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日清战争，或者说甲午战争，就这么终于尘埃落定了。
日本胜，大清败。
日本自有历史以来，在被中华文明润泽了上千年之后，第一次完全打败了自己的师傅兼兄长。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蕞尔小国能打赢雄霸世界数千年的老大帝国？老大帝国即便是老了老了，可瘦死的骆驼终究也该比马大，为什么就会被这匹新兴的黑马给踩在了地上？
为什么？
这个问题从甲午战败之后就一直在被人研究着，得出的结论也是多种多样，比较主流的，是认为日本通过实行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所以战胜了腐朽的清政府。
关于明治维新的本质和其他，我们之前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该吐槽的也一个都没落下，战场上军备的优劣对比，该比的一个也没少比，这里就不再多扯淡了，我直接说我的观点，我认为，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胜的最大的原因，有两样，一曰情报；二曰国民。
先说第一样。
我想如果今天我站在中国的街头，随便拦住一个人，问他对日本的印象是什么，我敢说，十有八九这人除了能很模糊地概括出一些诸如日本地方比较小，人口比较少之类近乎小国寡民的概念外，再也说不出其他了，最多再扯扯八年抗战或是动画片或是德艺双馨某老师。
很不客气地说，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根本就不懂日本，甚至可以说是不知道日本，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无论哪个时代的中国人，他对于日本的了解，多半仅限于数千年前就已经产生的印象：一个孤岛上面住着一群平均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人，他们靠打渔为生。
实际上拥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日本就面积而言，尽管不比中国，但在世界上也绝非靠后，而且日本现在年轻人的平均身高，也已经超过了中国。
数千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没想到过要去正视自己的那位东邻小弟，更别说深入了解，直到被已经强大无比的对方直接一把撂倒在地的时候，才猛然回过神来，然后说出我们经常能在动画片里看到的，被自己的儿子、弟弟、徒弟所打败的父亲、哥哥、师傅所经常说的那句台词：“原来……你已经成长得那么厉害了……”
可现实不是动画片，我们的不在乎不关注不了解不知道，往往会给我们自己带来血的代价。
就如同这场甲午战争，清廷的众大员们直至战败，都以为日本不过是蕞尔小国，边邻小邦，而战争之后，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所谓的“觉醒”，将对日本的定位从原先的后辈徒儿变成了前辈师傅，发愤图强要以日本为师，要将日本的那一套成功复制到大清身上，但却也学得相当不得法，比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直接把慈禧当成了幕府，把光绪当成了明治天皇，要光绪以明治驱逐幕府那般来将老太后人道毁灭，这不得不说是要么没看清日本，要么没看懂大清。
反观日本，从这个国家有历史的那一年开始，就时时刻刻关注着西面的那庞大帝国，当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善意的时时刻刻还是恶意的时时刻刻，但至少，日本对于来自中华的情报，是从来都不曾有过一丝忽视的。
像这次的甲午战争，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好几年就把大清给摸了个底透，同时又派了无数间谍潜伏在清国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各种情报，就连清廷赔款底线是多少这种超S级国家机密都探听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能如此知晓一切，又岂有不胜的道理。
当我们对日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把我们摸了个门清。
我不知道这句话我在这套书里重复了多少遍，但无论多少遍，我认为都有重复的必要和意义。
说完了一，我们再来说二。
国民，也就是老百姓。
虽然古代圣贤一直都很看重这个，比如孟子就曾经曰过：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但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亚圣的话往往就被丢脑后了。
在中国历史上，小民永远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不仅自称草民，事实上也确实宛若草芥，不值一提，比如在章回小说里头，肯花笔墨上心的，永远是将和相，无论是名将抑或是名相，至于小民，一般的下场要么是默默无名地活着，要么是默默无名地死去——只留下一个数字，就比如你自幼耳熟能详的关云长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可你又能否记起他杀过哪个小兵的名字么？
你当然记不起，因为关二爷尽管杀小兵无数，但留下名字的，无论在小说中在历史上，一个也没有。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可如果真的过分执着于王而无视小贼的话，那匪乱将永世不平。
小兵来自小民，小民就是国民，是决定一切国与国之间对决的最关键要素，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那场甲午战争。
你不要觉得这话听起来不靠谱，其实稍微想想就明白了，李鸿章再能耐，他上不了定远号铲煤，去不了致远号开炮，也到不了平壤守城，将帅虽然只需运筹于帷幄之中，但真正去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实际上还是小兵。
开战前，当日本的国民在给吉野号捐款，甚至连烟柳巷里的姑娘都知道军舰、海防等词儿的时候，大清的国民仍不知日本为何物，海军为何物；开战时，平壤城内的一万三四千手里拿着19世纪最先进武器的大清国民，因吸食鸦片坏了身体，而惨败于数量完全不如自己的日本国民，同样还是开战时，坐镇在亚洲第一的舰队上的大清国民们，愣是被日本国民给夺去了制海权；当日本国民组成的军队登上大清国土之后，仍是大清的国民，给他们做向导，做起了带路党。
这以上的种种，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国民素质整体体现，故而也可以说，甲午一战，并非日本国战胜大清国，而是日本人在国民素质方面，更胜我大清一筹。
那么，这更胜一筹的原因又何在？
