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琼斯从我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一段时间，就像前社会福利部长的尸体那样。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如何处置了前部长的尸体，尽管总统候选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打听出它的下落。他单刀直入去了新任部长的办公室，在那里得到了对方迅速而礼貌的接见。小皮埃尔已经不遗余力地将他赞颂为“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并广为传播，而新任部长听说过杜鲁门的大名。
新任部长是个矮小肥胖的男人，出于某种原因，他身上戴着一枚兄弟会的饰针，而且他的牙齿很大很白，彼此分得很开，就像本来为另一座大型坟场设计的一块块墓碑。越过他的办公桌飘来一股异乎寻常的臭味，仿佛有一座墓穴还敞着口没封上。我陪同史密斯先生登门拜访，以便他需要翻译时我可以帮上忙，但新任部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带着一丝轻微的鼻音，这也多多少少解释了那枚兄弟会饰针的来历。（后来我才知道，他曾在美国大使馆供职服务，给美国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小侍从”。要不是后来他在通顿·马库特组织里暂时待过一阵子，给格拉西亚上校——人称“胖子”格拉西亚——做过特别助理，他的擢升应该属于比较罕见的特例。）
史密斯先生为介绍信写给菲利波医生一事表示了歉意。
“可怜的菲利波。”部长说。我心想，我们是不是终于能收到政府当局对菲利波下场的官方定论了。
“他出了什么事？”史密斯先生问，他的直率实在令人钦佩。
“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没法知道。他是个喜怒无常的怪人，而且我必须向您承认，教授，他的账目有些问题。在德塞街，有个他主管的水泵建设项目出了岔子。”
“您在暗示他是自杀的？”我先前低估了史密斯先生。出于正当的理由，他可以展现出狡猾机智的一面，现在他把手上的牌紧贴在胸前，深藏不露。
“有可能，另外他或许成了人民报复的牺牲品。我们海地人有个传统，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铲除暴君，教授。”
“菲利波医生是暴君吗？”
“在用水问题上，德塞街的居民不幸被他欺骗了。”
“这么说，那座水泵马上就要开工运转了？”我问。
“它已经被列入我的首批项目之中了。”他朝身后架子上的档案卷宗挥了挥手，“但如您所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我注意到许多“操心事”档案上的铁夹子已经因为漫长的雨季而生锈：可见“操心事”并没有得到快速及时的处理。
史密斯先生机智地把话题转了回来：“所以菲利波医生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就像你们以前的战时公告所写的那样，‘失踪，据信已死亡’。”
“可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啊。”史密斯先生说。
“他的什么？”
“他的葬礼。”
我注视着部长。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窘迫。他发出一记短促的吠叫声，原来那是他在大笑（这让我想到了一只法国斗牛犬）。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葬礼。”
“中途被打断了。”
“您可是无法想象，教授，我们的敌人会怎样不择手段地胡乱宣传。”
“我不是教授，而且我亲眼看见了棺材。”
“那棺材里装的全是石头，教授——对不起，史密斯先生。”
“石头？”
“确切地说是砖块，是从杜瓦利埃城运来的，我们正在那里建设我们美丽的新城市。被偷走的砖块。您哪天上午有空的话，我愿意带您去参观一下杜瓦利埃城。它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巴西利亚1。”
“但他夫人当时也在场啊。”
“可怜的女人，她被人利用了，被肆无忌惮的狂徒们利用了，我希望她是无辜的。那些殡仪馆的人已经被逮捕了。”
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让我心服口服。史密斯先生一时竟哑口无言。
“什么时候对他们进行审判？”我问。
“调查还要花一些工夫。这个阴谋背后还有许多分歧。”
“那么老百姓们猜想的并不是真事咯——说菲利波医生的尸体变成了还魂尸，在王宫里干活？”
“那些都是伏都教的胡说八道，布朗先生。幸运的是，我们的总统阁下已经把伏都教从我们国内铲除干净了。”
“那他的功劳可比耶稣会会士们还要大呀。”
史密斯先生不耐烦地插嘴进来。他在菲利波医生的事情上已经尽力，现在他需要把全部精力放到他的使命上来。他心里有些着急，不想因为像还魂尸和伏都教这样不相干的事情而得罪了部长。部长极有礼貌地听他讲话，同时还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胡写乱画。也许那并不是漫不经心的表现，因为我注意到他涂写的是数不清的百分比符号和加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减号。
史密斯先生谈到要建起一幢大楼，里面包含餐厅、厨房、图书馆和演讲礼堂。如果可能的话，大楼里还应该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将来扩建。甚至有一天，连剧院和电影院都有可能建于其中；他的赞助机构可以提供一些纪录电影，而他希望不久以后——如果有演出的机会——这里也能开办一座素食主义戏剧学院。“在此期间，”他说，“我们总还可以上演萧伯纳的戏剧作品。”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项目。”部长说。
