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头山满和孙文相见恨晚的那会儿，大清地面上又不太平了起来。
话说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今菏泽市）的某天主教堂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在劫掠过程中，两名德国神父不幸遇难。
史称山东教案。
诚然，这是一起悲剧，可说破了大天，却也是治安事件。
但德国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是时候捞一票大的了。
11月6日，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山东，一个星期后，强占了胶州湾（青岛），虽经清廷竭力交涉，但最终还是落了个极其悲催的下场——大清赔偿德国白银22万两，并签署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意志99年。
几乎就在同时，趁着这股风气，俄国进占了旅顺大连；法国踏入了广州湾（今湛江），而英国则进驻了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和新界。
山东教案，胶州湾的被强占以及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端，给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大清子民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冲击，大家觉得自甲午战败以来，好像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把中国当肥羊宰割，想要什么时候吃肉了就拉上一刀，人人可以捞一票，哪里都可能被强占。
再不强国，就要亡国了。
而要强国，则必先变法。
于是，康有为他们又来了。
且说当年公车上书后，康先生金榜题名，得了个进士出身，然后被朝廷安排为工部主事，官居六品。
可能是这个差事不怎么忙，因此康有为闲暇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他跟梁启超一起办了一份报纸，叫《万国公报》，但因为撞名了的缘故，后又改为《中外纪闻》。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份政治报刊。
之后，他们又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政治团体——强学会。
由于之前利用《中外纪闻》的宣传，使得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再度声名大涨，以至于强学会成立时，北京各路政要乃至全国的官僚土豪都纷纷出钱支持，像翁同龢、袁世凯等都出过钱，甚至连李鸿章都打算出白银两千两以示支持，结果康有为嫌他签过《马关条约》，是大汉奸，拒收。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两千两白银都无所谓有无，可见当时康先生和他的强学会人气高到了什么程度。
强学会后来因“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被慈禧太后解散，于是这伙人又换了个名号，成立了保国会。
德国出兵胶州湾后，康有为奋笔上书光绪，要求朝廷改革，截止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正月二十九日，他就已经上了五道要求变法的折子。
光绪很心动，在收到第五奏之后便下了一道旨意，说从今允许康爱卿直接给朕上疏，无需转奏——大清有规定，四品以下官员无权直接和皇上交流，只能请上级转呈。
康有为很激动，觉得自己已经引起皇上的注意了，于是在受到了这个特殊待遇的当天，便上了第六封折子，内容仍是请求变法。
2月，康先生第七次上疏，这次不但上了折子，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两本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前者说的是明治维新，后者说的是俄皇彼得一世变法强国。
这两本书都是康有为道听途说日俄两国的变法历史后，再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而成，说句良心话，基本是不靠谱的。
你想一想，一个从未去过日本和俄国也并不懂日语跟俄文的人，写了两本日本与俄国的变法书，再想把这书上的内容套用在中国身上，这能成事儿么？
可光绪却信以为真了——这主要得归功于康先生那神来之笔的文章手法，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那几本康氏之作成了皇上每日必读之书，而且每读必流泪，一边流泪一边还说，我大清一定也要变法啊一定也要啊。
就在光绪变法之心日益坚定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噩耗。
恭亲王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
恭亲王叫奕，道光帝第六子，外号鬼子六，清末洋务派首领。
此人从小机智聪明胆识过人，据说一度是帝位的热门候选人，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城，奕被任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同联军谈判，最终签下了《北京条约》。
