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为什么从戏剧转到电影，也主要跟我的老师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又回到学校，补念了两年，为了得到正式文凭。我父亲那时是上海有名的会计师，我们那时候家庭情况很好。家里希望我跟我的老师一样，到美国留学，但那时候已经1948年了，上海都快解放了。后来我的老师都留在大陆，希望建设新中国，我就没有出国。
早几年我父亲在香港工作，地位很好，也比较有钱，不过我没有留在香港，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父亲因此觉得很失望，因为在过去，解放以前的社会，中国还是个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看不起演戏的。在我们学校，一个班才十几个人。我跟陈凯歌的爸爸是同一届的，我们1941年考上学校，一起念书，陈凯歌现在还叫我“叔叔”。当时念的人非常少，因为这个工作在过去的社会被人轻视、被人瞧不起。很多人问我，照理讲应该留在香港，生活蛮好的啊，但我的决心很大，我要往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在那里三年，非常艰苦，饭都吃不饱，但是我们的学术风气很浓厚。
抗战胜利以后，电影业又重新恢复了。我的很多老师原来是电影界的，又回到电影界去，有的老师从话剧转到电影。1948年，我学校还没毕业，老师就写信来叫我去他的电影厂工作。所以我就很顺利地转换过去。我一生生活很辛苦，但是工作方面很幸运。因为学校还没毕业，老师就希望我去跟他们做助理导演、副导演。
●──1948年开始，您在多部电影担任副导演，包括《哑妻》、《欢天喜地》、《影迷传》和《妇女代表》。您早年的经验对您后来当电影导演有什么帮助？您在当副导演的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在那些戏中，我的角色是副导演，不是我的电影。都是我的老师拍的，我做助手。《妇女代表》是解放后拍的，解放前的最后一部片是《影迷传》。老师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受了五年正式科班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是第一批从副导演提升为导演的，而且是上海唯一一个，这批导演大概1950年代末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导演。我在1954年就单独拍戏了。我做话剧时，是跟着老师做，做电影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跟着老师做副导演。我跟过很多导演，各种流派的导演我都跟过，学到的比较多，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当我当上导演时已有很多经验了。我当副导演的时候，还代老师拍过很多镜头。所以我后来有机会获奖时，经常会提起我的老师。《芙蓉镇》我得到第五座百花奖，曹禺老师来颁奖，我特别感谢他及好几位已经去世的老师，包括他们的严格教导──老师非常严格，因为我很调皮捣蛋（笑）！
●──这几位导演之中，哪位对您影响最大？
对我有最大影响的是洪深老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还有焦菊隐老师，后来导演过话剧《茶馆》。1950年代末他们都成为中国电影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当助手的经历让我学到很多，做场记什么的，我经常被老师称赞“谢晋做得最好”，我也很用心地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很用心地学苏联电影。有几位很出名的苏联导演，还有意大利跟美国的导演。老一辈的常常说，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美国电影。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电影工业，也没有电影学校，很多人是自己看美国电影，多看几遍，然后自己体会。至于我，虽然也从美国电影学到许多，但我还有个有利的条件──我有最好的老师。
●──您最早当导演拍的电影──《控诉》、《蓝桥会》、《一场风波》、《水乡的春天》──都是由片厂指定，创作空间比较小。早期拍摄这些电影，是否很难全心投入？
这些戏都是我独立拍的，但有的是小戏。一开始，国家还不完全信任你，我还不可能拍像《林则徐》这么大的片子。我拍的都是些小的故事、小的电影，这些戏是锻炼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拍的每部戏虽然不是自己选剧本，是上头指定的，“这部给谢晋拍，那部对谢晋太大了，要找别的有名导演拍”。我当时年轻，二十几岁，但我有个优点，如果一个剧本只有六十分，不是很好的剧本，我一定把它拍到七八十分。后来我跟很多学生讲，如果一个七十分的剧本，你可以把它拍到八十分，表示你是一个好的导演。
也有导演拿到一个八十分的剧本，却拍不到九十分，只拍到六十分，这是个差劲的导演。如果剧本很好的话，努力一下，演员选得好，可以拍成九十分。我常跟学生说，一个剧本虽然不是很好，但我会想办法把它加工，把它拍成八十分。所以后来很多作家、领导、厂长都相信我，说给他六十分的剧本，他可以拍成一部不错的电影。我在电影界的地位就慢慢地提升了。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拍的电影，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剧本本身最多就六十多分，拍到七十分就不错了。还有另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艺术是靠自己的感情经营的，要是这个题材、剧本不是我很想拍的，就很难拍成一个精彩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