史密斯先生在海地共和国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他曾亲眼看见菲利波医生的尸体被劫走；我也曾开车带他穿过贫民区里最糟糕的地方。那天早上，他不听我的劝告，非要自己去邮局买邮票。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我一时间失去了他的下落，等我重新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法再朝售票窗口前进半步了。两个独臂男子和三个独腿男人在他周围哼哼唧唧地打着转。其中有两个人想卖给他几只肮脏的旧信封，里面装着过期的海地邮票；另外三个人则干脆更老实地在向他乞讨。一个完全没有腿脚的男人把自己硬挤到史密斯先生的膝盖中间，解下了他的两条鞋带，准备为他擦皮鞋。其他人看到他们围成一小圈，也纷纷拼命挤过去凑热闹。有个脸上缺了鼻子、只剩下一处窟窿的年轻小伙儿，他低头想用力钻进圈子中间。一个双手全无的男人将他磨得发亮的粉色残肢高举在人群头顶，向这位外国人展示自己的残疾。这幅情景在邮局门前是很典型的，只不过如今外国人已经很罕见了。我不得不费劲推搡了一番才挤到他身边，途中，我的手碰到了一截僵硬的残肢，感觉它不像人体，而好似一块硬橡皮。我用力地将它推到一旁，这让我对自己都心生反感，就仿佛我是在抗拒痛苦灾难。我甚至还心想，往见学校的那些神父若是见到此番场景，又会对我说些什么呢？人在童年时期接受的行为准则和产生的神思幻想，竟然会如此深刻地植根于内心深处。我花了五分钟才把史密斯先生从乞丐堆里救出来，但他的两条鞋带都不见了。我们只好先去哈米特的商店把鞋带换好，然后再去拜访社会福利部长。
史密斯先生对部长说：“这座素食中心嘛，当然了，肯定不会作为盈利性机构来运作，但我估计我们还应该雇用一名图书馆管理员、一位秘书、一名会计、一位厨师、几个服务员——最后当然还有电影院里的女引座员……至少二十个人。要放映的电影都是带有教育性质的，全部免费。至于剧院么——好吧，我们先别想得那么远。所有的素食产品都按照成本价供应销售，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也供人们免费阅览。”
听他说话时我满心震惊。他的梦想依然完好无损。现实情况摆在他眼前也无法触动他。甚至连困在邮局前的那一幕也不曾打破他的幻想。摆脱了酸性物质、贫困和激情的海地人民很快就会幸福地向坚果薄饼俯下身去。
“你们的这座新城市，杜瓦利埃城，”史密斯先生说，“也许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环境。我并不反对现代建筑——一点也不反对。新的创意需要用新的形式来表达，而我想带给贵共和国的就是一个新创意。”
“这个可以安排，”部长说，“城里有很多地方。”他在纸上画了一整排的小十字形，全是加号，“我敢肯定，您手头上应该有足够的资金吧。”
“作为和贵国政府共同合作的项目，我以为……”
“您当然了解，史密斯先生，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相信自由企业制。那幢大楼是要挂出来公开招标的。”
“有道理。”
“当然，政府会在诸位投标者中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出价最低的问题。还有杜瓦利埃城里的各种康乐设施要考虑。当然，环境卫生问题是最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这个项目可能首先就会交给社会福利部处理。”
“很好，”史密斯先生说，“那我就要先和您打交道了。”
“后面的话，我们当然还必须和财政部进行商讨。然后还有海关。进口货物嘛，当然了，是海关的责任。”
“这里对进口食品肯定不会征收关税吧？”
“电影……”
“教育电影也要？”
“哦，算了，这些以后我们再谈。首先是选址问题。还有场地支出。”
“您不认为贵国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免费提供场地吗？考虑到我们为劳工投资这一点。我猜土地在这里反正也卖不了高价。”
“土地属于人民，不属于政府，史密斯先生。”部长用略带责备的温和口气说，“不过，您会发现，在现代海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征询我的意见，我自己会建议您提供一笔土地捐款，相当于场地建筑的经费……”
“但这不是很荒唐嘛，”史密斯先生说，“这两笔费用根本就不相干啊。”
“当然，这笔费用可以返还，在项目完工之后。”
“所以您的意思是，选址场地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
“那我就不明白了，捐那笔钱有什么意义啊。”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工人，史密斯先生。许多国外投资的项目突然间就停工了，而工人们到了发薪日却什么也拿不到。这对一户贫穷的家庭来说是件悲惨的事情。在海地，我们还有许多户家庭在贫困中挣扎。”
“也许有银行担保的话……”
“现金是更好的担保方式，史密斯先生。自上一代人以来，海地古德始终保持着稳定，但美元一直对它有压力。”
“我得给国内写信，向委员会告知这些事情。我恐怕……”
“写信回去吧，史密斯先生，就说我国政府欢迎所有发展性的项目，一定会全力配合。”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暗示会谈已经结束，而他脸上的那副龇牙咧嘴的大大笑容，又显示出他期待着参与项目的各方都能从中获益。他甚至用胳膊搂住了史密斯先生的肩膀，以此表示在这个了不起的发展项目中，他们是合作伙伴。
“那选址呢？”
“您会有很多地址可以选择，史密斯先生。也许要靠近大教堂？或者在大学附近？或是在剧院旁边？只要不跟杜瓦利埃城里的康乐设施冲突，随便在哪儿都行。那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您会看到的。我会亲自带您参观那里。明天我的工作非常忙。有那么多的代表团要接见。您也明白，在民主政治下就是这个样子。但星期四的话……”
回到车上后，史密斯先生说：“他看起来似乎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对那笔捐款要留点神。”
“不是可以返还嘛。”
“只有在大楼完工以后才可以。”
“他那个棺材里装着砖块的故事，你觉得里面有没有几分真话？”
“没有。”
“毕竟，”史密斯先生说，“我们谁都没有亲眼见到菲利波医生的遗体。可千万不能仓促下判断啊。”
二
自从上次访问大使馆后，我有好几天没听到玛莎的消息，这让我有些担心。我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重播那天发生的情景，试图判断自己是不是说过什么无法挽回的话，但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最后，她总算寄来了一张简短的便条，口气很不温柔：安杰尔好多了，疼痛已经止住，如果我愿意，她可以来见我，在雕像旁边。这张便条让我松了口气，但同时又激怒了我。我去了约会地点，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
可就算一切如故，她也表现得和善亲切，我依然找得到理由忿忿不平。哦，好吧，现在她倒准备好想跟我做爱了，趁她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能老在汽车里过活。”
