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远的试金石
“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顿勋爵如是说，“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怀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人们太习惯将阿克顿视为英格兰立宪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记他自己就是一位天主教徒。立宪君主制的伟大传统建立在（针对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基础上。每一位英国天主教徒都是从每年11月5日焚烧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模拟像的儿童游戏中学到第一堂政治课的。地道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各种自由（liberties）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最贴切的近义词。地道的少数派却会认为，只有一种自由，那就是各种特权的夹缝。
根据这种定义，英国天主教徒远远称不上自由最好的试金石。几乎没有几个人类团体能跟犹太人竞争自由试金石的危险荣誉[6]。
历史证明，这块试金石相当可靠。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在克伦威尔时代实现，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仑时代实现，而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区变成了19世纪欧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图腾，几乎不下于沙皇本身。
1905年2月2日，安·兰德（Ayn Rand, 1905—1982，原名为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出生于圣彼得堡。她在俄罗斯犹太社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模式，安·兰德也未能免俗。但历史跟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她和她的事业带到了美国。兰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发表，以美式个人主义为标榜。她本人又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欲望，酷爱党同伐异。即使在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形象也经常遮蔽了思想家安·兰德的意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她纳入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光谱，放在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1926—1995）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的保守主义之间，用英美传统解释她的生平和学说。这种做法颇有郢书燕说的味道。其实，兰德早在1936年的自传草稿中就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质：“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狂热的自由主义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自称“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吗？狂热的清教徒、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的民主派、狂热的激进派、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狂热的种族主义者……都有可能，然而，狂热的自由主义者，有没有搞错？
确实有一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一种激进的立宪派！当然，他们不在英语世界。他们在神圣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俄罗斯，二月革命的俄罗斯，柏林、巴黎和美洲的白俄侨民社区。他们的自由不像英国人那样充满了封建和特权的气息，不像美国人那样充满了殖民拓荒者的新教和虔诚气息。他们的感情认同和政治修辞带有浓厚的革命乌托邦色彩。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这样描绘他们：“这些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更在意听众的欢呼，而不是纲领的实现。斯托雷平政府徒劳地请求这些社会贤达接受大臣的职位，但他们对实际责任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他们面对驱散苏维埃和议会的布尔什维克水兵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表示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他们原先也是这么对付沙皇的。效果令人满意，自然会习惯成自然！）纳博科夫——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的儿子——在《说吧，记忆》中提到，俄国流亡者永恒的话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场。当他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家——美国居然充满了巴比特式市侩精神，而且年轻人认为读书仅仅是谋取更高薪水的手段时，不禁痛心疾首。（赫尔岑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和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像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曼德尔施塔姆（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埃德蒙·柏克会怎么说呢？）、对绝对理性的追求（休谟能相信吗？）以及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爱德华·柯克会忍无可忍的！）。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
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7]》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他们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阿丽萨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而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自己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且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以至于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
