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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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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地高大,殿宇也是出奇地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丫,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得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我说,东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得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猪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猪罢了。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像剥竹笋,剥去一层又一层,直至剥到只剩自己才了。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随着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

“黎元洪一个空身光杆儿,又无三头六臂,又不是孙悟空,几个人就可以把他驱掉杀掉,何必出这许多兵,闹成这个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来。

官僚军阀,有己无人,有私无公,恣纵横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骑虎不下,没法收这盘棋。日夜筹划,想出一条妙计,授意段芝贵等把张大辫子张勋捧了出来,叫他出任调停,默许他复辟的把戏。张勋一面带着康有为秘密到天津,阴谋复辟;一面做和事佬,打电话给黎总统说,只要你解散国会,答允了这一条,我就进京,其余的事都好商量。黎总统先还坚持不屈,以三不主义答复之。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僵持数日,不知怎么一来,黎总统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也”主义,即也怕死,也签字,也解散国会,终于向张屈服,表示让步。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拒不盖印,认为非法解散国会,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张大辫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恼羞成怒,跑去见伍代总理,从腰里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愤愤地说:

“你怎么不识时务!”

伍先生说:“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

张大辫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来,江向黎等表示,若让他当总理,他可以什么事也不过问,黎只得同意。即将伍廷芳免职,以江为总理,江一登台,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没有几天,张勋的把戏就从口袋中和盘托了出来:迫黎总统下野,拥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复满清旧制。车站各处也重新把龙旗挂出来了。

外面闹得乌烟瘴气,我正和王锡瑞、施宏册等数位在天台山上住着。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从前驻军三家店时,常去游玩,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选择这地方去住。那老和尚吃苦耐劳,为人很好。庙中师弟三人,每天把庙宇扫得干干净净。庙后果木树极多,槎枒苍老,都是数百年前物。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奶奶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敬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敬香了。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庙,也是因为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这个像,多引些香客,多赚些香钱。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和尚就嘻嘻地笑。除和尚而外,我还雇用一个厨子,叫做老翟,身体弱,不能常常下山买菜。他有个儿子,叫做小翟,我也雇了来,替他父亲买办。父亲工资六元,儿子两元。都能勤勤恳恳地做事。后来我到南苑,老翟被煤熏死,小翟就当了兵,慢慢升为排长、连长,到后升为营长,派他守火药库。一天练习摔手榴弹,一个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谢天恩女士,有三个小女儿,在汉口我还见着。—这都是后来的话。

我在山上只有读书散步两件事。我读完一部《七子兵略》,细细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庙里藏的佛经借来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记得有一段说和尚打坐,时候久了,腰酸背胀,心烦意乱,无法支持,就诵偈语道:“父母未生我时,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意思极好,可以养成大无畏的精神,无论遇何困苦艰难不会退避。基督教圣经中也有一段话,说:“只能杀死我的肉体者,我不怕他,因为他不能杀死我的灵魂。”所谓灵魂,应当做精神解。这意思也极好,若在火线上,记着这两句经语,定能生出勇气,增大无畏力量。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地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我深切地感到革命不能彻底的毒害。比如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当时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定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邀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已开动。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忱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当即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焜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儿,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焜亭自己亦来,坚持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焜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焜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的,他以四万元买了杨翠喜赠振贝子,乃放他为黑龙江巡抚,因而四御史大闹住宅的事,心里着实的不自在。段芝贵连忙走出来,满面堆着笑,和我亲热地拉手,焕章长,焕章短,一句一恭维,使我背脊上直发凉。坐下来没谈几句,他就说:“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请出来和你见见面。”没等招呼,那人像戏台上三花脸一样,三步并一步地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我看不是别人,正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也是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手,一边说:“可对不起焕章老弟!”段芝贵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们还是谈谈目前的问题。”

坐下来之后,于是段芝贵以一种老奸巨滑的口吻对我说道:“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死生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在廊坊,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加一个委,请您就回廊坊去……”

