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东亚的近代局势再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两国交战的导火索——朝鲜的归属终于尘埃落定，虽然此时的半岛尚且没有被日本完全吞并，但从客观形势上来看，成为其囊中之物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
其次是日本。日本其实是赚了的，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不光真金白银，还有国际声望跟势力范围，小小列岛一跃成为世界级黑马而备受瞩目，正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强国，同时也改变了当时英国和沙俄这两大列强独霸东亚的局面。
还有一点就是经过甲午一战，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不仅成年人不再把隔壁的大清帝国当回事儿，直接以狄夷鄙之，就连孩童们的游戏，也清一色变成了拿着小木枪对阵开战的模拟打仗，每个人都以祖国能够战胜大清为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接着再去战胜别人，每一个外面的国家，尤其是大清，都被当成了假想敌。
甚至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小孩子用石头丢掷清朝驻日商人的事件。
江户时代的那种“以和为贵”的对外气氛，已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獠牙和利爪。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排外主义，国民便会变得好战起来，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剃刀外相陆奥宗光如是说道。
最后来讲讲大清，也就是我们中国，用教科书上的话来讲叫进一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国家，此话未免过于抽象，因此我们换一个老百姓常用的词儿：元气大伤。
不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还割地赔款，赔的还是巨款——大清当年岁入不过九千万两白银上下，一下子赔出去两万万两还多，于国于民所造成的巨大负担可想而知。
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丧权辱国，更加悲催的是，此时此刻，国内的人心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泱泱中华历来是天朝上国，而东瀛日本从来都不过是弹丸偏隅，这是常识。
如果没有中华大陆，那么当年日本几乎不可能立国，日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敢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八十是靠了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常识，虽然有些偏激。
但现在就是这弹丸偏隅把天朝上国给逆袭了，那么天朝上国的士子们会怎么想呢？
士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甘。
他们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逆袭的现实，他们希望再战。
从公元1895年年初李鸿章赴日和谈时起，就有全国地方官僚和中央权贵不断上疏反对议和，短短两个月不到，相关的奏章就已经超过了两千份，而且那些大员各个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一副若是议和则国将不国的架势。
比如南洋大臣张之洞在3月27日上奏说，马关和约如成定局，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朝廷以江山社稷考虑，和其他各国缔结密约，然后再做补救。
兴许是觉得意犹未尽，4月2日，张香帅再奏一封，称“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
应该讲这人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尽管输给日本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输在技不如人国不如人，所以跟无脑主战派不同，他不嚷嚷着举全国之力再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强的斡旋之上。
可问题在于求人不如求己，这列强要真能斡旋李鸿章早就让他们来斡了，正因为实在是斡不了了，这不才被迫割地赔款的么。
而继官僚权贵之后，全国的众青年才俊也纷纷不甘寂寞地出头了。
4月22日，有两个正在京城参加完会试等着发榜的举人，写了一份共计一万八千字的《告皇帝书》，主要内容是跪求迁都再战，实行变法维新；接着他们串联了同在京城等成绩的其他各省学子，搞了一个联合签名，然后于5月2日带着数人跑去都察院上书，请求都察院官员将这玩意儿转交给光绪帝。
带头的这两位，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出身，人称南海先生，当时主要职业是经营一家名为“万木草堂”的私学校。
此人才华可谓卓越，一部《新学伪经考》名满天下，让他一跃成为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不过人品极差，纵观其一生，大到投机钻营卖国，小到嫖娼不肯给钱，这位老兄都有份儿。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时为万木草堂首席弟子。虽说是康门学生，但论才华这人绝不逊色于康有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的，而公众则也习惯将他们合称为“康梁”。
