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久已摇摇欲坠，不过，与任何其他古老帝国不同，它的军事力量一直强大到足以使列强军队焦头烂额。自17世纪末叶起，它的北面疆界因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挺进，而被迫退到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巴尔干诸国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附属民族，则日渐骚动。在敌对列强的鼓励和协助下，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已被转化为一群多少带点儿独立成分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断蚕食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帝国大多数的边远地区，例如北非和中东，久已不在奥斯曼经常性的有效统治之下。它们现在越来越（虽然不一定是正式地）落入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到了1900年，形势已经很清楚。除了部分地区以外，从埃及和苏丹（Sudan）西边延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已落入英国的统治和影响之下。黎巴嫩以北的叙利亚是一个例外，法国人掌握了这一带的大权。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另一个例外，由于当时尚未在半岛上发现石油或其他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列强遂大方地把它留给当地部落酋长和贝都因（Bedouin）传教士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去争夺。事实上到了1914年，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已经完全从欧洲消失，也从非洲剔除。它只在中东维持一个软弱的帝国，而中东的这部分也未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不像波斯和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可为其崩溃中的帝国找到直接的替换物：一大群居住在小亚细亚，拥有共同血统、语言的土耳其穆斯林。这些人口可以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这种民族国家，乃是以它们所接受的19世纪西方模式为基础。
这种情形，几乎不是那些西化官员当初所设想的。西化公职人员在法律和新闻等新兴世俗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伊斯兰教律法不需要立法这一行业。1875—1900年间，具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增加了三倍，为更多的期刊打开了市场），想用革命的办法来复兴帝国，因为帝国本身不太热衷推动的现代化计划已告搁浅。以“青年土耳其”一名为人所熟知的团结进步委员会，是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它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于1908年初掌政权，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超越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他们最珍爱的那种启蒙运动，乃是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所启发。它结合了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热切信仰、等同于宗教的世俗地位、非民主式的进步（引实证主义者的一句格言：“秩序和进步。”），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计划。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方式自然会吸引落后、传统国家的一小群执政精英，因为他们想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国家推进20世纪。这种思考方式或许从不曾像在19世纪末叶的非欧洲国家那么具有影响力。
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同，土耳其的1908年革命也以失败收场。事实上，它加速了土耳其帝国残余部分的崩溃，又为政府添上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多党派议会制度等负担。这些体制都是为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对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政府的统治越简单越好，因为社会事物皆掌握在元气充沛而且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下。“青年土耳其”政权继承了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将土耳其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那方。[6]
因此，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从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结构转移到军事和独裁体制，从对世俗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由于它再也无法忽视族群内部的效忠，也无法驾驭非土耳其民族，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单一的国家，即将尚未被整批驱逐或屠杀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Kurds）等强行同化。建立在族裔和语言之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甚至染有以世俗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帝国美梦。因为，西亚和中亚的大多数地区（主要在俄国境内），其居民皆说着各种不同的土耳其语，土耳其当然想把这些人包括在“泛土耳其”同盟之中。因而，在“青年土耳其”内部，其政策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转变到西化但具有强烈民族性乃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如民族诗人和思想家格卡尔普（Ziya Gökalp，1876—1924）代表的那种。以实际上废除帝国本身为发端的真正土耳其革命，要到1918年后，才在这类思想的支持下展开。但是，它的内容已隐含在“青年土耳其”的宗旨之中。
于是，土耳其和波斯及中国不一样，它不仅消灭了一个旧政权，而且也相当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土耳其革命或许缔造了当代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政权。这个政权激烈地推行进步、反传统的启蒙运动，以及一种不受自由辩论困扰的民粹主义。由于缺乏革命性的中产阶级，或任何革命阶级，于是知识分子和（战后尤其是）军人遂接掌了政权。他们那个强硬而成功的领袖凯末尔将军（Kemal Atatürk），日后残忍无情地实行“青年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他宣布共和国成立；废止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罗马拼音代替阿拉伯文字；摘下妇女的面纱并将她们送进学校；如果需要，还可以军事力量强迫男人戴圆顶高帽或其他西式头饰，而非传统头巾。土耳其革命的弱点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它不被数目庞大的农村土耳其人接受，也无法改变农民社会的结构。不过，这次革命的历史性意义非常重大，历史学家从来都不曾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国际性后果——帝国的崩溃和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以及1917年后伟大得多的俄国革命。在这些事件的争辉之下，土耳其当代的各项发展遂显得毫不重要。