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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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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贵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只是摇头叹息。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巨滑,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了。

会散之后,接着属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八师十五旅)、张玖卿(八师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她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段香岩(段芝贵字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唯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成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重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我那时身为老段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其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叠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说了一回,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与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得很好。”随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我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谈得投了机,他说:“既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吗?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振。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长大了,能立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前程,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五次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们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觉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和,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一天在那里遇见了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是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术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唯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唯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弄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为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李督军有一次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箭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真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宛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了收割了,他没有报账。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得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得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不事先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得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吗?到民国九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力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得更惨,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地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没,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促逃退。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得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积如山,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您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于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复无常,叫我太为难了。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发了两个通电。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愤,成败得失,不难立辨。……玉祥分属军人,唯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唯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愤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唯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为李鸣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曾左时代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唯恐我们军队吃亏。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得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之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地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

这其间孙禹行来看过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见我,就说:

“焕章,我看你在这里驻着,太危险。王占元在你后面,张怀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队伍,都对你心怀叵测。若是打起来,南军离你太远,也不能援助你。你还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问他:“我应当往哪里挪呢?”

他说:“你还是遵从命令,开到湘西去的好。”

我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这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当你有多少好话指教我,哪知你对我说出这种话,叫我太失望了。我说,你的意见,真是主张对德宣而不战,一味对内自己杀自己是对的吗?他即叫我写副对联送他,我说写什么话呢。他就说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笑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一个革命党,怎么竟说出这种话!”

原来孙岳这人慷慨义侠,清季,他在第三镇时,即加入民党,努力革命,我们就是在那时熟识的。后来被曹仲三驱走,他只身逃到南京。南方的人又说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间受了许多折磨,几乎送了性命。—他的许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并叙说。—他受了种种刺激,弄得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人知道真是非,从此即颓废起来。他这种“苟全性命”的哲学,已不是一天的了,他这次来武穴说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来。

我即派张之江和他同去见曹仲三。那时段先生被我所牵掣,气恼得不得了,必欲逼我离开武穴而后甘心。曹仲三就从中调停,再三地要我开拔。我想,我和平之义已昭告于天下,我一旅之众,再也无法大举,情势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劝告,把队伍开向公安石首,向湘西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