这次行动不光是挽救了当时南边闹长毛北边来鬼子的大清王朝，而且在议和期间奕笼络了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同时，在北京与列强和谈的时候，他的翩翩风度款款而谈也给众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这都为以后奕引领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帝驾崩后，因为继承人同治尚且年幼，故而国家大权由小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一手掌握。
不过由于先帝咸丰也曾留下过八位顾命大臣，因此在同治继位之初，后党跟帝党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
这个时候，奕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自己嫂子这一边。
同治元年（1861）十月，经过大半年的密谋准备，后党突然发难，一举拿下八大臣，其中两人被赐死，一人被斩首（肃顺），其余五人被充军。
史称辛酉政变。
这一年，慈禧27岁，奕30岁。
安内之后，便开始攘外，也就是洋务运动了。
具体的过程我们略过，简单而言，大清洋务的操盘手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不假，可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背后，却是奕。
而奕的背后呢？其实是慈禧太后。
这一次慈禧跟光绪前来探望，除了送最后一程之外，还想问问这位比李鸿章级别更高的大清洋务派巨头，在他百年之后，谁能为国分忧？
首先开口的是光绪，皇上当时想到的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翁师傅，于是便问道：“翁师傅如何？”
本来耷拉着脑袋面无活色都快要驾鹤西去的奕一听这话立刻两眼放出了如闪电般的光芒，一把拉住光绪的手：“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慈禧在后面听了连连点头，盟友毕竟是盟友，说的都是她想说却不太方便说的。
可能是说翁同龢的时候太激动，耗了些许体力，因此奕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开了口：“皇上，我听说最近有一个从广东来的举子叫康有为，一直在鼓吹变法。”
光绪并不否认。
“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
光绪默不作声，但脸上并不好看，这也很正常，比亲爹还亲的翁师傅被说了不是，现在又要说他的新宠康有为，不过对方毕竟是恭亲王，论辈分自己得管他叫叔，因此皇帝还是比较谦和地问了一句，那么您看能用谁？
“李鸿章。”
由于甲午战败的缘故，李鸿章被解除了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给了个闲差等于是让他去养老。但平心而论，尽管甲午他的确有责任，可真要论谁能扛起此时已然濒临危亡的大清，那显然是非他莫属。
但光绪并不乐意，因为康有为不喜欢李鸿章。
不过在恭亲王面前他并未表现出来，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朕知道了。
当日，爱新觉罗•奕去世，享年65岁。
两天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的名义上了一道折子，请求明定国是，说俗了就是要求变法。
6月6日，时任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请求光绪帝正式开始维新变法。
顺便一说，这玩意儿是康有为代拟的。
于是光绪终于下定了决心。
6月11日，在得到慈禧太后点头首肯的基础下，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这意味着大清帝国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维新变法。
6月16日，光绪召见了维新领袖康有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不光代表了年轻的皇上立志改革，也因为在这次会见之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彻底地被庙堂贵胄们给恨上了。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因为康有为是光辉伟大正确的维新派，而朝中大臣绝大多数都是黑暗卑鄙错误的守旧恶势力，新旧水火不容，因此康先生才遭了他们的恨。
这是一种错觉。
事实上康有为被大伙恨上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哥们儿嘴太贱。
话说康有为在入殿之前，碰到了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也怪荣禄多事儿，明明打个招呼就算完了，可他偏偏还要多问一句：“康先生大才，这是来补天救地了哈。请问您有何妙招？”
康有为直接回了句：“非变法不能救大清也。”
荣禄说这不是废话么，我也知道当务之急要搞改革了，可问题是这几百年下来的规矩，岂是说改就改得了的？
“呵呵。”康有为哂笑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官，这法自然就变了。”
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一二品大员都怒了。
孙子诶，你想杀谁？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康有为的变法是一场没有权贵基础的行动。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还有一个比权贵级别更高的人非常支持他，那就是皇帝光绪。
