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有两种：单纯考据的历史，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历史。二者差异之大，不亚于乾嘉之学和义理之学。前一种著作针对文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后一种著作针对公众或外行读者。波舒哀、伏尔泰、麦考莱、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哈耶克、凯恩斯影响最大的著作都属于后一种，在考据意义上都不合格；但公众的世界想象和历史图景几乎完全由后一种著作塑造，“资治通鉴”而非“为学术而学术”才是他们重视的价值。在他们的伟大体系中，政治哲学构成无所不在的磁场，历史材料仅仅是看得见的铁屑，沿着看不见的磁力线自动归位。证伪某些材料对整个体系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可以自动归位的铁屑数不胜数，随时可以更替而无须改变任何重要论断。
这种体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体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确的材料。它们就像地图，肯定有简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为异乡人指路。一幅处处精确得“跟王国一样大的王国地图”，即使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也毫无价值。如果某种体系不能满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应该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图，而不是更精确的地图。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车交通图，但它肯定会拉直和简化山脉河流的真实形状。
托克维尔的著作无疑属于这种体系。它们可以列入绝对主义和近代早期的历史著作，但意义不大，因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历史技术员的期望。托克维尔真正的知音都是广义的社会学者或政治学者，希望“通古今之变”并从中获得启示或洞见而非可靠的事实。洞见是经验和直觉的产物，不能证明只能领会。读者必须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图景，对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图景，以古证今，才能资治通鉴。如果仅仅根据表象划分“某某主义”“某某派别”，就会消泯醍醐灌顶的启示，而后者恰恰是这种著作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你把猫咪和金鱼划为自由派，把老虎和鲨鱼划为保守派，得到的结果就会是这样。
从图书馆分类学的意义上说，托克维尔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这种僵硬的说法没有什么价值。从问题意识和世界图景的角度看，托克维尔跟斯宾格勒和韦伯有极大的可参照性——他们有相近的出发点，跟麦考莱和哈耶克却颇有些貌合神离——他们只是有相近的敌人而已。在麦考莱的世界图景中，自由与文明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希望的种子正飞向万国和后世；专制和野蛮只是待开发的资源，并不是值得考虑的竞争对手。在哈耶克的世界图景中，自发秩序是达尔文的杂草，虽小而能大，虽弱而能强；理性设计是荒野中的凡尔赛花园，只要得不偿失的干预之手稍稍放松，就会被荒野吞没。然而，托克维尔、韦伯、斯宾格勒的世界图景是：自由与文明的最佳状态已经结束或是很可能行将结束，粗鄙的同质化沙漠注定要淹没百花齐放的绿洲。托克维尔把这种未来称为“民主”，韦伯称之为“铁笼”，斯宾格勒称之为“群众的无形态政治”。如果托克维尔显得比较乐观，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参照系是早期美国，而韦伯的参照系是战时普鲁士，斯宾格勒的则是晚期罗马。
托克维尔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等级共治（封建主义或贵族政治）的旧欧洲经过绝对主义国家（王权削平贵族，实现初步平等化），最终步入大众民主制（群众消除王权，实现全面平等化）。如果我们用热力学第二定理的框架观察历史，就会看到熵增（同质化取代异质多态）过程的不可逆性。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混合成一杯温水，是自然的趋势。两杯温水自发演变为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是不可能的。同样，身份不平等的各等级演化为身份平等的同质化群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抗拒平等化无异于抗拒全能上帝的意志。明智之士只会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平等的自由（美国），还是平等的奴役（拿破仑）？而如果想要前者，应该注意学习什么历史经验？以上这两个问题可以概括托克维尔的全部著作。
不言而喻，“托克维尔问题”跟托克维尔的生平背景关系密切。他和拉法耶特一样，都是出身贵族的“人民之友”。他比谁都清楚，在身份不平等（封建时代）的几百年中，是贵族和王权的斗争保护了欧洲自由的萌芽，使欧洲没有像东方专制国家一样万马齐喑。他相信，即使参差多态的自由和创造力伴随着不平等的残酷和压迫，平等的幸福和安逸伴随着平庸和单调，在全能上帝的眼中，后者仍然优于前者。然而，如果自由的生气和平等的幸福能够两者兼得，除了极端怯懦、毫无志气的人，谁会愿意放弃这大好机会？何况，这种机会并不是理论上的空想。美国已经证明，在审慎而贤明的宪法体制下，自由与平等同样欣欣向荣。天性骄傲的贵族可以在生而自由平等的美国人当中自由呼吸，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如果贵族和群氓一起落入世界霸主平等的轭下，他的痛苦就比群氓大得多。由于平等的奴役同样具有极大的内在稳定性，生活将变成永无止境的流亡。
当然，“托克维尔问题”只适用于封建将亡未亡、平等将兴未兴的时代。在中国，唯一勉强接近这种形势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然而，以后的历史路径则呈现跟美国相反的方向：美国人为了自由而争取平等，两者兼得；秦政以后的中国人为了平等而消灭了贵族，接着就把平等和自由一起丢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读到托克维尔论平等的奴役，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他的大意是：如果平等与奴役的结合长期化，心灵的水准一定持续低落。实用技术或许可以繁荣，然而追求纯粹科学的理论探索肯定无以为继。（这时中国读者会叫道：李约瑟问题！）全民陷于平等的愚昧，统治者只要垄断少量的知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这样的国家就像一座黑暗、狭窄、令人窒息的小屋。（这时中国读者又会叫道：铁屋！）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历史路径：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又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他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那种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只有在欧洲语言中，这两个词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统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统依据；一旦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展开，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进行：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这个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极其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帝国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应该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
“托克维尔问题”产生于托克维尔对未来的恐惧：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为“奴役的平等”。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奴役的平等”，实现“自由的平等”，那么他们无法在托克维尔这里找到答案。在托克维尔看来，既然欧洲人参考美国经验预防“奴役的平等”的希望极大，那他为什么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样先落水再爬上来”呢？
有些读者以为托克维尔的著作能提供避免大革命的妙计，这完全是郢书燕说的产物。春秋时期和封建欧洲还有一些形态上的类似。秦政以后，任何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形势都不能跟欧洲封建制或绝对君主制相比。而且，即使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共同之处，中国的历史时间表也是在革命后而非革命前。任何人都清楚低血压和高血压皆可以造成晕眩，但万万不能用同一种药。如果对中国社会的诊断错误，开出的药方就肯定错误。错误判断中国社会形势，推行不对症的西方理论，已经多次给中国带来灾难。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论倒可以适用这种忽视历史背景的轻佻评论家。
在后革命时期，法国人应不应该摆脱“世界霸主平等的奴役”？如果应该，怎样才能摆脱平等的奴役？托克维尔没有提供答案，甚至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个问题通常跟伊波利特·泰纳（H.A.Taine）《现代法国的起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想要“以史为鉴”的人其实也不关心“泰纳问题”。他们的真实想法类似迎娶奥地利公主的拿破仑：如果既不能走正统派的老路又不能走共和派的新路，那么拿破仑的事实政权应该怎么办？然而，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问题是宪制问题的一部分。托克维尔的切入点是身份平等与社会演变，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困难。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读者不应该对此过度阐释，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当成托克维尔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