我觉得，要说明白此事，首先得从东京开始说起。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这众所周知，此地原名江户，是德川幕府中枢核心所在，也因此，德川时代亦被称为江户时代，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不过，江户毕竟只是江户，即便是德川时代，日本的国家首都，却还是依然在京都，因为那里有天皇，而且风水好，这个我们前面就说了。
江户改名东京并称为国家首都，也不过是最近百来年的事儿。
话说在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的中旬，一个叫前岛密的人给当时新政府掌权者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上了一封信，说是让天皇搬到江户去如何？当然，他充分考虑到了京都人民热爱天皇的心情，所以还提议说，可以效仿中国大明朝的南京和北京，在日本也搞两个首都，分别是西边的京都和东边的江户。
前岛密，简单说来就是日本邮政之父。现在日本的邮政制度，包括邮政的专用词汇，比如把邮票叫作切手，邮政局叫邮便局，都是他发明创造的。再在后来，他为了普及教育，曾经提出把汉字给废除让大家只学容易记住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当然，这个无比祸国殃民且祸害千年的馊主意很快就被人给集体否决了，不然的话今天日本就跟韩国一样，到处都是从汉语中演变过来可中国人就是怎么也看不明白的文字。
不过这哥们儿显然是明朝历史没学好，要是他再深入研究的话，就该知道，明朝其实有三个首都，北京，南京和中都凤阳。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建议还是让大久保利通眼睛一亮，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
要知道，当年不管是京都还是大阪，常住的总人口撑死了也就八十万不到，而江户的人口却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万，是当之无愧的日本第一大都会。
此外，人多还只是一个原因，关键是人口的素质。
在那会儿，江户的男性识字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其中，武士阶层的识字率是百分之百，而同时代的伦敦，不过百分之二十，巴黎则连百分之十都不到。在江户，就连农民都能作上一首和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填词作诗，江户之外的地方虽说没那么高，可也差不到哪儿去，总之一句话，就算说当时的日本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那也是基本没错的。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一样东西——国民教育。
说到江户时代的国民教育，那就必须提到寺子屋。所谓寺子屋其实就是私塾，当然，不是吉田松阴开的那种，而是专门为小孩子准备的私人开设的学前教育班，江户时代，一般的孩子到了6岁左右，就会被父母带着去家附近的寺子屋拜师入学，当时整个日本有寺子屋15000多家，光江户一地，就有大小1000多家，规模小一点的有十几二十个学生，规模大一点的能上百人，而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市重点区重点，也不存在什么名门小学，所以择校的标准，全凭家长在街头巷尾打听得来的所谓口碑，要么就是自己拿了几份教材回到家里研究一番，看看哪个学校的教材最好，就选哪个。
那年头日本的教材很多，很杂，真要分的话可以分五大类，第一类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教科书，主要有《庭训往来》和《商卖往来》，往来就是教科书的意思，商卖往来我们看题目就知道，是教你怎么知钱花钱怎么算钱的商业ABC和数学基础，而庭训往来中的庭训，则取自论语里的季子篇，说孔老夫子有一天在自家院里看到儿子在很放浪地撒野狂跑，然后将其叫住进行训话，所以叫庭训，也就是老子在庭院里对儿子进行的谆谆教诲，内容包括了做人的道理和地球上的常识，可以说是一本少儿百科全书；第二类是识字书，教材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千文字》，因为除了日本人本身根据中国的草书和偏旁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外，汉字也是日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叫《苗字尽》，苗字就是姓的意思，换句话讲，就是日本的百家姓；第三类是地理类，主要教材是《国尽》和《村头尽》，教的是让你学会辨别东西南北，知道日本各处的地名和简单的风土人情；第四类是典论，就是儒学，常用教材是中国的四书五经；最后一类是历史，历史分为日本历史和中国历史，日本历史用的教材一般是《国史略》，中国历史的教材则多用《十八史略》，十八史就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一直挨个数到欧阳修写的新五代史这17个朝代的17本史书，外加一本司马光的《资政通鉴》。而在这五大类里，真的要细算起来的话，教材的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7000种，事实上日本现在的教科书依然很多，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依然会去看一下这个学校教科书的内容是啥，这跟几百年前的寺子屋择校几乎没有区别，而教科书太多自然观点也就非常繁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经常因教科书问题而跟周边国家闹出矛盾来。
说完了教材，我们说说老师。
现在的话，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老师的待遇都是相当好的，至少在当地可以算是中上左右的收入水平了，而在一些大城市里，教师的待遇甚至超过了公务员，而且工作负荷也算是比较轻松，相比之下，寺子屋的老师们可就没那么好的命了，虽说日本的教材有好几千，但教学方法却意外地统一，只有一种：一对一教学法，就是挨个教下来，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教学方法，因为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能够充分地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优点缺点，然后对于其整个生涯做出指导乃至规划，不过了不起归了不起，但工作量很大，大致算下来，平均一个老师一天要给10个孩子分别授课，这属于不折不扣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放在今天那是基本工资除外，各种补贴也绝对少不了的，然而，作为寺子屋老师唯一收入的学费，却意外地便宜，便宜到你想不到——随便给。