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而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而然会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最后多半会在政治史上留名，但却很可能除“健全常识”以外，创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论。相应地，美国公众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也没有多少尊重——这两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说，这是自由社会和非自由社会的标志性差异。以下的评价对兰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热爱自由的思想家，却是民主社会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国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终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很少出圈；两国的主流政治社会对她来说都仅仅是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她都是异乡异客。
阿丽萨（兰德）自幼梦想成为文人，十岁就开始写作，毕生不渝，明显怀有超乎功利的寄托。这种理想在俄罗斯非常典型，因为专制国家的国民更重视崇高的观念，也更鄙视市侩的计算。她从来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兰德和纳博科夫从小都在斯托由宁（Стоюнин）私立学校（等于现在的小学和中学合校）上学，教员包括文学家吉皮乌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和哲学家罗斯基（Nikola Lossky，1870—1965）——二者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名士。学校创始人斯托由宁夫妇是大文豪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学校水平高，收费贵，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执行限制犹太人的官方政策，当然也不执行思想审查的官方政策。阿丽萨来到这所学校，就是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家庭肯定会认为，女孩子让本村神父教一点读写算就蛮不错了。京城精英学校的学费足够让他们在老家造房、买地、买马，像老爷一样过好日子。
如果把这些情况翻译成中国人理解的语言，那就会是下面这样：安·兰德从小在蔡元培举办的中（小）学读书，朱自清和俞平伯给她上课，白先勇是她的同学。他们的学校实行男女合校比牛津和哈佛早六十年，英国国教会绝不会允许的各种异端思想在那里都可以畅通无阻。革命后，流亡者兰德向美国听众严厉谴责旧中国的愚昧、野蛮、落后、压抑、背离国际主流文明。她的听众大部分是中西部农民子弟，他们的中小学教师就是本州岛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牧师。州立大学以本州岛引为自豪的农学和工学为主，人文学科几乎是空白。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正直诚实、读书不多的基督徒，不大能区别达尔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信奉无神论的古罗马皇帝，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些人都不讲道德。他们听完兰德的讲座，深深感到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美国是多么幸运的事情。老同学白先勇闻讯，笑得满地打滚。
阿丽萨的文学生涯从十岁就开始了。像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她这些小说都有几分自恋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是英国人，故事充满了针对英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伍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吉卜林（Kipling）和萨基（Saki，原名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那种近乎玫瑰色的“英格兰品质”崇拜弥漫全书，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能让读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国人。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乐园[8]》作者的名下，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或犹太人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兰德这个特点也始终不渝。这是一个异乡人的作品，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认同指向她最缺乏经验认识的地方，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国始终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纵深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童年时代的阿丽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思辨型”或“僧侣型”学生——他们成绩畸高，鹤立鸡群，不善交际，形单影只。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进派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地位。萨文科夫（Savinkov，1879—1925[9]）就是从这样的苗圃中产生的，他的英雄人物总是横刀跃马，斩断一切社会羁绊。兰德的个人主义英雄在理论上是萨文科夫的死对头，在气质上却是亲兄弟；他们都非常鄙视社会习俗和感情纽带，坚持用逻辑正确的利剑清除不合理的经验现象。唯一差别在于，兰德斩断的不合理现象是集体主义和庸人对天才的嫉妒。
阿丽萨从小非常喜欢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她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本书，因此不妨略加介绍。此书是功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小册子的文学投影，集中嘲笑三种事物：小布尔乔亚社会的虚伪性、盎格鲁传统的虚伪性、基督教新教传统的虚伪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兴的医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支持下，快乐地享受特立独行的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文学类型就是五四领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们的理想一旦实现，就会是费边社的某种修订版：一个家长式管理的吏治国家，只不过统治者由善良的科学家取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路易斯·门肯（H.L.Mencken）一类人物只是英美社会的边缘人，这个社会的支柱仍然是他们的三大嘲弄对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主义者的德赛两先生和兰德的理性个人主义才能作为点缀而存在。
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阿特拉斯耸耸肩[10]》主人翁）和霍华德·洛克（《源泉[11]》）主人翁）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而并非美丽新世界）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就不仅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而且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次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二、学究政治及其见习生
