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文化，常常要说到长城。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大约220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9个朝代修建过长城，所修的长城累计有10万公里以上。三次浩大的长城修建工程，是在秦、汉和明代。现今存有遗迹的主要是明长城，从东边入海口的山海关开始，一直到沙漠深处的嘉峪关，全长6700公里，时断时续，其中北京北郊一段数百公里的长城保护得最好。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工程难度之大，在世界上无出其右。长城在英文中写作the Great Wall，意为伟大的城墙，这是恰如其分的。它的万里身躯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见证了中国的漫长历史，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和平的愿望
中国人为什么要修长城？在秦始皇时代，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与修建过长城。两千多年来，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矢志不渝地修长城，一定有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20世纪初，埃德加•盖洛，一位英国长城研究者、旅行家，在考察长城之后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里鄙视那些穷兵黩武的武夫。”他认为，长城是祈求和平的象征。中国人知道，堆积石块总比抛掷石块伤人好，保护生灵的城墙总比掩埋尸体的壕沟好。长城是和平的标志，是人们在和平的愿望下修建的。绵延万里的长城，包含着这个东方民族要过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一个爱和平的民族，实在不愿打仗，才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不富于侵略性，世世代代修长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一点的说明。
中国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战争的毁灭性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修建长城有说不尽的艰辛，甚至不少人也因此付出生命。但与惨烈的战争相比，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前者。
长城的修建，与反对战争的愿望是联系在一起的。汉代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站在长城下，写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一场战争过后，尸横遍野，骁勇的战马都在战斗中被打死，只有一匹劣马在苍凉的芦苇丛中嘶鸣。这首诗流传广远，它表达了人民憎恶战争的心情。元代诗人萨都剌登临北京北郊的居庸关，写道：“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他在长城旁，发出了世世代代无战争的祈愿。
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冷兵器时代，长城在军事防御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尤其在防御北方民族所谓“马背上的进攻”方面，效果是明显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长城给予民族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比起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修建长城的人，付出无限的辛劳，他们得到的最大补偿，就是得到一个安宁的许诺。他们相信，长城能保护他们的家园，保护他们的家庭的平安，保护他们的收成。处在惴惴不安中的人，又怎能过好生活！
在隔离中融合
我们从一道逶迤万里的长城中，不仅看到了隔离，也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生存之道。
中国特殊的地理结构和气候特点，使得自古以来，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发展格局。温暖的南方以农业为主，而寒冷的北方则以畜牧业为主。南方具有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北方则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农业文明需要稳定，所以厌恶战争。而北方在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很强，畜牧业生产又具有单一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造成对南方农业的依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南下，有时并非出于扩张的需要，倒是出于生活的需要。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以来，南方居民常常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胁，秦有猃狁，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回纥，宋有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这些北方民族都曾屡屡南下，南北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在这种对抗中，南方脆弱的军队往往占劣势。北方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组织性和机动性强，骑兵行程一日千里，威胁着南方的生存。长城虽然不是万无一失的保护手段，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功效的护卫屏障。
长城敌楼