光绪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大致跟朝鲜的那位国王高宗没甚区别，聪明倒是挺聪明的一个孩子，也有十足的理想抱负，可关键是没经验，太好骗，整天想着让大清嗖地一下变成超级大国，然后又恰逢看到了康有为的那两本扯淡之书，顿感欣喜万分，认为按照书上做的话就能强国。于是一下子就被诓了进去。
正所谓一入康门深似海，从此智商是路人。
在跟荣禄做了简短交流之后，康先生便走进了金銮大殿，见到了光绪皇帝。
一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式的寒暄过后，两人进入了正题。
康有为的第一句正经话是：“皇上，大清就要亡国了！”
说的时候掷地有声，青筋暴满额头。
光绪被着实吓了一跳。
但冷静想一下，好像似乎也差不多，于是便回答说，这主要是因为大臣们不给力，所以国家才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然后康有为点头附议，称皇上乃是千古圣君，论个人修为绝对在隔壁明治天皇之上，就是被那些守旧之人所累，以至于大清才弄得有明君却不能强国，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康先生口中的那位“守旧之人”，却并非光绪所说的那些不给力的大臣，而是慈禧太后。
维新派一直都认为慈禧太后才是他们眼前最大的障碍。
而光绪也这么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老太太的存在，使得当年27岁快要奔三的他尽管名义上算是真龙天子，但实际上就是一介傀儡木偶，一切军国大事，全都是太后说了算，然后再以他的名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所以双方就此初步达成了一个默认的合作共识。
接着，康有为又表示，不管那个“守旧之人”怎么样，就算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也确实是到了必须变法维新的时候了。
这番话仍是说在了光绪的心坎里。
当天会见结束后，光绪封了康有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虽仍是六品官，但较之原先的工部主事，章京的实权更大，甚至可以说是大很多。
《明定国是诏》也颁了，康有为也见了，接下来，就该真刀真枪地干活了。
大清的变法维新从四个方面入手：教育，经济，政治，军事。
用康先生的话来讲，这四方面的改革都是山寨，哦不，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比如教育方面，大清先是学洋人办了个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然后又把封建糟粕的八股科举给废了；经济方面，也是力求殖产兴业，搞了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局，督办实业，谋求发展，并且还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加快成长步伐；政治方面，维新党颁布了创办报馆，言论自由以及允许士子民众上书的政策；最后的军事改革，则主要体现在废除原有传统的刀枪剑戟，改用西洋军制方面。
说句良心话，从颁布的这些政策来看，你要讲它是仿制了明治维新，那绝对是在糟践明治维新，这些个玩意儿充其量也就跟当年朝鲜金玉均那伙人搞的新政属一个级别。
实际上康有为对此也并不满意，因为他想搞的根本就不是上述这些皮毛改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维新——制定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改年号，甚至是断发易服，迁都上海。
这显然是做梦。
虽说康有为有向光绪提过他的那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改革设想，而光绪也确实非常心动，但最终设想仍只是设想，想过，也就当是做过了。
因为光绪的背后，有慈禧。
尽管在大清宣布变法之后，老佛爷就很淡定地从宫中搬出去了颐和园并声称要养老，可实际上朝中的大事小事，老太太仍是无所不知。
不仅如此，在变法后的第五天（6月15日），慈禧太后要求光绪连下三道圣旨：第一，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赶回原籍强行退休；第二，从今往后，凡封的二品以上官员，在受封之后必须先去皇太后处谢恩；第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负责京师及周围的戍卫防务。
翁同龢在光绪和维新党眼中算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现在把他踹回老家，那等于是在拆梁换柱了；二品官员去太后那里谢恩，就是说慈禧并不打算让光绪任意用人；至于那位荣禄，据说是老佛爷年轻时候的初恋，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能够确定的是，他是老太太的心腹，用他当直隶总督，那便是把中央戍卫部队的兵权给抓在了手里，万一真要动起手来，那么太后那边的胜算会大了很多。
很多人都说慈禧太后直接插手变法维新的原因是她和她的同伙们因循守旧，见不得新事物，这实在是很冤枉的，老太太要真是个守旧之人，也就不会有当年的洋务运动了。事实上所谓的维新变法，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场政治博弈——光绪跟康有为想打着人气非常高的改革大旗，来清理慈禧一派的老人，而老太太他们肯定不愿意就此被赶走，于是双方自然而然便剑拔弩张了起来。
你要说康有为搞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国，这我信，但要说这哥们儿是一心无私只为强国，那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十分心志，他康先生能把其中的两分放在强国上，就已经算不错了。
就在维新派跟太后派两拨人明里暗里往死里较劲的时候，一个搅局的人出现了。