1915年，阿丽萨接触到生平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奥尔加·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就能引起无限的联想。没错，就是那个纳博科夫家族，《洛丽塔》的家族，俄罗斯“英国贵族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在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改革岁月，奥尔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他在这个号称最为专制的帝国引进了陪审制，而且确实站稳了脚跟。恐怖分子刺杀沙皇，引起亚历山大三世及保守派大臣的反动，后者参考休谟和托克维尔都提到过的历史借鉴，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结论：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坚持专制绝不动摇，最终获得万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实施不彻底的改革，反而身首异处。由此可见，防范革命的秘诀不是改革，而是拒绝改革的坚定性。于是，纳博科夫家族实现俄罗斯版“格莱斯顿内阁”的机会就化为乌有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改革，那么亚历山大三世同样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反动。据说，老纳博科夫在新朝的举措相当于“一个水手遭遇风暴，为了保全贵重的货物，把不那么有价值的货物扔进水里”。显然，以20世纪的标准看，他保留的“货物”确实非常贵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审制。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谓反动专制统治下，俄罗斯帝国陪审团的博爱精神不下于帝国法典编纂者（老纳博科夫的同僚）。他们极少判杀人犯死刑，不断将证据确凿的恐怖分子无罪释放，对侵犯财产的惩罚比边沁派法学家更开明。无罪释放的美女刺客凯旋，围观群众抛出的鲜花为她铺成一条地毯。俄罗斯公众憧憬这样的场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炽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青少年对电影明星及其粉丝团的羡慕嫉妒恨。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
老自由主义者是否为激进派（当时还不一定是布尔什维克）的驱除，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朝的保守分子已经有这种看法了。然后，俄罗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罗斯自由派流亡者抛出了同一命题的无数修订版。在这场争论的高潮，愤怒的保皇党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大臣）开枪。奥尔加的父亲挺身而出，为朋友和党魁挡住了子弹。今天，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或许，这样的毒舌并不过分刻薄：苏联史学想证明“都是我的功劳”，保守派史学想证明“都是你的错”，自由派史学想证明“是好是坏都别赖我”。
无论如何，奥尔加的父亲拒绝承认这个命题。他参加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大典，当选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尼古拉二世发动十月政变，解散了杜马。他加入“拒绝解散派”议员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兰大公国，在那里发表了革命性的《维堡宣言》。然而，历史的剧本似乎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俄罗斯国民不准备像伦敦市民保护长期国会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并不影响未来的临时政府国务秘书返回京师继续出任议员和其他要职。在这个万恶的警察国家，警察能够惩罚名流反对派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作为帝国的局外人，犹太人罗森鲍姆家族从外省迁往京师，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视和更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他们在这三方面都如愿以偿。1904年，药剂师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吉诺菲）和牙医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安娜）结婚。他们就是阿丽萨的父母。在斯托雷平的威权主义－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罗森鲍姆夫妇的药店生意相当兴旺。不过，俄罗斯犹太人处理财富的方式不像西欧新教徒，他们一般不考虑扩大投资，建立超越家族可控范围的商业帝国，或是兴办公益事业，争取邻里爱戴，当选国会议员。（当然，神圣俄罗斯的法律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纳博科夫家族和立宪民主党正在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同等国民待遇。）他们的做法体现了十足的东方式智慧：首先，投资培养血缘家族网络；其次，收藏财不露白、轻便易携的贵金属首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投资儿女的教育。东方人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物质财富是世界上最没有保障的东西，很容易同时遭到上层和下层的掠夺，迅速将有形资本变现为不可能掠夺的教育资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
不用说，阿丽萨（以及她的妹妹娜塔莎和诺拉）就是这种会走路、会写文章的活动投资对象。中国社会对待这种科举英雄或优等生的态度跟犹太社区极其相似，因此用不着多加解释。毕竟，这两种社会都是降虏文明的成功典范，习惯于把被人征服（被本国冒险家或冒险家集团征服并不会造成重大区别）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做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优等生投资品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尤其擅长破坏性理论分析。但社会协调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美社区领袖的等价物，反而是其对立面。后者的特长不是智力和书面知识，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质——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敌视庸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她设计的精英创造者如此好战、如此自信，令人怀疑他们怎么可能长期厮守而不相互厮杀。在阿丽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确实司空见惯。
安娜经常担心，女儿虽然聪明，却实在缺乏社交礼仪。但她似乎不明白，这正是她自己的培养或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安娜指望阿丽萨多跟奥尔加交流，为的是改善阿丽萨的举止风度，但阿丽萨和奥尔加的友谊简直就是两位见习政治理论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学究政治流行以前，两个女孩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这种辩论尽管能磨砺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但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