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7月11日，地球蓝色的海洋上，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前后有208艘船，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船队，船上所载的各类人员有两万七千五百多人，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航海人员。
船队由一位名叫郑和的人统帅。船队带着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瓷器、丝绸、茶叶等数不尽的珍奇，穿越岛屿众多的南海、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到达亚洲、非洲等的很多国家。在此后的28年间，都是由郑和统领，一共七下西洋，前后出海的人员有十万多人，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在中东，这支船队曾访问过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在非洲，这支船队最远航行到莫桑比克的贝拉港；船队纵横南亚、西亚，一直到非洲大陆。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
这支航海船队的统领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同时也信奉佛教和妈祖。他相貌堂堂，“有智略，知兵习战”，是明代永乐皇帝（即明成祖朱棣）的近侍。永乐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做了两件重要的决定，一是定都北京，一是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访问世界各国。
先进的航海文明
从15世纪开始，人类征服海洋的进程显著加快。1492年，哥伦布率领他的西班牙舰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的船队，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1498年到达印度的西海岸古里。1522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
与这些人类航海史上的创举相比，郑和下西洋，时间上比他们早，规模上也比他们大得多。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每次下西洋，都有多艘大中型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船只，组成一二百艘船的庞大的混合船队。船上各类人员两万人以上。而后来哥伦布的船队只有3艘船，乘员只有88名。郑和远航的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法比拟的。 郑和船队的装备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一流的。这证明中国发展到14、15世纪时，不仅国力强大，它的科技文明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位置。
航海，首先需要可靠的导航能力。中国在公元9世纪左右，就开始将指南针运用到航海活动中了，而指南针和罗盘定位技术在郑和的海上探险中运用得更加成熟。从今天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已经能熟练地运用观察潮汐、洋流和季风的技术，综合运用罗盘指向、物标导航、天文定位和计程计速等复杂的航海技术。
后人发现的《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虽然与当今的航海图相比，它还略显粗糙，但已经具有很高的准确度。这册有20页的航海图，载有海图40幅，其中涉及530多个地名，所标地名包括东非海岸的16个城市，图中对一些重要的城市、岛屿、滩、礁、山脉等作了详细的记载。这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图，正是这套航海图，指引着郑和的船队在惊涛骇浪中驶向一个又一个目标港。
“牵星术”这一天文定位技术的运用，也是郑和船队平安航行的法宝。这种技术是在夜间通过观察星斗的位置，结合水罗盘定向的方法，来保持航向，提高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这样的技术在20世纪还有人在采用。
郑和的远洋船队有宝船（船队中的大中型船只）、粮船（以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计算，需要装载一万多吨粮食）、马船（运输马匹和物资）、坐船（军用船只）、战船（护航船只）等。这样庞大的混合船队需要通讯联系，尤其在夜晚漆黑的大海上，船只之间保持前后联系，协调航向，这有相当的难度。在没有电子通讯技术的情况下，他们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郑和的船队不仅在航海技术上体现出高水平，在船只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出六百多年前中国的技术和工艺水平。郑和宝船中的大型船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长150多米，宽60多米，船体深12米，载重量1000吨左右。一共有4层，可容纳上千人。船上有9根桅杆，可挂12张帆。这样的船，就是放到今天，也是大制作。
面向海洋的开放心胸
郑和下西洋已经过去六百多年，它给中国人留下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示，那就是文明的建设需要开放的心胸，没有开放的心胸，也就没有这个民族的未来。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那是一条向往陌生的海岸线的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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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很长的航海历史。在公元1世纪时，中国人的航海船队就从广东出发，到过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泰国、马来半岛和缅甸，并由此航行印度洋，一直到印度的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唐代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的海洋贸易之路则更为发达。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那种将中国文化概括为“内陆型的文化”的说法并不准确。郑和的航海编队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先进的技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中国人长期远洋航行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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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初期，由于沿海地区时有盗寇骚扰，明太祖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私人海外贸易，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海外的商贸往来。