她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我们这样遮遮掩掩的，肯定会毁掉自己。我来特里亚农吧——如果我们能避开你的客人的话。”
“史密斯夫妇这会儿肯定已经睡了。”
“我们最好还是把两辆车都开过去，以防万一……我可以说是帮我丈夫来给你送信的。一份邀请函。诸如此类的东西。你先走。我五分钟后过来。”我原本指望着今晚要和她大吵一架，结果呢，那道我以前那么多次想努力推开的紧闭房门，现在突然猛地打开了。我穿过门口走进去，发现里面唯有失望。我心想：她的脑筋转得比我快。她可真是轻车熟路啊。
回到酒店时，史密斯夫妇居然还在外面，他们俩传出的动静令我大吃一惊。有调羹搅拌的哗啦声、罐头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不时响起的轻轻说话声。他们今晚占用了走廊，在那里品尝他们夜间服用的益舒多和保尔命。以前有些时候我就好奇他们两人在独处时不知会谈些什么。他们是在重温过去的那些竞选活动吗？我停好汽车，在原地站着听了一小会儿，然后才踏上台阶。我听到史密斯先生说：“你已经放过两勺了，亲爱的。”
“哦，不可能。我肯定没放过。”
“你就先尝一尝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从紧接着的沉默中，我猜他说得没错。
“我经常在想，”史密斯先生说，“那个睡在游泳池里的可怜人后来怎么样了。就在我们到这里的头天晚上。你还记得吗，亲爱的？”
“当然记得。要是我当时顺着念头下去看看他就好了。”史密斯太太说，“第二天我问过约瑟夫，但我觉得他对我撒了谎。”
“不是对你撒谎，亲爱的。他是没弄明白。”
我走上台阶，他们和我打了招呼。“还没睡呢？”我相当愚蠢地问。
“史密斯先生得抓紧赶完他的信件。”
我思索着怎样才能在玛莎到来前把他们从走廊上引开。我说：“你们别睡太晚了。部长明天还要带我们去杜瓦利埃城。我们一早就要动身。”
“没关系，”史密斯先生说，“我妻子会留下。我不想让她顶着大太阳在路上颠簸。”
“你们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
“我是不得不受啊，亲爱的。你就没这必要了。正好你也可以有机会补习你的雨果法语教程嘛。”
“但你还是需要早点睡。”我说。
“我睡得再少都可以，布朗先生。亲爱的，你还记得吗，在纳什维尔的第二天晚上……”
我已经注意到，纳什维尔这个地方会经常出现在他们共同的记忆中：或许因为那是他们竞选活动中最光辉的片段。
“你知道今天我在城里看见谁了吗？”史密斯先生问。
“不知道。”
“是琼斯先生。当时他正和一个穿制服的胖子从宫殿里出来。卫兵还敬了礼。当然我猜他们不是在向琼斯敬礼。”
“他好像混得挺不错嘛，”我说，“从监狱到宫殿。几乎可以胜过从小木屋到白宫的历程呢。”2
“我一直觉得琼斯先生拥有伟大的品质。我很高兴他现在发达了。”
“但愿他没有害了其他什么人。”
哪怕听到这样微妙的一丝批评，史密斯先生还是立刻收起了脸上的表情（他紧张地来回搅拌着他的益舒多），而我则真的很想跟他讲讲“美狄亚”号船长收到的那封电报。一个人若是如此热情地相信全天下都是正人君子，不也有可能存在着品质上的缺陷吗？
一阵汽车声将我从尴尬中挽救出来，不久玛莎便走到了台阶上。
“哎呀，是那位迷人的皮内达夫人来了。”史密斯先生松了口气，大声说道。他站起来忙着整理出一个座位。玛莎绝望地看了我一眼，说：“天已经晚了。我不能久留。我只是从我丈夫那里带封信过来……”她从皮包里抽出一只信封，将它塞进我的手里。
“趁你还在，先喝杯威士忌吧。”我说。
“不，不行。我真的必须得回家了。”
史密斯太太开口发话了，我觉得她的语气有点生硬，但或许那只是我的想象而已。她说：“你别因为我们就急着要走啊，皮内达夫人。史密斯先生和我正要上床睡觉呢。咱们走吧，亲爱的。”
“我无论如何都得走了。您要明白，我儿子得了腮腺炎。”她解释得太多了。
“腮腺炎？”史密斯太太说，“对此我很难过，皮内达夫人。那样的话，你当然想急着回家了。”
“我送你上车吧。”说完我便带她离开。我们把车开到了车道尽头，然后停住。
“出了什么问题吗？”玛莎问。
“你刚才不该把我写给你的亲笔信又交给我。”
“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呀。我皮包里就剩下这封信了。她不可能看出你的笔迹吧。”
“她的眼睛尖着呢。跟她丈夫可不一样。”
“对不起。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等他们上床睡觉。”
“再悄悄溜回去，然后看到门突然打开，史密斯太太……”
“他们不在我那层住。”
“那我们肯定会在楼梯拐角碰上她。我做不到。”
“又一次约会被搅黄了。”我说。
“亲爱的，在你回来的头天晚上，在游泳池旁边……我是那么饥渴地想要你……”
“他们还住在约翰·巴里摩尔套房，就在我们头顶。”
“我们可以到树底下去。现在灯都灭了。黑咕隆咚的。就连史密斯太太也没法看见。”
我感觉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不情不愿。我试图为此找个借口，便说：“会有很多蚊子……”
“让蚊子见鬼去吧。”
上次在一起时，我们争吵是因为她不愿意。现在轮到我了。我生气地想：如果她的房子神圣不可玷污，凭什么我的房子就要比她的低贱一等呢？可紧接着我又寻思，这种神圣是对谁而言的呢？对一具躺在游泳池底的尸体吗？
我们离开轿车，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朝游泳池走去。巴里摩尔套房里亮着一盏灯，某位史密斯的身影从蚊帐前面走过。我们躺倒在棕榈树下一块微微凹陷的斜坡里，就像两具被集体埋葬的尸首，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了另外一次死亡：马塞尔悬挂在枝形吊灯上。我们俩谁也不会为爱而殉情。我们会悲伤难过，分道扬镳，然后另觅新欢。我们属于喜剧的世界而不属于悲剧的世界。萤火虫在树林间穿梭，一闪一闪地点亮了一个我们无法参与其中的世界。我们——白人——全都离家乡太遥远了。我就像部长先生3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
“怎么了，亲爱的？你在为什么事情发脾气吗？”
“没有。”
她低声下气地说：“你不想要我了。”
“在这儿不行。这会儿不行。”
“上次我惹你生气了。但我当时想弥补的。”
我说：“我从没告诉你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要让你带着约瑟夫离开。”
“我想你是在保护我吧，不让史密斯夫妇有想法。”
“菲利波医生死在了池子里，就躺在那边。你看那一小片有月光的地方……”
“是他杀吗？”
“他切断了自己的喉咙。为了逃脱通顿·马库特的追捕。”