康梁这次带着举子们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在你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属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
不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有时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们朗朗上口的鲸鱼其实并非鱼类一样，那名垂青史的所谓“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为或者教科书的说法，这次5月2日的公车上书是失败了的，因为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定局为由拒收他们的“告皇帝书”。
这当然是在扯淡，要知道当时上书求再战的举子又不是康门一户，其他学生士子也有写血书搞串联的，事实上就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学子关于中日之战的上书15封，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经他们手代奏的求战条陈足有20余封之多，在这些帖子中，不乏言辞激烈程度远超康梁那“告皇帝书”的文章，因此要说都察院单单跟他康有为过不去，是没有道理的。
真相是康有为在都察院衙门口跪了半天后，猛然顿悟，觉得两国战端已成定局，自己上书也于事无补，更何况那么多人都在上书，自己就算把这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也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举动，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所以跟梁启超私下一合计，还不如回家睡觉得了。
不过对外肯定得捞个好名声，于是就大肆宣传说因为自己文章写得杀伤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爷们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罢咧。
由于当时信息流通很不发达外加康有为确实有点小名声而且清政府也的确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角色，故而士子们都信了康梁的鬼话，就这样，康南海的名声如同涨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蹿了去。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是衙门不鸟还是康有为压根就把联名书给私扣了不交，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士子们的再战请求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马关条约尘埃落定，战败事实不可能再发生变更时，大家又表现出了第二个反应——学日本。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确实符合勤劳勇敢善良好学这八字美德，尽管大清败了，尽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清国商人了，但此时此刻在大清国内，却几乎没有仇日情绪，虽然为昔日学生所败终归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却并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还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
比较巧合的是，这一回打头阵的，仍是康梁这票人。
所以我说康有为这人才华还是很卓越的，至少他在当时
不过具体怎么学怎么改，哥儿几个一时间还没个详细计划。而就在他们加班加点正琢磨的时候，南面出大事了。
当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叫孙文的医生带着一干弟兄，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推翻大清朝廷，史称乙未广州起义。
孙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我相信不知此人的家伙应该不多。
自从上次马尾海战，孙先生就对大清的无能孱弱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不过当时他仍是在“扶清改革”和“灭清革命”这两项之间呈纠结状，而且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清光绪十九年（1894）时，孙文上书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改革国政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只不过那会儿李中堂正焦头烂额于中日两国的战争，自是没空鸟你货能不能畅流，所以此事自然也就没了个然后。
这对孙文而言是个打击——满腔报国热血付诸东流，再加之后来甲午战败，使得他更加坚信如果再由清廷统治中华，那必然国将不国，惨遭列强蚕食。
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腐朽的大清推翻，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度。
