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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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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既死,黎元洪继为第二任大总统,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局面稍显稳定。当袁在日的时候,人人被其压迫,无不感觉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刚才的苦痛忘了,对大局不加爱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捣乱,于是四川最先起了风波。这时有川军领袖罗某、戴某、王某等乘机起哄,反对陈督,说他此次独立太晚,显欲投机取巧。于是“川人治川”的口号,高唱入云,压迫陈将军下台,态度极是强顽,弄得几乎又要动武(双方电稿,尚有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成都东郊一带驻防,看看情形严重,便竭力主张和平商榷,以为目前洪宪既倒,民国保全,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地盘问题,又来一次内战。自来平缓之时,往往起哄,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时情形也是这样的。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往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得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有,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都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者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而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好什么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做法之一斑了。

罗、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运动,酝酿不久,陈将军抱一大仁大义、不与争较的态度,决定退让。川督的位置终于让给了贵州戴某,可是川局并未因此而趋平定。不久他们内部又起内讧,卒致酿成兵变,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云南某先生亦被驱逐。自此“川人治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直闹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结。陈将军交卸后即由成都退向重庆,而后循长江出川。我则率部仍取道绵州、剑阁而回汉中。

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凤凰山营中储有子弹数百万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因为找不着夫子,路途又是那样比登天还难。若是扔去不要,于心何忍?于是只好动员全体官兵,共同分担。我自己和各级官长亦均参加,有的杠抬,有的推车。我抬的两箱,约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膊也压坏了。士兵们每人肩负五百粒,分量是够重的。但他们看见旅长自己也抬,各级官长也无人空手,他们虽吃苦,也就十分高兴,没有半句怨言了。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学人家不爱枪械不惜子弹,这是人民的血汗,爱惜这个,即是爱惜国力,我们应当看一粒子弹如一条性命那样重要。这样地走了几天,走得太慢,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焦急。读者想必还记得十九章中说到我们在川北清乡,曾在绵阳收容了一个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时他见我们旅途困难,就来和我们说,他可到松潘去找骡驮,搬运子弹,免得大家如比吃苦。许多人都以为他要以此为假口,乘机逃脱。我笑了一下,答应他去。

不想过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办来了又高大又整齐的骡驮。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这许多骡驮,子弹搬运的困难完全解决,大家无不欢喜。那时川北一带,道路极不平静,匪人侦伺军队过境,于险途抢掠械弹军火的事层出不穷。何鼎臣又自告奋勇,沿途保护之责,他要一力承当。于是在大队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导,后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们的部队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胆地平安出了川境。出川的这天,何鼎臣来向我告别,说了许多知感的话,言下泪如雨下。其肝胆义气,一往真情地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舍了。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得好,此等处必须用心。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唯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得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照顾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这样办了八九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地吃亏。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二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重量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复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复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不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事,聪明见机。管某尤其唯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决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绝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刻,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工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得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路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西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作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唯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其撑腰。他持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

他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地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得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工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作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以为纪念。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个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养耻,“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我回来后,即当面婉言邱参谋长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无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以后更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对我请一个安,而后两腿并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边,说:“旅长大人来了,真是难得的事。请旅长大人开恩典,赏给几文钱,让家里几口子有碗饭吃。”看他说话的神气,请安的姿势,完完全全都是满清的派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给了他四块钱(满清旧例,奉一碗茶,要四两银子),他即道谢而去。随后又见着两位秘书,一派官架子,腐恶不堪。我一到这里就给我这样的恶劣印象,始知老段当政,只是陈陈相因,固步自封,丝毫没有求改革求进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又把我让到里面的客厅去坐。那客厅不是客厅,倒像是洋货铺。椅子、桌子,都是外国货。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垫子、桌布、窗帘,都绣着花,地板油得精光,铺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货,连茶碗也是西洋货。我看着这一切富丽豪华的陈设,心里涌上无限思潮。我想,他们把国民的血汗钱这样地送给了他们的洋爸爸,洋爸爸就拿那钱制成枪炮军火来打我们,压迫我们。他们知道不呢?他们为什么不想到目今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如此摆阔,一定是从外国公使馆中看得来的,看见人家有什么,他们也就学着去办。他们不想想人家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国家。他们不想想先贤们留给我们的“茅茨土阶,筚路蓝缕”的教训,不想想“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教训。你们到底对国家对人民有何功劳?……正这样想着,那位傅次长已经进来。坐下没谈几句,他就说:

“焕章先生,我看贵旅现有三团人,数目太多,实在要不了这许多,应该裁去一部分才好。”

我答道:“国家财政困难,裁兵是应当的。那种纪律败坏的、扰害人民的,那种毫无训练、不能作战的,更应当多裁。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军队,反倒添成三团四团。”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说道:“我们军队成为护国军,反对洪宪,总算叛逆过一次,凭这一点就应当全部裁去。何况我既不会买汽车送人,又不会买窑姐儿送人,应酬巴结,一件不会,还不应该完全裁去吗?”