她挪远了一点儿。“我明白了。哦，上帝啊，多可怕，发生的那些事情。它们就像噩梦。”
“在这个地方只有噩梦才是真实的。比史密斯先生和他的素食中心更真实。比我们自己更真实。”
我们肩并肩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爱她，不管是在标致轿车内还是在哈米特商店楼上的卧室中。我们彼此用言语向对方靠拢，这比以前我们互相抚摸更加亲近。她说：“我很羡慕你和路易。你们都有信仰。你们有很多解释。”
“我有吗？你觉得我还有信仰？”
她说：“我父亲也有过信仰。”（这是她第一次对我提到他。）
“他信什么？”我问。
“宗教改革之神，”她说，“他是马丁·路德的信徒。一个虔诚的路德会教友。”
“他很幸运能拥有信仰。”
“德国也有很多人为了逃脱他的审判而割喉自尽。”
“是啊。这种情况并非不正常。人生就是这样。暴行就像一盏探照灯。它从一个点扫到另一个点。我们只能逃过一时。现在我们就躲在棕榈树下试图逃避。”
“什么事也不做？”
“什么事也不做。”
她说：“我几乎更喜欢我父亲。”
“不会吧。”
“你知道他的事？”
“你丈夫跟我讲过。”
“至少他不是外交官。”
“或是一个依赖游客赚钱的酒店老板？”
“那又没什么不对。”
“一个等着美元回归的资本家。”
“你说话像个共产党人。”
“有时候我还真希望自己是呢。”
“但你是天主教徒，你和路易……”
“对，我们都是被耶稣会士抚养大的。”我说，“他们教会我们理性思考，所以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现在？”
我们躺在那里，紧紧相拥，过了很久很久。现在回顾这段往事，我有时候会想，那难道不是我们认识并走在一起之后相处最幸福的时刻吗？第一次，我们信任彼此，所依靠的不只是爱抚拥抱。
三
第二天，我们驾车驶出太子港，前往杜瓦利埃城，车上的乘客有史密斯先生、我和部长，司机则是一个通顿·马库特；他也许是来保护我们的，也许是来监视我们的，或者也许只是帮助我们通过途中的路障而已，因为这条公路通往北方，也许有一天圣多明各的坦克会沿着这条路隆隆驶来，就像城里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心想，到那时候，把守路障的那三个邋遢民兵能起到什么作用。
好几百名妇女侧坐在她们各自的母驴背上，正成群结队地进入首都赶市集；她们注视着公路两侧，对我们毫不理睬：在她们的世界里，我们并不存在。公共汽车从我们旁边驶过，车身上涂有红、黄、蓝三色条纹。这片土地上或许食物很少，却永远不缺乏色彩。深蓝色的暗影亘古不变地坐落在山坡上，大海呈现出孔雀般的鲜绿。绿色随处可见，层次各异。剑麻叶片上带着毒药瓶般的深绿色，还显出几道漆黑的痕迹，而香蕉树的浅绿在树梢处开始转黄，和位于平坦碧海边的沙滩相得益彰。色彩像风暴一样浸染着这片土地。一辆巨大的美国轿车在这条糟糕的公路上以不顾一切的狂野速度飞驰而过，卷起的沙尘将我们裹得严严实实，而唯有尘埃是暗淡无色的。部长抽出一条鲜红色的手帕，轻轻擦了擦眼睛。
“狗杂种！”他大声骂道。
史密斯先生将嘴凑近我的耳边，轻声说：“你看清那些人是谁了吗？”
“没有。”
“我相信其中有个人是琼斯先生。但我也可能看错了。他们开得非常快。”
“这似乎不太可能吧。”我说。
在山丘和大海之间的劣质平原上，已经建好了几个白色的单人间小房子，一块水泥操场，还有一座巨大无比的斗鸡场，它坐落在周围矮小的房屋中间，看上去几乎就像古罗马竞技场那样雄伟。它们共同伫立在一片尘土中，当我们下车时，雷雨将至，阵阵疾风将尘埃卷起，绕着我们打转：到了晚上，这里肯定又会变成一片泥泞。身处这片水泥荒原中，我不由心想，菲利波医生的棺材里那些所谓在此失窃的砖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那个是希腊剧场吗？”史密斯先生饶有兴趣地问。
“不是。那是他们杀鸡的地方。”
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但他立即将这份痛苦抛在脑后：能感到痛苦就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说：“这附近看不到多少人。”
社会福利部长骄傲地说：“以前这里住着好几百人呢。都惨巴巴地挤在泥屋陋舍里过活。我们不得不把整块地皮清理干净。那可真是一项大工程。”
“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我想有些人进了城。有些人跑进了山里。投奔亲戚去了。”
“等这座城市建好了，他们还会回来吗？”
“哦，这个嘛，您要明白，我们计划在这里安置社会层次更高的民众。”
在越过斗鸡场的远处，有四座带着倾斜厢房的屋子，就像折翅的蝴蝶。它们和巴西利亚的一些房屋很相似，大小却像是从拿反的望远镜里看到的样子。
“这些又是给谁住的呢？”史密斯先生问。
“给游客住的。”
“游客？”史密斯先生问。
在这里，连大海都退出了视野，除了那座大斗鸡场、水泥地、尘土、公路和多石的山坡，这里什么也没有。在其中一个白色单间外面，有个满头白发的黑人正坐在一张硬背靠椅上，他的头上挂着一块招牌，显示此人是一名治安法官。他是我们唯一见到的人——能这么早就被安排到这里上班，他肯定很有来头。这里没有任何工人干活的迹象，尽管在水泥操场上还停着一辆推土机，上面的车轮却掉了一个。
“前来参观杜瓦利埃城的游客。”部长带我们走近其中一座房屋：除了带有那些无用的厢房，它和刚才那些单人房没有任何区别，而我可以想象那些厢房在暴雨中也会慢慢垮掉。“这些房子——它们都是由我们最出色的建筑师设计的——您可以从中选一座来建设您的素食中心。这样您就不必再选择场地从头建起了。”
“我本来想要更大一些的地方。”
“您可以把它们整个儿拿去用嘛。”
“那你们的游客怎么办？”我问。
“我们会在那边再盖一些房子。”部长说，一边朝那片干燥无用的平原挥了挥手。
“这里似乎有点太偏僻了。”史密斯先生轻轻地说。
“我们要在这里安置五千名居民。这只是第一步。”
“他们上哪儿工作？”
“我们会把工业带给他们。政府很支持城市分散化发展。”
“还有大教堂呢？”
“它会盖在那里，在离那辆推土机更远的地方。”
从大斗鸡场的角落附近，一摇一晃地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位治安法官原来并不是新城里唯一的居民。已经有乞丐也来了这里。刚才他肯定正躺在太阳底下睡觉，直到被我们的说话声吵醒。或许他以为那名建筑师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杜瓦利埃城里真的来了一些游客呢。他有两条很长的胳膊，却没有腿脚，人就像摇摆木马一样不知不觉地朝我们爬近。接着，这人看到了我们的司机，还有他脸上的墨镜和腰间的手枪，便立刻停了下来。他不再往前凑，而是发出一阵哼哼唧唧的低语声，然后从他身上那件残破不堪、状如蛛网的旧衬衫下面掏出一个小小的木头雕像，朝我们伸过来。
我说：“你们现在就有乞丐了啊。”