清光绪十九年（1894）十一月，他在檀香山创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开创者，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或许你不知道，除了中国之外，和孙先生结缘最深的国家，其实是日本。
尤其是他的那一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千古伟业，更是和日本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这一次的乙未广州起义，亦是如此。
且说在起事之前，孙文通过英国人康德李博士认识了后来影响并帮助了他一辈子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两位在清光绪二十年（1895）一月时见了一面，彼此一见倾心。因为投机，于是孙文就把自己想在广州搞点事情的想法跟梅屋庄吉说了，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这个帮助具体说来无非就是想让人家给自己凑点钱弄点武器啥的，当年的孙文虽说不穷，可要正儿八经地拉队伍打江山，他还是不具备这个财力的。
梅屋庄吉，土佐人（高知县），时任土佐商会会长，是个土豪。虽然这人当时表面职业是在香港开照相馆的，但他背后的人脉极其深厚，比如日本三菱财团的开山老祖岩崎弥太郎，就是他自幼的相知。
再说那孙文在见到梅屋庄吉之后，立刻就自动进入了口吐莲花的嘴遁模式，只听他这样说道：“梅屋君，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头睡狮，如果醒来，将会震惊世界。’？”
梅屋庄吉点点头，说我听说过，拿破仑说的吧？
“正是。”孙文也点点头，“但现在我国并未清醒，这着实非常危险。”
梅屋庄吉再度点头跟着附和，表示谁说不是呢，危险，真危险。
“我指的是贵国很危险。”
梅屋一惊：“何以见得？”
“西洋列强最终目的并非我国，而是整个亚洲，一旦清国沦陷，下一个必然是你们日本。”
这话说得对或者不对暂且不论，但至少孙文知道，这个观念在日本有很多人认同，包括梅屋庄吉。
所以听者继续点头：“孙君，您说得很有道理。”
而说者在得到了认可之后则越说越勇：“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不久前刚发生过战争，可眼下这种情况，为了不让自己的祖国沦为西洋人的奴隶，那么就必须团结起来，保卫亚细亚。保卫亚细亚的第一步，我认为应该是让中国脱离被殖民的危险，而要让中国不被殖民，则必须先推翻满清朝廷。我和我的同志们正准备为此而发起革命，就是眼下手头有点紧，您看是不是能够……”
梅屋庄吉连忙一口承应：“孙君若是举兵，我必将出钱资助。”
没几天，孙文就告诉梅屋庄吉说自己已经定下计划，准备九九重阳的时候搞一票大的，而梅老板确实很仗义，立刻为孙君东奔西跑地筹了一笔款子，还派手下去澳门新加坡等地购得军火，但由于梅屋家毕竟只是个开照相馆的，只印相片不印钱，财力到底有限，为了能让孙君更好地驱逐鞑虏，他特地写推荐信一封，让孙文拿着去找时任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他提供一些帮助。
3月1日，孙文见到了中川。
和梅屋庄吉有所不同，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工作人员，中川恒次郎绝非那种三下两下就能被忽悠的角色，当孙文跟他扯起亚洲安危世界局势时，他很果断地摆手拦住，问道：“孙先生，请问您有无详细的计划？”
孙文点点头，表示有，当然有，详细的计划就是我们决定在广州起义，一举攻下五羊城，然后北上，假道湖南湖北，一直杀到北京，改朝换代。
“这就完了？”
“完了。”
中川恒次郎想哭，但哭不出来，只能作微笑状：“在下的意思是，孙先生可有具体的做法？”
孙先生想都没想便表示，具体的做法就是你们日本人支援点军火，我们革命同志拼死奋力，共创大业。
中川恒次郎已经开始流汗了：“那要多少军火？”
“长枪两万五千支，手枪一千，配足子弹。”
“参与的同志，您预计有多少人？”
“不知。”
“纳尼？！”
看着对方一脸惊愕的表情，孙文连忙解释说，因为朝廷对这种事情盯得比较紧，党员同志之间通常都不联络，故而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人。不过孙先生也说了，大家都是靠得住的铁血哥们儿，“一旦发难，必定四方响应”。
听到这里，中川恒次郎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表示足下勇气可嘉，我等所不及，不过兹事体大，且容我考虑一段日子，行不？您要是急着造反，可以先去找别人。
孙文连忙摆手说自己不急，能等，本来去年就要反了，因为准备不充足一直熬到现在，再多等几日也无妨，咱就靠你了，中川领事。
两人一别就是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孙文又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比如德国驻港领事科纳普等人，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援手，但都无功而返，于是在4月17日，他又敲响了日本领事馆的门。
其实中川恒次郎本不想见他，但实在是因为荐头的面子大——前面说了，梅屋庄吉在日本各地都有人脉，因此也不得不开门迎客。
这一回孙文仍是老生常谈，拉赞助买武器，而中川领事则一反上次打太极拳的态度，很干脆地表示，自己是外交官，不是军官，只管经济贸易这种文绉绉的东西，玩不来杀人放火之类的高精尖，所以实在抱歉，爱莫能助。
事后，中川恒次郎这样评价孙文：“看他的样子，让我有一种仿佛碰上了《水浒传》中江湖豪杰的感觉。”
不过对于起事计划，中川也很不客气地认为，纯属“空中楼阁”。
尽管没得到足够的支援也不被看好，但孙文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拿着梅屋庄吉给他搞来的武器起事。