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了天津，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伊藤大人来大清的主要目的，是跟康有为搞的这场维新有关。
那么，大清变法维新，跟日本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本来没什么关系，你变你的，我过我的，井水犯不着河水。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亚细亚主义风气大变，从一开始的“联华攘夷”，非常微妙地变成了“携华攘夷”，通俗来讲，就是原本把大清当哥们儿共进退，现在想自己当大哥带着大清闯江湖。
这么做，在日本人看来有两个好处：第一，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西方列强在亚洲势力日益扩大步步紧逼，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恐怕很难对付洋鬼子，而眼下亚洲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日本和大清了，所以为亚洲着想，两国最好联手；第二，日本可以把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带给大清，与此同时，捞点便宜。
于是伊藤博文就来中国了——在来之前，他和明治天皇密谈了很久，虽然不知道谈了些啥，但用膝盖也能明白，肯定和这次大清之行脱不了干系。
在抵达天津之后，伊藤博文受到了大清各界的热烈欢迎，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于12日亲自设宴接待，除去天津官僚名流之外，荣总督麾下的几员干将如袁世凯、聂士成等人也均出席作陪。
因为伊藤博文在这个时候来访必然与维新变法有关，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在席间，很多人都非常热情地请求伊藤前首相能将日本的先进经验带给大清，让大清早日成为和日本一样的强国，对此，伊藤博文频频点头应诺，说在下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然而就在这一团高兴的当儿，却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
荣禄离席了。
没有任何征兆，荣总督忽然就站起了身子，一声不吭地离开了现场，同时脸上很不好看。
作为东道主，作为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在大伙一致对变法维新无限看好的气氛下做出这样的行为，这让伊藤博文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
9月14日，伊藤一行来到了北京。他们首先来到了总理事务衙门，跟负责人庆亲王奕劻见了一面。
因为有了之前荣禄的经验，所以伊藤博文也就不再一味给新政唱好了，而是自动进入了八面玲珑的模式，在跟奕劻会谈时，他表示，这个变法维新么，说是说维新，其实主要行政还是要重用老成之人，那些少壮派，不是不用，而是不重用，让他们先辅佐老人，打打下手，等成熟了再说。
奕劻是后党，听了这话自是喜上眉梢点头连连，夸赞伊藤大人不愧是东洋名相，真材实料。
但其实私下里，伊藤博文是这么评价这场变法维新的：“说实在的，如果大清皇帝见我并问我关于变法之事，不论从道义上还是实际角度出发，我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说了，他能做吗？就算去做，又能做到什么程度？你看着总理衙门的官僚们，有几个真心想要变法的？而且最近皇帝又突然提拔了那么多新人，如此操之过急，又难免离散了老人们的心啊。”
所谓“突然提拔了那么多的新人”，指的是在9月1日，时任礼部主事王照想要奏请光绪皇帝出国去日本走一趟，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再回来搞改革。但是被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是天方夜谭，不肯转呈，于是双方吵了起来，王照一度还准备弹劾怀塔布阻挠新政——这在变法期间算是很大的罪名，不亚于叛国投敌了，于是怀尚书在不得已之下，只能代为转呈。
9月4日，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知道了此事，便立刻赏了王照三品顶戴，并着为四品京堂候补，以示鼓励。
同时，以怀塔布为首的五六名高官，也被以阻挠新政为名撤了职。
接着，就在王照升官的第二天，光绪召见了维新派核心人物谭嗣同，然后任命谭嗣同以及同为核心的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京章行走。
军机京章行走简称军机行走，虽比不得登堂入阁的军机大臣，但却也有足够的实权，民间俗称小军机或小宰相。
一边是罢黜旧人，一边是提拔新人，雷厉风行手段如火，这让伊藤博文感到了些许不安，再加上之前荣禄的态度，更让他觉得，大清的维新变法，其实蛮岌岌可危的。
从庆亲王奕劻的总理衙门出来后，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又来到了贤良寺，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老对手、老冤家——李鸿章。
伊藤见李中堂主要为了两件事，首先是台湾交割问题，虽然三年前就已经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已把台湾割给了日本，但因为各种交接工作的缘故，使得当日当时的明治政府仍没有把宝岛拿到手，于是伊藤前首相便代表了天皇，向李前中堂催促，问你们啥时候能把台湾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