我知道他们要玩的把戏,心里暗自好笑,我答道:“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誓不两立。”

我说了这话,客厅里变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贵脸红起来,半晌没有做声,傅良佐靠在沙发里,也是一声不响,停了许久,段芝贵才勉强笑着说:

“焕章,您不要推吧,回头我们就派人送关防给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边帮衬着劝说。我说,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干,加委的事我还不敢受,关防我也不必要,还希望两位多多指教。这样地说了,我也没有久坐,即告退出来,一直上车站回廊坊。

车到廊坊,邱参谋长和张之江、李鸣钟等已经带着队伍在站上迎接。我刚下车,官兵们蜂拥着围上来,和我见面。许多人甚至流着眼泪,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见家里的亲人一般。那种热烈亲爱之忱,使我万分地感动。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阵,大家才渐渐平复感情。当下讲话数次,把讨伐张勋的意义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复说明。一面通电昭告国人,誓以铁血卫护民国。

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忽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忽儿又说只有一万。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以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叫他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讨伐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大,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是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盲动。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佬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但张勋却异常倔犟,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我于六月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大意是“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而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通电发出,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入荷兰使馆。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

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北京,即在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馆召集会议。出席的有李星阁、张锡元、张玖卿、王汝勤等和我。会议中,我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祸根。议好之后,我即下令掉炮轰打皇城。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国人为借口,不许我打。同时吴佩孚率第三镇各旅撤去,接着商启予也撤。待不一会儿,陈光远部亦撤去。局面显然有变。正在这时,段先生忽给我一个电报,说此次复辟运动与张勋无关,劝我勿为已甚,也令我赶紧撤出队伍。段先生的西洋镜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丰台之后,段先生即上京,同时派了一位陈文运到丰台劳军,将第八师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讲话。陈文运走到台上讲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随即就要走。我即起立发言道:“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希望陈先生把我们全体官兵的这点意思转达给段总理。”陈文运笑着点点头,神色很是尴尬,好像在说,你这傻子真的要干,这是变把戏,你都不知道吗?

陈文运走后,我为实现全体官兵的主张,即发出通电重申驱逐溥仪出宫与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末附四项条件: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对复辟诸逆照例通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要求的各项,都不给下文。讨伐复辟的结果,只是给段先生个人达到重揽政权的目的。然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却将要添写一笔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写到这儿,我愿意再将当时张勋失败后致段先生的两个电文,摘录几句在此,一曰:“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人,辄即反对复辟……或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崇封……故不甘于为丛殴雀,而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申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灵。”又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民国少公刑”云云。约隐之间,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当后,是这样的愤慨。同时段先生为什么劝我勿为已甚,而一再设法袒护他们的缘故,也可了然了。

队伍复员以后,段先生约我上北京见面。此时他已重就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代理总统。此次和段先生谈话颇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谈到我的职位的事,他说:

“你还是回十六混成旅吧!”

我说:“这不好。给人家瞧着,我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保卫民国,还是大家抢官儿做呀?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不要干。人家瞧着。多么说不过去!”

段先生很不高兴,勉强地笑着说:“你看你说的话傻不傻?还是快回旅里去吧!”

回到旅馆中,段先生即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辞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坊。

过了几天,段先生又打电话问我报销的事。我告诉他事情不过几天,我全旅只花了一万多块钱。他说:“你这人真是傻子!他们每师都报六七十万元,每旅都报二三十万。你怎么只报这一点?你的报销一笔勾销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给你!”

送来的两万元钞票,我打算用这笔钱去买大炮,但打听大炮价值过昂,每尊得一万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买手枪。因为当时张勋和冯麟阁的手枪队被我们击溃以后,各家铺子里乱窜,把手枪都丢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号“永增”的军服铺代为收买,每支四五十元,连子弹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购得一百二十支。从此便成立手枪队,委韩占元为队长,谷良民为队副。他们都是极可靠的人,训练得很是认真。后来屡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