“他不是乞丐，”部长解释道，“他是一位艺术家。”
部长对那个通顿·马库特说了两句，那人便过去把雕像取了回来——那是一个半裸的少女，和叙利亚商店里摆设的许多雕像没啥两样，它们还等着容易上当的游客前来购买，只是那些游客如今再也不来了。
“让我送您一件礼物吧，”部长说，他将小雕像递过去，史密斯先生面带窘迫地接过它，“这是海地艺术的典范。”
“我必须给那人钱。”史密斯先生说。
“没必要。政府在照顾他。”说完，部长开始带我们回到汽车上去，他扶着史密斯先生的手肘，引领对方走过破烂不平的路面。乞丐来回摇晃着身体，发出悲哀而绝望的喊叫声。他说的话没有一个字能听清楚。我想他的嘴里肯定没有上颚。
“他在说什么？”史密斯先生问。
部长没有理会这个问题。“不久以后，”他说，“我们会在这里建设一座体面的艺术中心，供艺术家们居住、休闲，并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海地艺术是很出名的。有不少美国人都在收藏我们的绘画作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有很多例子。”
史密斯先生说：“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就要给那人钱。”他甩开社会福利部长那只保护着他的手，转身跑向那个没腿的残疾人。他掏出一沓美钞，伸手把钱递了过去。那残疾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目光中透着恐惧。我们的司机作势想过去干涉，却被我拦住了去路。史密斯先生弯下身，将钱塞进残疾人的手心里。残疾人立刻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摇晃着身体爬回斗鸡场。也许他在那里有个可以藏钱的洞……司机的脸上现出一副恼怒厌恶的表情，就好像他被人抢了似的。我觉得他甚至动了拔枪的念头（他的手指伸向了腰带），想结束至少一位艺术家的性命，可正往回走的史密斯先生挡住了他的弹道。“他可算是做了笔生意。”史密斯先生带着满足的笑容说道。
治安法官刚才站了起来，越过操场望着在他的单间外发生的这笔交易——站起来时他就像个巨人。他手搭凉棚遮在眼睛上，以便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得更清楚。我们回到汽车上坐好，一时间大家都沉默无言。随后部长开口了：“您现在想去哪儿？”
“回家。”史密斯先生干巴巴地说。
“我可以带您参观我们建大学的选址。”
“我已经看够了，”史密斯先生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宁愿现在就回家。”
我回头望去，只见治安法官迈开两条长腿，正跨着大步跑过水泥操场，而残疾人也正在摇摇晃晃地拼命朝斗鸡场爬去；他让我想到了一只仓皇逃回洞里的沙蟹。只差二十码远他就可以爬到了，但他毫无机会可言。一分钟后，当我再度回首时，杜瓦利埃城已经被我们车后扬起的漫天尘土遮蔽得无影无踪了。我什么也没对史密斯先生说，因为他正在为自己完成了一件善举而开心地微笑着。我想他已经在默诵排练自己要对史密斯太太讲述的故事，好让她分享他的这份幸福感。
我们驶出几英里路以后，部长开口了：“当然，公共建设部长对游览区也负有部分责任，还有旅游局长也必须事先打好招呼，不过他和我私底下是好朋友。如果您愿意让我做出必要的安排，我会保证让其他人也都能得到满足。”
“满足？”史密斯先生问。他倒也不是个天真单纯的人，尽管在邮局外遭遇乞丐围堵的经历并未令他动摇，但我相信在杜瓦利埃城见到的一切已经让他睁开眼睛恍然大悟了。
“我的意思是，”部长边说边从后座取出一盒雪茄烟，“您不会乐意卷进无休无止的讨论当中。我会把您的意见转达给我的同僚。来几支雪茄吧，教授。”
“不用了，谢谢您。我不抽烟。”司机却是抽的。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发生的情况，便往后一靠，伸手抓了两根雪茄烟。他点燃一根抽上，把另一根放进了衬衫口袋里。
“我的意见？”史密斯先生说，“如果您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在我看来，你们的杜瓦利埃城并不是贵国进步发展的中心地带。它的位置太偏僻了。”
“您是想在首都市内选择场地吗？”
“我要开始重新考虑整个项目。”史密斯先生说，他的口气如此坚决，就连部长也重新陷入了紧张不安的沉默。
四
可是史密斯先生仍然迟疑不决。或许当他回顾今天发生的事件，排练着如何讲给史密斯太太听时，他给那个残疾人提供的帮助让他重新产生了希望，相信自己还能对人类作出某些贡献。或许是她坚定了他的信念，击退了他的疑虑（她比他更像一名斗士）。在度过阴郁而沉闷的一个多小时以后，当我们抵达“特里亚农”酒店时，他便已经开始修正自己最严厉的批评意见了。他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疏远而彬彬有礼地向社会福利部长道别，还感谢对方“安排了这一趟非常有趣的短途旅行”，可是当他踏上走廊台阶时，他突然停住脚步，朝我转过身。他说：“那个字眼‘满足’——我想是我对他过于苛责了。它让我很生气，但毕竟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也许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那意思，只不过他原本没想对你说得那么开。”
“那个项目并没怎么打动我，我得承认，但你知道，就连巴西利亚当年不也是这样……而且巴西人拥有他们需要的全部技术人员……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即便最后没成功，也算是其志可嘉吧。”
“我觉得在这里宣扬素食主义，时机还不太成熟。”
“我也这么觉得，但或许……”
“或许你首先得有钱买得起肉吃才行。”
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色，说：“我会和史密斯太太好好商量一下。”随后他便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待着——至少当时我以为楼下只有我一个，直到我走进办公室以后才发现，英国大使馆的代办原来也在这里。我看到约瑟夫已经为他调了一杯自己拿手的朗姆潘趣酒。“多美妙的色泽啊。”代办迎着光线举起酒杯，对刚进门的我说道。
“里面有石榴汁糖浆。”
“我要去休假了，”他说，“下星期就走。所以我是来向你道别的。”
“能离开这里，你也不会感到遗憾吧。”
“哦，这里挺有意思，”他说，“挺有意思的。还有比这里更糟糕的地方呢。”
“或许刚果算一个？但那里的人死得更快。”
“至少我很高兴，”代办说，“临走前我没有把一名同胞留在监狱里。事实证明，史密斯先生的干涉是成功的。”
“我看未必是因为史密斯先生。我的感觉是琼斯无论如何都会出来，用他自己的门路。”
