术创作很重要的规律，所以他关于越南的电影非常精彩。我的作品也都一直在捕捉那种力量。我们这一代跟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不一样是因为生活经验不同。
●──当您决定走上电影这条路的时候，您家里并不赞成。您能不能谈谈从戏剧转到电影的经过，以及您家里的反应？
最早我家里那五百本书里，有本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传记。我从小就想做个发明家，父亲非常高兴，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后来我看过两部爱迪生的传记电影，一部是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的《小爱迪生》（Young Tom Edison），演童年的爱迪生，另一部是《伟人，爱迪生》（Edison the Man），史宾塞•屈赛（Spencer Tracy）演成年的爱迪生。[2]都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的，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接受抗战时的教育。所有的歌唱队、戏剧队，都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激动。中学时代我就开始演话剧。我们中学里就有剧团，演独幕剧，很多都是老师编的戏。大学我念了中国唯一一个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这时学校已经从南京搬到四川重庆了。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就待了六年，我的夫人也是四川人，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我们学校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我最尊敬的老师包括洪深（1894—1955）[3]，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教授（George Pierce Baker， 1866—1935）的学生。我另外一个老师是张骏祥（1910— ）[4]，后来当了上海电影局局长，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还有黄佐临（1906—1994）[5]，他的女儿是知名的第五代导演黄蜀芹。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受到的很多教导都是西方的。还有一位是焦菊隐先生（1905—1975）[6]，是舞台剧《茶馆》的导演，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我们的莎士比亚是曹禺（1910—1996）老师教的，《雷雨》的作者，他是教务主?，他最脍炙人口的《北京人》就是在我们学校写的。曹禺给我们上剧本课，介绍了易卜生（Henry J. Ibsen）、莎士比亚、奥尼尔（Eugene O’Neill）、契诃夫（Anton Chekov）等俄国、美国、英国的剧作家。我们毕业的时候演了很多易卜生和莎士比亚，还有曹禺先生的《日出》、《雷雨》。这些扎实的训练对我后来导戏、刻画角色性格帮助很大。这些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戏剧家，都在我们学校讲课，可以说我吸收的戏剧知识都是当时国家最好的戏剧家传授的，前后有五年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的电影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跟一般美国电影不完全一样，原因就是我是学戏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