一道高墙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隔离开来，限制了交流的自由，古代中国人出关、入关的艰难，令人叹息。长城的隔离对南北文化的交流的确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人为阻隔，又给各自的文化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将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降到了最低点。长城的修筑，削弱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也逼迫北方民族改变自己掠夺性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融奠定了基础。
没有长城，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中国南北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会大受影响。孙中山说：“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我们不能不佩服孙中山综观历史的伟大战略眼光。
中国历史上，曾形成过所谓长城经济带，尤其在长城的数十个关口中，形成了南北双方“往来长城下”的格局。虽然交流双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长城作为一种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位置，进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在很长时间里，长城两边的农、牧两大经济体互相依存，长城之内的农业经济需要长城之外的畜牧业和药业的补充，而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对农业经济的依存则更深，长城成了农、牧经济的汇聚线。长城的存在造成了新的经济发展格局。
长城的“精神”
修建长城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无数人离乡背井，告别了亲人，来到北地，长年累月地辛劳，有的人便将生命永远留在这里。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超过亿万人在这里奉献他们的辛劳甚至生命，创造出这一举世罕见的奇迹。汉语中“众志成城”的成语，说的正是这件事。
在与长城有关的传说中，孟姜女的故事尤其动人。孟姜女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位女子，她的丈夫去修长城，她在家中思念不已，于是万里迢迢去寻夫。到了长城脚下，一位同乡告诉她，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尸骨就埋在长城下。于是，孟姜女在长城下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一段段长城倒下了。
慕田峪长城一段
中国人在修建长城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孟姜女的传说反映了百姓承担的苦难和内心的辛酸。但不能由此推论出，中国人憎恨长城。孟姜女的故事中透露出对暴君秦始皇的憎恨，却没有对长城本身的诅咒。人民没有理由去诅咒一道保护自己的安全屏障。
长期以来，长城还被中国人当作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巍峨的长城，横亘在中国的北方，它的存在就说明，众志可以成城，群体团结的力量可以移山倒海，创造人间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就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词，激励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团结奋斗。
长城的建设，显示出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看今天北京郊外的明长城，高墙在陡峭的山脊上延伸，人攀登上去尚且困难不已，而要在薄薄的山脊上建筑巨大的城墙堡垒，它需要付出怎样的辛劳。当年的施工没有今天的机械化工具，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完成的。长城的建设者，绝对不是有人说的是“将自己封闭起来的懦夫”，而是顶天立地的壮士。
长城的美
长城的确是“伟大的城墙”，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建筑。长城的美，就体现在它的雄奇博大上，它不仅纵横万里，体量巨大，而且大开大合，如同一位书法家，在无垠的天幕上留下的壮丽墨迹。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在创造和欣赏长城的独特的美。如长城烽火台的设计可以说极尽奇思妙想。为了传递信息，一有战端，在夜晚就举火示意，在白天就于烽火台上燃起烟火，人们谓之“狼烟”，狼烟四起，在旷野之中缭缭升腾，十分壮观。
长城是防御工事，但它不是简单地建一道单调乏味的城墙，将敌人拦在墙外，它是一个复杂的防御体系，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组成。烽火台、敌楼等绵延长城的一个个节点，为无限延伸的城墙注入变化的节奏，造成长城起伏跌宕的气势。长城不是直线的延伸，而是蜿蜒曲折，笔走龙蛇，伏脉万里。我们今天登上长城远看，总觉得内心中有一种回环往复的意味在回荡，无法抑制的情感随着长城的龙脉而婉转，我们感受到一种流动的气韵。
司马台长城
长城这种跌宕起伏、回旋流动的气势和韵味，在司马台长城体现得最充分。
司马台长城在北京郊外，是一段明长城。有人说，长城之美，尽在司马台；司马台之美，尽在险峻中。
司马台长城建在陡峭的山脊上，山脊委婉曲折，长城的身段也随着山势而起伏，忽而落入深渊之下，忽而跃于山顶之上。它就像一条巨龙，一会儿到一片苍松翠柏的深山中豪饮山泉，一会儿又到高高的天穹上舞动身姿。
司马台长城最险处是名为云梯和天桥的两段不长的路段。云梯号称为“万里长城险绝处”，它是单面墙体，有的地方不过半米，人走在其中，两侧为悬崖陡壁，像一个直梯子一样向上直接跃升，势如山立。云梯之上有天桥，长约百米，桥面极窄，真是“猿猱欲度愁攀援”（李白）。
司马台长城的最高处是望京楼，到此处，可以纵目四望，长城尽览眼中，此时你看到的长城如同倒挂在悬崖峭壁之上——一条正在抖动而飘飞的彩带。这里有连绵不断的村落，偎依着群山，轻烟袅袅，一片祥和。再向远处望，北京城隐然在目。有人说，这里才是北京城的至深至美之处，你到了这里就会觉得这并非妄言。这种美，使你真正感到人的创造力的伟大，把你投入一种恍惚与赞叹的愉悦之中。
司马台长城的建筑受到人们广泛称誉。这里有35座敌楼，每一座都绮丽壮观，楼分两层，端坐于绵延的长城之上。楼以大方石块垒成，坚固稳实。经过岁月的洗礼，敌楼的墙面斑驳陆离，一幅饱经沧桑的画面，也记载着长城曾有过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