“但愿我能知道他用的是什么门路。我不想骗你说我没做过调查……”
“他也像史密斯先生那样带着一封介绍信，但我怀疑他的那封信也像史密斯先生的一样给错了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在港口出示那封信的时候他们要逮捕他。我怀疑他的信是写给一名军官的。”
“他前天夜里来找我了，”代办说，“我没想到他会过来。他到得很晚。我正要上床睡觉。”
“从他出狱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想他的朋友孔卡瑟尔上尉认为我不够可靠。知道吗，孔卡瑟尔打断菲利波医生葬礼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琼斯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为政府的某个项目而奔忙。”
“他现在住哪儿？”
“他们把他安排在克里奥尔别墅下榻。你知道政府已经接管那地方了吗？美国人走后，他们曾把波兰代表团安顿在那里。那是他们迄今为止接纳的唯一一批客人。而且波兰人很快就走了。琼斯配有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当然，那个司机同时也可能是琼斯的看守。他是个通顿·马库特。你知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项目？”
“毫无头绪。他应该小心一点。和男爵共进晚餐，需要有一只特别长的长柄勺才安全。”
“我告诉他的话差不多也是这意思。但我觉得他心里够清楚——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你知道他以前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吗？”
“我记得他的确说过一次……”
“这件事情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他在那里的时候正值卢蒙巴4遭到软禁。我和伦敦总部核实过了。很显然，在我国驻当地领事的帮助下，他逃出了利奥波德维尔。这也没什么——有很多人都是通过领事援助逃离刚果的。领事给了他前往伦敦的机票，但他在布鲁塞尔就下了飞机。当然了，这也同样没什么对他不利的地方……我认为他来找我的真正意图是想确认一下，看看英国大使馆在这里有没有提供政治庇护的权利，以防将来他会遇到困难。我只好告诉他没有。我们在法律上没有这项权利。”
“他已经遇上麻烦了？”
“不。但他这么做就像是在勘察地形。像鲁滨逊·克鲁索爬到最高的那棵树上环视岛屿那样。不过，我可不怎么喜欢他的仆人星期五。”5
“你指的是谁？”
“他的司机。一个满嘴金牙、像格拉西亚那么胖的男人。我想他平时肯定在收集金牙。他的机会恐怕也不少。但愿你的朋友马吉欧能把臼齿上的那颗大金牙取出来，收进保险柜里。金牙总会招来贪心。”他喝干了最后一口朗姆酒。
今天真是宾客登门的好日子。我换上泳裤跳进游泳池里才一小会儿，下一位客人就已经登场了。在这里游泳时，我发觉自己必须强忍着某种反感，而当我看见小菲利波站在游泳池的深水区边缘，在他叔叔流血身亡之处的正上方俯瞰我时，这种反感再次涌上心头。游泳时我一直潜在水下，没听见他走近。当他的声音穿过水面传来时，我吓了一大跳。“布朗先生。”
“怎么了，菲利波，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我听了你的建议，布朗先生。我去找过琼斯了。”
我已经全然忘记了我们的谈话。“为什么？”
“你当然还记得吧——布伦式轻机枪？”
或许我之前没拿他的话太当真。我还以为布伦式轻机枪只是他在诗歌中采用的一个新的意象符号，就像在我年轻时创作的诗歌中所出现的电缆塔一样：毕竟那些诗人从来没有进过供电局上班。
“他现在和孔卡瑟尔上尉一起住在克里奥尔别墅。昨天夜里，我一直等在外面，后来我看见孔卡瑟尔出门去了，但还有琼斯的司机坐在楼梯口守着。就是那个满嘴金牙的家伙。就是他打残了约瑟夫。”
“是他干的？你怎么知道？”
“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做记录。现在我们的名单上有好多个名字。说来惭愧，我叔叔也在这份名单上。因为德塞街上那座水泵的事情。”
“我想那也不完全是他的错。”
“我也不这么想。现在我已经说服他们把他的名字放在另一份名单上了。受害者名单。”
“我希望你们把档案保存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至少他们在边境那头还有好几份副本。”
“你是怎么见到琼斯的？”
“我先翻过一扇窗户爬进厨房，然后走佣人服务楼梯上楼。我敲了他的门，假装是孔卡瑟尔派我给他带话的。他已经在床上了。”
“他肯定有点吃惊吧。”
“布朗先生，你知道那两个人在搞什么名堂吗？”
“不知道。你呢？”
“我不敢确定。我想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确定。”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请求他帮助我们。我告诉他，边境上的游击队没法扳倒‘爸爸医生’。他们顶多杀几个通顿·马库特，然后自己就会被人打死。他们没受过军事训练。他们没有布伦式轻机枪。我告诉他，以前有七个人曾经占领过军营，就因为他们手上有冲锋枪。6‘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他问，‘你该不会是密探7吧？’我说不是。我说要不是我们保持谨慎的时间太久，‘爸爸医生’也不会现在还在宫殿里。然后琼斯说：‘我已经和总统见过面了。’”
“琼斯见过‘爸爸医生’？”我不敢相信地问。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也相信他的话。他正在搞什么名堂，他和孔卡瑟尔上尉两个。他告诉我，‘爸爸医生’跟我一样对武器和军事训练感兴趣。‘军队已经不行了，8’琼斯说，‘这倒不是说它对任何人有任何好处，而通顿·马库特手上那些剩下的美制军械，因为缺乏适当的保养，统统生锈了。所以你要明白，你来找我是没有好处的——除非你能给我更好的提议，比总统已经开好的条件更优越。’”
“但他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提议？”
“我试图看清楚他桌上的文件——它们看起来像是一栋大楼的建设方案，但他对我说：‘别看那些东西。它们对我很重要。’然后他主动提出要请我喝一杯，表示他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他对我说：‘一个人必须靠他最擅长的本领去谋生。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以前写诗。现在我想要一挺布伦式轻机枪。还有训练。军事训练。’他问我：‘你们的人多吗？’我告诉他，人数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当时那七个人有七挺布伦式轻机枪的话……”
