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定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斯（思）”（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冷战结束后的思想氛围已经巨变，所以我们难以充分体谅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骄狂。很少有一门“学科”像这些学者一样，一开始就无法给自己的主要课题下定义。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觉得，二战后的美国应该算得上现代化的模范国家。既然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包括大众民主、工业化和社会保障的元素，“现代社会”大概也应该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叫“传统社会”，连这样的参照系都没有。于是，顺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法官和丁卡[3]的黑人巫师有幸分享同样的待遇。这种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当于以下的做法：生物学家将物种分为“大象类”和“非象类”，后者同时包括鞭毛虫、渡渡鸟和长臂猿。
比较聪明的学者早已看出，鞭毛虫进化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会跟渡渡鸟相同，如果它们真有可能自发进化为大象的话。但即使在他们最夸张的想象中，可能的路径也不会超出两三条。《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4]》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勾画了三条路径：西方民主之路、东方共产主义之路和轴心国之路。这种划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师承，只有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一代人和深受20世纪50年代“新左”影响的那一批人才会这样预设框架。当然，这批人在打击韦伯－帕森斯学派的武断作风方面颇有贡献。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现代化和美国化没有实质性差别。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见重于人，仍然是因为他们有纠偏补弊、拓宽视界的功能；技术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一向不是他们的特长。
同样，历史学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也不是巴林顿·摩尔的特长。一位科班的英国政治－社会史专家，首先用三十年时间熟悉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兰东、南各郡，在退休之前，终于感到有把握将泰晤士河谷到赫尔海岸的庄田制度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如果有人询问约克郡、德文郡的土地制度，更不用说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的，他一定会回答：从撒克逊时代至今，它们跟英格兰东、南各郡从来不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有人进一步要求他将印度纳入分类体系，他会有礼貌地回答：此事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畴。这话翻译成医生的语言，基本上等于：“患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位老中医……”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全世界农民的现代化为主题，因此理应非常依赖史料的准确性。不幸的是，本书中正确的史料屈指可数。相反，如果你把每一处错误记录下来，作出相应的解释，积累的读书笔记会超出原书篇幅的五倍以上。这样的著作居然能够在社会学界赢得（虽然只是曾经）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失败、党派精神肆虐的绝好证据。世界上没有比挑错和改错更无聊的活动了，然而在本书的范围内，指望“下河不湿脚”实在不切实际。
巴林顿·摩尔在最初两页内就将英国的民主归因于社会冲突和贸易增长，除谴责流行的神话以外，不觉得有必要提供额外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好无条件信任他的权威，否则篇幅就吃紧了。他接着用条状耕地代表全英格兰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土地称为打击贵族，把英国革命的主力称为商品化进程的失败者，把圈地运动称为消灭自耕农的过程，甚至荒谬到把敞田制的没落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中国读者如果不太理解这些论述荒谬到什么程度，不妨想象一下某部中国史论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论：王莽在科举失败后创立了太平天国，匈奴人的衰落为国民党的北伐创造了条件。逐一指出谬误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相反的做法比较简单。本书只有一项历史论述完全无可挑剔：革命前的英国王室没有强大的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乡绅手中。其他涉及历史的内容，读者都不宜信以为真。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巴林顿·摩尔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予以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况最近三十年来，英国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国史专家只要瞥一眼本书的参考资料，就会断定它们只具备珍玩价值。
如前所述，本书唯一靠谱的历史叙述存在于英国史部分。涉及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的部分，质量远不及英国部分。凡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能看出，巴林顿·摩尔的方法是先编织线索，然后沿着线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选择最接近的内容，然后重新解释。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形容，本书属于“经学”，而非“史学”。前者运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义”的需要，这方面是可以妥协的；后者体现的意义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满足于存材料而不论意义。康有为和廖季平如果对世界史感兴趣，完全可能像他一样将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系列。
中国读者很容易忽视西方学者的形而下层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们的客观中立程度。在这些地方，中国读者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有必要补充点背景知识。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红色文化圈[5]内，尼赫鲁的印度和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代表最可爱的费边式中左路线：和平，进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却代表最邪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路线：坚决反共，加入西方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建国理由就是为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牵制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人物和历史团体的评价通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真实或假想的政治继承人有没有跟作者搞好关系。“祸延考妣”“泽及枯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说，在粉红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墨索里尼没有多少关系，比较接近于情人口中的“因为你坏嘛”。这个神奇的动物园包括了从伊斯兰学者到波兰工会的各色人物和团队，唯一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曾经或打算利用西方势力对抗他们的共产党邻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径类似的人曾经或打算利用苏联势力对抗他们的美国霸主，他们就会被称为“进步人士”。读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简要原则，本书涉及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读，甚至最好不读。如果不幸读过全文，你很可能会不幸地记住作者列举的历史证据，而在复述时顺口带出来，这样，你会因为作者的不专业而受到不应有的嘲笑。如果你只运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够自己推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发言时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样，别人即使高度怀疑你的结论，也不大可能提出质疑。证据需要验证，结论只需要相信就够了。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作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苏联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被统战再被消灭的命运。在巴林顿·摩尔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他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巴林顿·摩尔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他这样的人物。
西方左派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左派的重镇）产生这样的著作，实在无足为怪，而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的《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伟大传统继续颠扑不破，同样的剧本就会继续上演，每一次都能唤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