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孙文和一干弟兄齐聚广州，正式开始了行动。
这其中有孙文的发小陆皓东，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以及和孙文一起学医的郑士良等人。
行动的计划跟之前说的大致没差——鸣枪为号，联络同志，攻占广州，再图其他。
同时他们还印了很多反清传单，并创造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青天白日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还不等这些人打响反清第一枪，就先出了问题。
这主要是如孙文之前说的那样，参加起事的各路同志平常都不联络，到了临开打的前一天，孙文陆皓东他们才弄来一份名单按图索骥，挨家挨户敲门：“同志哥，明天我们造反，早上9点土地庙门口集合啊。”
这是一种很没效率的行为，同时风险也很大。
所以26日当天他们并没有联络到所有参加起事的人，甚至连一半都没联系上，本来想27日接着敲门的，可不承想第二天风声就泄露了出去——其实是必然的，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把衙门的人给招了过来，然后大伙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其中陆皓东没逃成，被抓了。
其实他是跟着大家一起逃出去的，本来未必会被抓，只不过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同志名册不知有没有被带出来，于是便要折返看个究竟。同行之人皆劝，说这太危险了，还是别管了罢。可陆皓东却表示，个人安危事小，一旦名册被官府搜去，必将按册株连，到时候“我党岂有余类”？
结果刚回去就跟官兵打了个照面。
就这样，他被抓了。
在狱中，陆皓东受到了严刑拷打，要他招供同党——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前面说了，若是不看名册，孙文这伙人自己都不知道谁跟谁是同志，现在你逼着陆皓东说，他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更何况就算说得出，人家也不会说。
只见那陆皓东在棍棒皮鞭之下奋笔疾书，痛斥朝廷腐败官僚祸国，并大声疾呼：“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也就是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年仅27岁。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了，不过万幸的是除了陆皓东之外，其余的核心骨干基本都安全脱逃毫发无损。其中主策划人孙文先是去了香港，然后又在仍不得安生的情况下，于当年11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剪去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从此不再是大清的子民。
之后，孙文又辗转英国加拿大等国，可能是觉得那边都不怎么好混，所以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时候，再度来到了日本。
这一年，他结识了两个对自己政治生涯而言非常重要的日本人，一个叫宫崎滔天，一个叫头山满。
宫崎滔天，熊本人，日本近代社会活动家。
所谓社会活动家，在我看来就是那种十处打锣九处在，不管社会上发生什么他都能参上一脚的家伙，巧得很，宫崎滔天还真是这样的人。
他是日本近代新闻之父德富苏峰的弟子。德富苏峰这人吧，除了搞新闻之外，还兼带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受其影响，宫崎滔天也成了个自由主义者。
明治二十四年（1891），宫崎滔天进入外务省当差，主要工作是监视中国方面的动向，具体一点，就是密切注意在中国大陆一切针对现行政府的秘密组党结社行为。
你不得不说日本人在中国的情报工作搞得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公元1891年，公知领袖康南海刚刚在万木草堂开坛布讲当校长，革命先驱孙中山尚且还正琢磨着怎么给李中堂写信物尽其流，再加上此时北洋水师正值巅峰，几乎没有人想到需要改革，更不会有人想到要搞革命，可日本人却已经开始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些变化，对此我们只能说，这帮人简直比大清还要了解大清。
在外务省工作期间，宫崎滔天认识了不少清国和朝鲜的政治人物，在和这些人的接触过程中，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亚细亚主义者。
亚细亚主义，也叫泛亚洲主义。简单而言，就是联合亚洲诸国反抗日益入侵亚洲大陆的西方殖民者，再说得透彻一点，即黄种人联合一起，打倒白人。
这套理论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当时的说法是联合大清，带领朝鲜，一起打造一个以日清为首朝鲜为跟班的黄种人联盟，共同抗击欧洲列强。
然后在明治十三年（1880），一个叫曾根俊虎的海军大尉成立了日本史上第一个泛亚主义社团——兴亚会。
曾根俊虎当时负责对华谍报，精通中文，和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八郎是旧识。
到了甲午战争后，亚细亚主义的主要理论则已经演变成了“日本带领中国和朝鲜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了。
话再说回宫崎滔天，自从他跟孙文两人相见之后，可谓是一见如故，就差撮土焚香拜把子了，尤其是对孙文的革命志向，宫崎君更是钦佩得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