我说：“布伦式轻机枪并没有魔法，菲利波。它们有时也会卡壳。就像银子弹也会射偏一样。你这是退回到伏都教的迷信上去了，菲利波。”
“为什么不呢？也许来自达荷美9的诸神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你是天主教徒。你相信的是理性。”
“伏都教徒也是天主教徒，而且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也许只有奥贡·费拉耶10能教会我们如何战斗。”
“琼斯就跟你说了这些？”
“不止。他还说：‘来来来，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吧，老兄。’但我不想喝酒。我从前面的楼梯跑了下去，这样的话，那个司机就能看见我了。我想让他看见我。”
“如果他们质问琼斯，对你就不太安全了。”
“没有布伦式轻机枪，我唯一的武器就是离间。我想，如果他们开始怀疑琼斯，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事……”他说话时带着哭腔；这是一个诗人在为失落的世界而流泪，还是一个孩子在为没人肯给他布伦式轻机枪而哭鼻子？我转头游向浅水区，不想看到他哭泣的模样。我失落的世界是那个在泳池里赤身裸体的女孩，而他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起了那天夜里，他向我们朗诵着自己蹈袭前人作品写就的诗句，听众有我和小皮埃尔，还有那个想成为“海地的凯鲁亚克”的“垮掉派”青年小说家。现场还有另外一位上了年纪的画家，他白天开货车，晚上就前往美国艺术中心（那里为他免费提供颜料和画布），用长满老茧的手指绘画工作。在走廊上还架着一幅他最新的画作——田野中的几头母牛（它们和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的画廊里出售的母牛不一样），一头将脑袋钻进桶箍里的猪，周围是碧绿的香蕉叶，无休无止的暴雨从山上刮来，在香蕉叶上投下黑暗的阴影。在这幅画里，有些东西是我那个艺术系学生无法捕捉到的。
我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收住泪水，然后游回泳池底端与他会合。“你还记得吗，”我问他，“那个写了本小说叫《南方之路》的年轻人？”
“他现在在旧金山，那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雅克梅勒11大屠杀发生后，他逃出了海地。”
“我刚才在想那天晚上，你为我们朗诵诗歌……”
“对那些日子我并不感到遗憾。它们不是真实的。那些游客，舞蹈，装扮成星期六男爵的男人。星期六男爵不是拿来给游客们消遣娱乐的。”
“他们给这个岛屿带来了财富。”
“谁见着那些财富了？至少‘爸爸医生’已经教会了我们怎么过没有钱的生活。”
“星期六来这里吃晚饭吧，菲利波，和这里唯一的游客们见见面。”
“不行，那天晚上我有事要做。”
“不管怎样，你得小心。我希望你能重新开始写诗。”
他咧嘴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一口白牙闪着寒光。“关于海地的诗篇早就被人一劳永逸地写过了。你知道那首诗，布朗先生。”然后他开始对我吟诵：
这座凄凉阴暗的岛屿叫什么名字？——12
人道是基西拉岛13，诗歌中的名邦，
一切单身老汉有口皆碑的温柔乡14。
看哪，说到底，它只是一块不毛之地。
一扇门在我们头顶打开，其中一位“单身老汉”走出房间，来到约翰·巴里摩尔套房的阳台上。史密斯先生收起他晾在栏杆上的泳裤，然后朝花园里俯瞰。“布朗先生。”他喊道。
“什么事？”
“我跟史密斯太太商量过了。她觉得我的判断可能下得有点仓促。她认为我们应该姑且相信部长的话，哪怕我们对此抱有疑虑。”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再留一阵子，重新试试看。”
五
我邀请了马吉欧医生周六来吃晚饭，以便和史密斯夫妇见面。我想让史密斯夫妇知道，并非所有的海地人都是政客或虐待狂。另外，自从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处理掉尸体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医生，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胆小懦弱而在刻意回避他。他到酒店时刚好赶上停电，而约瑟夫正要点亮油灯。他把其中一盏灯的灯芯挑得太高了，火苗从灯罩里蹿起，将马吉欧医生的影子铺展开投向走廊，仿佛那是一块黑色的地毯。他和史密斯夫妇都遵照旧式礼节彼此问候，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仿佛回到了19世纪，在那个时代，油灯的光亮比电灯更柔和，而我们的情感——或者是我们自己相信如此——也比今天更舒缓。
“对于杜鲁门先生，”马吉欧医生说，“我很崇敬他的某些国内政策，但就朝鲜战争一事，我不能装作是他的支持者，这一点请您见谅。不管怎样，我很荣幸能和他的反对者见面。”
“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对者啦，”史密斯先生说，“我们并不是特别因为朝鲜战争而闹分歧的——虽然所有的战争我都反对，不管政客们可能为自己找出什么样的借口，这一点就不用说了。我参加竞选挑战他主要是为了宣扬素食主义。”
“我从来没想到，”马吉欧医生说，“素食主义也是总统大选的一项重要议题。”
“恐怕也并非如此，只有一个州是这样。”
“我们在选举中拿的票数有一万张呢，”史密斯太太说，“我丈夫的名字就印在选票上。”