随便给的意思是说你看着给，家里有钱的，一年给个上万，老师双手收下，说个谢谢，家里穷的，一年到头来攒不下几个钱，只能让妈妈做几个点心来慰问一下，老师倒也不嫌弃，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说一声非常感谢，这点心看起来真好吃，家里是农民的话，每到收获季节拿一些青菜萝卜茄子土豆之类的送到老师家，老师一样脸带微笑地放进了自家的厨房，说一声谢谢，劳您费心了。之后该怎么教还是怎么教，不会因为你给了一万两我就单独辅导，你给了我俩萝卜我就把你跟给我月饼的孩子放在一块儿集中批发授课。
寺子屋的老师，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庶民出身，其他的还有武士，僧侣，神官或者医生，这些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干这个职业，很少听说有跳槽什么的，虽说收入很少，但他们却赢得了另一样尤为宝贵的东西——尊敬，学生的尊敬，家长的尊敬，以至全社会的尊敬。其中，那些德高望重、从业多年的老教师，还能在每年受到幕府将军的亲自接见。而对于学生来说，老师就如同再生父母一般，即便是寺子屋毕业，即便是踏入了社会，可一旦碰到什么无法决定的事儿还是会去找自己的启蒙老师商量，听听他的建议，临走前还不忘毕恭毕敬地说上一句谢谢先生。非常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学校，非常流行这么一句话：“出了事儿找谁商量也不能找老师商量。”甚至还发生过因为要查书包而引起了纠纷，导致学生噌地摸出一把水果刀给了老师一下子的悲剧，这在江户时代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以至于现在日本人自己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各种以师生关系为主的作品层次不穷，从很久之前的金八先生，到现在在中国都异常流行的GTO(麻辣教师)以及极道鲜师，为的就是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然而却是收效甚微。
当然了，学生捅老师这事儿肯定是学生不对，但老师们也该自我反省一下，对于教师二字，是不是仅仅将其当作一种职业就足够了呢？
寺子屋出现的原因，归根结底源于日本人的一种认知，那就是“小孩子是大家的共有财产”，也就是说，不管大人的贫富好恶，小孩子都是无辜的，不能因大人的种种而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全社会都有责任如同帮助自家孩子一般来帮助任何一个小孩子的教育或者发展。这话其实中国人在好几千年前就有说过，那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明治五年（1872）的时候，日本政府进行了一场统一学制的改革，所有的寺子屋都被废除了，但是，寺子屋为日本奠定下的结实的国民素质基础，成为日本迅速发展为近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话说，晚清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跑日本去留学，想学一下日本的维新以便让中国用了也好富强一把，可这批人越留学越郁闷，他们惊讶地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所干的那些事儿，大清基本上都干了，买洋枪洋炮，大清没少买；学着造各种西洋玩意儿，大清的江南制造局和安庆军械所那要比日本的强得多；他日本炼钢，我大清制铁；他日本请洋专家，我大清找洋教练，总而言之一句话，两国的变革几乎是完全相同，不分早晚就以相似度来论的话，完全可以说清朝的洋务运动是抄袭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也能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洋务运动的山寨版，那为何日本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强国，并且在海上将大清打败，而且还随着八国联军一起攻入北京城呢？
这群留学生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总结出了一个原因：民智未开。
当然不是说中国人笨，而是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被开发出来，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人的隐藏属性没有被激活。我们都知道，开发智力除了吃补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
而中国人，尤其是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视这个。
应该讲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深知教育重要性的民族，自古就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样的名言，但关键的关键，就出在“百年树人”上面。
百年。
中国人不是不肯搞教育，只是觉得教育花费时间太长见效太慢，权衡利弊后，还不如买几艘船搞几门炮。
在洋务时代，曾经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叫李提摩太，这人我们后面会提到，他向李鸿章建议说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对此李鸿章认为开销太大，但李提摩太说这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得到的答复是20年，于是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曾建议光绪帝去日本考察的王照，也对康有为说过：“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但康有为却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公元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而孙中山只是告诉他：“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一个洋务派领袖，一个维新派领袖，一个传说中革命的先行者，三人都堪称是数百年来人中之杰，却都如此性急。
而造成的后果你也看到了，买了再多的船，装了再多的炮，没人会玩，仍是一沉到了底。
国民教育决定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决定国民行为和国民心态，国民行为和国民心态，则决定了国运。
我想，大致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