他红了脸,连说:“哪里话,哪里话?”等我说完,他又说道,“裁总是要裁的,我们慢慢商量吧。”

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谈话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傅又找我到陆军部谈话。他说:

“有件事要和你谈,现在甘肃那边要开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镇张孚渊开调一团去,你这边出一团,合成一旅,归张孚渊带了去。你看怎么样?”

“若是命令已经定了,就不必说了。”我想了想以后答道,“若是命令还没有定夺,那我倒有一点意思,要陈述陈述。据我所知道,把两处队伍编在一起,满清时候有过先例的。像从前的第一混成协,就是由第五镇和第六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由王化东协统带着,到了新民府,刘富有团长总事事和王协统合不来。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镇和第四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到后来也是团长和旅长意见不合,明争暗斗,结果好队伍也闹成了坏队伍。那还是短途行军,一路又都有火车的便利,若是上甘肃,取道陕西,将通过三省,路途那么远,交通那么难,合编的办法,恐怕不大妥当。能不能开一个整旅去?若是即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开去,那也很好的。不过我对这事并没有成见,不过贡献一点意见。给你参考罢了。”

说到这里,傅良佐没置可否,约了我去见段总理兼部长。段那时住在陆军部后面府学胡同,到了那里,傅即去,我又把刚才的意思再和段总理说了一次。段听了,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你先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我即告退出来,当日即回廊坊。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我当把官兵集合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政府已经来了命令免我职。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从,我就准备交代。同时通知参谋长书记等立即办理一切,准备交代,这是上午八点钟时候的事。到午后五点多钟,又接到一个命令,调我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我又把接了这个命令的事,和官兵们说知。他们上午听到我免职的命令,只是大家难过而已,并没有说什么话,等到听说又接到这个新命令,大家可话多了,以为旅长既然不好,该当免职,何以又调授六路统领之职。这显然是蓄意消灭十六混成旅。一时群情鼎沸,非常愤激。坚请我不受命令,拒绝交卸。到夜间傅良佐又派来他的亲信某君坐了专车来,和我说,此次把我调任,是因为我任旅长多年辛苦,所以换个六路统领,给我调剂调剂(那时十六混成旅旅长薪水四百五十元,公费四百五十元,共九百元;六路统领,则每月有一千三百两银子的薪俸)。这完全为我个人设想,并无别的意思,叫我不要误会,说了一大篇鬼话。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周到地招待他住了一夜,什么话也没有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长即出通电,说旅长如果没过错,能胜任,即不应免其职;若旅长犯了过错,不能称职,那就不应当调任他职。务请政府收回成命。这个电报发了出去,接着又连发数电,同时留着我不许离职。两方面闹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树铮没有办法,去找陆将军出来调处。陆将军到了廊坊,先和我说了一会儿,又召集全体官长说了一会儿。大意是,他们歧视我们,蓄意消灭我们,只是妄想。但我们此时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不是了。我们此时正好养精蓄锐,谁也别想消灭得掉。看他们这样胡闹,必定有大乱子出来。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出来。官长们经此开说,都表示接受其意思。我即将交代办好。临走的时候,全体官兵们都流着眼泪送别,许多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我好言安慰他们一回,上了火车,刘汝明、韩多峰等许多将领,又复依依不舍,把我的马裤拿去撕成碎条,大家各得一条,以为纪念。至今尤有留之者。

后来听说,我之被免职调任,经过是这样的:傅良佐拿着一束公事去见段,问他看不看,段说:“照发了吧,不用看了。”原来这里面就有免我职的命令。第二天报纸上揭载出来,段总理很是惊诧,即把傅良佐找来,问他说:“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把他免了职?”言下颇为震怒。傅想想没有办法,就说:“这已是既成事实,收不回来了。这样吧,把他调去做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吧。”段没说什么,于是又颁下我的第六路巡防营统领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