明成祖取得政权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面向海洋，取消他父亲所实施的“海禁”政策，打开国门，不仅鼓励私人海上贸易，而且着手以国家名义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他就向海外遣使共有18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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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海洋开放政策。但这样的政策并没有长期延续下去。郑和第六次航行归来，明成祖去世，继承他的仁宗、宣宗在朝臣中一些眼光短浅、观念陈旧的人物的包围下，抛弃了明成祖的开放战略，回到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上。在勉强同意郑和最后一次海洋远行之后，开放的大门便匆匆关起来了。1474年，反对郑和下西洋的强硬派中一个叫刘大夏的人当上了兵部尚书，他担心后来的皇帝恢复明成祖的面向海洋的开放战略，就下令把郑和的航海档案《郑和出使水程》烧毁。从此，人们再也无法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的详情了。
共享太平的愿望
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一方面是为了在世人面前显示大明帝国的强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和顺万邦，与远近各国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想。
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足以证明中国当时的强大，但郑和的船队并没有充当海洋霸主，它以和平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各地，满载而归的不仅是与各国交换的物品，还有各国人民的友谊。
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郑和家谱中，记载着郑和出发时，永乐皇帝曾嘱咐他每到一处要向当地国王、酋长宣传自己提倡的国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信守天道，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永乐皇帝的这几句话，就是要在国与国之间反对霸权，反对欺凌弱小，要互相尊重，保持和平的格局，这是永乐皇帝外交的总方针。郑和下西洋是严格按这一方针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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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这是郑和与所到国家交朋友的法宝。郑和的船队，抵国问禁，入境问俗，尊重别国的风俗。1911年，人们在锡兰加异勤寺院发现一块碑，碑文记载郑和布施物品、祈祷神灵保佑平安之事，用汉、泰米尔和波斯三种文字镌刻。三种文字的内容不同。汉语碑文内容主要是祈祷航海平安。泰米尔语碑文表示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礼敬之意。波斯语碑文则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真主的崇敬。三段不同文字的碑文写在一个碑上，表达了郑和船队对所到各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尊重。
郑和下西洋每次都带有数万人的军队，但从不轻易用兵。在七下西洋的28年间，郑和在海外用兵仅有三次。这三次用兵，第一次是清除巨港地区（今苏门答腊港东南部）海盗，恢复地区的安定和船道畅通。后两次都属于自卫性质：一次是锡兰山地区的一个国王对郑和船队发动突然袭击，一次是苏门答腊地区的一伙叛乱分子对郑和船队进行袭击，都被郑和击败。三次用兵，都严格遵循了永乐皇帝以德睦邻、“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的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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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年郑和船队经过爪哇时，当地东西二王正在进行内战，东王被杀。郑和船队不了解这个形势，在原东王辖地进行贸易，西王士兵不分青红皂白，杀害了郑和船队官兵一百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形，郑和并未立即兴兵对西王的军队进行报复。他问明对方是误杀后，把情况向永乐皇帝禀报。永乐皇帝责令西王谢罪，赔偿黄金六万两。西王以国力有限为由只赔了一万两。永乐皇帝也不再追究。他说：“对于远邦的人只要他认识错误就可以了，难道我是看重几个钱吗？”（“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这件事也体现了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宽容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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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庞大的船队，七次大规模的航海，没有占领别人一寸土地，没有掠夺别人一丝财产，更没有在别国派驻一兵一卒。郑和船队每到一处，都无偿馈赠当地国王、王室和大小首领以及佛教寺院以各色丝绸、瓷器、衣物、钱币、金银铜铁器皿等物。东南亚一些地区，甚至连建造寺庙的砖瓦、琉璃都是由郑和船队运来的。同时，郑和船队还与各地官方和民间开展互通有无的货物交易。中国输出瓷器、丝绸、茶叶、金属制品等，换回珠宝、香料、药材、珍稀动物等。货物交易，遵循公平的原则。一般是以物易物，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谈好后互相击掌表示成交，决不反悔。 郑和船队还向这些国家传播中国的技术，如历法、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医术、航海和造船技术等。
郑和每次出使回来，都有各国使者随船来华。如永乐二十年九月，郑和下西洋返回时，就有亚非16国的一千二百余名使臣乘郑和宝船来中国参观访问。有四位国王还亲自来华访问。其中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渤泥（今文莱一带）、古麻刺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三国国王都常住中国直至病逝。1408年渤泥国王病逝时，永乐皇帝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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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众中，还保留着对郑和下西洋的美好的记忆。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山”、“三宝井”等纪念郑和的建筑。2004年，在庆祝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三十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吉隆坡皇宫戏剧院隆重上演了华巫双语大型歌舞剧《汉宝丽》，舞剧根据马来西亚经典名著《马来纪年》改编，讲述郑和护送明朝汉宝丽公主和五百随员到马六甲，与马六甲苏丹满速沙和亲的故事。这是很多关于这位伟大航海家温情记忆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