她打开皮包，在几张舒洁纸巾里翻了一会儿，然后从中抽出一张选票。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我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所知甚少：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以为参选的候选人只有两个，或者最多也就三个，而且全国各地的选民都会给他们从中选定的总统候选人投票。我没想到的是，在美国大多数州的选票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总统候选人的姓名，只有该州选民确实为其投过票的总统选举人的名字。15不过，在威斯康星州，史密斯先生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选票上，顶部还有一个黑色的大方框，里面画着一个标志，让我觉得那肯定是棵卷心菜。政党的数目之多令我吃惊：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分为两派，另外还有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政府部门的次要职位。从马吉欧医生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也像我一样感到困惑。如果说英国的首相大选不像美国总统大选这般复杂，那么海地的总统选举跟两者比起来都要简单得多。在海地，要是你不想受皮肉之苦，你就待在家里别出门，哪怕是在杜瓦利埃医生的前任上台执政的那段相对和平的日子里，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把那张选票递给彼此传阅，而史密斯太太则两眼紧紧地盯着它，仿佛那是一张百元大钞。
“素食主义是个很有趣的观念，”马吉欧医生说，“但我不敢确定它对所有的哺乳动物都适用。比方说，想让狮子靠吃青草就活得很好，我怀疑这个能否做到。”
“史密斯太太曾经养过一条吃素的斗牛犬，”史密斯先生骄傲地说，“当然，它需要接受一些训练。”
“需要权威。”史密斯太太说，她逼视着马吉欧医生，等着他来反驳。
我把素食中心和我们去杜瓦利埃城的事情告诉了他。
“从前我有个病人来自杜瓦利埃城，”马吉欧医生说，“他一直在工地上干活——我想就是在斗鸡场那里，后来他被解雇了，因为当地有个通顿·马库特想把工作留给自己的亲戚。我的病人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他向那个通顿·马库特求情，哭诉自己生活贫困，结果那个通顿·马库特先朝他肚子上开了一枪，然后又一枪射穿了他的大腿。我救活了他，但他从此瘫痪，现在在邮局外当乞丐过活。如果我是您，我就不会去杜瓦利埃城。那里的环境对宣扬素食主义来说并不合适。”
“在这个国家难道没有法律吗？”史密斯太太质问道。
“通顿·马库特就是唯一的法律。您要明白，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吃人魔王’的意思。”
“难道也没有宗教吗？”这次轮到史密斯先生发问了。
“哦，有的，我们是一个很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宗教是天主教——但大主教已经被驱逐出境，教皇使节留在罗马，总统也被革出了教门。民间宗教是伏都教，但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它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总统以前是个虔诚的伏都教徒，但自从他被赶出教会以后，他再也不能参加伏都教仪式——你必须首先是个能领圣餐的天主教徒，然后才能信伏都教。”
“可那是异端啊。”史密斯太太说。
“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既不信奉达荷美的诸神，也不信仰天主教的上帝。伏都教徒却是两者都信的。”
“那你相信什么呢，医生？”
“我相信某些经济规律。”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6我轻率地对他引述道。
“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里写过这句话，”马吉欧医生颇不以为然地说，“就算他真的这样写过，但既然你和我一样生来便是天主教徒，那么当你读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宗教改革的言论时，你应该会感到高兴。他支持处于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修道院。宗教可以作为治疗许多心理问题——抑郁，绝望，懦弱——的灵丹妙药。鸦片，请记住，是用在医学领域的。我不反对鸦片。我也自然不反对伏都教。要是我的同胞们只能将‘爸爸医生’作为这片土地上唯一的权力人物来崇拜，他们将会感到多么孤独！”
“可那是异教啊。”史密斯太太不依不饶地说。
“对海地人来说却是正确的药方。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试图摧毁伏都教。耶稣会士们也尝试过。但只要找到一个能请得起巫师、缴得起税款的有钱人，仪式就会继续办下去。不过，我建议你们不要去现场参观。”
“她没那么容易被吓倒，”史密斯先生回答，“你应该看看她在纳什维尔的勇敢表现。”
“我对她的勇气并不怀疑，但仪式的有些内容对素食主义者不合适……”
史密斯太太严厉地问：“你是共产主义者吗，马吉欧医生？”
这正是我以前好多次想问他的问题，我寻思着，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
“对我而言，夫人，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主义者。”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他试图岔开她的话头，“让我再给你来点益舒多吧。”
“在这个地方，夫人，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是违法的。可是自从美国停止援助以后，政府又允许我们研究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是遭禁的，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却没有遭禁——这其中自有细微的差别。所以我才说，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这是一种哲学上的观念。”
我酒喝得太多了。我说：“就像小菲利波相信布伦式轻机枪的未来那样。”
马吉欧医生说：“你无法阻止殉道者。你只能设法减少他们的数量。如果我认识一名活在尼禄时代的基督徒，我会想办法将他从狮口中救出来。17我会劝他说：‘抱着你的信仰继续生活下去吧，别带着它走向死亡。’”
“真是胆小鬼的建议，医生。”史密斯太太说。
“恕我无法苟同，史密斯太太。在整个西半球，在海地和其他地方，我们都生活在你们那个强大富庶国家的阴影下。想保持头脑冷静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耐心。我很钦佩古巴人的勇气，但愿我还可以相信他们的头脑——以及他们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